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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当代书法论坛|当代书法网|中国当代书法第一门户网站  当代书法网是由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杨崇学(杨之)先生于2007年5月创办的。网站自开通以来,以传承我国书画艺术为己任,在书法艺术交流、展览展示,推出书坛新人、通过互联网向世界推广中国的书法艺术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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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邹立君

孟鸿声书法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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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0: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画界》刊登孟鸿声先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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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1: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画界》刊登孟鸿声先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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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1: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画界》专题介绍孟鸿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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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2: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书画界》专题介绍孟鸿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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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孟鸿声先生的论文

学者书法家的典范:季羡林
孟鸿声

  季羡林先生谈学者书法

  季羡林先生认为,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有清华原来的梁启超,北大原来的沈尹默、马叙伦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
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

  学者书法有文化建设意义,不仅老年学者可以多练,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都应该好好练习书法,不仅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中国的书法事业同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书法艺术中,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勤奋。希望中国的老中青几代学者和青年学生都热爱书法,愿学者书法精神在中国不断发扬,愿中国书法教育和书法艺术继往开来不断发展。

  季先生矛头直指现代“鬼画符”,他说:“现代有的书法家,包括不少日本书法家不重视楷书,也不重视行书草书的规则,这样写出来的字不注意的话就是‘鬼画符’,很不美。”看了这样的“所谓书法作品”,心里难受。季先生是个很坦率的人,说得很朴实,有道理,有现实意义,给当今略趋平静、渐知回归的书坛又注入了一剂良药。

  书法是关于美化汉字书写的规则与法度,书法艺术构筑的是美的艺术形式。书法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掌握了创作的内在规律才有可能创造出美的艺术来。当今书法界急功近利是不容回避的现实,试图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来介入书法,其结果只能是浪费时日。还有误解古人书法理论者,借诸如“四宁四毋”的大旗为自己的所谓“创作”张本,那就更是贻害无穷了。

  梁启超、沈尹默都是学者,他们笔下的艺术是学者的艺术,这样的文化人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对提高书法品位、建设优秀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功不可没。
季羡林先生谈文字改革与书法的关系

  季羡林认为,可以成为审美的文字,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书法艺术。其他国家无专门的书法艺术,欧美拼音文字成不了专门的书法艺术,虽然穆斯林国家的文字有画意,但不能成为书法。只有中国书法才能真正成为精到艺术的。书法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实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是因为她是客观存在的文字书写与人的主观精神的结合,她具有审美功能。汉字书法的审美功能是独特的,她是专门的艺术,纯粹的艺术。汉字得以美化,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独特的规则。汉字书法有线条,欧美拼音文字与穆斯林国家的文字也有线条,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线条不仅具有装饰性的外在美学特征,更能包含内在的情感因素。历代书法大师的作品,无不蕴含着自己的心血和情怀。这种心血和情怀不但通过汉字本身的意义来传达,还能通过汉字流动的线条的轻重缓急,墨色的润燥枯湿,布白的疏密高下等等来体现。汉字书法的外在形式是书家在特定的情绪中完成的,她是情绪化很浓的抽象艺术。与之相较,欧美文字、穆斯林文字更多强调的是文字的装饰性,说到底是美术字,无法成为专门的纯粹的书法艺术。

  季羡林先生曾经与王岳川先生论及汉字改革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时说,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德国人教德文。教室里,前边有一黑板,后边有一黑板。学生好奇,上课前,在后边黑板写了几个字。这位德国人一上课就看着后边的黑板不动,学员一看他怎么不讲课?他说,我不认识中国字,我看中国字是看线条。你们写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线条来,就是线条美。提倡美育,有的是与世界一样的。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关于文革前进行的文字改革,季羡林先生过清晰的描述。中国文字在“五四”时代的改革,最先是鲁迅,他主张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改革语言。胡适也是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语言落后。在当时有点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当然是与明治维新有关系。建国以后我就参加了就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叫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 1954 年成立就参加。当时吴玉章先生是主任。吴玉章上面是胡乔木,胡乔木上面是毛泽东。

  先生透露过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毛泽东的意思是废除汉字。当时没有宣传,因为那时牵扯到统战工作,国际统战工作,外界华人反对废除汉字,不敢讲,说你们文改会里边也别公开说。废除汉字毛泽东提出了很原则的一句话:民族之形式,科学之内容。文字委员会人很多,吴玉章是头,后边有老舍、侯宝林、魏建功、王力等,参加会议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块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学之内容。研究后怎么也行不通。后来就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说,要把整个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样改用拉丁字母。这个解放区就曾做过。
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左”的表现。文字改革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是随便改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第五批简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现在的话,将造成大混乱。至于美术字,毛泽东并不主张不用汉字,就象画画一样,追求线条的美,是艺术的汉字。

     先生说,文字改革委员会,里边总觉着有两派。每一派都是从消灭不消灭汉字而来。要消灭汉字的,是激进派。侯宝林、罗章培、王力、叶圣陶等是保守派。使繁用简,是袁晓园的口号,这个口号没错。繁体字要使,不使怎么行呢 ? 这个也受到“左”派的攻击。做为艺术来讲,现在并不限制你写繁体字。

  季羡林先生对书法艺术有明确的地位。先生认为,画画与书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画和书法合在一起,比如写“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叶,看上去像个荷字。这个我不大懂。这又何必呢 ? 书法是书法,画是画就完了。当然画荷也有各种流派。

  季羡林先生的书法艺术

   季羡林先生幼时在济南写大仿,先练柳体,后练颜体。先生具有扎实规范的楷书笔法和章法的基本功,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和人格修养融于书法艺术之中,形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学者书法典范。

   先生认为,书法需要严谨的基本功训练。学写字必须从楷书入手,横平竖直,有法度规则。现代有的书法家包括不少日本书法家不重视楷书,也不重视行书草书的规则,这样写出来的字不注意的话就是“鬼画符”,很不美。看不美的所谓书法作品,感到心里难受。

   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先生在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他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的创作。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5:47 | 显示全部楼层
孟鸿声先生专著《中国书法赏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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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46:46 | 显示全部楼层
      至大至刚的学者书法家马叙伦

孟鸿声

内容提要:中国民进创始人马叙伦,融文字训诂学、中国哲学、浩然之气一寓于书,他悬肘作蝇头小字一以贯之,体现了近现代学者书法家的典型文化形象。
关键词:马叙伦 书法 训诂 悬肘

  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中国社会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的艰难历程。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之祸。而从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以后,国人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推翻“三座大山”,又先后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

  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也经历了它悲喜交集的历史,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有独立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大发现,大量古代文字数据出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再一方面,国学研究的深化,造就了这一时期书法特定的文化内涵,集国学家、书法家于一身成为这一时期完善的文化形象,其代表人物有章太炎、梁启超、沈尹默、容庚、马一浮、马叙伦等。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大共和报》(社长章太炎)主笔、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马叙伦先生精通文字训诂学、音韵学、中国哲学、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其为人、为政、为学存浩然之气于一身,是近现代学者书法的典范。韩愈谓张旭:“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而马叙伦先生是文字训诂、音韵、哲学和至大至刚的“君子之学”一寓于书,练就了充实强健的书法文化底蕴。

  国学精粹一寓于书

  马叙伦在中国古典哲学、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国粹之学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文字训诂方面主要著作有《石鼓文疏记》、《读金器刻词》、《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文解字研究法》、《六书解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须了解中国文字》等。

  民国以来,马叙伦博考金甲文,吸取近六十年来近人研究的成果,撰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该书写作始于1911年,1928年完成,出版于1957年,数十年间三易其稿。该书体例独特,内容宏富,依据六书分析《说文解字》文字,各归其类,联系古音,明其音转;研究转注甚精辟,对于假借,亦多归纳。其最大的功绩是纠正了《说文》根据小篆形体,解释形义的谬误。就《说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总结性的成果。《说文解字研究法》是马叙伦写《疏证》的预备材料。该书介绍了《说文解字》的古本、字数、部首次第,以及说文象形之文、指事之文、会意之义、形声之字、转注之字、假借之字,说文重文、声韵、读音,说文以同音假借字说解,以方言为说解,引经文以说字,引群字以说字,引通说为说解等,并指出说文部首误分误合、说解二义混合、两字说解互讹、属字之误等问题。

