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作】白连春最新散文三篇--------《感谢》、《我回来了》、《在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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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白连春
2008年12月25日，那天是圣诞节。那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这篇感谢的短文。写好了，就放着。我不会在网上贴是一个理由，总觉得哪里没有表达好是另一个理由。今天是2009年新年的大年初二的晚上，我又在写这篇短文。今天，是我四十四岁的生日。我能活到四十四岁，能在故乡——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要感谢很多人。也许没有人相信，我已经十年没有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了。自从离开四川，春节，我就没有回过家。我都是一个人过春节。今年，以我生病的方式，我回家了。我的三弟没有回家，还在浙江打工，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四川。我的四弟倒是从西安回来了，可是没有赶上家里的年饭。也许还没有人相信，我到北京打工已经十年，这中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我的四弟。今年，我见到我的四弟了。今年，我还给我的祖父和祖母上了坟。我祖父和祖母的坟一前一后守着父亲母亲的家，但是，父亲母亲的家早已经成为危房了。父亲母亲早已经搬到二弟家，和二弟住在一起。我们兄弟四个，幸好有二弟留在故乡，要不然，父亲母亲不知道住哪里，我回故乡，还真不知道该上哪里团聚。
我能够和父亲母亲、二弟、四弟团聚，首先，要感谢花语。女诗人花语，本名徐华。是她最先把我生病的消息贴到网上，引起众多诗友对我的关注。她又从西安到泸州来看我，给我买了衣服和好吃的东西。她除了是个优秀的诗人之外，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给我打了很多电话，鼓励我要坚强。她在网上贴了献给我的诗，还贴了和我交往的文章，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在炒作她自己。花语已经是著名诗人了，用不着拿我白连春来炒作她。
其次，我要感谢我家乡《泸州晚报》的记者初旭。他多次报道我生病的消息。他也是最先报道我生病的人。他写的我生病的文章被数十家网站转载。还有《信息周刊》的记者庞音，她写我的文章写得最深情，说我是不应该被故乡人民忘记的人。还有《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元禄，他对我的采访最细致最深入，写了我的童年，以及我早年间在河南的黄河边打工，老板怀疑我偷钱，冬天的深夜把我赶出门后，我不得不一路卖血回家的事。我这样一路回家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一段我在河南的经历，最终使我写成了中篇小说《拯救父亲》。在这篇小说里，我没有写我被老板赶出门，也没有写我卖血，我写了我对河南人的无限的热爱和感激。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要拯救的父亲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河南农民老头儿。
再其次，我要感谢诗人和诗歌活动家世中人先生。他除了积极为我组织募捐之外，还专程到泸州来看我，把募得的五万余元钱及时亲手交到我的手里。在病房里，他还拥抱了我。正是这笔钱救了我的命。我从北京回到泸州的时候，身上的钱不足八百元，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慢车的硬座票，一路上，只吃黄瓜和梨。上车那天早上，我到早市买了五斤黄瓜和五斤梨。黄瓜一元二角一斤，梨一元一斤，都是最便宜的。那梨很难吃。我没有吃完。黄瓜吃完了。慢车的硬座车厢简直不能坐：太脏；太吵；抽烟的人无数；很多人脱了鞋钻到座位底下睡，穿胶鞋的脚脱出来，臭得死人。我一直不停地咳，发烧，头晕，浑身无力。现在，回忆我坐在火车上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终于到了成都。本想连夜回泸州，实在是太难受，不得不到老师家住下。我的老师李守之和陈德明，原在泸州教书，退休后到了成都，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成都。他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必需住得和儿子近一些。幸好有他们在成都。我每次路过成都，都到他们家住。原来，他们租的房子是两室的，他们住一室，保姆住一室，为了我去住方便，他们就租了三室的房子。那天晚上，我没有给他们买任何礼物到了他们家。第二天早上，陈德明老师拿出一瓶洋酒，要我拿到泸州，好送有关领导。第一次，我从成都回泸州没有坐长途汽车。田正芳老师知道我病了，特意叫她女婿开车把我送回泸州，直接送到沙湾乡下我的老家。我去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那天，给医院交了五百元。医生说，从来没有病人住院交五百元钱的。第二天，泸州白氏家族茜草镇脉派就给我送来了五千元。我的同学杨昭龙当即交给了医院。从我回到泸州，杨昭龙就一直陪着我。我住院了，开始几天，他天天给我送饭。后来，我的一个姨陈大英退休了，她给我送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杨昭龙给我送，因为他要上班，而且，他不住在城里。在老家，我自己没有房子。我出院了，本来，可以住在二弟家。二弟也要我住，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但是二弟在镇里的菜市场杀鸭子，家里到处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于是我住在了杨昭龙家。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守之，陈德明和田正芳，还要感谢我姨陈大英，更要感谢同学杨昭龙。我病了，回到故乡，是他收留了我。要知道，我得的是传染病肺结核，很多人都害怕啊。在感谢杨昭龙的同时，我更要感谢杨昭龙的妻子刘家秀。这个工厂的下岗女工， 除了做饭给我吃，还要给我洗衣服，甚至，袜子都给我洗过。后来，我好些了，才自己洗袜子。
