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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刀客

许培鑫:我与老师陈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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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九 老师谈陈璧君

  几天生活下来,因为老师是有名的人,所以我问老师这楼面上还有什么名人关着。
老师首先说的是我们楼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还关着个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当时老师知他姓名,今天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陈璧君。所以话一转就谈起了她。老师说:“陈璧君一个人住三个这样的监房。”说着用手指指我们的监房。又继续说,“一个是给她放东西的;一个是给她写东西的;另一个就是她起居用的——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陈璧君在提篮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由来。”

  这时我想,我们这些反革命太小,太没有名了。老师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陈璧君一人要三间。而我们却一间关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关三间,我只想二、三人关一间,不要挤得睡觉须套裁就好了。

  老师说:“外面人传她还有人服侍,其实就是牢狱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们吃饭也都有人送来,吃完不用洗格子……”

  “这陈璧君要一间专门给她写东西的,她有这么多的东西写吗?”我不解地问老师。

  “她写的东西多啦!不过也不是天天要写,这汪伪时期的一段历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共产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要来问她,请她写。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她问事的……”老师回答着。

  老师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有一次队长要陈璧君参加学习,陈璧君很坦率,参加就参加。由于陈璧君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夫人,又是第一次参加学习。所以队长也参加在里面压阵。大家的发言也必然围绕起汪精卫来了,说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大汉奸……几个人发言下来,都是这样。于是陈璧君发言了,她一开口说:‘你们大家说我汪先生是汉奸,我不反对,他是日本人的汉奸。可是蒋介石也是汉奸,他是美国人的汉奸。中国也是……他是苏联的……’”

  老师学陈璧君的发言漏掉了几个字,这非常要紧,在当时这已经是擦边球了,倘不漏字只要这几句就足以构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监狱里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几个字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说出来,你听的人当然也听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汇报了队长)也问题不大。讲的人说我没讲出来;听的人说我没听懂。谁要说是诬蔑攻击,那是淫者思之为淫。什么语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边压阵的队长慌了,一听陈璧君的发言立即宣布学习到此结束。以后再也不要陈璧君参加学习了。”

  老师接着说:“又不能枪毙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陈璧君嘛!”

  讲到加刑,老师又说:“宋庆龄曾请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么用!”

  “听说宋庆龄曾专程到上海监狱看望过陈璧君,要她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可她终因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愿再出来工作了。陈璧君真了不起。”老师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陈璧君的从一而终。我忽然想到了龚品梅,便问老师:“龚品梅关在哪里知道吗?”

  老师答:“龚品梅本来关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前他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外教会寄来的,连喝的水也是寄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寄了,他人关在哪里也不知道。”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2:0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  谈天说地

  在与老师“同窗”的一段日子里,除了学习篆刻的时候之外,可说是无话不谈。张佩隧和王继生本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也从不向队长汇报。现在拆拆纱头,听听轶闻,后来轶闻讲不出什么了,干脆说起珍珠塔、玉蜻蜓来又有什么不乐呢!文化革命外面还有谁在说珍珠塔、玉蜻蜓之类,在里面四个犯人相安无事。说的是头头是道!听的是津津有味。倘若长期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打申请报告或买票进来的。

  在那段日子里老师说起过沈大雨和夏梦等的轶事尚有记忆。因为沈大雨的婚姻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夏梦成明星是被母亲“害”成的。我在这里要请讲到的人不管过世或健在,千万原谅一下:我许培鑫讲这些无非是我说与老师的一段狱中相处,
决没有说好谁说坏谁的目的。况且老师所讲也不一定对。看过听过一笑了之,则最好!