  马叙伦的《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一书,从中国 文字构造方法的六书,去研究中国文字之发展和演变的。马叙伦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是从图语变来的,我们所用的字,并非出于一个人造的。造字的人,也不一定都是精通小学的。他举出很多实例,说明在图语时代这些本是图语,后来取了它们造成的文字,便成了指事、会意的字,而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个名词,是后来研究文字的人们发现了它们相当的规则追加的。在研究方法上,他批评了过去和近代的文字学家的研究缺点,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并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帮助。在运用材料方面,不限于《说文》,也不限于金甲文,世界的象形文字也应是参考的重要数据,实物也是重要的佐证。他冲破清人为通“经学”才研究文字的桎梏,把文字本身做为研究的对象,积极地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

  马叙伦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须了解中国文字》一文,举了许多例子,批评了近代考古学家对于文字认识上的错误,提出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去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痕迹,以便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他自己就从研究文字去考证了官吏的由来以及社会和邦国家族的意义。

  融合文字训诂学成果,以充实书法文化内涵,是现代前期书法名家的一大特征。马叙伦通过对甲骨、钟鼎、小篆文字的摹写与创作,加深了古文的研究,丰富了书法艺术的“三代(夏商周)气息”。图一:马叙伦·篆书)(图二:马叙伦·篆书)

  书法字体形态在东汉时期全面完备以来,书法与中国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创建,与儒学道统形成三种主流哲学形态交错发展的局面,对书法字体的全面形成,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魏晋玄学与魏晋尚韵的书法审美具有一致性;宋明道学、理学、心学三个阶段的哲学精神浸入到当时文人心灵深处,这一阶段的书风呈现出从理性到心性张扬的过渡;清代朴学造就了书法的金石高古之气。

  马叙伦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与体验,长期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典哲学,其哲学著作甚丰。 有《庄子札记》(十四卷,上下册,1919年铅印本)、《庄子义证》(五卷,民国八年铅印本)、《老子校诂》(1956年古籍出版社,1974年中华书局,17万字)、 《读吕氏春秋记》(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庄子天下篇述义》(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铅印本,7万3千字)等。老子校诂》是一部以校勘为主的书,引用的资料相当丰富,以清毕沅经训堂刊唐傅奕校定本为底本,吸收了前人的许多校勘成果,采用许多重要版本进行校勘,征引类书及其它各书中《老子》的引文进行比较,也作为自己的判断。《庄子义证》有三十卷,附录二卷,校补一卷。此书的写作前后达十年之久,他吸收前贤成果,悉心为之考证。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庄子天下篇述义》除阐发原著的意义,也兼及文字的注释。在述义、注释方面,作者列举自汉以来各家的意见,加以考订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天下篇是否庄子的作品的问题,他认为天下篇是作一时代的学术的结论。这非庄子不能为,它与庄子内七篇条理一贯,都是庄子的作品。另外,根据庄子本文,考证了“在我国商代印度已与今新疆之于阗、莎车有交通,而新疆之东与甘肃接壤,则佛法在周末自有传入删丹、张掖之可能……庄子记及此事,而其书述义大抵与佛法相同”,提出了庄子哲学是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意见。

  他对中国哲学深刻的领悟与修养,自然体现在书法创作和书法理之中。他在书画论著《石屋余渖》中论徐季海《朱巨川告身》真迹:“风韵不必但取诸佳人名士,彼山林隐逸,庙堂华衮,如庄周观鱼,只须不落俗字,亦各有其妙也。”论鲜于伯机书谓:“余所谓雅者,以山林书卷为主要对象,有山林书卷之气韵。” 1这也是马叙伦书法表现的意境。评溥王孙画云:“初出问世,自具虚中,俄为流俗所赏,不复自抑,则反朴无期,骄气日盈,天机自浅矣。”2评赵子昂书曰:“子昂书无一笔柬之玲珑之气,乃俗眼中好书,王家玄远骨血洗伐殆尽。”3图三:马叙伦行楷·旅馆寒灯)(图四:马叙伦行楷·任眆当年有美名)

  浩然之气一寓于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这都是由马叙伦先生任组长的新政协筹备会负责纪年、国旗、国歌、国徽的第六小组,首先向政协大会提出的。

  近现代是中国由封建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历史,在这革命进程中,马叙伦始终是战斗在革命最前沿的文化勇士。他正气浩然,铮铮铁骨,他带着热血的脚印,与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息息相关。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马叙伦代拟讨袁檄文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声援蔡锷的云南“护国军”。袁世凯称帝后,马叙伦为表抗议宣布辞去北京大学和医专的教职,一时有“挂冠教授”的美誉。他离京南归上海后,生活无着,靠朋友接济和典当衣物度日。不久袁世凯死去,1917年春节过后马叙伦应蔡元培电报邀请,又回北京大学任教授。

  五四运动中他站在最前列。他是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主席,他是在五月四日这一天,唯一冲进“学生监狱”的中国教授。为了避开无知的警察,他在狱中用文言文鼓励学生,介绍外面形势,愚昧的军警听不懂文言,只好站在一旁目瞪口呆,赢得学生一阵阵掌声。

  30年代中期,面对民族危急,马叙伦出头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自己出任主席。他得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亲自赶到成都游说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自己秘密得到的《何梅协议》抄件交给他看,说明国家面临日本侵吞的燃眉之急,不可再打内战。刘湘经此劝说,在红军离川北上陕甘后果然提出联共主张,并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做了有益的事。抗战胜利后,已年过花甲的马叙伦大声疾呼和平与民主,并团结了一支文化、教育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

  1937年秋,上海被日军占领后,陷于此的马叙伦悲愤不已,遂蓄须明志,更名邹华孙,隐居不出。同年末,日军在华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出任伪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是他早年的好友,曾派说客拿着亲笔信请他出山担任北大校长,马叙伦向来人严正表明不任伪职的立场,并反劝汤尔和保持晚节。1940年,曾是马叙伦学生的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曾邀他出任伪职,也马上遭怒斥。马叙伦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陈公博又派人送来大米和钱,他马上到门外亲自制止卸车,将大米和钱如数退回,并高吟屈原名句以自励。

  1946年春夏,随着内战日益扩大,马叙伦又召集组织六个民主党派团体,以站在国共之外的“第三方”身份,于5月5日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要求停战的电函。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十位代表乘火车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竟来了10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响彻车站内外。6月23日下午马叙伦一行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毒打成重伤住进医院,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床上,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见图五)

  南京下关车站的惨案,更使马叙伦和他所领导的“民进”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

  马叙伦愈战愈勇。1946年10月,在《民主》杂志被勒令停刊时,马老连续撰写了题为《民主是封禁不了的》、《民主还是封禁不了的》两篇文章,他义正辞严地说:“民主可以被勒令停刊,但是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除非叫我们上断头台进集中营,是封不了拉不住的。” 1946年10月27日,国民主党内务部攻击民进时,马叙伦致函行政院长张群,声明“捕杀不辞,驱胁无畏。”为了保护他们,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对路线、船只、时间的周密布置,避开特务监视,于1947年底将马叙伦和其它民主人士送上一艘德国货轮上去香港。1948年10月底,马叙伦呼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同郭沫若等人离开,乘船北上奔赴东北解放区。

  马叙伦先生不怕袁世凯,不怕日本人,不怕蒋介石,但是,有两件事使他害怕了。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这回他怕了,为避开监视,他急忙机智地打电话给住在陈独秀附近的沈士远教授,不直接说出名字,只称:“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在路上商定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日程计划。
1924年秋的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马上意识到所讲之人正是李大钊的字“李守常”的谐音,这次他又怕起来了,他冒着风险把此件压下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迅速转移脱险。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赛于天地之间。” 4荀子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动静。”5

  马叙伦的一生,作人,浩然之气,慈悲之怀,吾道以一贯之;治学,青灯黄卷,君子之学,以美七尺之躯;为政,披肝沥胆,两袖清风,忠于国家人民。表现在书法之学上,以敬畏之心,为往圣继绝学,捍卫国粹道统,一丝不苟,其书法作品,浩然之气跃然纸上。新中国成立之时,马叙伦饱含激情写下大幅作品“得宿”二字,标志着他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的大半生,终于安得归宿,表现出他与人民的共同宿愿得到实现。可以想见,“得宿”二字寄托了马叙伦先生何等真挚的宿愿。((图六:马叙伦书法得宿)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沈阳,东北各界欢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一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兴致所致即席口占一首:“叹如何高堂坐论抒长筞,众志成城致太和。正德自须新礼乐,厚生宜急利机梭。且从天半悬吾眼,五十年间清大河。”马叙伦先生满怀胜利豪情,创作了这件书法作品。(图七:马叙伦行楷叹如何高堂坐论抒长筞)