我还要感谢我打工的单位《北京文学》。我病了，回到了老家，《北京文学》除了给了我一万元之外，还按月给我寄来工资。没有上班，我已经收到两个月工资了。没有上班而拿工资，我觉得问心有愧。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姓白的人。我病了回到故乡，我的一个原来并没有什么交往的大哥白联洲，号召姓白的人都来关心我帮助我。在他的游说下，我俨然成了天才，成了白家人的骄傲。他甚至把我和白居易比，说，唐朝我们有白居易，现在我们有白连春。在他的游说下，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白家人，大部分是农民，都纷纷给我钱。不少人没有时间来看我，他们住在离泸州城很远的山里，都托人把钱给我带来。当我在病房里，捧着这些滚烫的钱，这些五元，十元，二十元的皱巴巴的肮脏的钱，我的心颤得厉害。还有一个嫁到白家的老太太，连夜给我织了一双毛线鞋子。现在，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写这篇短文的。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热爱诗歌的人。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认识的，有更小一部分是我的朋友，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在北京、重庆和泸州为我搞朗诵会，给我募捐，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短信，写诗献给我，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医院看我，给我送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活下来。我还要感谢《星星诗刊》，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辉煌30年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的评委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奖的特等奖给了我。我尤其要感谢《星星诗刊》的编辑萧融，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大奖赛，也不准备参赛，是她极力鼓励我。她给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奖金很高，怕我不参加，她还说，我有实力。在她的极力鼓励下，我把我写了至少五年没有拿出来发表的诗又翻出来修改。修改这组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病了，星期六和星期天，还有星期一，连续三天，我站在阳台上（我的阳台太小，放了电脑，就放不下椅子，我只能站着），一边咳着一边发烧着一边修改诗。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要获奖。我只想要把诗修改得好一些，对得起萧融。因为我知道一个编辑要这样给人约稿，太难得了。后来，萧融和《星星诗刊》都因为我得了奖，我说了实话，而遭到有人的骂。那骂的人认为：萧融、《星星诗刊》和我，我们侮辱了农民，侮辱了农民工。在这里，我要感谢那骂我的人，他们骂我，我不生气，说明我的人和我的诗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不应该骂萧融，萧融一个女同志，一个普通编辑，我离开四川十年了，只是见过她一次。相信她除了给我约稿外，还给很多人约了稿。她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更不应该骂《星星诗刊》。我是《星星诗刊》培养的，对《星星诗刊》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在我们中国，不说所有诗人，至少一半以上诗人都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作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星星诗刊》。在我心里，《星星诗刊》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星星诗刊》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像野草一样轻和贱，却养了世界和我的祖国两千多年，也养了我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里，我写的关于他们的诗，他们也许就没有读过。一如既往，他们种米给我吃，种菜给我吃，还种棉花，让织布工人织成布，给我温暖。我还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工人。我离开村庄来到他们的城市，和他们走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没有当我是敌人。虽然在城市，我曾经遭到少数人的歧视，甚至被怀疑是坏人，但是最终我坚持了下来。这给城市对我的包容有关。这给我的祖国发展进步了有关。在此，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祖国。生生死死，我都要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用阳光照耀我，用风和雨磨练我，还用幽静和平的夜晚，让我累了后可以睡觉。我要感谢路边的小白花。它在野草中寂寞地开落，很偶然被我看见了。每次看见路边的小白花，无论有多么急的事，我都要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不否认我看它的目光是充满敬和爱的。我还要感谢那些睡在街边的人，睡在车站的人，睡在树底下的人，他们累了，我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睡下。他们的生命如此不设防，就像路边的小白花。我多么想和他们睡在一起。我多么想把他们抱在怀里。我多么想守着他们，等他们醒了后轻轻地喊他们一声。我相信：他们全都是我生命中的亲人。但是，限于我的羞涩，我只是停下来，看他们一会儿。愿上帝保佑他们，愿上帝眷顾他们。
