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秋吟谈书法】——宋代至明代的书法美学

吟秋紫砂

从宋代开始，古代书法美学进入了第二阶段，对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情理统一、以理为主的审美原则被突破，个人情感因素越来越凸显主流意识，以情为主、重主观、尚个性成为此阶段的主流特征。

此阶段着重从个人的角度，从人的内在精神表现上探讨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强调创作主体的人品、修养，突出地发展了“书如其人”说，反对拘泥法度规范，提倡个人意趣的自由抒发和表现，崇尚阴柔之美和具有“丑”因素的反和谐的“狂狷”之美。

1、宋代的书法美学

宋代的书法美学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二阶段重情感、重主观、重个性对的美学思潮的兴起。书法艺术的抒情表现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宋人“尚意”即重个人意趣，情怀之自由抒发，成为时代的主流美学思潮，并大力提倡“书如其人”说。注重人品修养，追求“书卷气”，追求“潇洒倜傥”，阴柔之美，突破了平稳和谐的“中和”之美，表现了不和谐、不平稳、具有“丑”的因素的书法审美境界，从理论上肯定了“丑”。（提示：当下书风以“丑”“怪”为美的历史根源和依据就出自于此！）

苏轼言其书法是“愤悱而发”，主张“聊寓其心”、“乐其心”、“学书消日”，苏轼把书法创作看做“逍遥游”，可以“消百忧”的“至乐”之事，看做如同“博弈”，又胜过“博弈”的娱乐。

欧阳修更直接提出了“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主张。他们认为，书法可以摆脱外物外事之累，在书写过程中获得个人内心之自由，保持个性之独立，忘掉世事烦恼和不平，以消极、看破尘世“为物所乐之心”，视万物为儿戏，于万物中得一乐而足矣！

宋人提倡“书如其人”说。苏轼说：“古人论书法，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而不贵也。”反过来讲，由于人品高尚，其书法作品之地位便会更受推崇，特别通过颜真卿的人品与书品大扬“书如其人”说。

与推崇道德上的人品密切相关的便是对知识修养上的“书卷气”的极力倡导。主张功夫在书外，苏轼说：“退笔如山未还珍，读书万卷是通神。”的确，晋唐两代书法大家，在学识、修养方面的广博，精深程度，是不如宋代的苏轼诗、书、画、文样样精通。

宋人突出“神”、“韵”。由于强调书法的抒情表现功能，在形神关系上必然突出“神”、“韵”，并作为书法品评的最高标准。这种审美追求同第一阶段对“骨”、“力”、“势”的推崇有两点改变，一是由外在“形”向内在的“神”的侧重点的转移，二是由“壮美理想”向“优美理想”的转变。

宋人强调“无意”。由于重情感、个性，强调个人情趣之自由抒发，所以大力提倡创作活动之“无意”，更“无法”，要求摆脱一切理性规范、法度原则的束缚，张扬天才，追求“意造本无法”、“信手写去”的天造意境，但求意足，不计工拙。排斥了“意在笔先”法度思维，讲求“无意”的感性灵感。

米芾“无刻意作乃佳”倡导随意而发，一气呵成“一笔书”，反对“安排”、“谋篇”。

重意趣，宋人打破前人的法规，极大反对“唐法”，强调“无法”。苏轼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认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宋人肯定“丑”的审美理想，追求“藏巧于拙”的境界，以“拙”为美，认为不会形式规律的“丑”的因素有助于表现活生生的个性趣味，并大加追捧。

2、元代书法美学

在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下，汉族文人心怀不满，又无力反抗，只好埋头于艺术之中，缅怀古代艺术，在纯形式的玩味之下寄寓超脱的情怀。赵孟頫是元代优美理想的典型代表。

元代书法美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宋代情趣化趋势的延续，一方面又是愤昂之情的淡化。由于民族压迫，宋人那种书生意气式的勃勃奔放之情已经逐渐消逝，以“中和”之趣代之“中和”之美，这种思想在书法美形态上的表现便是崇尚一种秀媚的风格。

赵孟頫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隐逸之性卓然而生，崇尚“清幽”、“清妍”、“清远”的意境，寻找“清气”。在书法创作中，将“清逸”的理想一寓书中，特别是他的楷书，更是圆润清淑的阴柔之美。其书风为古代书法阴柔之美产生了极大的引领作用。

3、明代书法美学

明代书法美学的发展出现两种主要思潮：

一是继承发展宋元以来的优美理想，又分为两种形态：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崇尚潇洒飘逸的书风；以赵孟頫柔媚秀婉的书风。

二是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浪漫书风。

宋代以来重主观抒情，张扬个性的审美思潮，在明代发展到了极致顶峰，集中体现在以“狂草”派为代表的审美追求之中。他们为情是尊、不拘法度、力求丑怪，其笔墨随情感激流肆意挥洒，追求不和谐，突现惊骇人心的粗服蓬头的“狂狷”之美，这是市民文化精神的体现，冲破了以文人文化精神为中心的审美原则，彻底走向了世俗。徐渭是这种书法的代表。他的书法作品，字忽大忽小，忽草忽楷，笔触忽轻忽重，墨色忽干忽湿，故意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其草书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密密麻麻，空间密塞，密不透气，无法无呼。

明代“书如其人”说达到了巅峰。此说由汉代杨雄首提，宋代使之光兴，又经过元代郝经的阐发，以改充分发展。到了明代，由项穆进一步提出了“心相”说、“心正则书正”说，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论述。他认为：“人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他肯定了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成就，认为他们“皆忠义直亮之人”。认为赵孟頫之书“温润娴雅，娇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

蒋秋吟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