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书法名碑之一——《启法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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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法寺，开皇四年（584）四月一日齐州刺史韦世康奉诏复建，初名“光福禅房”，后改“启法寺”，即宋之“龙兴寺”。隋民部员外侍郎福嗣兄弟为志，其父韦世康造寺事，于仁寿二年（602）十二月十五日立碑，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李宝刻字，赵励等人题名。此碑楷书，其书法工整典雅，笔法精熟，为丁道护的代表作。
   启法寺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钤有贾似道“魏国公印”。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启法寺碑于隋文帝仁寿二年立于湖北襄阳，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人署名的。丁道护这块碑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就算放在唐楷间也丝毫不逊色，可隐约见到唐代书家之笔法。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国（安徽省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宋蔡襄评《启法寺碑》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蔡忠惠集》）米芾《海岳名言》云：“首护所书启法寺碑，冠绝一时，蔡君谟题跋极许可之，谓腾薜纯陀也。”阮元《北碑南帖论》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

　  隋代是南北朝书法的交汇融合与发展时期，也是唐代楷书规模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的　启法寺碑稍后于兴国寺碑，兴国寺碑碑文为隋内史令李德林所写。李德林是当时著名学者、文章家。碑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六年(586年)。兴国寺即后来的延庆寺，故址在望楚山(一说在谷隐山)。唐懿宗咸通时襄州刺史蒋请复为延庆寺，得到朝廷同意。扩建后立有《襄州刺史蒋先庙碑》。郑处晦撰文，柳公权正书。郑处晦，字延美。《旧唐书》本传说他“文章秀拔，早为士友所推”，“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撰集至多”。柳公权，字诚悬。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兴国寺清代初年曾经重建，新中国成立前夕尚存正殿三间，其基址尚存，但不知这些珍贵碑刻尚在否？　　  启法寺碑文为汝南人周彪所撰，立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602年)，其寺即后来的龙兴寺，故址在襄阳城南隅。启法寺碑，亡佚已久。北宋时即为书法家所重，欧阳修、曾巩、米芾、黄伯思等都有所论及。现存唯一拓本，已流传日本。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写道：“右启法寺碑，丁道护书……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欧阳询)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执卷茫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应为后梁贞明)中人所藏。”“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正谓此也。”可见，欧阳修是把启法寺碑帖视为至宝的。书风，从总体上来看，是实现着从拙朴向精美、荒率向规整的转换，这转换，标志着书法艺术的目愈成熟，同时也正是由于转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隋代书法有着较大程度的自由和选择。即使是出自丁道护一个之手的两件作品，亦存有不同。赵孟坚曾比较丁道护所书的《启法寺碑》与《兴国寺碑》，认为：“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下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启法寺碑》用笔精到，点画规整，线条劲挺，结字方整，恰如陆薛所云：“启法寺碑审其用笔，淬厉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从字的势态上看，健挺之中寓柔和散逸的笔调，这显然是朴拙的隶体的遗韵。而宽绰的结体，则是延续着六朝碑刻的旧习。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唐宋元明，《启法寺碑》为后世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历史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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