我要感谢火车汽车，还有飞机，它们把如此多的人都送回了家。幸好我的祖国有如此多的火车汽车和飞机。我要感谢路：公路，大路和山路。我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修路的人，那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路，让我们踏着这些路，可以去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要感谢长江。这条我家门前的江，它穿越了我的大半个祖国，从小到大都陪着我。有烦闷的事，我只要在长江边的岩石上一坐，看着静静的流水，心就会静下来。这次病了我回来，天天都要到长江边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和朋友一起，有时我自己。我故乡的城市泸州已经修了两座长江大桥了，现在，又在修第三座。这第三座长江大桥是铁索桥，正好从我家门前过。要不了多久，也许明年吧，我家所在的组和挨着的两个组就要拆迁。这一大片土地都要被占用。现在已经春节，修桥的工人大部分回家了，还有一些留守在工地上。每次走到长江边，我都要到修桥的工地看一看。很多人都在那儿看。我故乡的人民和我一样热爱长江，热爱看工人修长江大桥。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儿。每次，他都会给我笑。他住在一个很简陋很矮小的房子里，屋檐下悬挂着几块大小不等的腊肉。一天，我看见他洗了衣服。一根铁丝上，一头挂腊肉，一头挂衣服。他从铁丝的一头开始挂衣服，到中间正好只剩下一双袜子。他把那双袜子挂来和腊肉挨在一起。我看见了，给他说袜子不要和肉在一起，衣服可以挂紧一些，衣服和肉之间最好空一点。他听了很高兴，执意要请我吃饭。我当然不能吃他的饭。我说我刚吃了。我要感谢这些修长江大桥的工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外地人，他们为我故乡泸州的发展做了我不能做的贡献。
我要感谢医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是他们救了我的命。还有那些护士姐妹。她们天天给我打针，给我送药，给我量体温。还有在病房里搞卫生的老人，他除了让病房每天都很干净外，还要给病人烧开水。
我要感谢我的故乡，它生了我，养了我，我病了回来，它又接收我。我的故乡在这个时候具体是指：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文体局和江阳区文化馆。我要感谢陈宏局长和陈涛馆长。他们给了我远远不止一个局长和一个馆长的帮助。
我要感谢钱代富老师。他请我吃饭，亲自做了鸭子汤亲自给我送到医院。他到处给人讲白连春总有一天要名见经传，他说，白连春死了，对泸州是很大的损失。他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是那么真诚。我还要感谢向承耕，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先给我寄了一千元钱，我出院后，他又专程从叙永到泸州来看我。他和我探讨人类究竟该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是写人的精神的。我要感谢张佑迟，他是我生病回故乡后才认识的，他多次到病房看我，给我送来他自己烤制的面包，我出院后，他还陪着我去看长江。他本是合江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退休了，总算回到故乡。他是我故乡最善良同时也最有才的作家，他的故事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语言干净，准确，有无限的意味和蕴涵。我尤其要感谢王德宗先生，他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我故乡泸州的象征，做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我没有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他得知我生病后，到医院看我，我刚巧回沙湾乡下了。于是他找了我的一个主治医生，要医生关照我。那医生是他的学生。第二天医生查房，说王德宗老师来看过我，我不在。医生还说了一件事：她读书的时候学校批斗权威，那天是新学生开学读书的第一天，报名后，校方要学生在黑板上写打倒王德宗，第二天正式上课，王德宗老师进教室，擦掉黑板上的打倒王德宗那五个字，转身，说，我就是王德宗。一班学生全都惊住了。王德宗接着说，虽然你们要打倒我，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上课。我还要感谢肖体高、黄星俭和崔燚，他们不仅多次到医院看我，两天前，即新年大年二十九，还到茜草镇杨昭龙的家来看我，给我带来牛奶、苹果，还有一种我没有吃过的水果。我还要感谢印子君和牛放，他们很忙，从成都来看我，天黑了才达到，吃了一顿晚饭就走了。他们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相信多年后，他们仍会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住在茜草镇。天不下雨，每天下午，我都要爬上山，站在山顶上，看一看长江和长江对岸的泸州城，然后，我要走到父亲母亲的地里。每天，他们都在地里。我还病着，不能做重活，可以拔庄稼地里的草，还可以给庄稼松土。给庄稼松土这样的活，我做不了一会儿就浑身冒汗。我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差，所以，重活基本上都是母亲做，比如挖田，比如挑粪。每次看见母亲做这些，我都非常恨我自己，因为母亲六十多快七十岁，还做这么重的活，而我是她的儿子，却不能帮她做一点。我父亲喜欢种菜，菜种好了，都是母亲挑去市场卖。茜草镇上住着许多东北人，还有天津人和北京人，他们都是大厂的工人。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我父亲就学会了种茴香，因为这些东北人天津人和北京人，爱吃茴香饺子。我父亲种茴香远近闻名。每天，我回去，都看见父亲在茴香地。他给茴香浇水。他给茴香拔草。他给茴香拔草不站在土里，他拿了两块薄薄的木板铺在地上，整个人卧在木板上。他说茴香秀气，人踩着茴香，踩倒了爬不起来，铺着木板，面积大，茴香没有被压倒，爬得起来。这篇短文写到这里，不用我多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最应该感谢的两个人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种庄稼和做人。
