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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刀客

许培鑫:我与老师陈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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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6:2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九  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

  我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是何亚农的侄孙子,父亲是五三年从美国福特汽车厂回国的二级教授——何泽宝。他家与陈半丁又是世交。他从小与陈半丁的儿子——燕麟一起长大。所以也有书画的渊源及爱好。他知道我跟陈巨来学篆刻很支持。

  那时,陈半丁家被抄家去的古玩字画等大部分发回了,燕麟又从浙江回家探亲。于是他与燕麟二人买了空白印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了六本陈半丁的印谱,给我寄来了一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拿着印谱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陈半丁的印刻得很好,他是跟吴昌硕学的,不过这本印谱不全,他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见,不知何故!”

  我听了老师的介绍,一面想老师好记性,陈半丁还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打上去都记得!另一方面想起了老何寄印谱给我时附信说因时间不够,半丁的一些太小的印没有打上去……我想他们把小的印嫌麻烦,当然漏掉几个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下决心去一次北京,重新打一分完整的陈半丁印谱。

  可是当我到北京打印时,老何却说:“较大的印一个也未漏掉,未打的只是一些扇面章之类的小印。”但我不管,既来了北京就要重新打印。

  陈半丁的遗孀——三娘,对老何特别亲热,因老何与燕麟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把老何作儿子看待。老何管她叫老太太。她是陪伴陈半丁至死的妻子,陈半丁的孩子也都是她生的。

  陈半丁家的古董字画都由老何全权代表去争回来后,老太太还一定要原来被扫地出门的四合院。那太不容易了,是老何帮着一直上了法院才要回的。

  我到北京说明来意,老何马上陪我去拜望了老太太,老太太非常痛快,当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们打印起来,并且陪伴着老何聊天。

  一大旅行袋的印章,印泥缸是她家的——一个方形的青花瓷缸,一看就知青花是苏泥勃青烧成的,我提高了看底上的印鉴——宣德年制。

  我与老何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共打了二份。由于印泥太干了,不容易打,最后终因晚了,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而放弃了一些扇面章。

  打印时发现有好多黄冻印被用红漆编了号,老何猜测是田黄。我推测北京的老法师们对印石比较外行,把黄冻都看作了田黄。

  老何还介绍说:“陈半丁是北京城中第一批被抄家中的一户。今天红卫兵上街,明天红卫兵就到他家抄家。后来知道是康生点名抄的,抄去的东西都不准别人动,第二天康生就来挑。故除了给康生挑走了些外,别人都不敢动,平反后总算基本上拿到了数量。但半丁老人叮嘱儿子最要保管好也是最贵重的一张画——北宋易元吉的狐狸给康生拿去了。”

  我听着老何的介绍想想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呵!原来一开始就是抢东西,这比强盗抢劫更彻底——东西全抢走还扫地出门。又想:原来这抄家一事不是红卫兵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大名鼎鼎的康生眼红别人的东西,唆使来抢东西的小强盗,康生则是大强盗、黑后台。老师所以说的有些好的自用印未见,恐怕也因印石名贵而给康生抢去了。

  我抽空还去了车公庄的小市,买了几件上当的古玩,老何见我喜欢古玩,我临行时送了我一只朱彝尊制的小笔筒与一只有些破的宣德炉。

  回沪后,我把打来的印与老何送给我的二件古玩,给老师看。

  老师一看笔筒,尚未看字就说:“根据这笔筒的脚的形状就知这是嘉庆以前的东西。这宣德炉是明朝的,这是最大的一种了。”老师还对我说:“某××(姓名忘了)专门收藏宣德炉,收了二十几只,每只都擦得铮亮。”老师又补充说:“别的古董不能擦,就宣德炉外面能擦,里面不擦,非常好看。”

  最后老师说:“你这次上北京最大的收获是打了一本陈半丁的印谱。”

  过了一段时间老何要到上海来玩,信上说还要拜望我老师。

  我去老师家谈起说:“老师,我有个朋友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玩,他说要来拜望你呢!”

  老师非常随便地说:“你让他来玩好了。”
  
  “他说他的八爷爷叫何亚农,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收藏家。”我又添了一句。

  老师一听说:“嗬!何亚农!”

  我问:“老师认识?”

  “大有名气!”老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八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是有名的大汉奸!”说完笑了。

  老师说:“他是汉奸,但更是大收藏家。在国内谁不知道。”接着好象又亲热了许多,“你叫他来,叫他来。来玩就是了。”

  老何到上海后我俩挑了一天的上午,计算着老师该起来的时候了,就到老师家。不料,老师还在床上,他见我们到了,马上就起床。我们在旁边坐着,玉嫦姐为我们泡了茶。

  老师才穿上衣服坐上他每天习惯坐的沙发,见何元信手中拿着东西便问:“拿的什么东西?”

  老何是必恭必敬地启了启身说:“老师,是一幅画和一手卷字。”

  “拿来我看。”老师说着伸出了手。

  老何连忙提上手卷。老师一打开手卷就是一叠连声地:“好,好……”原来是明朝董其昌的千字文,老师一面看一面指着这手卷的纸对我说:“许培鑫,你看!这就是明朝的竹纸……”

  我在旁:“噢,噢!”地答应着。

  手卷还未看完一半,玉嫦姐为老师倒来了洗脸水:“爹爹,洗脸吗?”玉嫦姐问。

  “洗,洗!”老师一面把手卷搁下,一面在方凳上洗起脸来。我见手卷可能要碰上水,便拿了起来。

  我问老师:“还要看下去吗?”

  老师答:“要看,要看!”洗完脸老师用杯中的水漱了口,老师是不刷牙的,因为他牙都掉了。

  没有想到老师洗完脸仍仔细地把千字文看完,随后:“好,好!”连声。我想老师的造诣是与他的爱好分不开的,他看完千字文象吃到了久违而又十分对胃口的好菜一样。随后又伸手要看画。

  老何马上把画递给老师,拿起天杆往后慢慢提起,老师二手拿着轴头缓缓把画舒卷开。

  老师看了画又是连声说:“好,好!”原来是石涛的一幅芦雁图,老何管它叫“大鸭子”。

  “老师,你看这画是真是假?”老何恭敬地问。

  我想,老何真扯谈,老师这样一叠连声说好,还会是假吗?

  “真,真!”老师说。

  “会不会是张大千做的假?”老何又问。

  “不会,不会!不是大千绘的,是真迹。”

  后来的谈话才知道:原来老何帮陈半丁家要回了抄去的东西,亲自用大车把它拉回家;还为陈半丁家的房子打官司,要回了四合院。那太费力、太不容易了。老太太要谢他,他什么也不要。燕麟回家时老太太一定要儿子谢谢他。燕麟一再问老何:“你说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最后,老何说:“你就把你家过去客厅里挂的‘大鸭子’给我吧!”

  于是燕麟很高兴地把这画赠给了老何。

  听说陈半丁发还的书画中单是石涛的画就有四、五十张呢!从康生要抢的东西来看,石涛的画还够不上级别。

  老何说:“我怕石涛的画是张大千所假,想老先生挂在客厅里的东西,有人常来常往,见是假石涛不要下老先生的脸吗?所以这一定假不了,我就只要了这一张。”

  老师说:“聪明,你真聪明。”

  老师的早餐是一块奶酪和几块饼干,当然也是玉嫦姐送到老师的手上的,难怪老师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好了。

  我们一面谈书画,一面也谈何亚农的收藏之巨。老师用完早餐,老何对老师说:“老师,给培鑫取个名吧!”