  书法作品跋语释文:“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东北各界欢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余以赴政治协商会议,兴焉,即席口占。是日,初梨先生实任主席,因书以就正。马叙伦时在沈阳。”

  马叙伦论书眼界颇高,时人字皆不入法眼,作书不涉唐以后一笔,论书有句云:“唐后何曾有好书,元章处处苦侵渔。佳处欲追晋中令,弊端吾与比狂且。”所著随笔《石屋余渖》对时人书画痛下贬语,谓王福厂作字如描花。又云康南海、于右任书虽不弱,康尤胜于远甚,二人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所作随意为之,遂入恶道。黄晦闻学米南宫,但得其四面,即筋骨风神,无其脂泽,将入枯木。马叙伦于沈尹默稍有好感,谓其功力不出米虎儿之上,又云:“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而沈尹默评曰:“石屋先生天资强敏,精力过人。早岁蜚声文苑,震惊诸老辈。从事人民革命事业,栖遑奔走,夷险如一。而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扎,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 “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乃近世之王绍宗也。”6

  马叙伦一生作书,天天临摹,只要身体健康,从不间断。积数十年的经验,他写了《论书》绝句二十首,集中反映了他对书法的精辟见解。马叙伦强调起笔落笔,必须“意在笔先”,“总使吾笔下后,悠然无间,人目所至,恰当其心,斯乃谓稳,亦不俗矣”。7对于历代名家手迹,他主张反复观摩其神韵,以求神似。他说:“临古人书,形似甚易,而得神为难。”由于实践了“神摹”之法,他作书不入某家牢笼,出入自由。他说:“入而不出谓之奴”,这是作书之大忌。

  相传苏轼用单钩法、低捉管悬肘作小字,米芾教人学书,必令其悬肘,学者多畏其难,不愿听从。而马叙伦作书,腕肘俱悬,指臂齐运,即蝇头小字也不例外,故能使转自如,拙媚相生。为了学习悬肘作书,他主张从写壁入手。他说:“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悬肘作书,绝无难矣”。7悬肘作蝇头小字,时难能可贵,古之大家多悬肘作小字,近人难以持之。

  马叙伦的四卷本《六书解例》(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全书悬肘以蝇头小楷工整誊写,可见书法造诣之深,实盖为后世之学者所难以仰及尔。

  马叙伦在论证悬肘问题时指出:“唐以前盖尚无如今之桌椅,席地而坐,铺纸于几,其作书也,无不悬手,故不但仰可题壁,亦俯可题襟,使笔如使马,衔辔在手,控纵自如,平原则一驰百里,崩崖则小勒即止。今有桌椅,故作书者作方寸内字,几无不以腕抵桌,而笔皆死矣。甚者即方寸外字亦复不悬手,彼因不知所谓书道,亦何足怪。故今欲学书,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作书,悬手绝无难矣。盖写壁较桌上写,难不啻以倍也。在壁有尽,或竟无可书之壁,岂遂不可学书耶,可张纸于壁书之。然壁实而纸浮,书之更难,久学亦无难也。至于桌上作书,即方寸内字亦须直躬而坐,悬手使笔,初试竟不能下一笔,习久而以俯身以腕抵桌为不便矣。”8

  悬肘作蝇头小字,是众多书法家羞于面对的难题,而马老作书如作人,浩然之气一以贯之,笔墨超然运于纸上,朗朗如玉山上行。这是书写形式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与形体的超越,是恪守书法道统的体现。

  另有一点须单以言之。“三希堂”因三件国宝法帖而得名,其中两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失散海外。鉴于马叙伦极高的书法文化造诣和刚正严谨的一贯作人原则,1951年周恩来托马叙伦从香港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


注解:
1、马叙伦《石屋续渖》,1949年上海建文书店版。
2、同上
3、同上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005年中华书局版,231页。
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34页。
6、《马叙伦书法选·序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7、《马叙伦书法选》(同上)
8、《石屋余渖》,1949年上海建文书店版。
                                                       2006年8月于须臾书屋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56: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宋书学的理学精神
孟鸿声

内容提要:广义的理学(新儒学),作为宋明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是发端于韩愈道统说的北宋道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总称,是轴心期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宇宙、心性和本体论的证明。“从‘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文革’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陈来《宋明理学》),”将宋明理学以所谓“封建礼教”一言弊之,对理学本来意义的理解停止在宣传层面,同时也表现出对康德以来理性主体和义务伦理纯粹哲学素养的缺乏,从而对两宋书学与其主流背景文化关系的认识形成困难。
关键词:理学 两宋书学


  董其昌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古人之意也。”1


  “宋人书取意”,而“自以其意为书”,后世或唱和为宋人尚意,那么,董其昌“宋人书取意”命题的审美依据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宋人的“意”。


读  董其昌书论,对其所说的宋人自家之“意”不知所指。见宋人书论中苏轼《跋君谟飞白》曰:“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2又见黄庭坚论苏轼书曰:“斯人深入理窟”。3读至此似有所悟。宋人诗学“理过其辞”,画学“写物必究其理”,宋书之“意”通于“理”乎?


  理学作为宋代思想的主流形态,是宋代艺术的主流文化背景和审美基础。探讨宋代书学与理学的联系是个绕有兴味的课题,但要探讨两者的关系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书学中虽然蕴含着一定的哲学观念,但要判断何种观念在起作用,更显朔迷离。对宋代书学与理学关系的探索,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尤其重要,既不夸大哲学对书学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一个时期主流哲学形态对书学审美的渗透。


  中国的理学——新儒学,习惯上称宋明理学。理学建立于宋代,经历了元、明两代而发展起来。然而,新儒学运动的发端,自唐代中期已经开始。


  汉唐以降,佛老之学盛行,尤其是佛教在隋唐的鼎盛,代表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趋向的儒家学说受到冲击,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界定,将尧、舜、禹、周、孔、孟“六君子”的学说归之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思想体系——“道统”。宋明新儒家在继承“道统”的同时融合佛、道两家的心性功夫体验,发展成为庞大完整的理学思想系统。饶思光将理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道学,以张载为代表,核心问题是以“天”为中心的宇宙论;第二阶段是北宋后期到南宋的理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是以“性”为核心的道德理性的形而上学;第三阶段是南宋后期到明代的心学,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是以“心”为核心的主体性强化。那么,广义的理学是指宋明时期道学、理学和心学这一新儒学体系的综合,也是宋明时期思想的主流形态。从地域分野又分为廉(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兄弟)、关(张载)、闽(朱熹)四大学术系统。同时,宋明理学又有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派别,但他们的性质是共同的,共同承担了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为发端于先秦的古典儒学提供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证明;以实现儒家圣人精神境界为理想人格和终极目的;论证了儒家道德原理的内在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实践为基础,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根据《四书》提出了各种“为学(心性)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


  与唐代以前的儒学不同的是,《四书》是理学价值系统与功夫系统的重要依据。理学讨论的问题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涵养、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这些问题大体上与《四书》有关,有的来源于《尚书》和《礼记》。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国内外学界有一共识:即是它具有“近代化”文化现象,这一文化转向将中国文化推向了“合理精神”时代。“10世纪到11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超越它的‘亚近代’”。4宋明理学作为古典儒家的复兴,适应了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它将抽象的“天理”与“心性”内涵合二为一,建立了系统的价值理性体系,这不由使人联想起康德的话: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在我心中不断地引起景仰和敬畏。宋明理学家们证明的天理与心性的统一问题,正是700年后18世纪的康德毕生研究的核心课题。


  然而,宋明理学这一中华民族的“合理精神”体系,在现当代缺少客观理性的认知。“从‘五四’洋溢着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文革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戴震的所谓的‘以理杀人’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用以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如果我们不了解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本来意义何所指,更对康德为代表的强调理性主义的义务伦理学一无所知,文化的启蒙与批判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宣传的意义上,而经不起任何理论的历史的检验,更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文反思了”。5