其实，我要感谢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世界的一切，我都应该感谢。说实话，对这世界的一切，除了感谢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更炽烈的感情。我爱。我热爱。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我一颗由衷的心，捧着满腔满腹满怀的敬意热爱。我热爱地上爬的蚂蚁，我热爱天上飞的鸟，我热爱水里游的鱼。天下雨，我热爱，天出太阳，我热爱，天刮风，我还热爱。白天，我热爱，夜晚，我还热爱。我热爱每一棵草，不管我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我热爱每一个人，不管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尤其热爱庄稼，我父亲母亲种的庄稼，我热爱，别人种的庄稼，我也热爱。走在路上，看见地里的庄稼一路绿着，它们在我达到之前，就已经绿着了。我的心就充满愉悦。看见一个人在庄稼地里干活，我就要停下来。如果是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我的兄弟，如果是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我的姐妹，如果是一个老人，男的则是我的父亲，女的则是我的母亲。
我感谢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有草绿着之外，还有庄稼绿着，除了有无数的人外出打工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在故乡种庄稼。
我感谢。我热爱。我活着感谢和热爱。我死了，更要感谢和热爱。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埋葬在一棵草下。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一棵草收留。
但是现在，我不死，我要好好活着，好好感谢和热爱，同时，我要像我父亲母亲一样好好劳动。不论我在哪里，在北京，或者在四川，首先，我都要好好劳动，好好感谢和热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好好劳动，对得起世界让我做了一生的人。
好好感谢和好好热爱，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白连春最新散文-------《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白连春
我回来了，我用心说，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
我回来了，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用心，我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
我回来了，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我用心说。我这样说着说着泪就出来了。
在这之前，我已经跪在了地上。我在地上已经跪了不知道多久了。我跪在地上，我的手，我的头，我的胸膛，我的整个身体，都深深地埋在一片青草里，正对着我祖父的坟。是的，我流着泪跪在我已经去世十多年的祖父的坟前，用心，给我祖父说：我回来了，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后来，我又这样流着泪跪在我祖母的坟前。我祖母去世也十多年了。我是祖父祖母都去世后才离开的。他们一个八十五岁一个七十九岁，一前一后去世了。我把他们一前一后都安埋了，然后，才离开的。我把他们一前一后安埋在我家的土房子的前后，让他们看守着我家的土房子。我祖父在前，我祖母在后。现在，我祖父和祖母的坟都还在，我出生，居住，长大的土房子却不见了，因为长久无人居住，不知道何年何月倒塌了，被乡人拆除，那个地方现在是一块绿油油的土地，一小片芹菜和一小片萝卜葱葱郁郁地生长着，就快成熟了。看见这块土地，我才知道：原来我祖母生活六十多年我祖父生活十多年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竟然如此小，一小片芹菜和一小片萝卜就占据了，我才懂得一个人过一生其实真的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也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很多人，也许一小片芹菜和一小片萝卜就足够了，还有很多人，他们善于运用，仅仅一秒钟就超过了别人漫长的一生。
在我家的土房子变成的地边一块长满了青苔的石头上，我坐了下来。我认出了那块石头。它一直在我家的土房子的门口。在我的童年时代，祖母站在上面看着长江对岸的泸州城，也坐在上面抽烟喝酒，我一惹祖母不高兴了，祖母就罚我跪在上面的石头。那时候我多么恨那块石头啊，现在我这么爱它，虽然它已经被青苔覆盖了。我轻轻地坐在它身上，一边用右手抚摸覆盖它的青苔。我的手指如此温暖、温柔甚至可以说温馨，我怕我惊醒了它的安眠，如果一块曾经光亮曾经沾满人间烟火最终被青苔覆盖了的石头，见证了两代人——我父亲和我——的生，见证了两个人——我祖父和我祖母——的死，见证了一座土房子的修造、居住、倒塌和拆除，也见证了一小片芹菜和一小片萝卜的葱郁，它也有安眠的话。它是不是不用别人惊，自己就常常醒来？它是不是一觉睡去，再也不需要醒来？它是不是像我的祖父祖母一样，再也没有醒来？