  老何比我大四岁,把我看作兄弟。

  老师说:“对,对!”一面抬头想了起来。

  老何大约在思想上有备而来,他看了看老师说:“齐白石不是有个学生叫娄师白吗?培鑫就叫许师来吧,老师你看可好?”

  老师听了说:“好,好!叫师来,就叫师来吧。”我师来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仍习惯地唤我许培鑫,这姓名是从市监唤到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一想,父母给取的名字也不改了,就把这师来作自己的字吧。为了与名相通,亦作师磊。但至今象所有现在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都以名行,只不过刻个师来一只图章罢了。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6: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  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师家主要是学习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也碰到过很多来学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可说是无私了。

  他从不收任何人的费,而最高贵的还在于不论是谁只要你是学篆刻,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教诲。

  在学生中有老师朋友的小辈,也有朋友介绍的,更有学生带来的,更值得介绍的是没人介绍从不认识而是自己慕名而来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并且会嘱你今后常来。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报酬来说,老师只要你以后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声“先生”。

  我在外接触的很多朋友,说起我是狱中拜陈巨来为老师的,他们竟非常羡慕,有的甚至说:能拜到这样的老师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愿意!可是,他们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老师收学生是这样随意的。可见老师之大量和漠视金钱之一斑。但他们中受其他“名师”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空手去拜访、去求教的。

  老师晚年身边大约有二、三十学生,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姓氏是因为老师没有对学生之间作介绍的习惯,碰上次数多了,或者向老师问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学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还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师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够了。问题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与编辑搭界,不是自己是编辑就是父亲是编辑。

  还碰上过一个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来的。跟老师学篆刻,桌上一张纸写着篆文《诗酒乘年华》。她大约正欲刻此印吧。我后到见后问老师这位是师妹呢还是师姐?老师答:“师妹,当然是师妹了。”我照例抽烟时递给老师一支,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老师说他每天只在饭后各抽一支烟,每天只抽三支,决不多抽。我到后抽第一支烟,总是要先递一支给老师,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说午饭后抽)。可是耳伴忽听到“嚯!”的一声响,那姑娘自己也点燃了烟抽了起来。我觉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觉得她在责备我——怎么!同样是吸烟的人,为什么不递一支给我?

  我心中只能向上帝叹息——我哪里知道她也抽烟呢?大陆上的姑娘几乎没有抽烟的。

  抽烟是话外之话,但问了老师是师妹呢还是师姐?也只得到是师妹的回答。

  还有陈之或陈述的儿子等不常来的。除了陈佩斯以外,老师朋友的孩子只是听说。见过面但太少来,我见面也不认识了。

  老师还有一种学生,其实是老朋友的学生,也常来看望老师。他们并不学篆刻,但也做学生论——如张素心是老朋友胡亚光画家的学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戏剧家余振飞的学生。老师对我介绍岳美堤是因为说她是的的确确的岳飞后裔才知道她的。

  在这桃李芬芳的环境中,我学习非常方便,有时老师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师对我的关怀胜过常人,他不但教篆刻,还关心我为我介绍对象:老师说:“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钞票,人非常觑(方言,指漂亮)。要我帮她在国内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有名。你要吗?”

  我一听,首先觉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结婚找对象只求有名外一无所求?瞎子、麻皮、跷脚、癞痢你都要。香港属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结婚不讲门当户对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恋爱;外表、年龄,只要有名,这有名真的有这么好吗?

  随后,四十岁的年龄,说她长得雪白那可能,说她还非常觑!未免有点吹嘘了。只听说女大三十一只瓜,没听说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过出于礼貌我不好说不要人家,我对老师说:“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么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没有吃出名来!”

  老师一听,立刻高声地说:“什么!你是我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象吵架一样,“许培鑫!你要吗?要吗?你如要,定归成功!”

  我看着老师的神态,好象见到了老师丈人在逼老师一定要马上当面回答一样。但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所以我说:“不,不!我已有对象了。”

  老师一听我说有对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后来,也听到过几次关于白妹妹找对象之事,只是我并不关心。

  一天老师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条,手臂全裸,戴着太阳眼镜,优美非常。老师说:“喏!这就是介绍给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听说白妹妹懵了,这白妹妹是四十岁了吗?我眼前见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样秀气年轻,虽不见她的眼神,但从她美丽的脸庞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这分明是二十四岁,哪里是四十岁!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会老了吗?

  这时玉嫦姐问了一句:“杨羊还有没有意见?”

  老师回答:“杨羊还有什么意见?他是一只老虫跌在米缸里,还有什么意见。”老师回过头,面对着我说:“你不要,挑挑杨羊!”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7:2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一  “同窗学友”谭金

  一天我到老师家见有一上了年纪的人,他也许坐了一会了,见我到便站起身来要走,老师也不请多坐一会,他走后老师对我说:“他就是谭金。”

  “他就是谭金,就是那个爱养蟋蟀的谭金?”我问。

  老师一听我知道他爱养蟋蟀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谭金爱养蟋蟀的?”(方言蟋蟀叫才吉)

  我与老师谈起了我的家是养蟋蟀的世家,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专事养鸟养蟋蟀的养师。解放后蒋福钿去了香港。上海市过去养蟋蟀作为赌博也禁了。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养蟋蟀又兴起来了,那时最大的蟋蟀养户便是谭金了,听说他也养到了一千盆,这是只有蒋福钿在解放前才养到这么多。另外听说有个叫张大炎的也养到了三百盆,高钟云医师也又养了起来。

  这些情况都是前文说的徐寿头来我家谈起的。徐寿头因妻子反对还把蟋蟀养到了我家。我才十几岁就听说了。特别是有一事象笑话一样说谭金大老婆未讨,小老婆却先讨了二个。这对我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为什么忘不了呢——那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叫做讨了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而要说是讨了二个小老婆呢——就好象不吃第一个馒头,却先吃了第二、第三个馒头一样。

  还由于我也是个养蟋蟀的迷,所以对谭金二字就记得特别牢。后来从报上知道谭金被抓去改造,原因有二:一、养蟋蟀赌博;二、走私字画,甚至走私了宋徽宗的画到香港。我还为他可惜得很,我的可惜是因为怕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喜爱蟋蟀养蟋蟀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什么走私,上海是他家,香港也是他家,从家里拿到家里罢了。现在又在捧他做上海足球协会的名誉主席了。”

  “他还喜欢踢足球?”我问。

  “不,他哪里是踢足球!因为他有钱嘛,要他拿些钱出来罢了!”老师又说,“谭金一出来,与他的儿子及另一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生意就赚了三千万美金,他们每人分一千万美金……”

  我简直吓了一跳,钱怎么这样好赚,倘也能让我去这样赚一些就好了……

  “他起先吃官司时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外面接济进去的,不吃里面一口饭一口水的。不过,后来不可以接济了……。”老师补充着说。

  没想到三十八岁的我在老师家中竟碰上了二十年前就熟悉了名字的谭金。

  老师说:“谭金没有家,他长期住在静安宾馆。他觉得这样方便,不用用人扫地、铺床。有什么只要吩咐一下服务员就行了。”

  我想总不如有家温暖,刚一想温暖,我又想到了他大约吃了二十年的官司,现在只有儿子才没“离婚”。当年听说他讨了二个小老婆……如今怎么长住宾馆……唉!我是穷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母亲曾说一只桶箍不拢了。他是有钱人也搞得没了家……

  后来也多次碰上谭金。记得有一次他与老师咬耳朵讲话。老师说:“没关系,你大声些说好了!”同时用手指指我再指指谭金和自己说:“我们都是‘同窗学友’!”

