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湛 于 2013-11-9 23:52 编辑
碑学的反思与再生 邱世鸿
时至今日,书法审美的多样与兼容,给我们的艺术世界带来了多元化和包容性。历来帖学、碑学之争到碑帖相济,大家逐渐趋于理性和智慧。碑学在民国以来逐渐式微,在今日也没有形成主流,但并不能否定碑学的巨大作用和审美功效。这里强调三点:强分碑帖是一种短见,睿智者综合用之;碑学资源在现实中根据实际情况而使用;追求表现效果、表现性灵才是终极关怀。 碑学运动的成就在于开发了许多被尘土埋没的民间书法,在理论家的呐喊下登堂入室,占领了主要阵地。然而,物极必返,帖学历来占据主流,突然被碑学笼罩自然不爽,很快进行反击。研究者也发现,即使在碑学笼罩或帖学一统的情形下,二者都潜在的存在,互相弥补着、丰富着书法史的园林。所以,如今强行区分碑、帖孰优孰劣是不聪明的举动,提出所谓“新碑学”、“新帖学”者不过标新立异而已。本来,中国书法的大花园花草、森林都是花园的点缀,缺一不可。所谓“百花齐放始是春”是也。我们看清代和民国大家之作,成功者都是以性情为主,碑骨帖韵各得其宜,综合运用而成的。如曾国藩、李鸿章之对联多带碑意,而手札则意气纵横,明显是尺牍风流。他们都是多面手,故有成就。 碑的定义不必去考,举凡在石碣、摩崖、墓志等大型物体上所书,有着勒石纪功或纪念意义的、比较庄重的书法载体,都可以视为一类。本来碑用正体(篆、隶、楷),而唐代李世民敢为天下先,以行书入碑,李邕造其极,后来草书及各体皆可入碑,自然是帖碑合一,难分彼此。二者对比如下: 碑以骨胜,笔力坚实,气势磅礴,多用平推、铺毫,讲究体势、气魄、力度; 帖以筋胜,腕力圆活,韵趣生动,多用提按、侧仰,讲究格调、气息、意韵; 然在任何书写中,都不可避免要综合使用,或偏重某类而绝不可能全部如此。况且还需要根据字体大小、内容多少、款式布局等来决定。如写小字作品,无论如何不可能用太多的碑法,表面是“以涩重医轻滑”,但容易故作老手,作意明显;而榜书巨匾又不能用小字跳跃之法,过分提按反成凋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要具体使用什么方法,就的根据需要而定,而不是先设定用和体何法,表达效果最为重要。又反过来一想,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碑啊帖的,而是从实践出发,追求表现的效果,审美选择比今人更明确,更理性,更单纯,所以存千秋之想,用实用之法,美意从心中流出,与古为邻,与天为邻,故能有所建树,成为经典。而今人总想一鸣惊人,哗众取宠,心有旁鹜,故心浮气躁,笔墨不实,反成赘疣。《泰山经石峪》大字的宽舒、《瘗鹤铭》的飘逸,《张迁碑》的古厚,《石门颂》的野逸等,现在人能相敌?难得那些心中充满俗念的所谓“主席”能够望其万一?人古字自古,人奇书自奇。碑是客观存在,能够盘“活”者人也。这样简单的道理,不用我赘述。 至于碑学在今日的再生,或说作为一种丰富的资源被再激活,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感受、新的体悟。传统资源永远是蕴含丰富的宝藏,关键在于后人怎样去解读和诠释,方式很重要。 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抛开延续已久的观念,重新认识“碑”及“碑学”的价值,关照其在新环境下的历史意义。碑帖转换与互相升华与互补在具体的创作和观念上的突破,值得研究。 二是从艺术生态、文化选择、审美自觉等角度多方位来体悟民间书法、文人书法与宫廷书法的交融和贯通,而不仅仅是对立与排斥。 三是着力开发作为榜书大字的摩崖刻石在正书中的价值。目前展览中大字作品太少太差,全是“伪帖学”风气所覆盖,可以通过振兴大字来纠正靡弱之风气,树立正大气象。 四是“碑”的形迹多体现在形上,而墨色变化少,需要增加“书写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碑的平推、重按、铺毫之法,也需要帖的提按、跳跃之法来相济,方能保持鲜活之生命力。写碑之法易于涩重不畅,笔力夯实却难有韵趣,所以还得有帖的灵动才行。 实践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体道功夫在临创,碑是静态的载体,而最需要人文的驱动,书家将自己的审美理念、精神气质、文化趣味融汇其中,艺格以人格来体现。书法无论碑帖,不过是形迹而已,古贤所谓书学为“形学”也,鲁迅赞汉字“三美”,其中是“形美以感目”,可谓概括。我们书法家要弘扬民族艺术,自然是用美的规律塑造意象,用心灵去沟通世界和自然,达到“三才”天地人的贯通,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则优如圣域,修成正果了。而停留在碑帖之争,本身是有“法障”之嫌。“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们需要的是智慧的生存,性灵的表现,择善而从,心性自显,养拙者乐静,尚巧者善变,临事从宜,化古神为我神,自然是一种高妙的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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