又一次，我看见了我的祖父祖母紧挨着坐在石头上，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一棵烟，叶子烟，有时候我祖父卷，有时候我祖母卷。他们这样紧挨着坐在石头上抽，两只老手递来递去，直到一棵烟抽灭。一杯高粱酒，我祖父喝一小口，递给我祖母，我祖母喝一小口，再递给我祖父。他们这样紧挨着坐在石头上，直到一杯酒喝干。这个情景是我读初中以后才出现的。我读初中以后，我仍然恨祖父祖母抽烟，恨祖父祖母喝酒。这恨使我发誓我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那烟，是我帮着祖父祖母一锄头一锄头，一挑粪一挑粪地种出来的。那酒，也是我帮着祖父祖母一锄头一锄头，一挑粪一挑粪地种出高粱，然后背着高粱走二十五山路，到乡场上的酒厂去换回来的。小时候，我恨全世界。小时候，我最恨的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我恨他们不要我，从我有记忆起，我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的祖父一个人生活在泸州城里，他是当时泸州城里最著名的木匠，他专为百货站管理工地，从十岁当学徒起，他就开始在泸州城里修房子，修了一辈子的房子，却没有自己的房子。本来，百货站分了房子给他。在那个时候，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房子了。他分到房子后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天天守在工地里，日日夜夜都和工地在一起。偶尔，大概一个月一次吧，祖父回到沙湾乡下来，拿出一点钱给祖母，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祖母站在我家的土房子门口的石头上，看着祖父走。祖父下山，祖父穿过桂圆林，祖父走在长江边的沙滩上，祖父上了船。祖母还站在我家的土房子门口的石头上，她已经看不见祖父了，她只能看见船。她就看着船。她看着船开过长江，开到了长江对岸的泸州城。她看见船上的人一个一个地下来，一个一个都消失在了泸州城里。直到这个时候，祖母才进到我家的土房子里，直到这个时候，祖母的泪才流出来。祖母爱祖父，祖父不爱祖母。他们的婚姻是他们的父母包办的。那时候，祖父家穷，所以他十岁就离开家进了泸州城当了学徒。那时候，祖母家更穷，她的家在遥远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深山里，所以她十二岁就嫁给了祖父。祖父大祖母九岁。那年，祖父二十一岁，祖母十二岁，他们结婚了。二十一岁的祖父和十二岁的祖母站在一起一样高。也许祖父自卑自己太矮，也许祖父在泸州城里生活多年，真的爱上了某个泸州城里的女人，总之，结婚那天，祖父就不爱祖母，而祖母，这个从深山里嫁到泸州城边的小姑娘，则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嫁的男人。随着时光流逝，祖父的个子一点没有长高，祖母却高出祖父两个头。祖母三十岁那年，祖父三十九岁，他们一个爱一个不爱，也终于有了儿子，他们唯一的孩子。这个祖父祖母唯一的孩子长到八岁的时候，泸州城解放了。那天，从未进过城的祖母带着儿子进城去看祖父，泸州城里人山人海，结果，不知所措的祖母和她的儿子走散了。儿子丢了。很长一段时间，祖母差不多疯了，祖父，再也没有和他本来就不爱的祖母说过一句话。十二年后，丢了的儿子二十岁，自己找回来了。祖父祖母那个高兴呀，他们赶紧给儿子结了婚。三年后，儿子有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我的父亲。这个儿子的儿子就是我。祖父祖母更加高兴。他们的高兴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已经看出他们的儿子他们唯一的孩子恨他们。由于恨，父亲母亲和祖父祖母分了家。分家的时候，祖母提出要我。也由于恨，祖父年复一年坚持一个月只回沙湾乡下一次。由于恨，恨祖母要我，父亲干脆什么也不管我了，他连带着把我也恨了。就这样，在长江边的山坡上，我和祖母相依为命了。
祖父背着被子离开泸州城回到沙湾乡下那年，已经七十二岁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给百货站管理工地。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彻底老了。他在泸州城里修了一辈子的房子，最终失去了自己的房子。百货站分给他的，他一天都没有住过的新房子，他借给了两个要结婚的人。那两个借房子的人，男的和女的都是祖父好朋友的孩子，他们发誓只借一年。结婚要新房子。他们说。他们的父亲，祖父的好朋友也帮着他们说。祖父就借给他们了。他们住了一年又一年。反正你也不住。他们说。他们的儿子在祖父的房子里出生了。他们的女儿在祖父的房子里也出生了。这房子我们住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说。两个孩子都在这里生的。他们说。你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他们说。就这样，祖父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他不得不离开泸州城回到沙湾乡下。就这样，在沙湾乡下，七十二岁的祖父一点一滴地爱上了六十三岁的祖母。这个矮男人终于爱上了他的高女人。这个高女人从十二岁起就爱着她的矮男人，她爱她的矮男人，她盼着她的矮男人爱她，她这样又爱又盼，一直坚持了五十一年。白天，他们紧挨着坐在石头上。我家门口的这块石头正好，不大不小，刚巧坐下紧挨着的祖父和祖母。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他们很艰苦卓绝地开始交谈。他们的一生多么漫长啊，多么荒芜啊，多么寂寞啊，他们有多少心里话要说给彼此听啊。就这样，他们谈啊谈，夜里，他们睡在了一张床上。祖父祖母同时发现：有一个人睡在自己身边，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候我虽然读初中了，还是不理解祖父和祖母，他们怎么可以一整天一整天紧挨着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抽烟，喝酒，说话，到了晚上，他们早早地睡下，仍然接着说话。他们爱得那么深。他们的牙掉了。他们的头发白了。他们的脸上堆满皱纹了。他们的手变成鸡爪子了。他们还爱得那么深。他们悄悄牵手。他们偷偷接吻。不止一次，他们牵手被我看见了。不止一次，他们接吻被我看见了。他们爱得那么深，完全忽略了我。我恨他们。那时候我恨全世界。我相信我是全世界最多余的一个人。父亲母亲不要我，祖父祖母不管我。在那时候之前，我九岁的某一天，我饿昏倒在读小学的教室里。在那时候之后，我十五岁的某一天，我读高中一年级了，终于，还是跳长江自杀了。
我没有死成，当我被救，在长江下游另一个县的医院里醒来，我看见的第一张脸是我祖父的。我看见了我祖父脸上惊慌失措惊魂未定惊天动地又惊喜交集的表情。我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对我的爱。就这样，在这一瞬间，我长大了。