  老师说:“沈大雨的对象原是沈的同学,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校花。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天生的一对竟然走了运。也许是因为被称作校花的她太漂亮了,竟被当时的一个军阀看中,一定要取她做小妾。她与沈大雨一讲,二人岂不抱头痛哭。沈大雨提出二个人一起逃到美国去,可女的一、害怕到异国他乡,一出门竟跨了半个地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二、丢不下父母。大雨也没有办法,军阀娶她的日子到了,她只能被军阀娶去了。

  如此,沈大雨心中始终想念着她,没有另找对象。而她呢!真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时刻想念着沈大雨。幸好这个军阀是后来醒悟了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二年后军阀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走了。她回到大雨身边。沈大雨见了正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感情更胜当年;恨的是军阀霸占我心上人二年。她是已哭成了泪人,只要你沈大雨仍然爱她,她什么都愿意听大雨的了。

  沈大雨到底是有知识的人,看到了这是社会造成的,他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她一个弱女子怎抗得了一个军阀。终于他们又抱头痛哭成了眷属。不过,他们比梁山伯祝英台幸运,因为他她都经受住了刺激没有死。要不,岂不只能成二只蝴蝶了。”

  老师讲夏梦的事是出于对夏梦母亲美丽的赞美和对夏梦青年时代不幸的同情而讲的。

  老师说夏梦的娘比夏梦更漂亮、更风流,风流得怎样呢?老师说:“有一天有四个老板在夏梦母亲处搓麻将,是四个男人。夏梦娘不过是倒些茶,与他们谈笑伺候罢了。这时来了一只电话,原来是要夏梦娘去。于是夏梦娘放下电话,打开大橱换起衣服来。没想到她竟把衣服脱个精光,连衬衣一起换。三个看得见她的男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那位背对她的老板当然要回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夏梦的娘竟开口说:‘某老板,你如何这样不规矩,人家女人换衣服也要看的,有什么好看。’四个搓麻将牌的男人岂不厥倒!”

  我听着老师的讲述,象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一位裸体仙女似乎从窗外飞来……

  “夏梦是夏梦娘的前夫所生。当时夏梦娘的丈夫常在外找别的女人玩,甚至找妓女。夏梦娘当时年岁已高,管不住她的丈夫。心想大概是自己年龄大了,他喜欢年轻的。那时夏梦正是亭亭玉立之时,她想要是把自己的女儿也给了丈夫,那他就不会到外面去找女人了。所以一日她要夏梦陪自己的丈夫睡觉,夏梦当然不肯喽!哪里知道她竟跪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苦苦哀求。夏梦是个好小囡,如何忍心母亲这样的哀求,终于答应了。可是她丈夫的病到底还是没治好。”老师说:“真作孽,夏梦就这样被糟蹋了。不过,不这样,也许夏梦还成不了今日的夏梦。”

  夏梦是个大明星,她之所以成为大明星,唯物地讲是由她自己走过来的。唯心地讲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总之,人的一生都是出之分毫,差之千里。年轻时对任何一件小事的取舍,都会改变一生的道路。夏梦成了今日的夏梦,不虚度此一生。

  近来听说夏梦还生活在香港,身体很好,我祝愿她健康长寿!

  老师讲自己曾为张大千介绍一女弟子,也是趣事一桩。

  一日老师对大千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学生可好?”

  大千说:“是男的呢女的?”

  老师答:“是女的。”

  大千说:“是女的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好女色,女学生画图我在旁看着,看看觉得她好看,便会情不自禁的把嘴凑上去,亲个脸。你我老朋友了,有什么不好说。”

  老师哈哈大笑说:“不妨事,不妨事!我介绍的女学生保证你不要亲嘴、亲脸。难看得你看到后决不会喜欢。”

  “是这样吗?”大千说。

  “你见了就知道。”老师笑着说。

  “那好!你就介绍给我吧!”大千终于接受了这个女学生。

  珍珠塔、玉蜻蜓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记得老师还因现在不重视文化教育而说过二则笑话:

  一则是讲王福庵,王福厂(同庵)也是个篆刻家,有一次,有邮差送信到他家门口,可能是要盖印的信件。邮差在门口高声地喊:“五福厰,五福厰!……”一连喊了数十声,谁也不知道这五福厰是谁,都不敢接嘴。后来有人也许是可怜邮差喊得口干了,或者是嫌烦说:“哪一个五福?让我看看。”他接过信一看原来是王福厂的。这全是把厰字简写成了厂,而厂原本此字是庵的一种写法。

  另一则是师母去看病,挂了号,排队等着。曾听护士多次叫:“沈锦初,沈锦初!……沈锦初有吗,沈锦初!”师母听着想:会不会是自己?然而又不敢答应,因为与況绵初三字相差太远,怕护士说她瞎搞。一直到诊疗都结束了,还未叫到她。一个护士见她怎么不走就问:“你怎么还不走,好回去吃饭了!”

