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应不应该上春晚？能不能上春晚？【原载《美术报》】
中国书法应不应该上春晚？能不能上春晚？——从李斌权音乐书法金维也纳皇宫说开去
傅德锋
我从2011年书法家李斌权将“音乐书法”搬进维亚纳皇宫进行尽情表演一事，想到了中国书法与春晚的事情。
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关于中国书法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联系起来的话题。对此，我也产生过一系列的疑问，即中国书法应不应该上春晚？能不能上春晚？估计不同的人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产生不同的看法。新时期以来，在一些专门的电视频道上，书法电视大赛之类的活动倒是并不鲜见，但纯粹以展现中国书法艺术魅力为主的主题性节目，却的确从未登上过春晚的舞台。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认为中国书法是最具东方特色的民族艺术，一方面却又始终把书法拒之于春晚的大门之外。这里面自然有很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最近，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认为是比较全面深入的思考，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春晚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关注的国家文化娱乐和宣传平台，它的宣传力度和社会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一个鲜为人知而名不见经传的节目或是演员，只要一朝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就会声名鹊起，天下皆知。一夜成名不再是神话。因此，上春晚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很多人毕生追求的梦想。春晚号称全国人民的“文化大餐”，每年春节，人们翘首企盼，望眼欲穿。播出时，亿万观众面对电视屏幕，欲罢难休。但不可否认，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提升和策划演出者的才思逐渐趋于枯竭，如今的春晚是一届不如一届，大有途穷日暮，江河日下之势。春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巨大吸引力。平心而论，最近几年的春晚，有很多节目实在是太过于勉强，且格调不高，情趣低下，不足一观。这就无怪乎，每次春晚过后，人们都对春晚给予诸多质疑。
或许作为春晚的策划者和演出者，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也在想法设法尽力把节目演好，甚至他们认为自己的策划和演技在不断提高呢！何以观众竟对此这般挑剔？正如最近几年的国展，按理说，参展作者们的书写水平是在不断提高，但对国展的拷问和责难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里面自然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里面既有艺术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话转正题，回到书法上春晚。
如果说春晚是“下里巴人”，可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也在关注；如果说春晚是“阳春白雪”，但春晚更多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本山大叔在春晚“卖拐”，一卖就是三年。观众文化层次不同，则对此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春晚的受关注程度却始终势头不减的。书坛一直推进书法进万家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普及中国书法，提高中国书法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既然如此，何不整合资源，让中国书法上春晚呢？！尽管春晚节目里边也曾有过演出明星写毛笔字的镜头，但毕竟不是那种专业的书写，而是作为一个极小的情节出现，还不能上升到书法艺术的层面。
当然，作为春晚，其策划者考虑的主要是节目的看点和“冲击力”，要能最大限度吸引观众的眼球，惟其如此，才能把各种利益最大化。而且，但凡要上春晚的舞台，则必然要有出色的表演天赋和舞台功力，而很多人往往认为书法是不可表演的。觉得书法一旦和表演挂起钩来，似乎就滑向了低俗的泥沼。可令人诧异的是，近年来，被人们称之为“音乐书法家”的李斌权先生与国内外多家艺术团体连续合作，以中国书法为主题在各种高级场合举办盛大音乐会，现场表演书艺，取得巨大成功并引起广泛关注。李斌权在精心准备和周密策划之后选择“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这个世界级的文化交流舞台宣传推广中国书法，在此之后，又有国际音乐团体选中他，于2012年元月4日在北京剧院举行李斌权与奥地利雷哈尔交响乐团合作的“新年音乐会”再次获得巨大成功。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书法其实还是有很多社会空间可以拓展的。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何以作为对中国书法不甚了然的外国人居然能够对李斌权的现场书法表演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作为将中国书法视之为“最高级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的国人，竟对中国书法与可以迅速传播并形成巨大社会影响的春晚始终联系不起来？