我长大了，后来，我当了兵，后来，我疯狂地迷上诗歌，后来，我从一个农民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安置到了泸州市江阳区文化馆，后来，我在泸州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在我三十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肯嫁给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八十五岁的祖父去世了。祖父去世后，由于父亲不要祖母，我只得把七十六岁的祖母从乡下接到城里。那个肯嫁给我的女人，因为祖母来了，突然不和我结婚了。又过了三年，祖母也去世了。祖母去世后，为了诗歌，也因为我没有了牵挂，我就离开四川到了北京。
现在，我看见童年的我跪在石头上哭泣，我看见少年的我坐在石头上读书，我看见祖母站在石头上眼巴巴地看着长江对岸的泸州城，我还看见七十二岁以后的祖父和六十三岁以后的祖母紧挨着坐在石头上，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他们倾心交谈。有时候他们悄悄牵手。有时候他们偷偷接吻。我看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围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吃红苕稀饭。我看见劳累一天，我的祖父先睡下了，我的祖母洗了碗筷喂了猪后，也睡下了，静静的有一些寒冷也有一些清凉的夜晚，剩下我一个面对着土墙坐在一盏灯前。黑暗无边，岁月蹉跎，一盏小小的干净的灯带领我在时间的大海上航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究竟要去哪里。我的童年没了，我的少年没了，我的青年也没了。我曾经有过梦，有过理想，有过沸腾的血，有过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现在，这些，全都没了。我不知道要怎样努力坚持，才能让自己一滴泪都不流，虽然在我漂在北京的那十年里，我都认为我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是的，在那十年里，我没有流过泪，我一滴泪都没有流过，即使那些疲惫的白天和孤独的黑夜，我都强忍着泪，不让它们流出来。就这样，我忍着泪，在北京过了我的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的十年。我在北京一漂就是十年。整整十年，除了贫穷和孤独，我什么都没有挣下，除了一场让我差点就死掉的病，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病了，我用心说，我在北京十年了，现在，我回来了，比起一代一代那些最终客死他乡的人，我是幸运和幸福的，我还没有死，我还活着。
我回来了，我用心说，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
我流着泪。我这样用心说着。我看见了我的祖父，我还看见了我的父亲，加上我和我的两个弟弟，我们家的三代五个男人，因为种种原因，都离开了。现在，我回来了。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浙江，他们没有回来。
我回来了，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我这样用心说着。其实，没有发出一丁点儿的声音。我一丁点儿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像我脚底下的一只蚂蚁一粒沙子。我的泪悄悄地滑落在一片又一片草叶上。我的心没有跳动。我的心因为在北京的挣扎和回到四川的喜悦，早已经融化了。它随着泪滑落在草叶上，又随着泪浸润到了泥土深处。只是风，替我敲击大地。只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在我的周围无边无际地展开。
很多坟，包括我祖父和祖母的，在庄稼地里起伏，被阳光和青草越抬越高，仿佛大地从内部生出的波澜，仿佛岁月流逝了，留下的核。
白连春最新散文-------《在母亲身边》
在母亲身边 白连春 我们所有人都是母亲生的。
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由母亲和父亲一起养大的。有一些人，父亲在外工作，或者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或者父亲和母亲其中一个死了，由母亲或者父亲单独养大。在困难年代，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家父母太穷，不得不抱养在别家。这些父母离了婚，或者父母其中一个死了，以及抱养在别家的孩子，长大后，他们的性格多少会受到影响，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不幸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左右他们的生命。
我的情况特殊：我的父母没有离婚，我却由祖母单独养大。我的祖父在泸州城里。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是父母不要我。他们要了三个弟弟，为什么不要我？我常常这样问。没有人回答我。我虽然由祖母养大，但是祖母给我的爱很少。她一个人住在乡下。她的男人不爱她，他住在城里，她的儿子恨她，虽说和她住在同一个生产队，然而他们两家之间隔着三座山。她在男人和儿子那里受了气，就在我身上出。她骂我，打我，不准我吃饭，我有一丁点儿惹她不高兴了，就罚我跪在石头上。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割草，捞树叶，到山下的工厂生活区捡破烂，挑粪，进城收潲水，做做种种农活。现在，我已经四十四岁了，因为贫穷，因为热爱诗歌，还没有结婚，而且，我病了。我从打工的北京回到故乡四川，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一共住了两个月。这中间，父亲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母亲只来看过我一次。在我的病房里，母亲呆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因为是和其他人——我的两个姨、两个舅妈一起来的，母亲也没有给我说话。母亲走在众亲戚的最后面，进入我的病房，她走到我跟前，一句话未说，从怀里摸出一把米，劈头盖脸砸到我的身上，弄得我一头一脸到处是米，我躺的病床上，也到处是米。我愣了一瞬间，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母亲去信迷信了。在我的故乡，这叫抹米。如果谁家有人病了，这家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和父亲一起，端一碗米，到神汉或者药妈家，神汉或者药妈对着米施一通法，这米砸到病人身上，就可以把妖魔鬼怪赶走，去痛治病了。按母亲的想法，我病了，是被妖魔鬼怪缠上了。她给我身上砸了一把施了法术的米，赶走了缠我的妖魔鬼怪，我的病就好了。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两个月中，就只到医院看过我这一次。果然，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我出院了。我回到我的出生地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联合村沙坪组。
