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民 楷书结构变形与“今楷”

胡湛

楷书结构变形与“今楷”
在书法上一提到“变形”，可能人们自然会想到“流行书风”，其实，书法变形若在书法艺术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字形变得美，变得与其周围的字和谐，就成了一种真正的抒情手段，否则，可能误入偏道。
在楷书上，魏碑、墓志里的很多字已经变得合情合理，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今天学习楷书的人们是幸福的，学习平正、工稳的，有唐楷（当然魏碑、墓志里也有一部分），学习变形的有“碑、志”。但为“今楷”的形成，提供最丰厚资料、丰厚基础的应该是那些天真烂漫、多彩多姿的碑志。
在书法上，继承与发展是一种规律，因此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么，当今的我们要想形成“今楷”，开辟中国楷书的新道路，也需要在继承中求发展。继承什么，首先必须找到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着眼于字的结构变形，因为它是抒情的最重要手段。这个着眼点要从发现、学习、掌握、运用其规律开始。

胡湛

（一）规律与变形
规律是一种书体高度成熟的标志，后人也是因掌握了其规律才能找到学习的切入点，发展自己，成就自己。
规律是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规律即法则，原则等。那么在楷书中，规律的表现即是字形大小、长扁、倚侧、聚散的变化，也就是结构变化的原则，也是作品章法形成的直接因素。它是千古不变的，但在运用起来，随每个人不同的安排会生发千姿百态。
我们回首古人作品，无论变化的多么精彩，多么富有个性，细分析、总结，他们都是在这几条原则的范围内去变。只有使用这种变化，它才能成为作者表现审美、感情宣泄的载体。所以，变化越丰富的就越有艺术性，越有味道，也可以说越具备人性化。（真正好的艺术品是真正具有人性化的）也说明这个作者把这四条原则运用的越成熟。
变化是其规律的体现，但规律又规范着变化。不变化，变化不到位或变化超出范围的，都是没有遵循规律或超出规律所造成的。如：馆阁体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它很少有人性化的东西在里面；唐楷的大部分作品是变化不到位的，所以它只有部分人性化的东西渗透其中；当今某些作品，不顾与周围字是否相互和谐，而乱拆乱挪乱组，是属于超出规律的，它看上去似乎有强烈的人性化在里面，其实是扭曲的、不美的。
随着墓志的大量出土，让更多写字人重新认识中国的楷书——经典不完全是唐颜真卿、欧阳询、虞中南；魏碑也不完全是张猛龙、始平公、张黑女。许多墓志比以上楷书更具有艺术性和人性化，更具有研究价值和供我们吸收的营养，如李壁墓志、秘丹墓志、唐耀墓志、崔景墓志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字形变化极其丰富，更多的显示出艺术的本真和人性的光芒。
用书法艺术的规律去衡量，许多墓志比以往许多古人写的楷书既大胆、开放，又不失其变化的原则、人性化和艺术化，共同依赖，相得益彰，达到相对完美的程度。笔者以为，我们今天学习楷书，发展“今楷”首先要从它作切入点，可以把它作为借鉴的直接元素。
实践告诉我们，艺术规律允许我们在结构上产生变化，但变化必须在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那么我们的“今楷”，要把结构变化作为着眼点，在古人变化的基础上大胆使用其原则。当这些变化了的字形，不是简单的拆装，是在艺术规律范围内，成为真正意义上当今审美和情感的载体。这样，“今楷”可能将诞生。