试想，如果在春晚上安排一场精彩的书法表演，其关注力度绝不会低于其它节目。如果固执地认为书法是不可以表演的，那纯粹是无稽之谈，也是对史实的无知。正如文化学者、书法评论家李廷华先生在讨论李斌权音乐书法的一篇专论当中所指出的：“中国书法经过几千年传统发展，又经过了几十年现代恢复，每行走一步，都与展示和传播手段的改变息息相关。从碑、帖、印刷品、录像、视频，从原始农耕时代到工业化时代，传统的书法艺术传播方式都是将其完成形态展示与流布。”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客观地论述了书法的传播方式和过程，读来颇令人信服。关于书法表演，李廷华先生在此文中进一步指出：“俞伯牙抚一曲《高山流水》，只是对钟子期表演；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对那参与修禊的多人表演；颜真卿写《祭侄稿》可能不是表演，但他与怀素等人聚饮作书必然是表演；苏东坡写《 寒食诗》可能不是表演，但在西园雅集时，他与黄庭坚、米芾等人对面挥毫就是十足表演。中国书法艺术从来就有表演的传统。”我觉得，李先生所阐述的这一切，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扩而广之，如果一个书法家具有精深的传统功力和表演天赋的话，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精彩的书法表演。即便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是可以的。不仅不应对此轻加非议，还应当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大力的支持！
央视春晚作为我们国家最大也最具有传播力度的艺术平台，理应加大对中国书法的宣传力度。而书法界人士也应当改变惯常思维，转换观念，与时俱进，不要再给中国书法加上太多的“紧箍咒”。应当开放思维，与时俱进，这与党和政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是互相一致的。当今书坛，既然有那么多的政府高官喜欢书法，就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宣传普及中国书法和扩大中国书法的生存空间尽一点应尽的力量。春晚的式微无疑表明，春晚现有的文艺节目和演出方式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僵化的模式，很难获得新的实质性的突破。而如果应用开放的思维，把中国书法进行巧妙而不失文化艺术品位的整合之后，搬上春晚的舞台，充分发挥广大书法家的聪明才智，肯定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喜欢，会由此形成一个新的亮点。果真如此，那不仅对春晚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对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弘扬也必将大有益处。
我们其实不必一概而论地把书法现场表演与行为艺术等量齐观。我认为，书法现场表演确实是和行为艺术有一定联系，但关系并不是太大。要把江湖杂耍式的书法表演和精湛的现场表演区别开来，更要把刻意的哗众取宠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区别开来，因为二者之间有性质上的不同。江湖杂耍式的书法表演一般缺乏精深的传统书法功力，而且搔首弄姿，故作高深，不仅创作过程俗不可耐，而且最后所完成的那件具体的作品也没有任何艺术欣赏价值。刻意的哗众取宠，无非是骗取他人钱财，据此混口饭吃，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艺术表演行为则不仅具有文化艺术事业建设上的意义，也具有相应的社会教化功能。如果对此不加以辨别，武断地将任何形式的书法表演都视之为是低速无聊的行为，进而一棍子打死，则有失其公正，也与书法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
但关于春晚和书法的话题，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浙江美术馆副馆长、书法评论家斯舜威先生也在一篇讨论李斌权音乐书法的文章里这样说道：
“大年除夕，年夜饭后照例看了一会‘春晚’，照例是大失所望，便将电视机一关了之，到书房看书写字去了。心想，如此不堪的节目，还不如请一批书法家当场挥毫更有意思一些。转而又一想，连自己也哑然失笑了：要是真有哪位书法家去‘春晚’当众挥毫，不管他书艺多高，招来的骂声肯定不少。原因在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春晚’是通俗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春晚’的大舞台上，去朗诵《诗经》、《楚辞》是不合时宜的，去写字绘画也未必是明智之举。因为，对于极大多数观众而言，这些都太高雅了，曲高和寡，接受不了。而对‘春晚’的批评，大都来自于文化精英，而要让文化精英们认可面向芸芸众生的‘春晚’，大概也是不管何方神圣也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说的是，当下中国，正面临着雅俗文化的激烈碰撞，面临着文化的解构和重建。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大批乃至一代文化学者、艺术家去做开拓创新，去做一些普及和引导工作。”斯舜威先生的这一番感叹和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文化精英对书法与能否表演和上春晚的问题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斯舜威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还是作出了如下的总结和推测，这番话也恰恰是我要想说的，既然斯舜威先生已经说了，那我不妨仍然将此引用过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觉得李斌权的探索和尝试是有意义的。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我们需要固守书斋的书法家，也需要走向舞台、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书法表演家。书法应该是一门表演艺术，为了增强书法的表演性，善于借鉴音乐、舞蹈，乃至气功、武术等其他手段，都是值得尝试和鼓励的。
或许，有朝一日书法表演能走上‘春晚’也说不定。不管如何，‘阳春白雪’也是需要拥有更多的‘下里巴人’‘粉丝’的。让更多的人们领略中国书法的魅力，让书法走向世界，难道不是当代书法家们的追求和责任吗？” 好文章，书法是一门艺术，传承书法艺术，春晚无疑是一个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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