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笔发展史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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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笔发展史简论

　　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即处处有矛盾。作为创造人类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的工具——笔，这一事物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矛盾。硬笔和软笔(毛笔)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存在而发展，相反相成而同一。纵观我国源远流长而光辉灿烂的书法史的开端，硬笔(严格地说，就是硬质刻划工具)对汉字及书法的创立、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软笔在汉字和书法的创立方面，不能不说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说，硬笔的产生和使用是书法艺术产生的源泉和动力，没有硬笔就没有我国文字的记载，就没有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的诞生。硬笔创造的书法艺术同汉字与生俱来的最早的汉字书法艺术，是汉字一切书法的母体。因此把硬笔产生、使用的历史作一探究，是大有必要的，把硬笔列为书具之主，也是当之无愧的。

　　一、原始硬笔的传说和刻木记事的史实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和绵绵不断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经过人们长期的共同实践，创制了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书写工具。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自身，日趋完备。二者相联紧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书写工具，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千古流传，就没有人类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讲，书写工具的发展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的。首先原始硬笔揭开了人类文明的第一页。

　　汉字产生的确切年代，我们还不能断定，纵览古代典籍，记载造字的传说颇多。《周易•系辞下》中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侧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乎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牺氏就是伏羲氏，大概是母系社会早期的一个氏族领袖，很可能是一位妇女，她用“一”和“--”两个基本符号组成了三、(图片)八个符号，故称为八卦如图(1)。这里的记载还没有明确地讲到八卦与文字之间的必然联系，到后来汉纬书《易纬•乾凿度》中则明确地把八卦作为天、雷、泽、火、风、水、山、地八字，象征着八种自然现象。到了宋代的郑樵，则把八卦和汉字融会在一起，他认为“(图片)必从而后成水”，这一“水”字的象征，和甲骨文、小篆里的字形一致；“(图片)必从而后成火”，这和古汉字“火”字字形也较接近，其它不一一而举。即使八卦和文字没有直接联系，但谈到观天、观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去创造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符号，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早期象形文字即“鸟兽之文”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并去代表信息，起到和文字相类似的作用，则是可信的。这种符号的创制，据说为硬质材料所致。古籍《物原》载：“伏羲初以木刻字”；孔安国《尚书序》中载：“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这都说明伏羲氏创制和文字相类似作用的八卦时，则是以质硬的尖木棍刻划而成的；也有人传说为用石块排列而成的，总之是和硬质材料或以硬质材料为刻划工具有着直接的缘分。

　　还有一个流布更为广泛的传说，是仓颉造字作书说。东汉许慎《说文序》中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是说黄帝的史官仓颉，见到鸟兽蹄爪足迹印痕，认为可以用它来区分不同的迹象，类物象形，于是开始造字。文中“书契”的“书”字是指笔画而言，“契”字是刻的意思，“书契”就是刻划文字。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仓颉作书，也是以硬质材料作为刻划工具进行文字创作的。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对此作了较为科学的分析：“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只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起来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鲁迅在这里即告诉我们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同时也画龙点睛地道出了硬质刻划工具和初造文字的渊源。

　　另外，在古代我国少数民族中，确实流行过以硬质刻划工具在木上刻缺口符号，作为记录一件事情以及传达、储存一个信息的办法，这就是刻木记事。据说缺口刻得深的，表示重大事件；刻得浅的，表示较小的事件，如果以后再发生什么事件，就再加刻上去。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中载有这种刻木记事的传授方法：“每年到吃新米的时候，就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解一次木板上每个符号所代表的事情。”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木刻，把历年来发生的事情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今在云南省博物馆中就藏有佤族以前留传下来的刻着各种符号的长木板。我国其它民族也不乏其例。比如拉祐族(如图2)、珞巴拉族旧时都曾有过刻木记事的历史。

　　除了摆八卦和刻木记事以外，我国古老的先民们还有以植物纤维．打结记事的方法。《易经•系辞》中载：“上古结绳而治”，这里载叙的就是用绳子扭结成一个或几个疙瘩来记事的事。用以帮助记忆许多事和急需要办的事，起到不是文字而具有文字作用的效果。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曾论述结绳可能作为结绳文字符号而存在“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结绳记事的方法，国内外许多民族都有过这样没有文字阶段而借助结绳记事的历史。在我国国内，如云南的傈僳族可以用一根绳子打结成各种不同的疙瘩，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和涵义，如图(3)；云南的哈尼族、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结绳的方法；浙江绍兴一带至今也有明天要办一件紧要事以免遗忘，“在裤带上打一个结”的习语流传。在国外的秘鲁印第安人印加族中曾流传“打结字”的结绳文字，用来表示意思和帮助记忆。鲁迅《门外文谈》中“字是怎么来的”一文中曾讲到秘鲁人“打结字”的方法：“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绳子的颜色和长短，结的大小和多少，都有固定的含义，结在一起，便能表示事情的简单内容和基本意思。这种以硬质地材料的有意义的制作，确实在我国部分地区和国外一些国家流传和盛行过。