在我的出生地，我早先居住的土房子，已经倒塌拆除了。我同祖母在一起，祖母靠祖父每月一次拿回来的很少的一点钱把我养大。七十二岁，身体和心灵都彻底苍老了的祖父，离开他生活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泸州城回到沙湾乡下，同我和祖母在一起。七十二岁，我的祖父爱上了六十三岁的我的祖母。在这之前，我的祖母在沙湾乡下已经爱了等了我的在泸州城里的祖父五十一年。他们终于在一起了。他们终于爱上了。他们这样爱着，又都活了十多年。我的祖父去世时八十五岁。我的祖母去世时七十九岁。他们一前一后去世，一前一后，我把他们都安埋了。然后，我离开四川到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我出生长大的土房子倒塌拆除，变成了一片庄稼。现在，我病了，我回来了。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本想住到二弟家，因为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我病了，我回来了，二弟也要我住到他家，但是二弟在茜草镇上杀鸭子，家里到处都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不得不住到同学杨昭龙家。现在，我的生活基本稳定了下来。每天上午，我在同学家干点自己的活：看看书，或者写点什么。每天下午，我都到二弟家。我父亲的身体比我母亲差，所以，父亲干活少，重的，累的，脏的活都是母亲做。我到二弟家，力所能及地多多少少帮着母亲做一些活。这样，我既可以在母亲身边，又可以做点农活得到一些锻炼。
我四十四岁，得了几种病：包括失眠，肺结核和前列腺增生，医生还怀疑我得了什么癌症，至今没有确定，也许，真的像其他病人一样，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四十四岁，病了，在母亲身边，帮着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我觉得我幸福极了。母亲很忙：种地，卖菜，煮一家人的饭，给二弟晒鸭毛，还给二弟喂着八头猪。这八头猪喂大，二弟卖了，立刻，又买回八头小猪，让母亲喂。母亲除了种着自己一家人的地，还种着我舅舅家的地和我小姨家的地，还去捡别人家的地种。那么好的地荒了多可惜啊。母亲说。他们都去打工了。母亲说。母亲天不亮起床，中午从来没有睡过午觉，忙到很晚才躺下。她走路不是走，而是跑。她在地里跑，回到家里，在楼梯上，还跑。有很多次，我看见母亲从楼梯上跑下来。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从楼梯上跑下来，我相信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说她。所以她不敢再在我面前跑了。她在楼顶翻晒鸭毛，同时想着厨房里煮着的饭，以及给猪煮的食，于是，她就跑下来。她在地里干活，在这块地干着，同时想着那块地，还想着家里的活，她就跑。有时候她扛着锄头跑。有时候她挑着粪跑。有时候她背着一背篓菜或者猪草跑。还有的时候，她在地里干活，突然想起家里还煮着饭，或者煮着猪的食，怕水烧干了，或者看见天要变了，担心楼顶晒着的鸭毛被雨淋湿，她就跑。她飞快地跑。她要跑得比风快，她要跑到雨落下来之前到家。母亲如此忙，想着这想着那，所以常常出错。有时候饭煮糊了，她就吃锅底的饭。有时候饭煮多了，她就吃剩饭。有时候饭煮稀了，她就吃汤。有时候猪草煮糊了，还有的时候，尽管她一路跑回家，鸭毛还是被雨淋湿了，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母亲出错，她都要挨二弟和二弟媳的骂。每当挨骂，母亲从不还嘴，只是默默地继续干着自己该干的活。每当母亲挨骂，我听着，心就痛。我四十四岁，病了，两手空空回到故乡，住在同学家，吃着二弟家的饭，乡人已经有很多说法了，所以，听着二弟和二弟媳骂母亲，我不敢帮着母亲骂，我只能心痛，只能更多地替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虽然母亲从小没有要我，但是，我仍是多么爱她啊。小时候，我对她的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相信尽可能地替母亲做一些农活，对于我，已经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我拔母亲地里的草。草太多，我蹲不了多久，就端一根小板凳，坐着拔草。我还替母亲的田挖坑。在我的故乡，田种稻赔钱越来越多，农民都把田改成土，种菜。由于天下雨少，水越来越少，必需在田边地角挖坑蓄水，不然，天干的时候没有水浇灌，菜都要死。母亲捡了很多别人家的地，这些地因为长久无人种，已经荒了。这些地要种，必需先除草，再挖坑，然后才能种。给田或者地挖坑，是很重的活。每当我替母亲挖坑，母亲都不同意，怕我累着。但是因为母亲的活实在是太多，我执意要挖，挖一会儿，歇一会儿，她也不坚决反对。
