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奥运之旅
我的奥运之旅乔增童
前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北京，在那里度过了几天的美好时光。临别那天上午，我们参观了鸟巢外景。鸟巢前的广场上，一直循环播放着歌曲《北京欢迎你》，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倍感自豪。我抱着儿子，拉着女儿，遥望柔美的水立方，和旁边雄伟的鸟巢依偎相映，心底荡漾出无限的美好。要知道，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我也曾用手中的毛笔为北京奥运做过一点微薄的贡献呢!
2007年1月，全国第六届刻字展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家门口的国展，岂能错过。这时正是北方最冷的季节，但寒冬没有挡住我们的热情。知道消息后我和妻简单安顿了一下家里，直接去了大庆。开幕式头天晚上，大庆书家栾金广盛情邀请众书友到他的“得闲草堂”小坐。从“得闲草堂”出来，每人手中多了一本当年的书法挂历。
金广所赠书法挂历的作者，大都是黑龙江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挂在墙上，每每观之，让人驻足。当年五月份的时候，看着挂历我突发奇想：奥运在即，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何不以此为主题，用手中的毛笔为奥运添光彩呢。于是遍邀省内诸书友，一时间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我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为“心系奥运，翰墨传情。”当我把这想法和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何昌贵老师介绍后，何老师欣然同意为我题写这几个字。一周以后，当大家装有作品的特快专递和挂号信接踵而至的时候，我的奥运之旅也开始了。
我原来的打算是：花上一两千元印上几十本，每人分两本留个纪念也就可以了。所以在和书友通电话时向大家承诺：“大家只提供作品，不用花一分钱。”可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当我通过《齐齐哈尔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联系到本市一位印刷厂的领导时，对方的报价一下让工薪阶层的我大吃一惊：“一百本起印，印刷费一万多。”我又通过关系咨询了哈尔滨、牡丹江的一些厂家，报价也都不相上下。我把电话打到七台河书友张呈君（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现居北京学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访问学者。）处咨询，有过印刷厂工作经历的呈君兄如数家珍地给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可用的纸张有铜版纸、道林纸、哑粉纸等；按颜色分单色印刷、双色印刷、四色印刷；印刷的机器有国产的、日本三菱的、德国海德堡的；印数越多成本越低，印一百本和印一千本价格实际也差不了多少……
妻子对这事原本是支持的，但一听说要花这么多钱，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我打电话给弟弟，想听听他的看法。本来对书画一点不感兴趣的他更是迎头给我泼来一盆冷水：“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大家好好解释解释，把作品退回去吧，咱别做瘦驴拉硬屎的事了。”一时间，是知难而上兑现承诺还是临阵退缩，都摆在了我面前。那一夜，我失眠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曾子杀猪”的故事，使我懂得了诚信是做人之本。我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也常常教育他们做人要诚信。可是今天，在中华儿女即将实现百年圆梦的时刻，在这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真的要失信于人吗？不，绝对不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件事办成、办好。
最难忘的是暑假去齐齐哈尔，我的奥运之旅的第一天。我在复印社印了几百张宣传单，（大致内容是赞助多少钱，事成后回赠等值的挂历。）早上从浏园宾馆出发经由解放门、百货大楼、永青市场，在烈日下走“之”字形横穿了大半个城市，最后终点到达火车站。沿途见到上点档次的宾馆、饭店、和企事业单位就进，在友善和不友善的目光中，递上手中的宣传单，向接待我的人宣传搞这本挂历的意义。晚上坐火车回到家的时候，双脚的大脚趾都磨出了水泡……
我的执着打动了家人和朋友。在资金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妻子首先把存折给我拿出来了；弟弟这时也转变了看法，专程和我去大庆等地联系印刷事宜；远在长春工作的表妹悄悄托人为我捎来一笔款项；很多朋友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回首往事，一幕幕难忘的场景涌上心头：年事已高的亓石城（中华诗词协会会员，齐齐哈尔市诗词楹联家协会副主席，退休前任齐齐哈尔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夫妇冒酷暑托裱全部作品分文未取；齐铁印刷厂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副厂长听我介绍后热心地向我提供了省内一些知名印刷厂家的电话；张呈君兄为挂历封面做了多种精彩的设计供我选择；同事孙海军骑摩托车驮我百余里帮我找熟人拉赞助；作品拍照时弟弟和他的内弟加上我的小侄女全都上阵；挂历运回家时正下着雨，我和妻子每人手拿两把雨伞遮挡挂历，一千本挂历搬运到屋里后分不清我俩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汗水……
约稿、装裱、拍照、印刷、邮寄，几个月的劳顿了却了我为奥运喝彩的愿望，实现了我对众书友的承诺，给今天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更引以为自豪的是，当年我策划这本挂历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通过努力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名字不时出现在国内权威赛事的获奖名单上，为今日的黑龙江书坛所瞩目。
2011年9月29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青少年书法报》总编辑
何昌贵先生题字
（同何老师通话时，我一紧张说成“情系奥运”了，于是就有了此作品。我就此请教过中华诗词协会会员亓石城先生，亓老师说有些不妥但无大碍，如果上联中“情”也处在下两字位置，则必须得改，于是就没再麻烦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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