  师母见问便答:“我毛病还未看过呢!”

  “你还未看过?你叫什么名字?”护士问。

  “我叫況绵初。”师母答。

  护士见桌上还剩一本病历卡便拿起来一看说:“啊呀!你不是沈锦初吗,叫到现在你怎么没听见啊!”

  师母听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2:3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干得差不多了,其实肥皂早就干得象腊肉一样了。正确些说是写了几天篆文,手有些痒了想刻一个印试试。

  我用线硬是把一连体肥皂分为二块,分开后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揿,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换下用着的牙刷,把装毛的一端断掉,在地上磨了起来。我问老师:“老师,这刻刀是二面开口的,还是一面开口——只磨一面的?”

  老师本来就在指导我弄平肥皂说:“是二面开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开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寻找着毛一点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会儿磨好了递给老师看。“这塑料刀可以了吗?”

  老师接过塑料刀,还挺仔细地看了又看说:“你这刀磨得还不错!”

  “是吗!”我口中虽如此答应着,可心中想一个做了多年木匠的人,这样一把刀会磨不好吗?

  老师又说:“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个朋友会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后再为我送上来。”

  我被老师吓了一跳,这样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点不可思议!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后我来帮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么刀磨不来,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说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头、凿子、刨子哪一样不要磨,哪一样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点:一是手关节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砖一定要平。这样磨出来的刀一定煞平、锋利。在外面人家都说磨不来、没磨过的、剃头师傅用的轧刀,我也磨过!什么刀磨不来?”我边说边想,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师傅了,我可当个祖师爷了。

  “好,那好!以后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师完全信得过我地说。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么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么不存在问题,可在里面就有些两样:一、打下的印要保证保存到能带出去。二、有一天给队长发现了要不因为文字 而坐“文字狱”,又不能没收。

  当时我身边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就决定刻这几个字。刻好后打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想这第一个印,也是在狱中刻的,一定要带出去,这样也就能带出去了。

  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只有一个“马”是姓,是学过的,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师是不是都能写,若要查字典就没处查了。

  我问老师:“老师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除了这‘马’是姓,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你能为我把篆文的写法都写出来吗?”

  “来,我来写给你看。”老师说着为我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我时老师又说:“我不但什么字的篆文都会写,而且每一个字都可以至少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

  我在老师写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八个篆文后便觉得老师真有一手,老师说他每个字还至少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这使初学篆文的我简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说要写哪个字,我就写哪个字给你看!”老师补充说。

  “那好,你就把我的许字写十种篆体给我看看。”我考起老师来了。

  老师一个一个几乎不加思索地写了起来。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吗?你可瞎造一气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

  老师十个许字写完了问:“还要写吗,还可以写!”

  我这下算是服了老师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书还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纸上绘了一圈,然后把它分成八格,竖二格,横四格。再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篆文填写进去,描粗、描浓。再把纸翻过来贴在肥皂上,随后轻轻地揿压后,把纸掀开。肥皂上出现了篆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纸背朝上放在旁边参考,刻了起来。

  不一会,刻好了。便急急递给老师看。

  老师又象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样认真,随后又是一句:“五十年后又要出个小木匠了。”
这句比看篆文时说的少了“不要”二字,没有了“不要”二字,好象是肯定了的。这大概是人在困难时往往会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或同好亲人、学生身上吧!

  我受称赞总是高兴的,一面又觉得这篆刻也太方便了——换块石头换把刀,不就成了吗!
老师又说:“你将来一定成名,不过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还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还不一定成名,成名还要有方法。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过,我也完全忘记了我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么还不一定成名?