  从文化视角分析,理学几乎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现象学,宋代诗学和画学都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学的影响,在诗学中,程颢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周敦颐的“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不能言人代之。”《濓洛风雅》所收的理学家诗皆属此类,这类诗被后人概括为“理障”。在画学中,画论家的审美基础则是“观物必造其质,写物必究其理”,6如苏子由题画诗所说:“吾观天地间,万事同一理”。7这一现象被视为宋代画学中的“理趣”。8现代西方一些中国画学研究者如何惠鉴、方闻,已经较普遍地意识到新儒学对画学的影响。大量文献表明,新儒学对书学同样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两宋时期,集理学与书学于一身而名世的学者有张载、程颢、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朱熹、陆九渊等等。其中黄庭坚是北宋五子之首、理学先驱周敦颐的弟子,黄庭坚尊崇其老师周敦颐曰“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在庞大理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书学,理学精神自然地成为其自身的审美基础,因此,寓理于书是为宋代书学的一大特点。


  一、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西铭》的疑问时提出来的,朱熹继承的程颐的思想,朱熹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殊之等,至于十百千而不能齐也。……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9


  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10


  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之而见,不可谓月自分也。11


  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12


朱熹把万物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个总体就是一个太极,是宇宙中的本体与本性,这个太极是一,万物中的每一个事物都禀受宇宙这个太极(理)作为自己的性理。这种关系叫做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是“理一”,每一物各具有自己的一太极是“分殊”。


  所以,每个事物所包含的太极与本体的统体太极是完全相同的,这便是“理一分殊”。如程颐所说:“天下之一理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13


  “理一分殊”的哲学观念在宋代书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有人问张载:“礼、乐、射、御、书、数,书莫只是字法否?”张载答曰:此类有数法,如‘日’、‘月’字,是象形也;‘江’‘河’字,是谐其声也;‘考’‘老’字是假其类也;如此数法,若理会得,则天下之字皆可通矣”。14张载说的“数法”所指,应该是许慎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书不离万物,与万物浑然同体,“天下之字皆可通”,即通万物之理。有人问程颢,张旭观担夫与公主争道及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是否是因为心中日常不忘与思念而有感而发,程颢答曰:“然,需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的如此?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 此论寓理于书,张旭若用心与道,则能“致广大而尽精微”,通乎天地人三才之理,何止乎书之道哉。15


  宋室后裔,并由宋入元的赵孟兆页 说:“古来名刻世可数 ,余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月印万川,处处皆圆”的思想来源于华严宗和禅宗,理学家们以比喻月是宇宙本体的太极,而印在万川之中的月是万物个体禀受的太极,欲使书作流传千古,需体悟统体一太极的终极境界,通“理一分殊”之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月印万川,处处皆圆。


  苏轼所谓“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与陆九渊“先立于其大者”,朱熹“一旦豁然贯通”即思出一辙。有人问朱熹:“苍颉做字亦非细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 ‘性’等字,未有时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16“理者,形而上之道也”17


  二、主敬涵养


  程颢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18程颢“敬”字是理学家的“心性功夫”。


  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19人是宇宙间最灵秀之气构成,自然地具有知觉和思维能力,由此也有了善与恶,无欲则静,圣人以主静的方式,对“中正仁义”进行涵养。


  《周易·系辞》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20周敦颐解释道:“无思,本也;思通,用也”。也就是说,“寂然不动”是本,“感而遂通”是用,“寂然不动”是圣人的“中正仁义”之心,通过“主静”来实现这一圣人境界,每用于事时遂“发而皆中节”,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针对周敦颐的“主静”说,作为弟子的程颢和程颐有了更严密的认知,他们认为“静”往往被误解为是“空”的状态,易与佛教的“空”字混淆,进而提出“敬则自静”的命题。他们解释,《中庸》“息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1这段话中的“喜怒哀乐未发”之心是圣人之心,即人心的一种敬畏状态,不是空静状态(两宋之际理学道南学派创始人杨时以为“未发”指性,“已发”指心,此当另论)。因此,二程提出了“持敬”论。朱熹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二程→杨时→罗从颜→李桐→朱熹),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为“主敬涵养”说。


  “主敬涵养”旨在涵养本心,使之免受“人欲”侵蚀,本心既立,“感而遂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22无不“中节”。由此可领会程颢所说“写字时甚敬”的理学“功夫”内涵。


  宋陈思曰:“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23这种书法创作的心性体验是宋代书家中较为普遍的心态。
朱熹说:“康节(邵雍赐号)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者邪!”以敬畏之心作书,自由而合乎法度,这是邵雍涵养未发的功夫。朱熹在跋东坡书中曰:“然刚之所以近仁,为其不诎于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24将“本心”引入书学,赋予书学以道德理性内涵。有人问朱熹:“明道(程颢)先生云,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意谓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也。今作字匆匆则不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则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间也。”朱熹答曰:“若此说,则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25写字时用“敬”并非只是“要字好”,“书之气,必达乎道,通混元之理。”26


  三、性立天下之大本

  李日华谓苏轼书尽得其“性”:“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27性立天下之大本,是二程二传弟子,南宋理学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命题,他说:“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物。性有大体,人尽之矣。一人之性,万物备之矣。”“性,天下之大本也。”“性也者,天地只所以立也。”28胡宏的“性本论”本质上与稍后朱熹的“理本论”是一致的,传统儒学只注重人性与物性,未能从宇宙普遍性的高度来了解“性”。胡宏认为,只有认识到“性”同时是天地的根据与本性,才能认识人性的意义。


  李日华将理学的“性本论”引入对宋代书家的评论,并对书之“性”作了进一步解释:“性者物自然之天,照极而自呈,不容措意者也。”他主张,学书须体认“山川灵奇,透入性地,一时洒落,何患不臻妙境?”元代延续了宋代理学思想,韩性曰“盖书者,聚一成形;形质既具,其性见焉;异者则体,同者其理也。能尽其理,可以为则也……亦尽其理,不能不工耳。”29性与理的概念广泛的运用于书学审美。宋《宣和书谱》中有言:“盖以谓有规矩绳墨者,其习也,至于超诣绝尘处,则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无以相废,至此然后可以论书欤!”这里提出了“习”与“性”的关系,“习”是为学功夫既涵养,“性”是本体。无习的工夫,其性不得而见;未知其性,功夫则没有方向和意义。杨雄则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30那么,君子小人之别,应是道心人心之别,亦是“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的区别,这是书家寄予书学的道德理性。


  四、心既是理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十四岁时读先秦《尸子》,读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的无限时空定义时,忽然悟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有人问他的“本心”之学何所受,他说是少时读《孟子》自家所得。陆九渊有个弟子杨简时任富阳县主薄,陆过富阳,杨简提问:“如何是本心?”陆回答孟子讲的四瑞是本心,杨简说自幼时就知道四端是本心,究竟什么是本心?此时正值有一桩卖扇子的纠纷案告到县衙,杨简随即当庭断是非,陆九渊即说,你刚才断其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这就是你的本心,杨简闻此大悟。从孟子到陆九渊,本心指先验的道德意识,“理”不在事物,而在自己心中。道德理性的标准尺度,要向内心去找,这便是圣人之心或本心。这个说法强调道德意识是每个人的本来状态,它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是永恒普遍的,所以“心即是理”成了陆九渊的核心思想。


  宋书学大家陈师道说:“善书不择纸笔,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者,惟心而已。”31善书者在心不在物,这一强调心的主体性的结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命题同出一理,书学的审美判断尺度也同样不在物上,不在某某法帖,而在于自己的“本心”即内心世界的纯粹审美判断,既是通往每个人心灵世界的审美共性。


  黄山谷论苏轼墨迹时说:“夫惟天才逸群,心法无轨,笔与心机释冰成水,立之南荣视其胸中无畦畛八窗玲珑者也,吾闻斯人深入理窟。”32


  黄山谷在融合佛学与书学的同时,寓理于书,书理一如,以书载道,“心法”与“理窟”浑然同体。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此心与理,与孟子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与《尚书·大禹谟》的“道心”、陆九渊的宇宙之心和二程的“天理”体验;与苏格拉底证明的至善理念、康德论证的纯粹审美判断是相通的。


