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理画论——唐代桂州书法艺术 ■ 颜以琳
一、唐代桂州书法概要 就本土而言，广西基本没有太多文化成就。然而，唐代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常常因中央政府内部权力斗争而遭排挤贬谪，流放到蛮夷之地的广西特别是桂州（即今桂林）。从主观上讲，他们内心是不情愿的；从客观上讲，却给桂州带来了中原先进文明，极大地促进了桂州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桂州文化是中原文明的南迁与繁衍。有唐一代，流放桂州的文化名人和书法家，从数量上来讲，不在少数；从知名度来讲，不乏当时名家和大家，如褚遂良、张九龄、韩秀实、柳宗元、元晦、李商隐等文坛及书坛名家，都曾在桂州为官或随军至此。这些人的到来引发其好友对桂州的关注和赞美，如因柳宗元而有韩愈、白居易对桂州的诗赞，因李昌巙、韩秀实而有李阳冰篆书和韩云卿的文章镌刻于桂州，因李渤而有中唐著名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韩方明到桂州题字，因颜证而有颜真卿书法在桂州广为流传。这些名家在桂州的出现，引起了当世文人对桂州的关注，他们在桂州留下的诗文和摩崖书法石刻，有着极高的价值，直接或间接为桂州注入了中原先进文明，对桂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是桂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第一梯队。 二、唐代精英和士二代对桂州书法的开拓与建设 谪居桂州的文化官员在来桂州之前，饱受这些名动朝野、影响古今的名家和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广西特别是桂州的文化，是中原文明南迁的产物。这些谪居或游历至此的官员、文人、学者等，把在广西时的所见所闻撰写成诗文，并刻于广西一些山上的岩洞石壁上，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构成了广西唐代书法作品的主要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桂州摩崖石刻。至今，桂林七星岩、伏波山、南溪山、叠彩山、独秀峰、西山、虞山、隐山等主要景区，保留着大量的题诗、题名、题记等石刻资料。唐代广西著名书法作品有：褚遂良《金刚经》（毁于清乾隆年间），颜真卿榜书《逍遥楼》，李邕《桂州都督程元英碑》（772年大历七年桂州），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韩云卿撰文、李阳冰篆额、韩秀实书写的《平蛮颂》《舜庙碑》，沈传师《罗池庙碑》，李渤《南溪诗并序》《玄岩铭》，韩方明《新开隐山记》，元晦《四望山记》《叠彩山记》等。 历数这些到桂州做官者，有一个潜在的特征：排除极少数当时一流文化精英（如褚遂良、张九龄、柳宗元等）被流放到桂州对桂州文化的影响和这些文化精英好友对桂州文化的帮扶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士二代”文化群体对桂州文化的带动。当时一些名声显赫的中原氏族，他们的子孙中有一些人到桂州做官，这些“士二代”的名望和水准虽不比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但是作为他们氏族群体中的一员，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也不是一般家庭可及的，即使他们不是一流的文化精英，但也是二流或三流，而不是不入流。 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史实来看，唐代国本之根基，依然有赖于前代形成的大士族。初唐之时，有四大家族“崔、卢、李、郑”，即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而后，逐渐演变为“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传，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自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为婚，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联姻。“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高傲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这“五姓七家”可谓有唐一代的大士族。他们的影响，远非一般家族可比。 此外，还有一些中小士族，也构成了唐代统治秩序的基础。如当时被称为“关中四姓”的有韦、裴、柳、薛四家，即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其他还有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昌黎韩氏、广宗新安程氏、乐安孙氏、琅琊颜氏等。这些中小士族中，多有成为唐代文坛和书坛大家者，如颜真卿、韩云卿、韩愈、柳宗元等，他们家族子嗣和亲友中多有到桂州做官者，成为桂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第二梯队。 综上所述，在唐代，相对偏远、地处岭南的桂州虽然为流放和贬黜地，但不乏有一流的文人和书法家来到此地并留下诗文和书法作品，也有唐王朝“五姓七家”大士族和一些中小士族的子嗣来此地为官，作为唐朝文化核心圈的他们，南下桂州，为桂北带来了中原先进文明和文化。桂州的文化教育发展，赖及这些人的带动。他们在桂州留下的书法和摩崖碑刻，成为桂州士子学习书法的重要教科书，这些摩崖书法，极大地影响了桂州的书法风气和取向，是桂州书法发展的重要基石。现今我们所说的“八桂书风”，寻根究源，绕不开这些人和这些摩崖石刻。从这个意义上讲，桂州文化，追根溯源，是中原文化。桂州文化和书风，是中原文化和书风南迁的产物。唐·元晦《四望山记》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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