  “一个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还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记住。”老师说。
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师说:“我说给你听邓粪翁求成名的方法。”

  这又是听故事了。“怎么样?快说说。”我催老师快说不在于求方法,正确地说是听故事。

  “邓粪翁没名时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师说了起来,“他为了要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为粪翁。你说,你听说某人名叫粪翁,你还会忘记他吗?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在报上刊登邓粪翁死了的讣告。而过二天又登邓粪翁死后复活的启事。你想这死后复活的人,人们还会忘记吗?特别是叫粪翁易记,少不得要打探这邓粪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的。于是他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我听了老师的叙述觉得可笑,但又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过我不会要成名而给自己取粪翁之类的名字的。也不会登报说自己死了……又说自己死后复活。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  送礼

  在监狱中老师收我做学生,可以肯定地说:不论老师过去有过如何得意的学生,从感情上来说谁都不会比我更深。老师不止一次地嘱我出去后一定到他家去,还说地址忘了也不要紧,只要到富民路近延安路的一头,见到一公用电话处一问就知道。马路边戴着红袖章的人也可问,只要问起陈巨来他们都会指点给你我住在哪儿的。

  一天老师从毛选中翻到一条印鉴,说要送给我一件最好的礼物。我初一听要送我最好的礼物,心想什么礼物?

  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还能有什么最好的礼物。不过立刻又想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不管送什么都是最好的礼物。哪会是什么礼物呢?我想。

  老师边说要送我最好的礼物,边慢慢地拿起毛选,从毛选中取出一张宣纸条,递到我面前说:“喏,这是最高的礼物了,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打着五个印鉴的宣纸条。这纸条不说印鉴的好歹已是够好看了——一条雪白的纸条上盖着一个个鲜红的印。

  老师侧身过来指着其中的一颗印说:“这枚‘韶发’印你看刻得多好啊!一边大一些,一边小一些。安排得是那样得体、稳重。这是一只名贵的秦印,而且是秦始皇时期的秦印,特别名贵。这只图章在我家里,你出来后送给你。”

  我被这纸条中的一枚印鉴吸引住了,来不及去回答要不要,也来不及为这礼物道谢就急急地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图章,好象刻的是燕子和鱼嘛!不象文字,难道是最早的象形文?”

  “噢!这图章!这图章刻的确实不是文字,是燕子和鱼。你看!”说着老师用他那象女人一般瘦小的手指指着印面,“这是一只燕子,这是二条鱼。这枚图章叫做鱼燕相通,一般用在互通的书信上,表达写信人希望经常通信的愿望。鱼的回游,燕子的去来都表示往来不绝,表示写信人美好的意愿。”

  “哦!”我真想不到,图章还有这一种用法。

  “你以后也可以刻一只,与要好的朋友通信的时候,写完信盖上一个印,表示希望多通信,往来不绝。”

  “是!”我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会,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夹进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老师好象又想到了什么说:“我家中还有一只印床,红木做的,是×××送给我的,你出去后也送给你。”

  我不由得心中叹了口气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出去是什么时候。中间还有五年多,以后的路谁都说不准!不要说五年后的事,先过好眼前的日子再说吧!

  老师稍息了口气又说:“这印床是×××送给我的,我也没用过,其实篆刻家是不用印床的,图章稿印好后就拿在手上刻了,最快的急就章,连印稿也不需要,把章面用墨一涂黑动手就刻。只有刻字匠才用印床。”

  我想:奇怪!既然篆刻家不用印床,还说送给我做什么!不过又想:这是老师喜欢我说给我,我且答应着再说,到时候还不止怎样呢!

  老师又说:“我过去送东西最多的就是图章,不管人家结婚还是做寿,我也都送图章。我总是到广东路文物商店买印石的,那是只要一元钱一方的明青田。我挑二方,磨掉章面从新刻了送人。”

  “你是不是把石头再磨磨新,好看些?”我问老师。

  老师象要磨他的印石那样,急急的答:“哎!不能磨,不能磨!一磨就不成明朝的青田了,新青田不名贵。”

  “唔!要明朝的青田才值钱?”我问。

  “当然!新的青田要多少!明朝的青田才值钱呢!”老师又说,“文物商店卖石头的人也认得我,我送得最多的就是图章。”

  我打趣老师说:“哦!你送礼倒便宜,只送二元钱!”

