批评——方增先和他的水墨人物画
方增先和他的水墨人物画 ■ 王菡薇 在中国书画史上，“浙派”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明代前期，杭人戴进取地方文脉之渊源，从南宋院派山水画中吸取养料，首开“浙派”艺术先河，一时蜚声四海。然而，明代中期以后，“浙派”在对恣意荒率的据守中逐渐没落，其地位被“吴门画派”所取代。清代中期，杭人丁敬等承乾嘉好古风尚，以金石艺术重树“浙派”声望，虽有“西泠八家”之盛，终不能变时代兴衰之大势。随着晚清上海经济地位的提升，艺坛名手多聚于沪，而浙土虽也有西泠印社之立，纵是名家荟萃、巨匠云集，其文脉之源也已牵到了黄浦江头。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吴茀之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的努力下，“新浙派”艺术迎来了发展的曙光。此后，一批在“新中国”美术院校成长的精英接过了前辈大师们树立的大旗，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完成了这一交接过程，使“浙派”艺术迎来全面腾飞的契机，被艺坛称为“新浙派”第二代艺术家群体。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方增先正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成长于新时代的艺术人才，方增先无疑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继承传统艺术独特的民族性的同时摈弃其属于旧时代的某些审美趣味，创造出适合彰显时代气息的“新国画”成为了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1955年，方增先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设立国画系，曾习油画的方氏入国画系，为日后的发展开辟了土壤。一方面，在那个特殊年代，写实主义几乎是人物画创作的唯一风向标，而方氏优秀的西画功底使得其在造型和解构上具有一般国画系出身的画家不具备的能力，这使得转型的考验不仅没有造成其发展的瓶颈，反而使其在新的领域如鱼得水；另一方面，周围艺术环境的感染也对其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当时的人物画创作来说，由于有了“写实”的基本诉求，西画的思维方式早已定型，因此对当时的艺术工作者而言，革新国画的难点不在于简单的接受，而在于在接受的同时不失传统的基本阵地，使国画的民族性边界不至于被西画突破，至于这一基本阵地在于何处，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理解。当时，“新浙派”领袖潘天寿竭力主张中国画的发展命脉在于“线”，而方增先显然在思想上与其产生了共鸣，这一共鸣最终促成了其早期代表作《粒粒皆辛苦》的成功。画作虽仍有“徐蒋体系”痕迹，从人物结构上看，特殊的观察角度赋予了画面极强的稳定感，而这种稳定感又通过一种蕴于形象之内的动势来传达；但画面中无论是布局的静，还是形象的动，都是通过一种鲜明有力而富于变化的线来完成，其飘逸翻转的活跃气息最终将图像上升为具有生命张力的意象，这正是方氏早期人物画之特色。 画面虽定格于瞬间，但艺术的发展却长流不息。尽管在写实人物画领域，方增先在建国初已取得了卓越成绩，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时代的变革还是要求其必须重新审视已有的荣誉。“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写实主义早已不是唯一的创作标准，艺术的本体性研究开始复苏，无数画家满怀热忱投身到对于形式美的追求当中，掀起了一场艺术改革浪潮。在这场浪潮中，许多人将视角向海外辐射，从现代和后现代西方艺术中寻找可汲取的养料，而方增先却还是将探索重点放在了家乡文脉上。在人物画中，他运用以线为主、明暗为次以及强调结构和整体感的造型方法，继而发展为弱化轮廓线转向积墨的特点。在传统绘画理论中，笔与墨的完美结合无疑是至高至美的境界，而在建国后，写实主义创作需求已经使笔法成为了固守民族性阵地的传统要素，而另一要素墨法的发展却因传统审美观的摒弃而流于迟滞。在“新浙派”画家的队伍中，黄宾虹堪称书画史上最著名的墨法大师之一，其对于积墨山水画法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堪称卓越，而方增先则将这一技法转移到人物画的创作中，从而与前辈的艺术理念形成了呼应。20世纪末，在人物画中使用积墨法的画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边疆风情成为艺坛流行的新主题之后，积墨法在描绘事物体积感上的优势就渐为人们熟知，经常用来表现棉袍、毛毡等厚重、陈旧的衣物。但在方增先的人物画中，积墨法的使用范围则更为广泛，不仅是人物的衣物和身躯，出现在画面中的山石点景甚至人物的脸庞都以积墨法处理，如1980、1990年代的《母亲》等母与子题材作品和新世纪之后的藏族题材作品《拿烟斗的老人》《昆仑月色》等，这种处理办法同时强调了形象的明暗对比度，表现画面大气磅礴之势，使观者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和深刻感，同时也使画面风格从写实走向了象征和表现。因此，如果说一般人物画家是在以积墨写真的话，方增先的积墨人物画则是在以积墨写情，两者在境界上的差异十分明显。 客观来看，当方增先将积墨法引入人物画的创作，取得新成绩的时候，他已经扛起了“新浙派”的大旗，走在了当代画坛的前沿，但这一成绩并没有使其放慢多方面探索的脚步。在其人物画中，又常能见到以放牧为主题的作品，牧牛多以墨法为之，而放牧的牧童或少女则纯以线条勾勒。一墨一笔、一黑一白，这正是方氏艺术成就的简单概括。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类作品的技法更加简洁，人物多只勾轮廓结构，不对衣纹作过于细致的交待，因而显得清丽秀美；而牧牛则仅以几团墨迹为之，有时连牛蹄都省略，作伏草涉水之状，浑厚而不失灵动，营造出一种更加洗练的意境。或许方氏不断探索书画艺术新方向的精神正是画家带给世人最宝贵的财富吧！（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增先 国画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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