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连春：文学让我做个好人

杨之

日期：2008-01-24 作者：金莹 来源：文学报

白连春：文学让我做个好人

本报记者金莹

       诗人白连春的北京生活已经延续差不多十年了。十年里，他先后四次到北京打工，一次在餐馆包饺子，一次烧锅炉，一次给一家文字社负责校对，最后一次在《北京文学》做编辑，持续至今。

       但他似乎还是不太适应城市生活。因住在北京郊区，离上班地点太远，又容易晕车，转车车费也太贵。所以，他原来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现在，他换了一个住处，改成上班走路一个半小时，下班走路一个半小时。在庞大的北京城里，他不太会与人交往，也不太会表达自己，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偏爱那些来自底层作者的作品。不上班的时候，从早上起床开始写东西，从写诗歌，小说，到最近写电影剧本。下午去公园读点书，晚上则看碟片。

       白连春的人生曾有过太多艰难的无法选择:生在四川农村，因贫穷高中都没毕业。为了生存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不满16岁他就去黑龙江参加征兵考试，因血压高被刷下来，幸而有位领导掏了一块钱，让他买半斤醋喝，考试才勉强通过。可部队调整后他又回家种地了。为了释放身体和心灵的苦难，也为了让自己不绝望，不怨恨，他选择了文学:“文学的作用很大，很微妙，它改变了我的心，更准确地说，它让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不伤害他人的人。”然后他陆续发表作品，有了一定影响，被称作“农民诗人”或“打工诗人”，“这有一些歧视，有一些同情，还有一些理解，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样无法选择。”

       白连春笔下出现最多的还是农民。他写《逆光劳作》，写《拯救父亲》，都是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忧伤和梦想。他写露宿街头的农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写卖菜的妇女，写捡垃圾的老人与乞讨的孩子，他还写农村的风物和景致。有评论者说，他是那种和泥土、和在泥土上生长的事物有着切近关系的诗人。白连春自己说，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那是直接来源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倾诉。

       随着关注底层的声音和目光的增加，进入人们视野的底层写作者也日益多了起来。白连春说，曾经的他就这样被关注着，体会过这种被关注的快乐。但有很多关注仅仅停留在表面。而作为一个底层作者，写出好作品是第一，被关注是第二。对于“农民诗人”或“打工诗人”的称呼，他表示，自己不在乎别人如何称呼，只在乎写什么，怎么写。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当写作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愿做一个普通人的白连春，在写作之路上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从他热爱的作家汪曾祺，到后来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可能会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还有许多人——至今我没有见过他们，有的我甚至不知道名字。”在生活之中，白连春始终在寻找细微的感动。他觉得，即使经历艰难，但每个人都在被关爱着，他即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对待生活的种种，而他新出的诗集名字就叫《被爱者》。

       在白连春看来，文学和宗教一样，好的文字是教人善的，有爱在里面。一篇文章里有无爱，有多少爱，有怎样的爱，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水平。爱就如同盐，已经放在菜里了，看不见更摸不着，必须亲口尝才知道。爱放在文字里，会不知不觉改变文字的味道。他说，他的一切文字里面都是有爱的。“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字注定要被遗忘，一个身体死后注定要腐烂的人。活着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爱着，忍受着，写着，为了报答当初父母生下我，为了对得起将来的死亡。”

       如今，白连春还在北京城里做一个游荡的打工者。看稿，写作，看碟。他说，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他最希望的称号，他希望是剧作家，他希望自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编剧。他的愿望，则是用一生的努力写一部有人喝彩的电影。

       白连春，笔名李当然，四川人，当过军人、农民，现居北京。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发表过诗歌、小说等，曾获《星星》跨世纪诗歌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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