　　上述刻木和结绳虽不是语言符号，也不象文字那样可表达有声语言，但其刻划和结绳功用确能补助语言之不足，帮助长久记忆，把信息传达得久远久远，并有力地加强了口耳相传的可信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经过原始硬质刻划工具的这种创造和硬质地材料的那种有意义的扭结，为文字的逐渐出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说是文字发生的先驱了。它远比其它造字传说可信的多。

       二、创造记事图画和文字符号的原始硬笔

　　记事图画是远古时期人们交流思想的又一种方法，它比刻木记事及结绳记事更为鲜明具体。从另一方面，它又是刻木、结绳记事方法的进一步演化，这种记事图画，也有人称为图画文字。它的产生是先民们利用自然界的石块和尖骨器一类作为原始硬笔，把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以图画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形式。它没有读音，绘法比较简单，多半画在骨骼上，刻在石、陶器上面。其内容以人或其它各种禽兽的形象为主。这种记事图画虽比刻木、结绳记事前进了一步，但它还不是文字的最早形式，仍为一种记事的手段。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字是由这种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它是文字产生的前身。1933年，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镇发掘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当时的人们进行这种刻划和已经刻划的各种骨版和骨骼，其刻痕画迹颇多，有刻的半圆形长沟或深沟等。这些有意义的制作，可能就是一种记事的图案，也可能是一种原始的装饰品。考古学家根据在此地同时发现的锥形尖骨器，如图(4)，认定这就是刻痕的工具，当为我国硬笔的远祖。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认为：“这种尖骨器和骨骼上的刻划，同时同地的发现，给美术起源一重要的回答一尖骨器就是在骨骼上刻划线纹的工具。”唐代道世《法苑珠林》中也曾有“折骨为笔”的记载。这种骨笔实无可查，有可能是与发掘的尖骨器相类似。由此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一万八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里，就始以尖骨器一类的硬质材料为刻划工具，创造着人类的文明。

　　1952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如图5)，笔划浑厚古朴，给人一种朴素的原始艺术美。古文字学家对这些符号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就是我国汉字的原始形态。据1963年出版的报告《西安半坡》中载：这种刻划符号有一百多种，最常见的二三种，多是一竖划，其次是“z”，郭沫若《中国史稿》中对这些符号进行了载述：“这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孓遗……。从仰韶文化算起，我国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也认为这些符号就是“简单的文字”。并考证：x作五， +作七，t作示，个作矢，忄作草，丨作十等。有些尽管我们还不能解释它们的意义，但可以肯定的说，如此众多的象形意义明显的图画文字和表示较抽象含义的符号，应该是我国文字的前身。由于它们为硬质的石片、陶刀等一类的刻划工具所为，这些工具无疑也是当时我国的原始硬笔。

　　1959年在山东省莒县、诸城出土的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陶器上，已刻有一些较为规则的文字符号，其刻划简单，线条清晰，笔划齐整，更接近文字。如在两地出土的一种陶尊上，连续发现刻划的符号，且都刻在陶尊的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上还涂有红色，其形状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工具，有的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如上面刻有的“炅山”、“炅”字，(如图6)，曾在不同的地点出现过好几次。唐兰《从大汶口文化上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如炅(热)字一共有三个，两个是繁体，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象在太阳光照下，山上起了火；一个是简体，只有日下火。”这种异地同形的符号，说明当时已有约定俗成的特定涵义在发挥它的交际及交流思想的作用，为大汶口区域内的人们所广泛采用，这可以说是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1987年，山东文物工作者又在莒县城东一处遗址中，发现一批图像文字，共16个，分别刻写在十口大陶尊上，并明显地呈现出刻划和书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刻是硬质的刻划工具所致，写则是柔软的书写工具所成，而刻多于写。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大汶口地区已有相当数量的文字符号在流行传播，并且硬质刻划工具在刻写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软质书写工具已崭露头角，硬质刻划工具创造的刻画符号则成为我国硬笔文字的祖型；软质书写工具的出现和运用已开我国书写文字之先河。据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原始硬笔刻划文字符号及图画的事在东方部落中仍较流行。1978年在江苏连云港市锦屏山南麓北侧的将军崖下的一座长22．1米、宽15米的平整而光亮的黑色混合花岗岩上，发现了三组原始社会末期的岩画及古文字，因当时尚无人了解字的内容，考古学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部天书”。岩画内容有农作物、人面像、日月星象、鸟图腾等……，岩画中有18种原始文字符号，刻划简略，古拙质朴。经专家研究，上面的许多刻痕和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工具——石斧的断面正相吻合，它是先经敲凿，后用石斧磨刻加工而成的，它作为原始社会的石刻文字，还是首次发现。尽管这些文字符号还没有形成文字，但和前面讲的陕西省西半坡村遗址及山东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一样，仍属于古文字的先驱，已孕育我国硬笔文字的胚胎，这种石斧当属原始硬笔的一个门类，据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石器、骨器。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研究证实：此处出土的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锥形器，是距今160万年前人类使用的工具。如这些石器用于当时刻划的话，故谓之世界上最早的刻划工具是毋庸置疑的，对如此进步的石器加之年代久远，在世界上尚未见记录。目前科学家正对此进行研究，如一旦解开这个难题，人类起源时间、地点将改写，人们使用刻划工具产生的年代也将大大提前。