就这样，我四十四岁，病了，终于生活在了母亲身边。母亲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她究竟多少岁，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我只记得有一天，那时候我刚出院，身体还很虚，我住在同学杨昭龙家，出门杨昭龙都不放心，他和他妻子必须有一个人陪着。在那天之前的某天，母亲就要我那天去吃饭。那天，我的另一个同学杨元海和他妻子一起来看我。我们五个人在山上闲转，傍晚时分，到了我母亲家。我母亲还在地里干活。她没有提要留我吃饭的事。我们在地边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因为天要黑了。第三天，我又到了母亲家。我问母亲那天怎么回事？母亲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接着，她又说，那天炖了一只鸡，本要留我吃饭的，但是因为我们一共来了五个人，怕不够吃，所以，母亲没敢留我，怕留下我们五个人后，二弟和二弟媳骂她。听了母亲的话，我很伤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那么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又说，那只鸡是二弟拿回家的，是一只死了很多天的鸡，都臭了，因此，她连外婆都没有请。说到这里，母亲停住，再也没有说话。她本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我坐在母亲身边，真的不懂得该如何安慰母亲。我已经不是伤感，而是伤心了。我那么伤心着，想问母亲多少岁也忘了问。母亲是外婆最大的孩子。外婆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四个：一个舅舅，两个姨，还有我母亲。外婆住在舅舅家，已经九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脑子更没有糊涂。外公去世得早，还不到三十九岁。母亲是最大的孩子，理所当然应该帮着她的母亲干活，养活弟弟妹妹。遥想那些日子，刚解放没有多久，那是我们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外婆一家十三口，先死丈夫，然后死孩子，一个，两个，三个，一个接一个，一共死了八个。那些日子，母亲和外婆，她们该如何相依为命，才能不被痛苦击倒，她们该如何挺住，才能活下来。现在，外婆九十多岁，她的大女儿都已经快七十岁了。劳累一生，九十多岁的外婆还力所能及地给舅舅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烧火煮猪草，洗衣服。那天，我到外婆家，正赶上外婆刚洗了澡。她的头发披散着，那白，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白的。我说，外婆你不冷啊？我说着，顺手就摸了外婆的头发。头发这么湿。我说。外婆转身看见我，说连春你来了，你帮我吹头发吧。于是，外婆拿来舅妈的吹风机，递到我的手里。我四十四岁，从来没有用过吹风机，更没有用吹风机给女人吹过头发。我浑身颤抖，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我要给她吹头发的女人是我母亲的母亲啊。见我久久没有吹。外婆说你吹啊。我不会。我说。外婆接过吹风机，指给我看开关的所在。我开了开关。风是冷的。我吓了一跳。怎么是冷风呢？我移开吹风机，同时高声叫喊。听到我的叫喊，舅舅过来，给我把风调成了热的。我一手握着吹风机，一手梳理着外婆的头发。外婆自己也拿梳子梳着。我这么一手握着吹风机一手梳理着外婆的头发，泪水，无声无息，自己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反正，我就是哭了。我哭啊哭啊不知道哭了多久。
母亲家和外婆家，实际上是二弟家和舅舅家，挨得很近，两家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舅舅是电工，最近又兼着村里的文书，家里一直开着商店，在我们村，家境都是比较富的。二弟和二弟媳，两个人都在茜草镇上杀鸭子，天不亮出门，天黑净了才回来，图的是挣点鸭毛钱，永远富不了，只能活命。那活又累又脏，冬天还冷，而且，每天晚上，二弟都得到茜草镇上看守着没有卖完的鸭子，偶尔还有鸡和鹅，不然，就会被偷。那间屋子又矮又小又湿，还奇臭无比。我去过一次，呆了差不多一秒钟吧，我进去，立刻，就逃了出来。太臭了，我受不了。我理解了二弟和二弟媳为什么见母亲有一点错就骂，因为太穷，因为农民要挣脱土地，在镇上求生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篇短文写到这里，我想起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杨昭龙把手机拿进屋，说，白二的电话。我不知道这么早，二弟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接过手机，听到二弟的声音。二弟说哥，我在分水，我被人打了。我一听就傻了，我问怎么办呢？二弟说你找人来帮我打啊。我到哪里找人呢？再说了，我能找人帮二弟打架吗？我只能替二弟报警。我只能连忙穿衣下床，坐二十五块钱的摩的，赶到二弟被打的地方。我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二弟已经离开了。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二弟伤得不重。原来，因为最近鸭子少了，二弟去分水场上买鸭子，二弟买好了鸭子，那里的市霸不准二弟拿走，二弟当然要拿走，那市霸就打了二弟。幸好二弟伤得不重，要是伤得重，我们一家，麻烦就大了。
和舅舅家比，二弟家要穷很多。二弟媳没有吹风机。母亲更没有。二弟媳用什么梳子，我不知道。母亲用的梳子是断了五个齿的，就放在院子里的窗台上。我一进院子就能看见。母亲的头发整天乱着，忙进忙出，忙里忙外，甚至连梳头的时间都没有。她穿的衣服也很脏，样式过时，颜色灰暗，由于舍不得洗衣粉，也舍不得水，她洗衣服从来没有洗干净过。母亲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只是没有外婆的白。从我离开北京回到四川，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我没有看见母亲洗过一次澡。我也没有给母亲说外婆洗澡我帮外婆吹头发的事。母亲如此忙，不过年过节，她哪里肯洗澡呢？她哪里舍得洗澡呢？又花水，又花煤，又花时间。我每天下午到母亲家，帮着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同时默默地盼着有一天能碰上母亲洗澡，我好到舅舅家，借来舅妈的吹风机，给母亲吹吹头发。
我这一辈子，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吹头发了。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祝福白连春先生 很早就看过白先生的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好文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