  谭金好象不理会老师的话,他还是低声地说话。我听老师的话,可能谭金谈话正谈到了自己吃官司之事,我亦不去注意听他们,把脸转向窗外。

  但后来碰到谭金他也不避我了。有一次,好象是与老师谈他从常熟买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与老师在谈这画的装裱及特点等等。

  谭金还邀老师一起去浴德池洗澡,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从来只听说邀人吃饭,邀人看戏什么的,今天却听到了还有请人洗澡的事。老师告诉我洗得舒服极了。擦背、扦脚、捏脚、敲背……全套的服务,不用自己动手,总的每人花去了七元之多(也不知是十七元之多,记不清了)。不过那时尚无桑拿浴什么的,更没有异性按摩……

  老师与谭金之间的走动,谭金有什么事或与老师聊聊,都是谭金到老师处的。老师若有什么事的话,则是由玉嫦姐上静安宾馆,玉嫦姐叫谭金为谭家伯伯。

  我每次见了谭金总要想到——现在为什么不养蟋蟀呢?可见我对蟋蟀也着迷。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二  寻找孙义文

  这是张大千寄画给老师表示“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之后不多时日的事吧!

  我到老师家,老师与我谈起了“老绍兴”来。老师说“老绍兴”孙义文就住在我隔壁。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小生在现在居住的地方,若有蒋经国的表弟住在我旁边,作为邻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老师坚持说就住在我附近,嘱我去打探一下,说是张承宗转请老师请他写信给蒋经国——请蒋经国和平统一。
  
  老师说:“你下次来,我给你地址。”

  我想老师虽对我说在我隔壁,其实老师自己也没搞清楚。我回家也不问,心想:这儿有蒋经国的表弟住着我会不知道吗?

  过了几天我又到了老师家,老师问我找到孙义文吗?我当然说:“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

  老师给了我确切的地址——林荫路135号。

  “咦!”我搞不清了,林荫路135号不就是阿忠家吗?我住131弄4号。阿忠家父母与我父亲是老邻居,我与阿忠从小在一个小学念书,他家里住着蒋经国的表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问老师:“你地址搞错吗?135号就在我隔壁再隔壁。此屋我父亲叫它徐家房子,听父亲说主人姓徐祖上在清朝也是做官的,与我家是老邻居。他家母亲是徐家女儿,结婚嫁姓刘的工程师,所生子女皆以刘徐X命名。儿子刘徐德、刘徐忠与我同一小学毕业。刘徐忠小名阿忠与我是一个老师教毕业的还特别熟。只听说刘海粟解放前曾受过他母亲照应,寄居过他家,可没听说过有蒋经国的表弟居住在那里。”

  是老师坚持地址不会错。二、是我虽经常到阿忠处去,但因他家房屋大,解放后被房地产占领租人,还办厂,一直到拆迁还有羊毛衫厂在。对他家房屋现在的瓜分情况确实不清楚。所以我回家后,一到晚上,估计阿忠已下班了,就马上到了阿忠家。

  原来孙义文确实居住在阿忠居室的西面,阿忠的贤内助对我讲:“孙义文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被房管部门扫地出门搬到这里的。他原住在派出所对面,很大,很大。原来的街道文化站就是他家的一部分。”

  “哦!原来他是文化站房子的主人。”我想到了我判刑前的隔离审查,就在原来的文化站。他家被扫地出门一定在我被隔离审查之后的事了。

  贤内助又讲:“现在大家都叫他大伯伯的就是。作孽!只是因为与将介石有亲戚关系便被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这文化大革命有谁不作孽呢?阿忠家也不是作孽吗?因为父亲解放前曾买过些股票,也被作为资本家抄了家,以后又招勒令让出住房……你不是也作孽吗?嫁给阿忠有了孩子,不也挤在这十平方的房间中吗……。

  贤内助很高兴地把我引见给大伯伯。大伯伯一见我当然也十分高兴,正是本来心中想着的“一别与之谁短长”现在可尽情地谈论了。

  当我谈到老师受张承宗之托要找大伯伯,为的是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一事。大伯伯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写这样的信。

  后来我上老师家,对老师讲了找到孙义文的经过,又谈了与孙义文谈起过写信之事,看来大伯伯是不会写信的。

  老师对我说:“张承宗的秘书又来过了,你请孙义文到我这里白相。”

  “好吧!不过他来不来我可没把握,我尽量请他来就是了。”我回答。

  现在找大伯伯太容易了,我从家门口走出,只五十公尺的路就已坐在他家的椅子上了。

  我与大伯伯谈起老师要请大伯伯去白相。大伯伯对我讲他不会写这信,不写的理由是——蒋经国的嫡亲娘舅茅××写了信也没用,大伯伯写信就更没用了,既然没用何必再写呢?

  不过大伯伯听老师请他去玩也欣然同意了。与我约定了日子我们一起去了老师家。

  大伯伯与老师都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是一只电话。张大千送给老师的画——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一直挂在茶几的上面墙上。

  我坐在对面的二人沙发上。一会儿还是玉嫦姐给我们泡了茶。

  老师见了大伯伯还是那么几句话,说是受张承宗之托,要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大伯伯既直率又大方,还是讲蒋经国嫡亲娘舅写信也没用,自己写信也一定没用,没用的信去写它干什么呢?所以不写。

  此事大致也就这样结束了。大伯伯出来后对我说:“不能被人看不起!”

  后来老师对我讲:“你人好,孙义文比你还要好!”我真不知道老师所说的“好”是指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时老师已经去世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张承宗怎么会请老师去找大伯伯的呢?他难道连大伯伯曾与老师关在一起都知道吗?——监房是经常要变换人的,印象中的老师好象只是关在一起才熟悉的,但我怀疑了……

  一次去大伯伯家玩,顺便问起:“张承宗是怎么会请老师来请你写信的?”

  大伯伯说:“可能是张承宗了解到了过去我住在成都北路,善乐坊时与陈巨来是邻居才找他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想通了。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三  黄志毅变了黄超慎

  在市场上买印石碰上一个人,说他家有好印石,邀我到他家去看。我到他家,他拿了很多作品给我看,有些印石果然好,钮亦刻得好,还有一巧色的立雕古建筑,真是鬼斧神工。但终因价高而一方未成交。记得有一方半高的牛角冻,上雕一魑虎亦好,我出价十二元亦未成交。我出价是低了些,但我一个月仅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十二元已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了。可见这好印石也不是一个工薪人士能随便买得了的。

  好在自这以后成了朋友,他帮我刻了一方钮,这是一只龟钮,他还特地买了只乌龟养着照着刻,我当时糊涂了,他家去看到的作品这样好,如何他刻龟钮去买了个乌龟来照样呢?(这事后来碰上陆明良才了解了原委)

  那时我请他吃了饭,他也不肯收工费了,只是要求我带他到老师那里去一次,看看他用二方印石换来的篆刻——“徐顺宝印”刻得如何。我同意后约定日子,我们一起上了老师家。

  老师听说有人请他看图章刻得如何,很高兴。接过图章,老师看得很认真,口中说:“徐顺宝印。”随后又说:“这印刻得好!象我,太象我了!是谁刻的?”老师把图章一转看起了边款,“怎么也象我?这黄超慎是何等样人,怎么我不知道?”老师犯难了,他思考着。

  这时徐顺宝说:“听他说原来叫黄志毅。”

  老师突然醒悟地说:“是他,我道是谁。”老师对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过去是我精心培养的,不过现在他常在外招摇撞骗,所以我这里不要他来了。怪不得这样象我……”

  徐顺宝说是二方印石换的篆刻,又说黄志毅还拿了他二方小鸡血石没还。他这话真不该在老师面前讲!