  “什么!二元钱!”老师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我送的是我的篆刻,什么二元钱!人家还特别喜欢我刻的图章呢,人家结婚我只送二方图章全家去吃喜酒还欢迎得不得了。”

  “那么你的图章有什么好?有什么特点呢?”我又问。

  老师说:“我的图章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对称的篆文或篆文中对称的部分,你若中间一折它必然会重合。”老师又说,“说到好,我的图章在方圆变化中方方显得隽永匀称。有人说我的篆刻象美女一样,若再长一些会觉得太长;再短一些会觉得太短。再胖一些会觉得太胖;再瘦一些便会觉得太瘦。总之是恰倒好处。”

  “哦!是这样。”我忽然又想到了艺名,我便说,“老师,你给我起个艺名吧!”

  “好,好!嗯……”老师思索着,显然想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我自作聪明地抢了出来:“老师,你名叫巨来,我就叫后来吧!跟在你的后面慢慢来,怎么样?”

  “哎!不好,不好!这不象名字了……”老师象是还要说些什么似的,但未说出口。

  我看着老师的神情,听了老师的回答,觉得自己说错了口。你想:我叫后来,那老师不就是先来,岂不成了死人了吗!于是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老师呢!好象还在思索一个好名字,但他结果还是没有想出个好名字来。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3:0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  洗澡和看电影

  监狱中说起人道主义来,那什么都不会少的。不过,实在说也只是市监。而市监中也许只是反革命的三号监,或许还有八号监——病号监和医院。因为在我关过的六号监——新生监,打人是普遍现象,不过不是队长打人,是犯人打犯人——是一部分犯人听队长的话,批判帮助一个或几个犯人。说起来队长是不打人的,但在打人的事件上背后都有队长的影子,他只要暗示一下便什么都有了,用不到自己动手。

  不过,我在三号监虽然时间不长也有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既未见打人的事,也未听说打人的事。

  三号监每个月还有看一次电影和洗一次澡。在新生监是初收期,好象真正的改造还未开始,故还没有这种待遇,只是发些水擦擦而已。看电影和洗澡之类的事都不事先通知,说看电影便看电影;说洗澡了就洗澡。

  监狱中的任何一幢大楼,只要是一个统的楼面,放起电影来就决不会比外面一般的电影院小。故看电影的时候人很多,可能是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看。

  洗澡的地方就小得多,也许只四、五十平方,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洗。

  总之,和老师二人手携手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和洗过一次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他拉着我的手,脚步也不再似平时那样缓慢,心情也显得兴奋得很。先是一次洗澡:我和老师手携手,走过某一楼面的拐弯处,老师告诉我说这里关着个“河马”。

  “什么?关着个河马?”我有些搞不清,轻声地问。

  老师轻轻地告诉我:“河马也是个反革命犯,只是头长得比常人大得多,又要叫。所以,大家叫他河马。他要叫,叫他不要叫他不听,老是要叫。所以队长没办法,做了一只马桶样的帽子把他套起来,手当然也绑着。”

  我吓了一跳,这不要闷死吗!猜想大概是此人被批斗、判刑吓出了精神病,要不为什么要叫呢?与谁过不去呢?当走过他门口时,老师叫我看,果然我看到了“河马”。原来他闷不死,有出气洞,旁边还有二个犯人关在一起,不用说是犯人看着犯人了。

  洗澡时都带了面盆毛巾,肥皂及替换衬衫衬裤。到了浴室先在外间脱掉衣裤,带着洗澡用品一批人一起进去。

  监狱的浴室与外面的不同,它是一个房间上面排着热水管,这管子上有孔,象喷水池的管子一样,只是都朝下。边上是一个开关,管开关的人不象是队长,不穿制服,可能是劳役犯或刑满的留用人员。人都进入浴室后,只听他叫:“都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喽——”一面拨动一个圆形的开关。

