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网首届征文作品之三十三: 南朝虞和《论书表》中的妍质辨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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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虞和《论书表》中的妍质辨证观

       虞和，南朝宋泰始年间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少而好学，家境贫寒，传闻因家贫屋漏，惧湿坟典，乃展被覆之，书得全而被大湿矣。官至中书郎、廷尉。其所著《论书表》是南北朝书论史，乃至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极有审美价值的书论之一。唐人窦蒙《述书赋注》云：“论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标轴，真伪数卷，无不毕备。”关于该表的流传，主要有两种意见和代表。一种是后人依据此文在流传过程中，各处都有散见，于是将其作了整理，其文章则是零散而首尾不相接，故以朱长文为代表，在《墨池编》中将其作为两篇文章载入，即《论书表》和《叙二王书事》，又因《论书表》以“臣闻    画既肇”开头，自然便是上皇上的“论书表”的行文；而《叙二王书事》之结尾处写的是“六年九月中侍郎臣虞和上。”从体例上看，这依然是上皇上的“论书表”。所以第二种意见则是以陈思为代表的，将两文合成一篇载录到其所编的《书苑菁华》中，并据此加以整理，并说：“此《表》旧有误入江式表中者，又有前后颠倒者。今依《墨池编》校正，《墨池编》亦误者，以文义正之。然尚有脱误，如内叙‘谢灵运特多王法’下，应叙宋文帝事，下乃叙‘朝廷秘宣盈积，而太初欲烧\’，太初者，文帝子元凶召力之年号也。叙太初，复乃叙孝武，以至明帝时事。时代参差，今虽改正，而叙文章一段脱失，故文义微有不接。”我们认为，经过陈思的整理载录到《书苑菁华》中的《论书表》较之《墨池编》中的一文分作两篇，显然要完整得多。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此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记录二王之书事为目的，但其字里行间则是对当时书法风尚和审美意识变化的最好表达，尤其是对妍媚这一美学范畴和人们对“古质”与“今妍”的认识，有着极其精辟的阐释。

       虞和在《论书表》中揭示了当时晋宋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的变化其实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王献之书法的喜爱上。“妍媚”、“妍”的美学观念就是对王献之书风最好的概括，并且他还在行文上用比较的方法，表达了时人和自己对王献之书法的推崇。其文曰：

       “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不知献之自谓如何？’又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及小王。’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显然，我们能明白虞和的用意，他自己不说，而是引用羊欣的话代为表述，很有说服力。这里我们可以抽绎出两层意思，第一是羊欣认为张芝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是子敬自己都认为胜过乃父。

       那么，为什么虞和或者说晋宋间的人会对王献之如此推崇呢？要回答该问题，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虞和提出那一对美学范畴，即“质”与“妍”。虞和在《论书表》中说：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古今。子敬穷其妍妙，故其宜也。”

       我们可以从这段名论中了解到虞和的态度，在这则具有朴素辨证发展观的美学论断中，虞和作了深刻的阐释。从历史的发展而论，他看到了“古质而今妍”的事实，在当时或后世的许多书论家眼中，“古质”往往是最重要的、最优于“今妍”的，是艺术追求之真理，人们甚至会将因“今妍”而乏“古质”的现象，说成是一种退化。然而虞和却相比之下，显得高明得多，他认为“古质今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进化的。

       接着，虞和说“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他将追求妍媚说成是人的本性使然，亦即是说，古人的“质”或曰“朴拙”其实是因条件所囿，追求不到精妍而产生的结果，认为“质”并不是古人之追求，而是“求之不得”的产物。或者，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说，虞和认为人都是喜欢追求“妍”的，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人们就会力求精致，所谓“数之常也”。

       值得欣慰的是，虞和并非是孤立的在谈妍与质，而是以例证来对其作历史发展的认识。首先，我们要知道，质即朴之谓，妍即美之谓，字羊欣、王僧虔的书论中有“媚”的美学范畴，似与妍之内涵相似，都是一种抚媚精妍动人之美，这谳是相对于质而言的。魏晋及以前的书风都是在追求力量或谓力势，如果把质看作是阳刚美的代指，那么妍则指向阴柔之优美。虞和的认识是很辨证的。以钟张和二王比，钟张古于二王，因此钟张就没有二王的精妍和优美。然而若是钟张比之他们以前的人，则又多精妍。就二王而论，二王少时与老时比，则少质而老妍。以大王比之小王，也因时代时间之先后，妍质各有侧重，所以后来有子敬虽骨力不及右军，但“媚趣”已过之。依虞和的观点，这是必然的。这样的认识论，可以说是极有创造性和独特美学价值的，以“妍”或“精妍”论献之书法，我以为不仅仅是对个人书法风格的赏鉴与总结，它更是时代审美理想与追求的反映。

       翻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艺术史，我们会发现，晋宋之初，人们的情趣逐渐发生转变。用陆机在其《文赋》中的话来讲叫做“诗缘情而绮靡”。事实上，不仅诗歌文学、绘画创作也是在向“绮靡”转化。当然，历史地看，陆机所言之“绮靡”还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些门阀氏族中的“雅”，而至晋宋，则渐趋“俗”势，到齐梁时，已彻底的以“俗”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俗”决不能理解为低俗、俗媚，而应该表现为一种细致的“精妍”，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则主要是不但追求内在的神，而且同时更加注重外在的形。

       综上所述，我们理解了虞和对妍与质的把握是具有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则主要是以时代时间之先后，古今之前后，书家个体的老与少为主。然而，中肯的讲，从虞和对于“质”与“妍”的辨证认识与阐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其个人思想的局限。从虞和所处的时代讲，这样的认识观在批评那些一味厚古薄今者，无疑是进步的，而且从南朝的书法风尚来看，在羊欣、王僧虔和虞和等一大批书家的倡导下，也的确是越来越趋于妍媚。但这并不等于说“爱妍而薄质”永远是“人之情”、“数之常也。”历史的发展比虞和所想的要复杂纷繁得多，由于思想观念的不断丰富与转变，人们的艺术创作也随时代之变各显不同，然而这些却是虞和所未曾想到的。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堰逸轩

森豪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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