  老师一听:“好,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回头对我说:“许培鑫,你给我去一次,就在这里长乐路近得很。×××号。你去就说我找他,叫他马上跟你来一下。”

  我哪里知道会产生这样的事呢!心想还是马克思讲得好——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由你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看一下图章刻得好歹的事,要发展成另一件不知怎样的事了。我也没法,老师说去叫也就去了。

  很快我把黄志毅找来了,他人比我略高,也挺漂亮。黄志毅一见徐顺宝可能也感到突然。但他一见老师就叫老师,也随着问了声:“什么事?”

  老师这时已坐到了东南面一个小间的床上。老师开口就是:“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

  黄志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拿了人家的二方鸡血石为什么不还?”老师这句话出来,黄志毅才知道些眉目了。

  “啊!偌小二方鸡血石,忘也忘记了。值什么钱啦,我当是什么事呢!”黄志毅显然也没有否认二方鸡血石。

  “鸡血石不要说小,就是扇面章大小的鸡血石,好的也会上千元!”老师又说,“拿了别人的鸡血石为什么不还?”

  “喔唷!”黄志毅说,“这样一点小事,怎么闹到老师这里来,我会还给他的。”

  “你马上去拿来还掉!”老师紧逼着黄志毅。

  “老师,你让我自己去解决!”黄志毅说。

  可老师还是紧逼着:“你会还他,现在就去拿来,当我面还!”

  “我没把这一小事放在心上,这二方石头已给我刻印送人了。”黄志毅一面对老师辩解一面又转过头去对着徐顺宝说,“你好,你好!你知道我与老师关系不好还来搞挑拨!”

  徐顺宝吱吱唔唔:“……”

  老师逼得紧。黄志毅一再要求老师由他自己去解决。最后对徐顺宝发出了威胁:“你看好!我找你算帐!”

  徐顺宝说不出什么,我可尴尬啦,因徐顺宝是我带来见老师的,又不是来讨鸡血石的。鸡血石之事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只能开口了:“你不要找他算帐!你有什么事来找我算帐。我可还没有听说过徐汇区(当时以为是徐汇区)有个叫黄志毅的怎么怎么狠呢!要地址我马上写给你。徐汇区我还认得几个外面白相相的人。”

  “我不找你,我找他。”黄志毅说。

  “……”

  老师终于同意黄志毅自己去解决了,让他回去,要他尽快设法解决。

  事后我才知道黄志毅是老师悉心培养的学生,而且是可能有意识地培养得与老师十分相象的学生,尤其是边款。也许老师是想在自己不能篆刻的时候能由他来代刻。可是黄志毅一学到手就在外面冒老师的名赚钱了。所以引得老师大光其火。

  有三件事老师与我谈及过:一是他原是老师得意的门生。可能在七十年代后期,老师曾为他刻了一方印,边款中预测他是八十年代第一流的篆刻家。矛盾发生后老师有些后悔,老师曾问我怎么办?要我想办法:一是收回;二是使它无用。

  我对老师说:“那太方便了。”

  老师一听有办法,兴趣很高:“快说什么办法?”

  我说:“你为每个学生都这样刻一个印,也不就大家一样了。”我知道老师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老师苦笑着说:“对,对!这样大家都有了,他也就不希奇了。到底你这反革命判七年比我判五年的门槛精,有办法。”说完我与老师大家笑了。

  第二件:有一次我刻了一元朱文的印给老师指正,老师说好,同时又对我说:“黄志毅我只教了他白文,他元朱文刻不好!”

  我与老师谈起黄志毅说:“这人我看还不是太差的,那天你嘱我把他叫来后,我看你这样的批评他,他没有一句对抗的话,他口口声声称你老师,只是求你让他自己去解决。所以说此人看来也不差。”

  老师象武术大师一样地说:“什么,他敢犟!他要敢犟我一几耳光打过去,至少打掉他二颗牙齿。他是知道我练过功夫的。”

  我听了此话真是觉得绝了!一个身高不满一米六的矮老头子,年龄八十左右了,如何能把一个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轻力壮的壮年,一几耳光打得如此。

  老师还要我相信他,他是有武功的,不是假的!

  我当然说:“相信,相信。”了。

  第三件事是某校一位教授由黄志毅刻了一方冒老师刻的印,知道老师很生气。他写信给老师,劝老师不要为区区小事生气(我未见信,只听老师说的)。老师看后不是不生气,而是大为生气。老师说:“他认为是小事,我不认为是小事,而是大事。我用红笔批了,把信壳翻过来给他寄了回去。这是最严厉的做法,是红笔批的……”

  最后,还要提一下,老师作古了。大殓时传说黄志毅也要来。当时蔡乃康最起劲,说他来要赶他出去。大殓那天听说是在龙华殡仪馆门口被蔡乃康等人赶走了。我与陆明亮都不愿做这种事,都没有去理会蔡乃康等人的这种做法。所以门口也未去,究竟怎样,没有亲见。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四  印石、印钮

  学习篆刻一定会涉及印石品种的鉴定与好歹的识别,也一定会涉及印钮的制作。

  象我这样的工薪阶层买印石只能去江阴路。这江阴路现在是花鸟市场了。刚改革开放时它其实不是花鸟市场,而是在黄陂北路近威海路一段上仅几十米的古玩市场。这些古玩摊有经营字画、碑帖、砚台、杂件等等。虽然里面有假货,倒也不是新做的假古董。在这些古玩摊中夹杂着一些青田来的石农,最早来的也是最长来的,开始不过三、五人,如老潘、被拖拉机轧死的老阮、嘴上有刀疤的老余、强盗老张(张淮生,因患高血压又好饮酒,脸常通红。陆明亮给他取了个绰号——强盗。虽说绰号强盗可人极好。现已中风死了。)、断手老阮、塌鼻子小付……等等。后来到了江阴路石农愈来愈多。他们中大多数姓余、阮、付,也有姓王、张、孙等等。到现在二十年了,他们的子女、女婿也都到《藏宝楼》设摊了。

  我之所以要化些笔墨来写他们,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上海的篆刻以至雕刻工艺的发展极其重要,他们把沉重的印材、毛石一批批地背到上海为发展篆刻与雕刻工艺功不可没。要不,恐怕搞这一行的十个人中要少七、八个。老师曾为朋友从友谊商店八折购得一旧的兰花青田,价八百元。长江刻字厂一方一厘米见方成品的竹叶青新的也标价一千。没有青田石农的努力,我辈是玩不起印石与篆刻的。

  还有一个外号海龙王的半精神病上海人——老王。他印石的来源是朱行的一个农户家。这朱行的农户家怎么会有印石呢?原来,农户住在玉石雕刻厂旁边,玉石雕刻厂常购进一定的彩石,内中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昌化石。这些石头都是用木船运来的,在搬上岸时常常掉在河中,这农户知道这石头可卖钱,趁夏季在河里洗澡时把它们捞上来放在家中。给海龙王知道后陆陆续续贩上来的。海龙王做了多年的小贩,衣服脏得象瘪三。可他印石来得便宜卖得便宜,并且象摸彩一样时有好货。所以尽管他脏得象瘪三,要印石的人拍他马屁的还大有人在,有个姓周的要与这大名鼎鼎的戆徒轧朋友一起饮酒,结果还被他推开。