　　这一时期，硬笔的制作、使用也有所改进和发展，在从骨、石质较原始硬笔的基础上，已始用竹、木质为原料制成的硬质书写工具创写文字。从古文字“一枝笔”的“支”(初文)也可看出古人以竹作笔的端倪，《说文•支》作“（图片）”，其说曰：“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从而可进一步认识到古代计算笔的量词用字都标明了为竹质制品。明罗颀《物原》中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元陶宗仪《辍耕录》中载有：上古的人们，“以竹挺点漆而书”。这说明虞舜帝时已改变“轩辕易之以书刀”的原始刻写工具，始以创制植物纤维笔，蘸漆在方简上书写文字，开创了我国用笔蘸墨书写文字的先例和植物纤维为书写工具创写文字的历史。纵观整个原始社会，是软、硬质刻写工具创造文字符号的历史，但更是硬质刻写工具创制文字符号占主宰地位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很难看到当时那些硬质刻写工具遗留下来的笔迹，可以想象，它终逃不脱文字符号和图画文字的樊篱。

       三、外域早期硬笔管窥

　　差不多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也始以硬质材料制成刻写工具，创造、记录着自己的口头语文字，以硬笔文字符号或文字记录着本民族的发展史。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地(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苏美尔人，就创造了自己最早的图形文字，一符一义。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共同组词。这种文字则用削尖的芦管、木棍和骨棍作笔，在用当地泥土制成的大小、厚薄相宜的版状形软泥上面，进行刻划或按压成竖、横、斜等各种楔形的组合文字，后放在太阳光下或入窑烧结，因按压时，每一笔的开始都比较粗，末尾则较细，这样就呈现一个凹进的状如钉子或锲子的笔划符号，故此称为“钉头文字”、“箭头字”或“楔形字”。苏美尔人创造的这一硬质刻划工具制作的文字，不仅推动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化发展，而且为后来的巴比伦亚述、赫梯、马拉尔图、叙利亚、古伊朗所广泛使用，作为自己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现美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经考古家译解后，断定为公元前1700年美索不达亚厨师刻写的食谱。上面分别刻写着一百多种汤的做法和八十多种乳酪以及其它粮食制品的做法，足见当时这种硬质刻划工具创写文字的广泛性。公元前后，楔形文字又被先进的字母文字所代替。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开始了以硬笔书写象形文字的历史，为了书写方便，古埃及人则以削尖的植物茎杆为笔(起初使用灯芯草制作，后改为芦杆、低草杆、莎草杆等原料制成)蘸墨汁(为菜汁加烟渣调和而成或煤黑和水混合而成)在纸草纸(取用尼罗河上游两岸生长的一种高达1．5米至3米的大莎草根茎制作，其根部粗如人腕，茎呈三角形，且有节似竹，经浸泡后剥皮，切成长条形薄片，然后根据书写需要，彼此排列成长宽不等的形状，在上面以硬物压磨，力求平正，并不时的以具有粘性的尼罗河水进行喷洒，使之粘合，以增强拉力韧性，经阳光晒干后，即可在上面进行快速迅捷地书写)上进行文字的创作。最初这种硬质书写工具创写的文字都是一些奇怪的图画，如“水”字就画成三条波形的横纹；“山”就画成夹峙河谷的两座山峰；“哭”就画一只流着泪的眼睛，致使后人长期无法解释，直到1822年才有法国学者商博花费了20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揭开了他的秘密。后来有些图形文字逐渐变成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其后又有一音一符的字母。经过发展的古埃及文字，是用字母、词组成的一种复合文字，它记录着古国埃及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至今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仍藏着一卷从希腊提佛市一座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莎草纸手卷，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的书，为公元前3350年的作品。