  这时象下阵头雨那样,整个房间越下越大。这水冷暖适中,人们都用力用带来的毛巾擦着身体;用手搔着“和尚头”。稍待一会,水龙头关掉了。嘱道:“擦肥皂,擦肥皂……”

  于是大家拿起肥皂擦起身体来。这洗澡还得要有些小窍门——先把身体擦上肥皂,擦好,最后洗头。要不然象外面一样先洗头的话,不小心肥皂弄到眼睛里,眼睛睁不开,那是没有水冲的,一定会搞得手忙脚乱,洗不好澡的。
  
  “好了吗?差不多了吗?……”这是管开关的人在问。回答是不一致的:有说好了的,有说稍等一会的……。

  当几乎听不见等一会的声音时,水龙头也就开大了,整个房间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比前一次时间要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够你把身体乃至头面的肥皂都冲清爽的。而且还够让你积一盆水——最后擦干身体时搓毛巾用。

  我市监关了有半年了,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热水澡,只觉得舒服极了。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享受,因为之后还未轮上第二次洗澡,我就被送往一队——板头厂劳改了。

  回来的路上老师问我:“舒服吗?”

  “舒服,舒服!”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想:外面好象从未洗过这样舒服的澡。另外,外面的浴室好象设计得没有里面的先进——省时、省水。

  看电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尽管觉得有些事摄得不现实或不客观,但还是喜欢看的。并且每次看电影还不把自己放到反面人物一面。这我后来也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也没干过坏事。二、精神生活也象吃饭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老师的步子是迈得那样轻松,也那样爱看。我想:不管他是否也象我一样想,总之,客观上总是这么一回事。我决不相信老师会偷、会抢、会放火、会杀人……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3:4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  接济

  这是每个犯人每月最盼的一天了,早晨就能看出这是个好天气,我想上天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判我们的人或看管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人,我们并不犯罪,它并不剥夺我们应该有的好天气。今天轮到我们接济了。

  每个犯人盼接济倒不如说是盼与家人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家事。早餐后,通知了今日接济便不学习了,象一般的下午拆纱头一样,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

  老师听说今天接济精神看上去就特别好,他问我:“你今天有人来吗?”

  我答:“有的,我哥哥来!不是与你说过,要送一条被头来吗。”

  “怎么是你哥哥来!”老师问,“你父母呢?”

  “我父亲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答。

  “你哥哥没结婚!你们都住在一起!”老师说。

  “是的。”

  “你有一个兄弟,也判了刑!”老师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你哥哥是一个月接济兄弟一个月接济你。”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我问老师。

  “啊!多好的哥哥呵!”老师赞美着。“楼中传说的,你弟弟这里也关过,现在他解到外地去了。”

  “噢!原来他也关过这楼面。”我继续说,“我哥哥十六岁进法商电车公司,解放后父亲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挑着,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兄弟三人二个被判了反革命,母亲年龄大了还要他照顾,生活在一起,要工作,要做家务,还要接济兄弟……”我一直想帮哥哥分挑些担子。没想到工作没分配给我,却判了我反革命,心中着实不甘。社会主义是应该这样吗!自己干些活,挣些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安排不出把失业人赶到农村,不去的全判刑,以此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已没有了失业工人,好个伟大的创举。然而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唉!我只能叹气。

  “啊!世上真有这样的好哥哥!”老师听我说哥哥,也说起了自己,“我也挑过家庭的重担,养过兄弟……我的兄弟很好,我妻子不会生孩子,我现在的女儿本是兄弟的孩子,是兄弟从小给我的。我女儿好,我现在全靠女儿,家中靠她,接济也是她来的。”老师介绍起自己来了。

  “她叫啥?”我问老师。

  “她叫陈玉嫦,女婿叫孙一麟。都好!”老师很得意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她比我大呢比我小?”我又问。

  “她大概比你大些。”

  “那我来时就叫他玉嫦姐了。”

  “好,好!不过……”老师又补充说,“不过我的女儿性格很活泼,说话也随便。你到我家来时,要是她开口叫你小木匠,一只凳子帮我修一修,你是否会生气?”