  宋代书家在理学“合理精神”文化的涵养下,走出知识理性范畴,进入道德理性的“理窟”,使其成为为先验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验。
此所谓宋人之“意”在乎“理”也。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6:58:02 | 显示全部楼层
《聊斋遗集》访书小记

孟鸿声

    为寻找路大荒与胡适研究整理聊斋诗文的资料,充实《路大荒评传》内容,2009年3月17日,我来到北大中文系拜访著名聊斋研究专家马振方先生。因马老有事未能见面,便通过电话向马老说明来意,马老和蔼可亲,欣然接纳并表示全力帮助,我们约定次日在北大图书馆会面。

  18日上午9:30,我与马老来到北大图书馆善本室,首先调出“曲阜孔氏抄本”《聊斋文集》,经过查阅,马老确定是清代抄本,与胡适、罗尔纲、路大荒无关。马老忆起,20年前在北大图书馆见过“新月稿纸”手抄本《聊斋遗集》,胡适是新月社代表人物,应与胡适有关。

  马振方先生与笔者在北大图书馆查阅聊斋资料

  我们调出《聊斋遗集》,果然以“新月稿纸”抄写。两函,四、五卷分装。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聊斋文集一、三、四册,聊斋诗集一、二册,三种目录对照表一、二、三册,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共八卷。全书正文由四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墨迹抄写,抄写者应为四人,其中两种墨迹分别为胡适、罗尔纲风格。全书无时间款,仅一处眉批署名“适之”:“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此为胡适墨迹无误,另有几处未署名的胡适眉批。

  北大图书馆藏胡、罗抄校本《聊斋遗集》两函八册

  罗尔纲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记载,1930年至1937年间,罗尔纲先后两个阶段跟随胡适治学五年,其中参与整理和抄写《聊斋遗集》,并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是蒲松龄。他们对上海中华书馆版《聊斋文集》石印本、清华大学藏《聊斋全集》抄本和淄博淄川昆仑马立勋藏《聊斋全集》抄本进行比较、互补、去伪,于1931年编成《聊斋遗集》,文集二百十九篇(北大现藏本散佚八十一篇),罗尔纲主抄,胡适校勘。其中马本由淄博淄川路大荒向胡适提供。

  胡适于1928年12月仓促飞离北平去往台湾,其遗留在北大的百零二只大木箱藏书和手稿几经抄没,《聊斋遗集》一直没有下落。《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4期《发现胡适、罗尔纲抄本<聊斋全集>》一文,认为胡、罗抄本《聊斋全集》和“曲阜孔氏抄本”混淆,其实,胡、罗抄本既不是《聊斋全集》,也未与“曲阜孔氏抄本”混淆,只是长期以来未被发现是胡、罗抄校本。

  发现胡适墨迹三件。在翻阅中,我发现夹在《聊斋遗集·文集三卷》里面有一小叠薄纸,打开后,是三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八开稿纸,手抄“蒲松龄诗歌目录”,未署名,从墨迹分析,胡适无疑,且为上上品。先生书法,笔法精湛,结体舒展自然,章法恢宏逸漫,墨法虚实天成、浓淡相映、如烟云出没于苍岩,可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胡适作为西学和新文化领头先驱,其学贯古今中西之神功,令人景仰!先生墨迹,使我震撼,怆然而涕下!我即可请来图书管理人员,说明此三件墨迹的珍贵,管理员亦甚惊喜,说北大图书馆既无登记,也无人发现和提及,他们要登记造册,做函管护,以免遗失。
马振方孟鸿声北大图书馆查胡适罗尔纲路大荒抄校聊斋遗集.JPG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 07: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山东省图书馆首届王献唐屈万里
路大荒国际学术研讨会

路大荒先生年谱

孟鸿声

摘要:路大荒(1895-1972)先生是杰出的聊斋学研究先驱,是版本目录学专家,古籍、书画、古玩鉴定专家和书画家,是中国收集占有蒲松龄手稿最多的一个学者,在众多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年谱忠实记录了路大荒先生丰富的人生和学术经历。
关键词:路大荒 聊斋学 古籍鉴定家 书画家 年谱
中图分类号:I03
作者:孟鸿声,民进淄博市委员会副主委(淄博 255000)

  一八九五(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夏历二月十四日,先生生于淄川县(现划归淄博市)北关乡菜园村一书香门第家庭之中。讳鸿藻,字丽生、笠生,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等,曾用名路爱范。斋名有:褚砚斋、永元砖室、周罇汉瓦之室、六朝十佛阁、殿春亭、大荒堂等。先生配李氏清顺,生三子:士川、士湘、士汉,二女:士兰、士芸。据《路氏族谱》考,路大荒先生的始祖名通,自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由北直河北枣强县迁徙来山东青州益都鹿疃庄,越数年又迁居临淄城西二十里愚公山高赵庄(今大路家庄路家山)。五世祖端之后迁来淄川先住招村后居店子,老祖茔立于招村西北。几经辗转,至十二世祖名万才者,方迁来北关乡菜园村落户。万才传子敬,再传安太,三传永思,四传高祖希周(约一七九八——一八八四)字梦园,号蔬村,此人“素喜吟咏绘事,遇林泉胜景,辄以挥毫写之,暇时作宗炳卧游。中岁家境渐落,虽飨饔不给晏如也。盖因曾祖字仪庭,嗜好书画,喜爱经书贸易起家,所以晚岁颇享蔗境,年老居家养颐,其绘画犹妙,常置案头短纸方本一册,师承扬州画家石成金之《天乐图》笔意,时以描绘乡土朴诚风俗,豆人寸马以细微中见精神,每三暇馀日展纸布景,取材於寻常事物,自写胸中丘壑。”曾辑有《蔬村画本》一册,自有时下名人,如三修《淄川县志》的邑人王敬铸(一九一八),淄川县知事黄泽沛(邓国瑾)(一九二四)、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一九三六)、山东古管会(济南博物馆)历史学家王林肯等人的题词、序跋,评其画“意境清新自然,趣味盎然”。父字子瞻(一八六四—一九二六),性朴诚,乐于助乡里办理婚丧大礼。子瞻夫人李氏勤俭持家,操劳度日。全家上下二十多口皆都谐和;性贤惠,教子有方,举乡咸称良母。生于咸丰九年夏历正月初八,卒于民国卅四年夏历九月十六日。是年,先生好友、著名书画家、文物鉴定家金棻(字默庵,号虫覃公、虫覃翁、瓦全生)先生出生。

  一八九六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 先生两岁。

  一八九七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 先生三岁,是年二月九日著名文学家王统照先生出生、阴历八月十八日文献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出生。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先生四岁。淄川二月大雪,四月大风拔树,五月雹灾,大者如碗,六月瘟疫流行。夏大水,孝妇河水深达丈余。是年,西医西药传入本县,淄川基督教堂设立了西医门诊部,罗村人白某也在淄城开设了西药店。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先生五岁。淄川五月二十四日,骤雨,大水,六龙桥被冲塌。十月十日,德国人在山东设立德华矿务公司,资本十二万马克,当年开始在洪山附近打钻探矿。是年农历四月初一著名书画家张大千先生出生。

   一九零零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先生六岁,是年袁世凯与德国人开办的德华矿务公司签订矿章二十条款,从此淄川境内的煤炭资源和开采权被德帝国主义控制。

  一九零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先生七岁。是年,先生入私塾读书,拜蒲松龄六世孙蒲国政先生为师。先生曾自述:“早年上儒学四载,启蒙老师是蒲留仙后裔蒲国政先生。课余假日常常讲三老祖(蒲松龄排行为三)轶事,颇受教益。如了解《问天词》不是蒲松龄作品,而是蒲立德写的;《聊斋志异》中《席方平》故事里面有《二郎神判》展示席方平与贪官斗争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是年十月著名文学家陶钝先生出生。

  一九零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先生八岁。是年三月著名历史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出生。

  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先生九岁。修筑张博铁路支线。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先生十岁。清廷废除科举制,般阳书院改为淄川县高等学堂。淄川知县王荩臣召人创修《淄川乡土志》。德人在洪山建井采煤。 年内修筑三里沟至洪山的铁路线。 德人在洪山开设“炭矿医院”。