　　再如创造印第安文字的塞奎亚，在艰巨的创造文字初期，就是以木棍和刀子作为刻划工具，在沙地里、树皮上涂写刻划着符号，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终于创造了一套完整、易学的柴拉基文字。美国西海岸山区生长着一种高大挺拔的红杉树，人们称它为“塞奎亚”，以示纪念这位以硬质刻写工具创造本民族文字的大师。

　　在文明古国的印度，也曾是以硬质刻写工具创造自己文化文明的民族，他们以当地生长的一种胸径长达1米左右、高达20多米的贝多罗树树叶作为硬笔文字的载体，其叶巨大，可长达2米左右，表面光滑，坚韧耐扯拉，是一种极好的书写材料。书写时多采用刀具在叶上面刻划，写成后，涂上墨汁，稍停后即擦去多余的墨汁，其刻纹上就明显地暴露出黑色的文字。这种奇特的硬笔文字，为佛经的记录、传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也有以铁笔在贝叶上刻写文字的历史，现西藏自治区萨迦寺大神殿后壁大书架上存放着《布德贝叶经》就是铁笔在贝叶上刻写的一部佛教经文典籍，共20函，3636页，为我国页数最多的经书。另早在公元前三十世纪中叶，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在创造的哈拉巴文化中，就已经有了印章文字。被发掘出来的印章，有石制、骨雕、粘土或铜制成，在上面刻有自成一格的文句，都是采用象形文字，可惜这种硬质刻写工具创作的印章文字，至今尚无人辨识，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综上所述，世界文明古国都用自己创造的硬质刻写工具刻划着本民族的文字，并以这种硬笔文字记载着本民族的历史。但唯有中国以硬质刻写工具创造的汉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尤其值得骄傲的是汉字曾被日本、朝鲜等国借鉴，或加以变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际文化、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汉字将越来越成为被世界各国所重视的文字之一。

       四、商代硬笔的初兴

　　原始社会的硬笔多为简陋、粗糙，质地较为坚硬的石、骨、木磨削而成，其书写速度及线条表现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到了奴隶社会，由于打破了极端狭隘的民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不但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发展，而且加强了文化的发展和书写工具材料的演变。锐利的金属“刀笔”已广泛使用；以单一的植物材料制作的书写工具，已初步显示出制作的艺术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就此时制作的“刀笔”而言，自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到今日，历代文字的刻写都留有它难以磨灭的刻痕，充分发挥了原始硬笔所起不到的威力，从书写速度到字画的流畅优美，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以硬质刻写工具所创造的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几百年之久，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则以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为典型代表。这种质地坚硬的刻写材料，非锋利坚锐的硬笔所不能达到。这种文字从用笔、结字、章法上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要素。严格地说，甲骨文开创了我国硬笔书法的崭新天地，不愧为一代法书。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原为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的农民掘地时意外发现的。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才引起金石学者的注意，一直研究至今。它是殷商时期从商王盘庚到帝辛12个王位，273年间王室刻写在龟甲、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因当时这里为商王朝首府，称之为殷。周武王把商朝灭亡后，殷都废弃，以至变成废墟，人们便把它叫做“殷墟”，所以挖于该地的甲骨文也称为“殷墟文字”。

　　甲骨文自从在殷墟发现以来，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的甲骨文，大约在15万片以上。经整理出来的甲骨文单字，除去重复的和异体的约有4500个左右。每个单字的点画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长短线条互相配合而成的，充分表现了结体的复杂性，并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个形体呈现长方块或方块的单个文字。这种独具风格的文字特点一直影响着以后汉字发展的基本形态，直至今日，汉字仍然是方块字为特征的文字。