  但这海龙王也怕一个人,他就是陆明亮。海龙王的印石到市场上都是毛石,一般人都不让翻看,就陆明亮来能翻看,还常常拍拍海龙王的头。原来陆明亮对石头比海龙王内行,海龙王碰上了老阿哥倒也服帖。再说陆明亮那时买石头多,只要他看得中的全要。价也出得不错。我就是见陆明亮对石头比我内行才与陆明亮攀谈上的。

  原来他的职业也是木工,他在我还未出狱时就业余搞印石刻钮头这一行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跟徐顺龙学的制印钮这一项。与徐顺宝是师兄弟,徐顺龙既是徐顺宝的哥哥也是徐顺宝的师傅。陆明亮是徐顺宝的师兄。

  陆明亮告诉我徐顺龙的作品非常出色,徐顺宝根本刻不来,他哥哥去了东北工作,他把哥哥留在家的作品说成是自己刻的,要钱用时还卖钱。

  我与陆明亮时间长了感到他人的确不错,对徐顺宝也就疏远了。从认识陆明亮到他去美国也可算是莫逆之交了。

  青田石农的印石及海龙王的印材,买回来锯锯磨磨,有时真能得到一些上等的印石,甚至是极品。

  我到老师家去大约只是在我结婚时买去过一斤糖外从未买东西孝敬过老师,现在想来还觉惭愧。

  不过!我也从未见有学生给老师送礼,而我们学生常常会给老师一些印石——这正是老师所需要的。我所送的印石就是这种自己锯锯磨磨出来的印石。

  老师每月都要送掉些印,这些印大多数是送文艺界的演员的,特别是评弹演员。只要是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到上海沧州或大华书场演出,都会送老师一叠票,求一方印。老师说:“他们说起来是请我听书,其实,我汽车一来一去六元,票价只三角或三角五分。倒是我捧场才是真!”不过,老师喜欢听书,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心中也乐意。

  老师送出去的印章若碰上客气一些的人,就不能是“和尚头”了,也就是要在印章上刻上印钮的印石了。这时最能为老师提供服务的也就是杨忠明了。凡老师需要有钮式的印石就嘱杨忠明去加工。所以老师在我们学生中间说起印钮谁刻得最好总是说:“杨忠明是现在上海刻印钮的第一高手。”后来还介绍给程十发或者是刘旦宅(记不清了),为他题了什么“二杨并举”之类的匾额,也就是把杨忠明与康熙年间的寿山石雕艺人杨玉璇并举的地步了。

  那时我与陆明亮已经熟悉了,我听老师说杨忠明是当今上海印钮刻得最好的高手便与陆明亮谈起。陆明亮一听笑了起来:“他什么高手,他是我的学生。用谢家林一句话来说,就怕给他刻坏了石头。”(谢家林与杨忠明都是陆康的学生,是跟陆康学篆刻的)

  我一惊:“什么,是你的学生?”不过我真的未见过杨忠明的作品。

  “你老师说他好,捧他大约是因为他生活比较艰难,因为他与小谢都在一个生产组里工作。”陆明亮说出来的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

  陆明亮当时说希望我带他去拜望一下老师,我就同意了,我想:既然你是杨忠明的老师,刻得又比杨忠明好,那么也应该带你去见见老师,让老师知道了也为你宣传宣传……。

  有一次,我在老师家闲聊,老师一下子拿出六方印钮给我看:“你看这是杨忠明为我刻的印钮,有趣吗?”

  我那是第一次见到杨忠明的作品,说实话实不敢恭维,他刻的神兽往往身上剜去了一块肉。

  老师拿起一方蛇钮说:“这条蛇多有趣,你看它翘起的尾巴上还刻了一颗珠。”

  我虽然觉得杨忠明的印钮不及他的老师陆明亮刻得好,但他象这蛇钮样的钮式可能是自己的创作,倒觉得新鲜,还有些巧思,无论如何在陆明亮的作品中我没有见到过这种作品。陆明亮的作品我见得多了,他只是龙与兽——翼龙、龟龙、魑虎龙。不是左旋,就是右旋。

  那天,我也确实吃了一惊,心想一下子就是六方,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业余时间,况且有家庭,少不了还有家庭的琐事。

  记得不久前碰到杨忠明,老师也给了他几方说:“不管什么刻些就行……”

  他马上接受下来,杨忠明也够有修养的了。

  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一下就是几方,一下就是几方,要刻得好也不可能——没时间,难怪刻得不好。

  我想起陆明亮要来拜望老师,就对老师说:我有个朋友叫陆明亮,他说杨忠明刻印钮是跟他学的,要想叫我带他来拜望老师。

  那时我已是老师家的长客了,与老师先说不先说知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只是顺便告知一下。老师当然也随便我什么时候带他来啦。

  一日,我带陆明亮到老师家,陆明亮展示了几方他的作品,老师照例对他夸奖了一番。后来陆明亮说起杨忠明是他的学生,老师也没说什么。可是,陆明亮对老师的称呼却使老师大为不满:他开口一个“巨老”,闭口一个“巨老”。老师反感起来。

  老师说:“你不要巨老、巨老的,我听不惯,你要么就叫先生!要么不叫也就算了……”

  我一听老师来了火,便对陆明亮说:“你是不好,老三老四,算是老师的同辈,还是小辈?我们谁见了老师都叫先生,你不跟我叫先生,什么巨老、巨老的!”

  陆明亮见老师来了气,又受了我的责备,于是马上改口称先生。

  后来陆明亮告诉我,老师叫杨忠明刻钮次数多了,一次对杨忠明说刻十方钮,为他卖个好价钱,介绍生意。杨忠明当然高兴。象模象样地刻好了十方钮,交给老师。结果老师去卖给了陆康。这陆康是老师最得意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学生,人在香港,学生中可能数他最有钱。这十方钮的价钱还不是老师说多少就多少吗!卖掉后老师给杨忠明钱时,杨忠明知道是卖给了自己的篆刻老师,吓得连钱也不敢拿。不过,陆康大度一点也没什么,后来还把留在国内的家具送给了杨忠明。这是陆康也象老师一样知道杨忠明在生产组工作生活的清苦吧!

  我也刻过几方印钮,我刻印钮是爱好——不惜工本。一方一厘米多些的封门青印材上,刻了个凤形博古钮,刻了我整整三天的业余时间,博古钮的身上还装饰了薄意羽毛,精细得很。拿给老师一看,老师连声称赞:“头等、头等!头头等!……是你刻的吗?是你刻的吗?”
我被吓得结结巴巴地答:“不,不!不是我,不是我刻的,不是我刻的。”我怕老师象对杨忠明那样一甩就是六方八方的,我怎么去完成呢?

  “刻这钮的人姓什么,姓什么?你说,你说!”老师追问着。

  “姓张,姓张。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把作品移到我的一个朋友身上。在我的脑海中他身长体重都有,老师追问也不会有破绽了。

  老师不追了,回头半举着这印说:“这钮真好,上海滩上真有人才!”