   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先生十一岁。淄川知县王荩臣创办民立学堂,时有五十余所。是年,先生好友、《聊斋白话韵文》作者马立勋(字德亭,又名竹铭)先生出生。
   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先生十二岁。张博铁路巡警(德国人)无故毒打昆仑一农民,激起公愤,附近二十七个村庄的民众组成“共和社”痛打了德国巡警及其帮凶,并同前来镇压的官兵相抗,获胜。是年,德国人为采掘煤炭,在洪山煤矿附近设电气厂,用一台二十五千瓦柴油发电机发电供照明用,这是淄川的第一台发电设备。是年,建县巡警局。

  一九零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先生十三岁。是年,先生忘年交、著名古钱币学家罗金章(名维良,字锦章)先生出生。是年九月,著名学者屈万里先生出生。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先生十四岁。淄川正月初六天现南虹,四月大风拔树木,毁庐舍,夏大旱,禾苗尽枯;七月二十三始下雨,雨急如注,山洪暴发,诸河涨溢,雨后高梁禾重生新叶,十月尚不成熟,县内民不聊生。龙口庄大火,烧毁民房五千余间。八月,淄川自新习艺所创建,产品有线带、条布、辫穗、筐席。

  一九零九年(宣统元年,己酉) 先生十五岁。是年,在洪山建立发电厂。是年,山东省图书馆建立。根据《抚部院奏山东 省创建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山东创建图书馆记》、《山东图 书馆章程》等文献记载:“宣统元年,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奉学部命令建设图书馆,并于馆内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正月十三日抚宪袁据详入奏,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学部知道钦此, 三月二十日兴工,十二月十六日落成”。初建时的山东省图书馆:“面东为门,门颜表曰遐园”。是年,山东著名书画家、周易研究专家陈伯鸣(字悲鸣)先生出生。 一九一零年(庚戌、宣统二年)先生十六岁。四月初二,淄川西部崇山、王村一带20余村庄的民众2500余人,进城抗议官府增收石匠税,官府被迫宣布免征。是年,淄川春旱。五月降大雨,淄河泛滥。六月蝗蝻成灾,禾无收益。县设劝学所,司教育。

  一九一一年(辛亥、宣统三年) 先生十七岁。与同乡小周瓦庄李维祜先生之长女结婚。是年,山东图书馆撰成建馆后第一部书本式目录——《山东图书馆辛亥年藏书目录》。是年,先生忘年交、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严薇青先生出生。

  一九一二年(壬子、民国元年) 先生十八岁。是年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山东省都督周自齐委任湖北人叶锡年为淄川县第一任县知事。是年,淄川县商会建立。

  一九一三年(癸丑、民国二年) 先生十九岁。先生在淄川县公署任司书生,投身于反袁护国军。是年,驿站、铺舍裁撤。废除府州改为道。翌年,淄川县属济南道。

  一九一四年(甲寅、民国三年) 先生二十岁。是年五月,淄川陨霜杀麦.七月二十八日, 淄川县西部马棚村一带五十一个村庄的民众进城抗议官府妄加山田税获胜。九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人撤离淄川县。十一月,日本人借德国人撤离之机,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承认由日本接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出兵进占淄川矿区,取代德国人在淄川所享有的特权。是年,日本人在洪山、金岭等设立邮便局及信柜,时称“客邮”。

  一九一五年(乙卯、民国四年) 先生二十一岁。一月六日,日本人在淄川炭矿第三竖井(北大井)排水,至七月十四日恢复了生产。一月,淄川县巡警局改称警察所。是年,淄河下游飞蝗蔽日,食禾成灾。 是年,先生好友、著名书画家黑伯龙先生出生。

  一九一六年(丙辰、民国五年) 先生二十二岁。先生于本年参加淄川县护国军。本年任县署事务。年终,任新编陆军司书生。五月十九日,山东讨袁(世凯)大都督吴大洲的部队(护国军)进驻淄川。是年,先生长子路士川出生。十月,先生好友、著名武训研究专家、作家、音乐家李士钊先生出生。是年,山东图书馆编成《山东图书馆重编书目》,开馆藏目录设地方文献专类的先河。

  一九一七年(丁巳、民国六年) 先生二十三岁。三月,先生辞去陆军司书生。是年,先生忘年交、山东著名书画家张彦青(字剑进,号抚愠斋主)先生出生。是年,中国著名文物鉴定家、书法家傅大卣先生出生。

  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国七年) 先生二十四岁。先生先在张志亮(伯明)先生创立的城内南街师范学校任教员。后考入周村政法专科学校警察实习班,成绩优良转为内务部警官学校毕业后任警察职称警佐。六月,日本人开凿十里庄第一竖井。次年又开凿了第二竖井。 一九一九年(己未、民国八年)先生二十五岁。“五四”运动爆发,先生带头破除迷信,掀土神,劝妇女放足,剪辫子。是年,任大荒地(洪山煤矿)警察所警佐,本年终,辞职。夏,先生被推为本县保卫团副团长。一月,淄川县由小县升为中县。县设财政管理处。淄川县各界人士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七月二十二日淄川开始阴雨连绵二十余日,平地生水,六龙桥被冲毁。 是年,江苏省杨州人丁敬臣在西河建悦升公司,并动工在西河庄西山根开凿煤井两口。日本人在洪山开采铁矿石。 一九二零年(庚申、民国九年)先生二十六岁。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先生次子路士湘出生。是年,著名明清文学研究专家、《赵执信年谱》作者李森文先生出生。是年,先生忘年交、山东著名书画家魏启后先生出生。是年,先生好友、蒲松龄纪念馆首任馆长蒲玉水先生出生。

   一九二一年(辛酉、民国十年) 先生二十七岁。六月,淄川炭矿动工开凿石谷煤井。是年,先生拜著名书画家毕柳村(先奎)先生为师,先生从毕先生处学得文物鉴定、书画鉴赏等学问。

   一九二二年(壬戌、民国十一年) 先生二十八岁。五月,中共山东省党组织派王用章(又名王天生,后叛变投敌) 到洪山矿区负责开展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是年,最早编《聊斋先生遗集》者耿士伟(字鹤峰)先生去世,终年八十有四。

  一九二三年(癸亥、民国十二年) 先生二十九岁。

  一九二四年(甲子、民国十三年) 先生三十岁。先生响应爱国废约运动,出入街头演说:“国势危矣,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铲除不平等条约,同胞们,发奋图强,有为者以若是!”是年,先生三子路士汉出生。

  一九二五年(乙丑、民国十四年) 先生三十一岁。

  一九二六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先生三十二岁。先生父亲路宗轼(字子瞻)先生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一九二七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先生三十三岁。先生决意偃武修文,于本年辞去保卫团团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先生三十四岁。冬,济南惨案后,先生被日本驱逐辞职。

  一九二九年(己巳、民国十八年) 先生三十五岁。任淄川体育场长。是年,山东省图书馆由山东省教育厅领导 ,定名山东省立图书馆,王献唐先生出任馆长。王先生上任后,为了促进学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不断提高,山东省图书馆成立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会,以“研究图书馆学,使全馆职员皆能明了运用”为宗旨,组织全馆职员学习“图书馆学史”、“图书分类编目法”、“图书馆经营法”、“中国图书校勘学”、“中国图书版本学”、“中国图书目录学”等科目。

  一九三零年(庚午、民国十九年) 先生三十六岁。兼任华坞矿区公安局长。是年三月,山东省图书馆组织成立了山东图书馆协会。

  一九三一年(辛未、民国二十年) 先生三十七岁。先生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暑期体育训练班。是年三月山东省图书馆创办山东省唯一一家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期辟有图象、论著、校勘、目录、记载等五个栏目,载文二十篇。

  一九三二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 先生三十八岁。开始撰写《蒲柳泉先生年谱》。兼任淄川中学书法教员。是年,山东省图书馆编成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一九三三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 先生三十九岁。日本国东京文求堂出版先生注释《聊斋外书磨难曲》一书。先生辞去淄川中学书法教员。是年三月,《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创刊。是年,先生到章丘访书,意外发现清代泰安真合斋徐志定磁版印行的《蒿庵闲话》(明末清初济阳县人张尔岐著)下册,遂购买回济南而后送给王献唐先生。王献唐先生一九三二年在四川买得此书上册,两相对比,书型纸色竟然相合,原属同一部书,两人欣喜若狂。此书为研究中国图书史和印刷史的珍贵史料,现存国家图书馆,为国家级文物。

