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论书札读后
张之洞论书札读后贾乾初 检《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卷二百八十二，得张之洞于光绪五年（1879）11月间与张幼樵论书札数通。此数札皆是张之洞借与张幼樵讨论其用笔上的问题展开的。张幼樵，名佩纶，号绳斋，与张之洞同为晚清“清流”健将，有“二张”之称，名重一时。这几通论书札，出现于张之洞任中枢言官任时，张氏此时42岁，正值盛年。据张之洞年谱，本年张氏先后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公正、司经局洗马等职。这距离他光绪七年（1881）底补授山西巡抚，逐渐完成由“清流”健将到洋务重臣的转变，尚有两年。同为“清流”言官，张之洞与张幼樵非常不同，据雷颐先生的对比研究，张之洞的言论常对事不对人，而张幼樵却是直接弹劾到人，故二人分别放“外任”后，一成为洋务重臣，勋名卓著，一行止失措，声名狼藉，命运殊为不同。 初读这几通论书札，颇兴奋。盖张氏于书学尤其是基础技法，识见卓荦精准，鞭辟入理，十分到位。仅由这数通论书札，亦可窥见张氏剖析、认识、把握、处理事务的能力与水准。笔者与同道讨论，反复研读，撮其大要，得张之洞书学观点数端如下 尊札病在执笔，昨已尽得其故，所以有上广下狭、上长下促之弊者，上三指分布太疏，附管太直，逼管太紧，腕骨着力太实，（腕实，由管紧，管紧，由指直，消息次第，须体会了然，方得救之之法。）以致筋络弦急不能进退，故左畔直画常向右，缘行笔至中半为手背大筋所掣引之，使右；右畔直画常向左，缘行笔至中半无名指尖为虎口下大肉所障遏之，使左，此下狭之故也。（凡行笔取势时，有毛发阻遏，则势败而不行，贝字、八字常苦局促，亦由于此。）每字上半笔势，必稍翘起，（此自然之势，人人皆同。）故尚不觉，至下半时，笔为寸口所拒，（即掌后诊脉处）不能舒长，只好随便收煞，此下促之由也。（波磔苦短，人字头苦，亦由此）宜令指稍进，腕稍退，则腕虚筋缓，惟吾所欲为矣。（将指稍斜，食指稍下，中指稍缓，则自然进，前肘退则腕退。）结体不同，由于用笔有异，用笔由于执笔，尽改虽难略变尚可。[①] 继续 其精论执笔之处，涉及腕、指、筋肉、脉络等生理因素在执笔、运笔上的影响，说张氏此论属“书法生理论”应非过言。执笔法在传统书学中居十分关键地位，惜乎当今似有忽略之嫌，今玩味张氏之执笔论，颇令人警醒。
张之洞根据张幼樵用笔“上广下狭”的问题，除从执笔处讲明解决之道外，亦举出大量的例字，从结字处理方面提出他的“矫之之法”。如他强调“波[②]拂宜长”、“下垂直画宜长”、“左偏旁宜左”、“有钩直画，宜让出放长”等等，兹不赘述。不过张之洞对此有明确的“界定”，即这种“矫之之法”属“矫枉过正”的办法，只是针对张幼樵“上广下狭”的问题“救病”的，并非是“通义”即没有普适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二、用笔须实、到、留
张之洞指明，张幼樵用笔之病：“多虚锋，入重出轻，结尾处草草”[③]。在他看来，这种用笔之病的造成，“大抵是不实、不到、不留三义”[④]。解决之道亦是针对这不实、不到、不留“三义”的，即用笔应做到实、到、留。他说： 实然后有血，到然后有力，留然后有味。
用笔腹，勿专用笔锋，则实矣。（力在笔腹，则墨下注，故实。）
波拂，（波即磔，拂即掠。）稍缓起落，稍匀，则到矣。（作波处用力在内。）
钩趯稍短稍厚，每字末笔须经意，则留矣。[⑤] 这里张之洞强调的用笔中实、到、留“三义”，虽是针对张幼樵用笔之病，但因所指是书写者常犯的用笔之病，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首先，“实然后有血，到然后有力，留然后有味”，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笔法不是目的，它针对的始终是书法的生命感与艺术性即“有血”、“有力”、“有味”。倘为笔法而笔法，则大失其旨。其次，张之洞举出的其后三项具体的“实”、“到”、“留”之法：“用笔腹，勿专用笔锋”，“波拂，稍缓起落，稍匀”，“每字末笔须经意”，作为重要的用笔原则，具有极大地实践指导价值，弥足珍贵。 三、结字求丰，用笔求润
张幼樵是直隶丰润人。张之洞戏以“丰”“润”二字书诀，论结字与用笔，居然十分妥贴。谓之佳话，亦无不可。张之洞《致张幼樵》札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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