  我心想:其实这人就是你的学生,若你只刻一个二个,我一定为你刻,但你经常十个八个不说,就是三个五个我也受不了,然而你又不是自己玩,你送的人太多了我没法为你刻。

  这方印材后来为杨晓珍刻了印送掉了。

  在与老师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少不了谈些珍贵的印石之类的事。内中少不了谈起田黄与灯光冻。

  老师说:“田黄并非最名贵的印石,最名贵的是田绿,老师仅看见一方。所谓田绿也不是全绿的田石,而是田黄中有蚕头般大小一块绿色,此石为某人所有(老师当时能述其姓名,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说:“田黄本来不少的,只是给乾隆皇帝吃掉了。那时科学不发达,田黄在田中掘得,不知从哪里来,以为是龙生的蛋。乾隆皇帝认为吃了这龙生的蛋,当然不能长生不老也一定能延年益寿喽!所以,他每次下江南都要觅田黄,磨成粉吃。他皇帝做了六十年,三次下江南,这田黄都给他吃光了。”

  老师的讲法是上代的传说,我想既不真也不假。因为魏晋人就有吃石头的风气,可说是有此事而并非全真。

  老师说他刻过很多田黄,过去每刻田黄都把粉收集保存起来,如有外伤出血,止血立效。

  我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地的石农把无色透明的印石叫法都不同。寿山人称无色透明之石为玻璃冻;昌化石农称玛瑙冻;青田石农称无色透明的青田石(极少)为灯光冻。

  寿山与昌化的称法并不引起我的意外,而青田的灯光冻引起我的意外。因为从书上说:灯光冻的颜色如灯光,故名为灯光冻。古时点灯皆用油,这颜色必然黄绿色,哪里会是无色透明的呢?在我的思想上灯光冻就是今天的封门青,只是今天开采的方法与工具比古代先进了,产量多了,觉得不那么珍贵了,而把古人称作的灯光冻神秘化了,移向了更稀有的印材(印石并非透明即好,寿山、昌化全透印石并不是最好的印石,也不是最稀有的印石,只是青田石全透无色极少。断手老余曾带到江阴路花鸟市场来卖过一方,他说放在报上能清楚读出下面的字,他怪我去得太晚被人买去了。)

  我带着这一疑问问老师,灯光冻是什么颜色的?

  老师的回答是:“泡一壶绿茶,倒在玻璃杯中,把印石放进杯中,印石看不见了就是灯光冻,看得见的就不是灯光冻。”

  于是,我明白了古人所谓的灯光冻,其实就是今天的封门青。灯有明暗,石色有深浅,茶有浓淡。我想的与老师说的完全一致,与书上称灯光冻亦完全吻合。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五  老师去日本访问

  八二年是老师生活中重要的一年,春天去日本访问,回来后又出版了老师的印谱——《安持精舍印最》。

  老师要去日本访问了很高兴,他对我说:“日本人不忘记老朋友。”因为他曾经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做过事,当过一个小官。

  我问老师:“你当的什么官?”

  老师说:“什么官,说起来是官,其实,还不是刻图章,我是刻图章的官。”

  我想起了老师有一次与我谈起上级派他去接待一个日本的画家代表团之事:那时老师根本不知道日本的绘画情况。日本画家问他是北派呢还是南派?他说他没有南派北派之分……语言又不通,有些地方真是笑话百出。结果,代表团总算搞清了他是篆刻家,可是他们搞不清为什么政府会派篆刻家来接待画家代表团。可见他是在糊涂政府中当了个糊涂官,因为是篆刻家,有事凑合凑合,没事刻图章。

  老师一面说日本人不忘老朋友,一面又低声对我说:“开放了,日本人又要来了,他们是做给人看的,来拉拢人心的。”

  老师似乎又很懂政治了,但老师不管政治上的事。日本人要请我,国家又让我去,我且先乐一乐,出出风头有何不可!

  尽管老师在共产党手中一次劳动教养二年,解到白茅岭;一次文化大革命被判五年反革命,七十岁的人生在囹圄中度过。批斗、改造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平反了,原来的荣誉都回来了。不管什么人,过去待他好不好都一笔勾销。他的心情很好,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谦益》二字说:“这张玉筯篆的作品,这次到日本带去送给东京博物馆收藏。”

  还一再谈起日本二个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适与他要好,还十分尊重他,小林斗庵来信称他为“函丈”。
 
  老师还问我:“你知道‘函丈’的意思吗?”

  我倒学过二年日语的,但没学到“函丈”是什么意思。心想“函”大致是学问、修养之类,“丈”指老年人。

  总不外乎“老师”的称谓。

  老师说:“‘函丈’就是日本人最尊敬的称呼!日本人‘函丈’还表示最客气、最高级的意思。”
 
  显然老师也半懂而不懂。

  去时老师一再说要把张颂华的图章,介绍到日本。说是一个女的能刻得这样好在中国历史上还少有的。别人一个也未提及。但老师出示的作品就一枚印鉴,不知道老师身边还有没有第二个。

  去之前徐云叔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他。

  这次老师不知怎么为我介绍起徐云叔:“这是徐云叔。”

  于是,我与他点点头说:“好啊!原来是师兄。”

  徐云叔带来了他的印谱,这是盖在一本画册上的印谱。我仔细地看了,觉得很好。

  可是看着对面的徐云叔,心中却在骂他——混蛋,买到了王莽用的砚台,鉴定倒要请老师,制一张拓片老师挂挂却不肯了。象学生的样子吗!

  后来老师对我说他这次带了印谱来,也是要求老师到日本后帮他向日本人介绍介绍。

  我问老师:“你亦帮他作介绍吗?”

  “当然,当然!”老师一口答应。

  我听老师这样乐于宣传徐云叔,当然什么也不讲了,只是觉得老师有些象小孩,一会儿气得要命,一会儿又这样乐于帮他到日本去宣传了。

  老师日本回来后,身上摸出来一支笔是灌墨汁的,当时大家感到很新鲜。那时我在黄浦区文化馆的书画学习班,文化馆要开展览,我便请老师题一张润例式的横披。老师当时就用这支笔题的。老师题了《许培鑫篆刻》后,问我:“下面你要怎么题?”我一想:赞美语!没意思。老师称赞自己的学生且能不庇护吗?题上多少钱一个字?太俗!我又不去做刻字生意!于是对老师讲:“就许培鑫篆刻好了,下面你具上日子和款就可以了。”

  老师听后说:“好,好!”就照着我的意思题了。

  题好后老师说:“许培鑫,你一辈子吃不光用不完了。只要我陈巨来题了,你到外面去保证有生意……”

  我根本没想过吃篆刻饭,这话也没放在心上。

  老师那天为我讲了一则事:

  他有一个早期学生,人在国外搞篆刻,生意很好,日子也过得不错。回国看望老师时,闲聊中老师说他生意不错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题款,没有陈巨来的题款就不会有生意。那师兄不信也不服,认为生意是靠自己刻得好,挣来的,与老师题字没有多大的关系。结果象打赌一样,回到国外把老师的题款收起来,没想到渐渐地生意清淡以至没有生意起来。他再次回国来看老师时便服老师了。

  第二天托老师题款时,墨化了开来。去老师处,给老师看了。老师说:“这是因为那支灌墨水的笔造成的。”

  所以又重新题了一张横的一张直的,这次是君君帮着磨的墨,用普通毛笔题的。

  老师日本回来除了带回荣誉外,实物也未见什么。听说小林斗庵送了一辆很好的手推坐车给老师,没想到这辆坐车被海关上卡住了,不能进来,后来经多方交涉开证明,才同意领了,不过要检查。老师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检查要用钻子把轮胎都一个洞一个洞地扎破了,来检查鸦片。老师对我说:“你想,车子这样检查过还有什么用,还能坐人吗?”所以他便不要了,他当时很气愤。