　　由于殷商时代的书写材料多为质地坚硬的龟甲(乌龟的背、腹部硬壳)、兽骨(牛、羊、鹿等兽类肩胛骨)、人骨(为俘虏敌人首领的人头骨)等制作而成，故为以往制作的简陋、粗糙、质地坚硬的石、木、骨等类的原始硬笔望尘莫及，这时质坚锐利的刻写工具脱颖而出，一般认为以铜刀为主要刻划工具。再者，我们从古人已创的古文字中也可看到当时硬质刻写工具的蛛丝马迹，象形文字“(图片)”就是当时的“笔”字，上端“(图片)”形酷像一只手握笔的样子，下端“↓”形，似上钝下锐的刻写工具，观其整个字，犹如一只手握笔刻划文字的姿态，形象逼真。由此可见，殷商人已创制并使用硬质锐利的刻写工具在创造、刻字、记录着文字。加拿大人明义士，曾在殷墟中得古玉像箸形，上钝下尖，长约4至5寸，故名为殷笔。如商代后期在武官村大墓中发现的碧玉雕刀一类，见图(7)。这种制作是否为当时商代普遍使用的刻写工具，能否在甲骨上进行契刻?不敢冒然肯定，就是大多数人著文中肯定的殷商人以铜刀为契刻甲骨文的刻写工具，如在小顿村发现的夔龙形青铜雕刀，见图(8)。能否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同样值得怀疑。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发展》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似可作一答案：“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段之前，必须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来的怀疑涣然冰释了。”殷商时硬质刻写工具的存在及在甲骨上刻写文字的史实，就是多年研究甲骨文的权威人士也一致赞同。但在甲骨文的刻写上，是先书后刻，还是直接契刻，历来说法杂而不一，各抒己见，郭沫若《殷契萃编》中对1486片甲骨文上的几行文字做了研究：“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其他则歪歪斜斜……，规整的一行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刻。”他据此得出了甲骨文不是先书后刻，而是信手刻上去的结论。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文中则载：“在三块骨版上偶然发现了几个残破的毛笔书写的字(甲骨学家称为书辞)。”据此得出了“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先写后刻”的结论。但一般学者普遍认为甲骨文字多数为锋利的金属工具直接刻写而成，少数则为软质的毛笔一类的工具书写后，再用刀循字契刻。笔者认为，如从甲骨文的字形和笔划发展特点来看，用刀直接刻写，则在甲骨文中占有主导地位。正如清刘鹗《铁云藏龟》中所称甲骨文为“殷代人的刀笔文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是殷商人以硬质刻写工具创造的硬笔文字。

　　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早期至晚期是有演变发展的，有许多字早期和晚期有所变化。甲骨学家把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的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即：武丁以前称第一期；祖庚和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和康丁为第三期；武乙和文丁是第四期；帝乙和帝辛是第五期，见图(9)。所以我们对待甲骨文字要以发展的眼光去辨析，从中也可看出硬质刻写工具在创造、契刻甲骨文中的端倪。

　　甲骨文字早期的字形多数较大，最大的长短有几厘米，一般也约有一厘米长，笔画比较方正平直，瘦硬纤细，两头稍尖，纯属铜刀直接推刻而成，故用刀的刻划锋芒比较明显。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帝乙、帝辛时期，字形多是小字，长约半厘米左右，有些字的笔画变得弯曲、倾斜，甚至变得肥而圆润，和甲骨上残存的毛笔字及后来的金文有相同或相近之处，这主要是和使用铜刀刻字的熟练程度有关；另一方面和文字的符号化、笔画化，脱离图画的形式越来越远有直接牵连。同样也不可否认铜刀有锐钝之分，骨有软硬、疏松之别，所以笔画也就有粗细、方圆之特点，由于刀刻而成的笔画多呈方折，笔画交叉处多剥落粗重，给后世书法篆刻也留下了不少用笔、用刀的方法技能。

　　甲骨文在整篇章法布局上，也已十分讲究，有行书写是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每行字皆为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刻写的，一行写完，再另起一行，但主要是分直行、横行还很不整齐，每一行的字数不一、字距不等，呈现一种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的活泼生动的崭新形式；就其行中的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也都相互联系，启承分明，气脉贯通，生动有神；而无那种孤立的、死板的、无生气的堆砌之感，正是由于这种方便书写，利用排布的形式，为后世书法艺术创造的那种“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格式以有益的启示。郭沫若《殷契萃编》自序中载：“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千载后人神往……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可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

　　绝大多数的甲骨文毫无疑义的说，是在无毛笔底子的情况下，直接用刀一字一句地刻到甲骨上去的，它以准确、娴熟的刀法，富有活力的线条，洗炼传神的结体，变动而协调的秩序，艺术地层现了殷人的硬笔书法水准，就连后人也无法企及，这就是甲骨文之所以成为 “一代法书”的关键所在，至今这一书体仍然被书学者临摹效仿，并被人们视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一独特形体，当称为我国硬笔书法艺术的开山祖。契刻甲骨文的人，无疑是当时的硬笔书法家，郭沫若曾称他们：“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对这些无名书家，且无从查证，但这些可靠的传世作品中，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甲骨文是我国先民们勤劳智慧的结晶，不愧为我国硬笔的杰作妙制。（来源：《孙敦秀硬笔书法理论文集》 作者：孙敦秀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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