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析 隶 楷 之 变

曹向春

浅 析 隶 楷 之 变
——以《广武将军碑》为例
　　　　　　

　　　　　　　　　　
曹向春

    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渐进的，我们无法说清某一事物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发生变化的，世间万象，莫不如此。楷书从隶书（即分书，下同）而来，但隶书究竟是从哪一天、从哪一个书者手里衍生出楷书的呢？这里面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隶书——隶楷——楷书。隶书鼎盛于两汉，楷书鼎盛于唐，而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大概就是“隶楷”的发轫、盛行、完备时期了。
　　　南北朝时期，立碑之风盛行，公卿勋臣、世家大族往往立碑。这个时期的字体正处在分书往楷书过渡阶段，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书写非常自由，风格差别也很大。而且，南北分治，不同的地域文化更加强化了这种差别。此时的字体在分书与楷书之间，旧的规范被打破了，新的规范还没有产生，甚至没有发展方向，书者根据个人的审美趣味去处理点画结构的造型及其相互关系：或者强调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或者干脆什么修饰也不要，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或者极力夸张分书的波磔，所有横画的终端全部往上翘起；或者粗头乱服、苍茫浑朴、古拙大气；或者峻利豪爽、气格雄强；或者体兼分楷、笔备方圆、朴茂奇逸。总之，因为没有方向，所以各处都可以是方向；因为没有路，所以到处都可以探索成路。其结果，书者各自在寻找方向和探路的过程中，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书风怪异奇诡，变化犹鬼神不可端倪。这个时期的碑阙作品因为形式奇特、新意迭出、妙趣横生，且作品又不成熟，所以进一步雕琢加工的余地很大，不仅可以激发后学者无尽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后学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手段。也因此，其在清末成了尊碑抑帖者如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及推陈出新的主要取法对象。
　　　在此，我们不妨以《广武将军碑》为例，认真剖析一下其“天真不羁、苍茫浑朴、古拙野逸”的书法风格。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住了它的精神风貌和结体规律之后，才能更好地学习该碑的书法艺术。
　　　《广武将军碑》（公元368年）又称《张产碑》、《子产碑》、《苻秦建元四年产碑》。该碑的书写时间正好相当于东晋中期，当东晋盛行钟、王楷书时，前秦却还是这种较为古朴的隶楷之作。它的书体基本还在隶的范畴，但其已有向楷书趋进的要求，从其意态来看，无论是线条质感、形态，还是结字手法，更多的是承袭篆隶的意味。由于此碑地处偏远，文化的交流难免狭隘于一隅，但正是这样的环境（即少受外来干扰）让其不自觉地与当时的中原书风拉开了距离，使个性愈加突出。康有为的跋尾云：“（该碑）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应与《好大王碑》并驱争先……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遂叹为“关中隶楷冠。”民国时期著名书画鉴赏家姚茫父评曰：“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即《广武将军碑》见今隶之开宗。”后于右任又作《广武将军复出歌》盛赞，于是此碑声名大震，尤其在当代书法界，临习此碑者大有人在。此碑书法正处于汉字由隶变楷的演化过渡阶段，此时隶法已极其成熟，楷法还没有从隶书中完全脱胎出来，而是正含蓄地孕育其中，因此体现出了古朴稚拙、天趣浑厚的韵味，既有隶的横向取势，又有楷的左顾右盼，说隶不具纯正的隶法，说楷不具纯正的楷法。既有汉隶的宽博，更有魏楷的稚气，可以说，从《广武将军碑》中可以清晰地寻找到从汉隶向魏楷过渡的脉络。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人们看够了波磔森严的汉隶和方圆规整的唐楷之后，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才引起了现、当代极具创新意识的书家的厚爱。这种厚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此碑书法的结体方面，正如今人杨震方的《碑帖叙录》称：“此碑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它既不像北碑如《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那样楷法规整，也不像汉碑如《礼器碑》、《曹全碑》那样隶法严谨。其碑额五字，如锥画沙，线条扎实；碑阳文字，结体宽博，笔势横冲，拙中见巧，真力弥漫，是全碑最精彩的部分；碑阴文字，笔法古拙，气韵生动，结体天真烂漫；碑侧题名，尽情尽态，随心所欲，因势利导，返璞归真。 碑阳正文书刻在方形界格之中，书风初看粗枝大叶，不拘小节，但那奇肆多变的结体，不求工致的点画，令人觉得有一股淳古之风扑面而来。如果再细细品味，便会发现，此碑之妙更在于粗疏中能含蕴，草率中见精巧。比如结字，每个字都想摆脱界格的限制，恣肆奇古，极尽变化，或静或动，或长或短，或欹或正，或左右挪让，或局部夸张。再细细归纳分析，还会有许多发现：如三点水的写法最少不下六种，且每种写法都与右边的部分相映生姿；“辶”部首的形态更是一字一变，绝无雷同。“佐”字的单人旁与右边“左”字相互依赖；“爪”字最后一笔意气风发的张扬；以及“茂”字大疏大密的强烈对比，有时一个界格内放俩字，初看似乎有点失调，不合理不合法，细细揣摩才领略到它的趣旨所在，简直精妙之极。善于造险，胆敢独创，但险不觉怪，违而臻理，信手刻划，却于无法处求法，使之通篇充溢着一种诙谐的情调。另外，同一个字也往往以不同的结构出现，而这一切又统一于一个基调之中，由此可见作者之匠心。或许是时间紧迫，或许是碑阴、碑侧并不那么重要，愈到后面书刻愈发荒率。尤其是碑侧，没有了界格限制，把纵行横列都抛到了一边，其放浪形骸之外的天趣勃发之情跃然石上，整体书风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情趣。 或许，这一切都源于作者真性情的坦率流露，以情挟势、结字，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广武将军碑》既然是由隶变楷演化过渡而来，那它必然具有无法掩饰的缺点，对其颇有微辞者如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在《碑与帖》一文中说：“原石书丹，经过刻工之手，未必件件能保持原样。北魏、北齐造像最多，一部分乱凿乱刻，大失真面。有一部分连写手也不佳（如《广武将军碑》、《郑长猷造像》），我们不能以为凡古皆宝。”所以，笔者认为：对该碑的临习要有取舍。说到舍，比如此碑在刀刻方面的确有令人不满意之处：由于大量使用了冲刀刻法，使得许多字的起笔和收笔显得尖利单薄，假如把这一点也不加取舍地用毛笔来临写，就会影响作品的厚重和气势。
　　　最后，临习该碑时还应多多参照与此碑近似风格的《好大王碑》、《邓太尉祠碑》、《汝南王修治古塔铭》、《中岳嵩高灵庙碑》、《杨淮表纪》等，这样做可以优势互补，，相互生发，相互取舍。
　　　                                 201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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