胡湛

（二）变形与抒情
就书法抒情而言，线条是一个书家最基本的语言，但它不是最根本的手段。最根本的手段笔者以为是字形的变化。
古人说用笔千古不易，指的是笔法。至于线形，可能千人千面，特别是书法大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就像我们一个自然人会说话一样，只是你生活在这个世上用于交流的最基本的工具和技能。（也就是书家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但要想话说的更好，比如上升到朗诵、播音、演讲、评书之类的，就需要一个更为富有的语言表达魅力，也就还要增加手式、表情、姿态等相助。所以，一个优秀的朗诵、表演等方面的专家，在有了好嗓音后，表情和手式就成了它重要的抒情手段和要素。一个嗓音再好的人，如果没有后者，是难以想象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因为他缺少抒情的元素。
那么书法，特别是我们的楷书呢？掌握笔法，控制线条是最基本的技能。抒情任务就主要寄托于字型的变化了。在楷书上一提变形，除容易与流行书风发生联系外，一般会理解为背离传统。其实，有感染力、艺术性强、真正好的楷书，结构都有丰富的变形。这种变形虽然不像行草变的幅度大，但我们所看到的古人楷书无不如此。古人的楷书是具有实用和欣赏两重性的，而现今的楷书只剩下“欣赏”一种性了。欣赏也应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是形，二是意。“形”是我们从纸上看到的，“意”是我们通过“形”而感受到的，它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应该强调大胆的变形，以此来承载当代人的情感，体现他们的审美。
变化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就是靠不断变化书写着每个时代的乐章，靠变化续写着它本身的存在。所以说，“变化”是个艺术上一个永恒的概念。“变”涵盖着进步、进取和开拓，“化”包含着书家对书法研究后的取舍、继承，以及发展。所以，变形既符合书法艺术规律，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何不从“变形”来开辟我们今天楷书的通途呢?
在楷书的变形上，古人是开了先河的，笔者只是觉得变的不够，也就是说给的抒情空间还小。我想，今天的楷书应更多的讲究书家情感在楷书上的渗透。在保证楷书基本的原形上，不断去改造，大胆创新，才有“今楷”出现的希望。

胡湛

（三）抒情与“今楷”
古人书写楷书，当它处在每个朝代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观点，提倡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书写我们今天的楷书，根据时代的发展，笔者以为应提倡“三性”：书写性、抒情性、时代性。
“三性”当然以抒情为主，书写性是抒情性的必然条件，时代性是它要达到的目的。书写性，要以改魏碑墓志字里用笔中刀刻斧凿的那些刻板的痕迹，增强毛笔特性的体现和笔的流动性，进一步强化“笔断意连”的意识和创作思想，使它达到心手双畅的程度。如果还一味强调笔划上的切、顿、方，就会使行笔发滞，从而成为抒情的障碍。抒情性，在人们的印象中，就书体而言，抒情性是行草、大草的事，楷书因它笔笔分离、少连属，是不适合抒情的。那么楷书中的抒情应如何解决，前面的基础是增强笔划的书写性，后面则是在结构上。古人曾有先例，我只是利用强化夸张而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书家艺术思想的体现，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也就是抒情性的体现。时代性，现代人自然抒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点，真正让楷书变成一种抒发当代人情感时，那么这种楷书也就具备时代性。
抒什么样的情才是当代的情？情是个抽象概念，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既有独立性，又有社会性，可以肯定古代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家情感都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都是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左右的。可以说当代书家的情感肯定不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书家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今楷”形成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当代书家的情感产生和宣泄也是受意识形态左右的，它的形成是无意识的，是相互受感染的。尽管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和形容，但它通过个体迸发在纸上，宣泄到楷书中时，它就是“今楷”。到那时，“今楷”成了我们这时代人们审美、思想、情感最简约的代表方式，人们就会承认它，就会流传后世。当后世的人们看到“今楷”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情感和精神面貌。中国书法史上很多行草、草书的经典作品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魏晋、唐楷也做到这些，只是略逊于行草而已。
笔墨当随时代。任何艺术品都是当代人社会生活、情感、审美的概括和反映，就楷书而言，一部完整的作品，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章法的完整性就是一个社会侧面，其中的每个字就是社会的局部。作为书家有反映社会的责任，并时常把这种责任升华为一种情感，然后用于我们的楷书创作，这就是“今楷”。
从目前，国展中的楷书作品看，虽然那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今楷”意识，但他们那善于表现、追求自我的行为和创作的结果，已为“今楷”的创立和形成在自觉不自觉中做出了努力。如果这些作者把今后的楷书创作上升到“表现时代”，“为时代立书”，必将会形成一支强大的“今楷”创作队伍，那时，中国的楷书也将会迎来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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