  后来听老师说:小林斗庵知道后也很气愤,本来老师不要了,他也不会再花运费运返日本了,但由于这样才不要的,他也不愿留给中国海关,于是,要这车退了回去。

  老师回来不久《安持精舍印最》便出版了,老师说这本书的装潢是最好的,是参加国际比赛的本子。

  老师自己要了一百本,后来送得不够又买了一百本。老师在给我的印谱前题了《许培鑫大兄指正》,我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想,这与老师说老师、谭金、我是“同窗学友”是一回事的。用的笔就是那支日本带回来的灌水笔。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六  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

  学习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兴参加书法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篆刻比赛,因为那是打倒“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象新生事物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到老师家去的人热闹了许多,是老师的学生都表示要参加。记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师对这样的比赛并不看重,他对我说:“是没什么意思的。”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来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陈巨来,再说评委中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字辈和学生一样的所谓篆刻家,而从后来看到的也确实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只是学生们看得很重,当时的报上为吸引大家参加,说参加者都能有纪念品。

  结果老师是经不了学生的鼓动,也算是为学生关心起比赛来,不过他显然是能免即免。最后确定了四个学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嘱君君送书法杂志社。其余学生一律由自己邮寄。

  送到书法杂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当然该送,他是老师当然的继承人。二、蔡乃康,他是当时老师的代笔(代刻)人。三、张颂华,她有现在的女秘书一样的地位。几乎每天到老师家,什么事都参与,每天下午老师听书几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陈某:他是名演员的儿子,父辈与老师有很好的关系。

  过了一段日子,外界没见动静,我去老师家问起比赛事,我满以为四人都能得一等奖了,没想到老师说他托大学生子高式熊,高式熊来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张选票。他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是委员,所以只要他投谁,谁至少得个优秀奖。但他只有一张选票,来问老师四人中投谁。

  老师说:“我想了想,决定嘱他投张颂华,所以,君君也不会得奖,只她一个得优秀奖。”

  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这不是什么公平比赛,老师在尚未开奖就知道了结果。这四个人中也不是张颂华刻得最好!不过老师的决定却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儿子未得奖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奖。另外你们三个男的去与女的争奖吗?谁也不能开口。这样一切舒适平稳,学生中不会有任何矛盾。张颂华每天陪老师听书当然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师不止一次地说高式熊是他学生,我想这不会错,篆刻比赛期间要他来,他就来了,要他投谁的票,他就投了谁的票。老师从未讲高式熊图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对篆文颇有研究我倒是听说的。

  那是上海博物馆曾经整理一批旧图章,有很多图章中的篆文没法识。博物馆印后发了一份给老师,老师也给我看过,我是一个不识,而老师也识不了几个。

  当时我问老师:“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老师说:“不要紧,我可以让高式熊去识,他要是也识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师没给徐云叔只给高式熊,可能是徐云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对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师回过头来对我说:“许培鑫,你要记住不要刻人不识的字。我陈巨来一辈子没有刻过一个人家不识的字。”

  老师同时又教我:“《汉印分韵》、《六书通》等等书上都会有错字,不是个个能用的。特别是《六书通》。

  若叼一些字让编者离开了《六书通》去识,他也会不识的。只有《说文解字》才没有错,若它错的亦作为对的论了。”

  篆刻比赛时期,在报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曾看见一篇赞美《叶落归根》一印的文章,这文章好象记得还是一位名家写的。内容是这印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叶上吊,因为树叶总是长在树的上部的;落铺满一格,因为叶子从树上落下,总是满地皆是喽;归字单边,为什么呢?因为归总该有个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认得,得有个去向;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扫帚一样扒开,扎在泥中,以示牢固。这名家的评论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论而以字义论。学到那时尚属初次听见,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读十年书。

  我要是买方印材来,不动刀就盖一个印给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识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黄”。天上了天,到了上边线里面去了;地当然也就在地下,在下边线之内;这左面“玄黄”二字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清,最彻底就是没有,没有你还能看见什么呢?当然彻底“玄黄”了。你看可好?不过我不知道当时比赛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传统的印章重在布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又称要取得不对称平衡的,也有说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应。老师教我们还多了一种——匀。匀就是无疏无密。从哲学上来讲无疏无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对立,呼应就是统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专辑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奖。张颂华的得奖是因为高式熊作为评委委员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为老师的叮嘱,老师又因为张颂华能经常搀扶老师去听书,老师是因为觉得女的照顾要比男的更仔细,况且学生中也没有一个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师去听书。

  老师说:“钱君匋一个人硬要保三个学生得一等奖。”

  我说:“那么你也设法保几个学生得奖嘛!”

  老师答:“钱君匋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还亲自去了苏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响了。

  篆刻比赛中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老师总要大家看开些。虽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师的话来说:“艺术这东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的!”

  但是,得奖总还是得了奖,谬论多喊喊总是有人会听的,曾参的母亲听人三次说了曾参杀人也会坐不住屁股。

  文革中又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脸红,只要多喊几遍,谎言就成真理了。

  话得说回来,得奖作品中确有好作品。我说的是比赛好歹不分,不是没有好作品。那么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区别好歹的标准后,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艺术标准的,又能给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这就是好作品;反之当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赛结束后一等奖获得者陈辉拜望了老师,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师也称赞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谱,打了不多的印,显示了他的精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七  陆康与徐云叔

  老师最得意的学生数陆康了,陆康为人随和,人居澳门。但那时学生们不把澳门另称,都习惯地一律称作香港,况且,来时都从香港过来。在艺术上多有建树,待老师特好,深得老师器重。

  陆康跟老师学成后,收有二个学生——谢家林和杨忠明。一天陆康与谢家林走过某处,见一断手断脚的人也在刻图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进去。大家一聊,原来那断手断脚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学者,正苦于无人指点。便一心一意要跟来人——陆康学习,要拜为师傅。连称陆康为爷爷。陆康为他的毅力而感动,也见他诚心诚意要学,于是收为学生,还常常上门施教。这断手断脚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陆康的关系,蔡天石亦去拜见过师祖巨来老师。蔡天石开业篆刻,老师还为他题写了润例。

  老师平反后陆康从香港回来看望老师。凑巧那时蔡天石要求师祖能与他一起照相,老师说:“你要照相很好!这几天你老师也正好在上海,你与老师约定日子一起来,照在一起。”

  没想到蔡天石这几天就是不来,待他老师陆康回了香港,他到师祖处要与师祖一起照相。老师对我说:“我勉强与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纯,他老师在,我嘱他与老师一起来照相,他不来。他老师回香港去了,他马上就来了。他想中间甩掉他老师,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听当然也不舒服,一个人在要老师时称呼老师为爷爷,学了些,自觉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师,不象是个心地真实的人。便对老师说:“象这样的人,你今天与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会把你甩开!”

  老师说我怎么这样戆!说:“他学篆刻,甩开我还跟谁?当今世界谁篆刻的名气还能比我大?”