  我答:“不会,不会。我是木匠嘛!年龄又比她小,她叫我小木匠我不会生气。”

  说说笑笑一会儿叫到老师的名字了,老师立刻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轻快的动作,怎么也不能和平时生活在一起的陈巨来合拍。这不是上次洗澡看电影他拉着我的手,这次是他一个人要跨过走廊中拆着纱头的人群。这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样轻快的步子——这是对亲人的眷恋;对自由的憧憬;对外界的向往。即使是已经习惯了狱中生活的人;即使是平时看似对外界已忘却了的人;都会有此异常反应,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老师接济回来,女儿为他送来了一些好象是纸笔之类的小东西,我见老师象孩子翻弄着玩具那样的爱不释手。

  一面对我说:“我就知道我的接济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我的女儿一定会早来的。”

  我想起了老师接济前说的话问:“怎么!你的妻子不会生孩子?”

  “许培鑫,我来讲给你听,我的婚事非常有趣,象天上掉下来一样。”老师说着收起了接济送来的物品继续说,“一天我到丈人家去有事,当然那时还不是我的丈人。”老师半带纠正地说,“事情办完,我要走时,他忽然叫住我,要我等一会。说:‘我把女儿叫下来给你看一看,给你做妻室,你一定要当场回答我要不要?’说着他就在楼梯口唤起女儿来,并叫她下楼,站在楼梯口让我看。我说我回去想想。他不允许。与父母商量也不允许!一定要我立即回答,不能与任何人商量。我一时难出口,他就嘱他女儿上楼去了。我见他女儿生得倩,实在喜欢。可没有过这种事,难为情得很,但没办法,丈人逼着要当场回答,我只好低着头回答要的。就这样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

  “真有你这样的丈人!”说着又问了一句,“你丈人叫什么名字?”

  “我丈人況蕙风,是清末有名的词家。”

  “噢!”我点着头,好象认识的那样,其实呢,我根本没听说过,可能是有名但决不会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吧!

  “后来才知道她不会生孩子。”老师补充着说。

  “怎么不会生孩子呢?”我当时只知道有一种称作石女的女孩,是发育不完全造成的不会生孩子,只因为我们邻居家曾有过一个这样的女子,好象是不能嫁人的。听老师说她不会生孩子,便联想到了此。

  “她是生疬子经生坏的。所以不会生小孩。”

  “哦!”我象什么都懂似的答了一声,其实生疬子经怎么会生不出孩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后来我丈人与妻子都要我再讨一个小老婆,帮着生个孩子。我不要,我们夫妻很要好,也就没讨。所以我兄弟有了孩子后给了我一个女儿,就是现在的女儿——陈玉嫦。”老师讲时态度随意得很,看来他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女儿不是亲生也不避人。

  不一会,我也轮到接济了,哥哥为我送来了很大的丝绵被,他知道我体弱怕冷,还用兰格子布做了一只袋,这样洗后只要一袋就可以了。哥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使我想起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他们都是了解我的,都不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新被头送来了,我原有的老棉花毯被头可做垫被了。接济后我在学习时提了出来——分一半给黄显忠。可是不能马上给,要到星期天,借来剪刀才能一分二。此事小组中当然没人反对,也没人说好!可我在我们的小监中却受到了“全体组员”的表扬!不但老师说我好,张佩隧和王继生也表扬了我,他们说在监狱中象我这样派头大的人极少,没见过。当然他们要是见过的话黄显忠今天也就不会没有垫被了。

  我愿送垫被,黄显忠愿要,队长也同意。那么就等星期天借来剪刀一分二就可以了。黄显忠多年来没垫被的事就能解决了。不!没有,没有解决!这就是监狱。说变就变,因为你是没有人权的,没有自由的。它比军队更集中——军队还要宣扬服从命令。这监狱用不到宣扬服从命令,没有不同意的选择权利,要你怎样就怎样,只有服从……。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4:0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4:4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5:3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八  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膛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匋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

  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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