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孫慰祖
談到晚清金石學，陳介祺無疑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中心人物。陳介祺不僅是重要的收藏家和最具有眼力的鑒定家，而且在傳古、文字考釋方面貢獻卓著。他對於古璽印、封泥、陶文資料的集輯和研究，有著諸多開拓之功。但是，不得不承認，對於陳氏學術思想與成果的梳理研究，是近代學術史上一個被滯後的課題。
2004年春，我由臨朐、莒縣轉道至濰坊，看了陳氏現存部分舊居及陳介祺紀念館，感觸頗多，遂在濟南與範正紅、蒯憲等幾位學術同道建言，由西泠印社與山東有關方面聯合主辦一個學術研討會，推動對陳介祺的研究。此議隨即得到西泠印社及山東省文聯、書協和濰坊市政府的贊同。在承擔具體籌備工作的山東印社和西泠印社印學研究室同仁積極努力下，2005年，眾多中外學者參加的“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在濰坊舉行，表明“陳介祺研究”開始進入學界集體性的視野。
就在此次會議期間，我得以與陸明君先生相晤，讀到了他不久前剛出版的《簠齋研究》。同聲相求，頗有相契之感。《簠齋研究》無疑是一部全面而系統研究陳介祺的學術著作，認為此書奠定了陳介祺研究的基礎框架是毫不為過的。
而後幾年，偶與明君先生相會于學術活動，我得知他在從事于書法、碑別字等研究的同時，仍然持續著陳介祺史料的搜集與整理，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並篤志修撰《陳介祺年譜》。對於他凝心聚志，抱定於一的性格，我一直心存欽佩。2011年，西泠印社首次研究課題招標評審，評委們一致認為，《陳介祺年譜》具有學術史的重要意義，由陸明君先生承擔這一課題，其學術前沿性是可以保證的。現在，明君終於以深厚的研究功力與多年青燈黃卷之間的勞作，完成了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年譜稿，來回應學界的期待。
我認為，《陳介祺年譜》的顯著特色在於：
一、在體例完備的基礎土，突出重點。作者年譜中對涉及譜主的某些重要事件、行跡及學術觀點，皆細加探究並在按語中予以闡發。既有結論性的陳述和史料分析，亦不失紀事的周密、充實。
二、編撰規範，考訂嚴謹。收入《年譜》的事略，均附注史料依據，引文出處。作者秉持治史的學術傳統，立論有據，無證不立，評說客觀，決不虛誇臆測。
三、史料翔實，取用審慎。作為《年譜》的資料基礎，作者視野與取材十分開闊。我知道明君多年來不懈於從各大圖書館、博物館、譜主後人家藏及其它私人藏品中悉心搜求，獲得了大量未公開印行的稿本、抄本。在編撰過程中，作者披沙瀝金，去偽存真，除了剔出偽託譜主的書札、墨蹟外，對部分存疑的資料亦採取擱置不取的原則，保障史料的可靠性。
梁啟超把年譜與傳記並稱為人的專史。編撰年譜需要扎實的文獻功底，具體到修撰陳介祺這樣一個人物的年譜，不具備金石學、古文字學及晚清社會狀態等相關的知識基礎，是決難以措手的。明君在歷史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重鎮—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完成了碩士、博士學位，這為他後來獲得“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第三屆中國書蘭亭獎·理論獎”等一系列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學理基礎。細讀《年譜》不難發現，作者往往從他人忽略的資料中抽繹、解讀出有價值的信息，這也為譜主的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結論。明君善思而敏行的學術性格和邏輯思辨能力於此可見。
陳介祺是筆者少年時代學印之始起即極感興趣的人物，進入研究領域以後，也曾經發表過若干文章，探究簠齋藏印及印譜、封泥考釋著作等一些論題。同時也感到存在不少一時難以考稽的事蹟，進一步拓展對陳氏學術的研究，不免令人縮手。因而，深知明君先生所承擔的是一項知難而進的工作：一是譜主自傳性史料闕如，沒有可供參考的基礎性文本；二是除譜主晚年書札外，本人無日記、文集或詩集等直觀史料可供利用，而其前期活動的資料尤為匱乏；三是已刊行出版物中，涉及陳介祺事略的史料比較薄弱，因而必須主要借助未刊行的稿本、抄本、拓本等資料來組合補充。明君以一已之力，搜尋散藏於海內外公私之家的種種資料，個中艱辛，我是深有同感的。惟其如此，更彰顯出這一工作的學術價值。而作者自甘寂寞的毅力，在時下熙熙攘攘的學界中，尤其難能可貴。如今，《年譜》出版在即，明君多年的甘苦已經物化於其中。
甲午清秋，與明君先生會于西泠印學峰會，有幸得以先覽《年譜》稿本，深感明君草創之功，必將嘉惠學林。明君囑我為之序，乃不惴淺陋，誌感如上。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印学理论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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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3 2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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