  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他抛掉老师跟师祖,再抛掉师祖还能跟太师祖吗?再说他若抛掉了师祖便失去了师承,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后来蔡天石作为一个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在邓朴方的关心下大为走红时,我看到书报杂志上对他的介绍中只说是自学成才,没见过他师从陆康,也有刊物说他受陈巨来指点。他谁也不靠了。那时老师已经去世几年了。老师的在天之灵恐怕是不会知道这些了。

  老师另一个高足是徐云叔。老师《安持精舍印最》后面的印话也就是他代笔写的。他大约在我们那时接触的师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师的大师兄了。因为老师谈到他就是这样开口的——你们大师兄为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云叔与老师的关系说好难,若说差也难。我只能谈一些我知道的罢了。

  徐云叔曾经在黄陂北路(见前文所说)的古玩市场上购得一瓦砚,根据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东汉王莽所用砚台。徐云叔仅以三十元的价格购入了此砚,但他不能断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师处请老师看看鉴定一下。老师见后说不但真,而且好。无论文字的风格与制作都与东汉风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说字字流传有源。徐云叔当然高兴,三十元人民币能购得如此堪称国宝的事物,自然喜不自胜。

  过了些时日,老师越想越觉得此砚好,况且学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于是,待徐云叔再次来时,便对他说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赏。徐云叔当时同意,可是,迟迟不拿砚台给老师作拓片。老师忿忿不已,知道是徐云叔不肯,与我说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叹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徐云叔得知后到老师处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印谱,要求老师带往日本宣传宣传,老师满口答应。那天我正好碰上。见他们师徒俩谈得还挺亲热呢!

  后来徐云叔去美国,老师对我说,徐云叔到美国去都是老师帮的忙,他是通过他美国的叔父走的,而这是个西贝叔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老师因为他要去美国而想的办法帮他介绍的。我也未问老师心中的气是如何消去的。

  徐云叔去美国后,不但老师觉得可惜,还对我说某副市长也说可惜,说他篆刻好,字也写得很好,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现在去了美国当然不会再有国内的前途了。他单位也觉得很可惜。好象徐云叔去美国前是友谊商店工作的。
 楼主| 发表于 2009-11-5 16: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八  老师的治印和代笔

  老师治印可以说很早就有代笔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说徐云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钱也没给他,也是给他多了。老师的意思徐云叔之所以今天成为篆刻高手,与外界知道他为老师代笔是分不开的。一个学生能为老师代笔是老师对他的认同与爱护。另外,老师认为凡是老师所篆,经过老师指点与修正的印,老师认同的,都应该算老师的作品,书画如此,篆刻也如此。这种观点是与传统一致的。

  据我所知徐云叔代刻后由黄志毅代刻,之后便是蔡乃康,当君君(外孙孙君辉)能接上手时就都由君君代了。一次新春在博物馆展出的几方印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师指点君君刻就的。为老师代笔其实也不难,老师常把一些应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随便吩咐学生刻的,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则是自己刻的,还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老师篆稿,学生代刻,再经过他看过,修正。这种印老师强调是他的作品,等于说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个印,在传统中也作为本人的篆刻作品的。这一点从现代的观点来说也说得通——借了一只机器手。

  老师生活中最后一段时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与蔡乃康刻的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师篆的,刻后还由老师指点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蔡乃康是学出世后,老师照顾他生活困难,拿钱代刻的。当然老师不会为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说边看边让蔡乃康修正了。君君是刚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孙,特别关心,精心培养。老师对君君的培养是可能类于黄志毅,要培养得十分象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养,情况不同,也就不同对待了。

  据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谊商店来的生意。

  老师说:“蔡乃康这个人极坏!图章倒刻得好的。”

  我问老师:“他坏在什么地方?”

  老师说:“他一来就问图章有伐,图章有伐?脑子里一天到夜是钞票。我是看他没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难,挑挑他,让他赚两钿。他却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会给他的。”

  显然老师友谊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点反感了。

  老师说:“我友谊商店挂牌一百元一个字,还有生意。钱君匋只有二十七元一个字,照样没有生意。并且我与友谊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谊商店拿四。,这是最高的分成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分成的!”

  我问老师:“那蔡乃康为你代刻拿多少钱一个字?”

  “我给他五元钱一个字。”老师答。

  “什么,你只给他五元钱一个字?”我有些嫌少。

  “怎么!我给他五元钱还少吗?我不给他钱还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难才给他的。”老师继续说,“学生子不代老师就不出世,代老师是老师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气。徐云叔为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现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响了。心想:少也确实不少了,我单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时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他一个图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来最费时的元朱文,一个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月有三个五个贴补贴补比我的工资还多呢!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觉得蔡乃康会钻营些,可能老师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故说他人极坏。但老师讲话常常是二个极端,究竟如何坏老师心中一定有数——不过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后的印蜕老师给我看过。他好象擅于满红印及汉印。

  老师也叫我代过印,记得好象是老师乡下来的亲戚,可是我没有刻这方印,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业余爱好,时间自己用还不够,常常刻到深夜二点钟才睡觉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时正对钮式发生兴趣,正在探索钮头。草草了事,怕老师会不高兴;其三,心中还有些别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师在狱中收我这个学生时说:“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笔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吗?

  所以那方印我没有刻,第二次去时老师的乡下亲戚已经走了,老师大约也忘了没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对老师代刻的方便看起来,陆康肯定也代过不少。一是他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二是老师可多听书多看戏了。

  从我出狱跟老师学印后一直未见老师刻过印,初时只见老师写过一篇隶书的书法作品,老师说是市里某某人要他写的(姓名记不起了)。平时老师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见的。

  有一次听老师说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么四方印。老师说某人是看他刻起来的,而某些人硬说他现在已刻不动了,是别人代的。老师说时好象心中有气,象真的一样。再说他一般什么都不骗我。可我想这是用不到申辩的,可以“就在这里跳舞吧!”嘛。我当时当然唯唯诺诺啦。可是联想起从未见老师刻过印,总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老师现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问老师:“这边款切刀应如何用刀,如刻?”

  老师用手做了个拿刀的样子,随后把手一摇一摇地说:“喏!就这样刻。”老师万没有想到我身边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与一块青田石,递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你刻几个字,不管什么字,示范给我看一下。”

  老师看似有些为难了,但还是接过了石头和刀,用刀在石头上一按,手一摇,立即说:“唷!钝刀,钝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么会是钝刀呢!这是我特地磨起来的刀,一个字也未刻过!”我争辩着说。

  老师一看蔡乃康在旁边就说:“蔡乃康,你刻给他看。”说着把刀和印石递给了我。

  我看了心里明白,但面上不能说不要看了。我把刀与石头递给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许培鑫刻”四个字,我还装得挺认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来是这样刻。”

  蔡乃康的边款刻得也很好,但与我所见黄志毅刻的显然不是一路,或说不是一钟风格。黄志毅学老师极象,蔡乃康象我一样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象谁,想也没想过,若有人一定要问个象谁,那只能说象自己!

  我也请老师刻过二个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个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国去,请老师刻一方给她留个纪念。

  我明知老师已不能刻了,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刻呢?这因为一、这样刻出来的印总算是老师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说法。二、作为与老师一起服刑,平反后又一直跟着老师的我,没有一方老师为我刻的印也说不过去。三、送人我辈是买不起名贵印石的,偶尔得到好印石又不舍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则显得礼太轻了。

  君君代刻,老师与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给老师指正时,我问:“老师,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师也很坦率说:“不过是我篆的,他刻好后经我看过,再嘱他修过,这要算是我的。”

  尽管我早就有数我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这是老师亲手给我,又是老师花了精力的作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老师从狱中出来是否刻过印,我不敢断定,我从我去老师处的七九年开始,可以说老师是不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作古,凡求老师图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师不会花钱嘱蔡乃康刻。友谊商店来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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