  一九三四年(甲戌、民国二十三年) 先生四十岁。是年,先生撰写《蒲柳泉先生故乡访书日记》由北平华北日报《图书周刊》刊登,还撰有《蒲松龄先生遗著补考》刊登于《天津国闻周报》。先生参加济南省民教馆讲习班学习,同年,充任过淄川戒烟、拒毒运动会管理员三个月。

  一九三五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 先生四十一岁。先生被派去杭州参加暑期防空讲习班。是年,六本原鲁大公司平井雅尾在山东淄川矿业所行医期间,走村串户,陆续搜得蒲松龄著作稿本和抄本,载之东去。这些资料现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其中包括在中国从未被披露过的艳情俚曲《琴瑟乐》及短篇俚曲不下数十种。

  一九三六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 先生四十二岁。是年完成《蒲柳泉先生年谱》。是年着手组稿《聊斋全集》,经好友、山东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介绍认识上海世界书局赵苕狂先生,由赵苕狂先生编辑出版。该书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蒲松龄遗诗,比如将《历亭诗文汇编》与《山左诗抄》中蒲氏作品辑出,收录《般阳诗草》中蒲松龄诗一三五首、马立勋所辑俚曲六篇等。卷首载《蒲柳泉先生年谱》、世系、生年考证、张元《墓丧》及胡适《墓表》跋等。以当时的学术条件,该书的收录大体还算是比较完备,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和参考,对研究产生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所谓《聊斋全集》的全也只是相对当时的研究情况而言的,由于出版商的疏误,路大荒先生未能进行认真整理,其缺失漏收之多是可以想见的,且不说其中还混入了一些他人的作品。本年,栾调甫先生为先生《聊斋诗集序》写序。秋,典衣缩食不顾世人笑讪,购得最珍贵的《聊斋文集》一册。栾调甫先生为先生撰文——《抄书聊斋志异跋》(载《华北日报·图书周刊》第七十期)。是年,先生任淄川地区区队长兼体育职务。是年参加国大代表侯选人被选。是年,先生学生、忘年交、著名学者骆伟先生出生。是年四月,鲁迅先生书信一封,内云:“二十日昙。上午寄母亲信,附复和森函。得孟十还信。得陈光尧信并《简字谱》稿,午后复。明甫来。下午河清及姚克来。买《日本初期洋風版画集》一本,五元五角;《聊斋外书磨难曲》一本,一元四角。得姚克信。晚萧军及悄吟来。”是年,山东图书馆为纪念奎虚书藏落成,出版第二期《奎虚书藏落成纪念集》,该集包括一篇专载《奎虚书藏营建始末记》和九篇纪念论文。

  一九三七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 先生四十三岁。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并发动了侵华战争。先生赴杭州航空学校学习,归来后担任防空防护工作。本年十二月,日寇侵吞山东半岛,淄川沦陷,先生即参加抗日游击队,因故遂造惨败。日本敌伪出示布告通缉逮捕先生,先生家中老少四处奔逃,过着流亡生活。是年,先生恩师、著名书画家毕先奎(柳村)先生去世,终年八十六岁。是年,由王献唐发凡起例,屈万里、隋少亭、刘子益撰,屈万里校《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

  一九三八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 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春,淄川家宅被火焚烧,家产荡然,所存书画损失殆尽。先生经周村潜入北平而后回到济南得到表弟高金庸(梦周、淄博市政协委员)先生资助,易名路爱范隐居历下大明湖秋柳街十五号,设课教徒维持生活。任淄川“抗日政府”审判官三天。是年重阳节前一天,先生与友人李振华、罗锦章同逛曲水亭街上的旧书肆访书,忽然发现“聚古斋”书肆里有《聊斋文集》六册,不禁心中大喜。而店主所价甚昂,何能获之?最后好说歹说,总算有李、罗二位作保,店主人答应可暂借他拿回家翻阅,限一日后归还。先生在其《戊寅历下杂记》中记下了这桩奇遇:即假(借)归。灯下抄其篇目及首卷序题三篇,末卷诗四首,挨异日与我烬余者一较。抄毕,时钟已报三晌矣。

  一九三九年(己卯、民国二十八年) 先生四十五岁。是年,十七日来秋柳园十六号,下午先生表弟高金庸(字梦周,淄博市政协委员)先生来会,把臂畅谈甚快。

  一九四零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 先生四十六岁。书画家溥儒先生绘《聊斋著书图》于本年正月初九见赠。

  一九四一年(辛巳、民国三十年) 先生四十七岁。是年,著名书法家、历史学家王讷为先生大著《蒲柳泉先生年谱》写序。并同王讷先生合作一幅画,先生画的是梅花。

  一九四二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 先生四十八岁。兼任济南“聚文斋”书店经理。

  一九四三年(癸未、民国三十二年) 先生四十九岁。

  一九四四年(甲申、民国三十三年) 先生五十岁。

  一九四五年(乙酉、民国三十四年) 先生五十一岁。先生经李涤生先生介绍到省图书馆当职员、主任。

  一九四六年(丙戌、民国三十五年) 先生五十二岁。先生撰写《山东藏书家史略》一文,刊登在《黄海潮》杂志上。是年,先生在济南某小学任教员。

  一九四七年(丁亥、民国三十六年) 先生五十三岁。先生兼任淄川旅济同乡会理事,但是仍在图书馆工作。

  一九四八年(戊子、民国三十七年) 先生五十四岁。是年九月十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吴仲超任主任。是年,济南解放。先生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是年秋,王献唐先生为路大荒先生藏《聊斋文集》手稿题词,曰:“薤露歌残手自书,柳泉妙笔似黄初。年来度入匋文馆,珍重人天万劫余。大荒编印聊斋全集,继得蒲氏祭文稿本,十年前曾为署籖,兹復持来敬题二十八字,盖从兵火中获持而出也。戊子秋,献唐。”

  一九四九年(己丑、民国三十八年) 先生五十五岁。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省图书馆去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工作,任文管会委员。是年,先生在调查周代齐国长城,经过孝里铺时作《孝堂山石室图》(写生),以此为鉴本,创作《山水画》一幅。

  一九五零年 先生五十六岁。是年,王献唐先生自大后方归来,约先生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生在山东古管会期间,

 一九五一年 先生五十七岁。是年二月,曲阜县政府组成文物清点委员会,全面清查文物。县长孔子玉任主任,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派路大荒、李既陶、杜显震、杨子范等先生参加,将孔府馆藏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是年,先生写对联一副曰:共产主义世世好,社会主义日日新。

  一九五二年 先生五十八岁。本年3月至6月,山东省古代文物管委会派路先生等人来曲阜,对曲阜县征集和捐献的文物进行鉴定分类。是年,山东省古管会路大荒、王献唐两先生,几次到淄博考察齐长城遗址,亲自登上“双雄山””、“凤凰山”西麓以及“围屏山”等遗迹进行深入调查。考证的结果,博山地处齐长城所经之地,确切无疑。是年七月,由省文化厅领导,山东省立图书馆改名为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五三年 先生五十九岁。是年冬,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来济南,嘱咐先生继续整理和搜集蒲松龄遗著,将过去编的《聊斋全集》重新出版。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是年先生好友、鸳鸯蝴蝶派作家赵苕狂先生去世,终年六十岁。是年,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成立。

  一九五四年 先生六十岁。是年,先生撰文《蒲松龄先生的故居》,刊登在北京《光明日报》。是年修复蒲松龄故居,包括聊斋、东大门、东西两厢,参加人员有先生、蒲文琪等人。维修后,交蒲氏后裔管理。是年,山东省博物馆建立(当时馆址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位于济南市广智院街广智院旧址,系1904年英国浸礼教会牧师怀恩光创建,原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博物馆之一;西院位于济南市上新街世界红万字会济南母院旧址,原是一处融道、佛、儒、基督、伊斯兰五教合一的宗教团体驻地,1942年建成。山东省博物馆成立后,将济南广智院旧址辟为自然陈列室、世界红万字会济南母院旧址辟为历史陈列室。),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省级博物馆。

  一九五五年 先生六十一岁。是年,先生先后撰文《山东周代的齐国长城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会刊》)、《〈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画像》 (《文物参考资料》第八期)、《〈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 》 (《光明日报》本年九月四日副刊《文学遗产》第七十期)。是年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先生去世。是年,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王统照先生看过路大荒先生收藏的《聊斋文集》手稿后,题诗两首诗曰:“ 思托笔借园亭,孤愤能舒鬼狐型。故非妄言听须正, 西风凄响夜枫青。”又:“ 岩为文字似之,不须衫履自然姿。人间尚有聊斋稿,会证先生绝妙词。”下有落款:“1955年冬,大荒先生出此册为题二诗。 统照”。款后钤方形阴文图章。
  一九五六年 先生六十二岁。撰文《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 》(四月《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会刊》第二期)、同年八月先生致张友鸾先生书信一封。是年,为蒲松龄纪念馆题写“聊斋”两字,从此名扬海内外。六月,国家文物局派单士元先生、李洪庆先生和省古代文物管委会路大荒先生、李既陶先生来曲阜,将孔府馆藏文物鉴定划分为三十三个品类。是年,先生撰文《山东文物管理处整理曲阜“孔府”所存历代衣服文物》(《文物参考资料》总第七十二期)。是年,先生借得淄川友人所藏《聊斋诗集》五卷,后附《诗余》一卷,又得五百三十首。是年,欧洲捷克著名汉学家、布拉格东方研究所所长雅洛斯拉·普实克院士来华,称赞先生“学识渊博”、“熟于历史掌故”。是年,山东省博物馆完成地志性基本陈列并对外开放。是年,先生发现蒲松龄《鹤轩笔札》手稿四册。十月,王统照先生看后,写下一段叙言,记述路大荒先生与《鹤轩笔札》的情况,先敬录如下:“《鹤轩笔札》四册,此二册皆留仙先生手稿。另二册则笔者不止一人,想是继留仙先生任笔札者。四册必由淄川孙家散出。盖留仙先生卅许,曾为同邑孙蕙延请,在宝应、高邮署内任书启幕故。酬答函札与较长之官谕,俱载底稿册中,虽有蒲氏印章,此二册定系孙氏留存者。今夏,大荒先生数为整理蒲氏故居,因公赴淄博市。有李君,存此四册求售,大荒返济与余语及,乃以四十元易来。原册纸薄,岁久脆折易失。八月中,大荒去北京,遂将蒲氏手册,托其带去,由琉璃厂萃文斋为精工贴装,并加布函。此等工艺,京外难有。九月中旬,介绍人李君为包裹寄到,仔细甚至。述之于此,俱可深感。近三百年之草册,竟能流传,淄川人士对蒲氏之尊重,即此可见。余以衰病之身,年来得见蒲氏笔迹数种,而前三日偶去北洋书社古籍部,竟得《聊斋志异》第一次木印本 (即赵氏鲍氏共刊本,亦即青柯亭刊本,有杭州余集手书序,清乾隆三十五年刊) ,盖在木板上廉价书摊中,无问者。今纪此二册之由来,故附述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初寒晴日。剑三。”

  一九五七年 先生六十三岁。是年先后撰文《蒲松龄》(《前哨》一月号)、《弹词东郭传与鼓词东郭外传》(二月十日《光明日报》副刊 《文学遗产》 第一四三期)、《蒲松龄的〈南游诗草〉介绍》(《光明日报》四月二十一日副刊《文学遗产》第一五三期)、《蒲松龄故居》(《文物》五月三十一日)、致周绍良先生书信一封说明蒲松龄去青州考试是不可能的。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好友王统照先生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一九五八年 先生六十四岁。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与李森文先生合撰《刘德培》一书。是年,淄博市京剧院依照此本,上演了《刘德培起义》一剧,深受观众欢迎。同年在所画山水横幅上,自题为“锦绣江山千万里,乘风破浪争上游。”是年申秋,先生为《漁洋山人評點崑崙山房詩稿》一书绘《昆仑山房图》一幅。

  一九五九年 先生六十五岁。七月先生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同年调回省图书馆,任副研究员主持古籍善本的选购鉴定与整理工作。《山东画报》特刊十月号发表赞赏大荒先生对古籍颇有研究的光辉业绩及照片。先生亲笔写在照片:尔是何许人,鬓发已苍苍;大瞪两只眼,死盯这本书!大荒其堂主人试笔”(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这可谓他用心研究古籍的自白。是年与李既陶先生合撰《济南市齐城峪九頂塔年代的商榷》(《文物》十二月二十七日)。是年,著名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先生去世。

  一九六零年 先生六十六岁。作《疏柳荷花》飘然出尘,雅有清趣。并题旧诗一首:“幽蕤标素洁,梗直更虚心;冷艳明秋浦,寒塘敛夕阳。微风香飘远,凉月影浮沉,采莲寄故人,情波思不尽。”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先生好友、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病逝济南家中终年六十四岁。葬万灵山公墓,路大荒先生撰写碑文。

  一九六一年 先生六十七岁。《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七月三十日刊登先生《谈谈济南朱氏本<聊斋志异>》。是年,先生带学生骆伟去宁阳县,专访黄恩彤旧藏。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成员分别为:余修、宋英、冯沅君、燕遇铭、李既陶、严薇青、路大荒、袁世硕、李桂林、蒲玉水、蒲文琪等先生。是年,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建立。九月二十八日,全体委员到故居参观。

  一九六二年 先生六十八岁。六月九日应邀出席山东省出版局召开的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先生被推选为副主任,实为负编辑之责。本年撰文《蒲松龄辑录观象占玩手稿与其所编著的农书简介》刊登于《山东省志资料》第三期上。是年,先生突闻山东省文物总店收有大量毕氏著作,十分欣喜,于是带骆伟先生将毕氏著作多种全部收购。完成山东图书馆历史宿愿。同年,赠与书法家张海清先生《三友图》,笔墨酣畅,秀资如生,完美可观。是年,著名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病逝于台湾,享年七十二岁。

  一九六三年 先生六十九岁。是年,先生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省图书馆。

  一九六四年 先生七十岁。

  一九六五年 先生七十一岁,致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书信一封,讨论关于农桑考问题。

  一九六六年 先生七十二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先生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先生收藏文物、古书画毁坏颇多。是年,孙均野先生由北京寄赠《聊斋呈稿》九篇。

  一九七一年 先生七十七岁,唤次子路士湘、三子路士汉到床前,先生交代遗嘱。

  一九七二年 是年,六月六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先生病逝于济南,终年七十八岁。葬于历城郎帽山下。同年,先生挚友、国学大师栾调甫先生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日,山东省文化局在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主持大会的是省政府党政负责人。山东图书馆成立治丧小组,政协委员高启云、王众音、丁方明、余修等一同敬献了花圈。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发来唁电并向家属慰问。会上郑重宣布:极左路线强加给路大荒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盖子仪撰写挽联:著述辑柳泉身后,更教故宅重新,文献有徵,岂独斯老应感德;人琴寄曲水亭畔。果向故城永诀,湖山无主,此间风物尽伤神!余修撰写挽联:秋风生衰荒坟冷月,阴曹妖鬼怨柳泉;花落悲心宿草萤多,中外友朋悼大荒。同年九月二日,李森文先生撰写回忆文章《开路拓荒、潜心治学》缅怀路大荒先生。齐鲁书社于同年八月出版先生早年著作《蒲松龄年谱》。

  一九八二年,先生生前好友淄川昆仑人氏罗锦章(1907——1991)先生在《淄博市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我所知道的路大荒先生》。六月,先生生前收集整理的《蒲松龄佚文十二篇》,刊载于《东岳论丛》上。

  一九八六年,先生生前整理出版的《蒲松龄集》,重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八月先生著作《蒲松龄年谱》由齐鲁书社再版(李士钊先生整理)。

  一九八七年,先生骨灰迎归原籍淄川菜园村,五月同夫人李氏合葬于淄博铁路孝妇河大桥北菜园公墓。梁漱溟先生题写墓碑碑名并撰墓志铭:“盛德丕显,有功不矜;高风亮节,报效国恩。得时则驾,日月胸襟。半生贫贱,一代闻人。留仙知已,永垂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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