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法的奥妙--失传千年的笔法秘密

李知之

法在何方

记得很久以前，那时我还没有和书法结缘，我和几个本市艺术界的朋友一起聚会，其中一位是市书法协会的副主席、省书法协会的理事，席间他莫名突发感慨，说：“我劝所有人千万这辈子不要沾上书法”，情真意切，看上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按理说学书法的人很多，对于在书法方面并没有太多功利要求的他，生活条件本来还算优越，字也写得很好，在书法界又小有成就，算是可以接受了。为何这般搞了书法就像受了天大委屈似的，他也没有给个解释。
之后因为某些奇妙的机缘，我开始闭关研习古书法，对书法现状也多了些了解，也就领会了他的内心苦在哪里。
这也是近千年以来所有喜爱书法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几乎所有人即使把毕生精力和才学都用来研习书法，结果是至死也没有找到书法的那个“法”在哪里。
有人拜了许多名师，研究了无数文献，下了无尽苦功，发现关于“法”却各执一词，一人一个“法”，一人一套“理”，根本就无所适从。更有“法无定法”“执笔无定法”“运笔无定法”的言论盛行于当世，那么这个无法的“法”还叫“法”吗？
随之也有了“心法”之说，“心法”不仅可应用于书写，其它任何事都可以说有人心之法，但对于需要提笔写字的具体动作来讲，“心法”不可实证、不可拿来操作，就显得虚无飘渺了。所以，可以先把“心法”放下不谈，只谈可实证、可操作之法。
中国古代书法虽然神秘，但能称为“法”，就与日本把汉字书写称为“书道”、韩国把汉字书写称为“书艺”有所不同。“道”“艺”之名是对书法的认知和表述侧重不同，想必是因为两国自始至终也未得汉字书写之“法”的真谛。
我们称为书法，必具备“法”的基本属性。八分法诞生之后，中国书法延续和丰富了远古先人的书写法则，笔法的基因没变、法理没变、同样规范有序，却更加精致严密。
所以，佚失千年的“八分法”事实上具备了“法”的以下属性。
一是笔法的唯一性。凡是汉字书写的笔法，当然使用毛笔的汉字书写，必须遵循这同一法则。八分法诞生后出现了几种书体，其中主要是“汉隶”、“楷书”“行书”“草书”四种，这四种书体都遵循了同一笔法的所有法则，包括书写姿势、书写速度、执笔、起笔、运笔、收笔等所有要领，并非一体一法，之所以出现形态的变化，是在同一法则之内的变化。
唯一性还表现在笔法在衍变过程当中，传承的基因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最精妙复杂的八分法中，从蝌蚪文继承的笔法基因也未有丝毫改变。
所谓“笔法千古不易”便是这个道理。不过，元代赵孟頫虽然说对了这个道理，但有证据表明唐朝之后这个笔法已经消失，赵孟頫本人也没有找到那个笔法。
二是笔法的普遍性。各种书体形态各有不同，每种书体不同的人书写风格也千差万别。不谙笔法的人，误读为笔法上的差异。而事实上唐之前所有名字使用的都是同一笔法，也就是八分法。
从蔡邕到钟繇、王羲之到欧阳洵、褚遂良到颜真卿使用的都是八分笔法，只是因性情的不同、审美的差异，字体才有了各自的风貌。
有人解读王羲之与王献之“二王”笔法的差异，提出王羲之为内擫笔法，而王献之将内擫变为外拓笔法。实则是误读了字体风貌与笔法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用“内擫与外拓”形容笔法的某个运笔动作的话，八分法中则内擫与外拓具备，二人并无笔法的明显差异。
三是笔法的规范性。所谓笔法一定对书写各个动作做了明确的规范，这样才可以依照规范来指导和执行书写的动作。因此，八分法对书写姿势肩肘抬起的角度，执笔手指接触笔管的部位，运笔手腕转动的程度，指尖发力的时机都有精确的要求。因此，笔法也得以世代相传。
另一方面，汉字每个不同的笔画虽然仪态万千，但都是按照同一笔法来完成的。这对当代人说起来可能无法想象。汉字“点”的笔画和“横折钩”的笔画在笔法是完全一致的，“点”画的运笔并不比后者少一个动作，都完成类似音乐的八个节拍，只不过节奏上有所变化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笔画虽然笔法一致，却有阴阳之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之说似乎就这样神奇的无处不在，比如横和竖的笔法就为一阴一阳，区别在于起笔的动作互在笔画的头尾两处。
四是笔法的法理性。笔法所有规范追究起来，并非误打误撞，随心所欲，其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紧密相关。古老的中国智慧神秘而玄妙，却不一定神鬼莫测，即使难以言说，却可以在笔法中找到很多神奇的对应，这一点我们可以之后再说。

李知之

什么是八分法

中国文字和书法从远古新石器时代起，经过几千年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终于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书体，名曰八分书。从此，使中国文字和笔法完成了进化，两者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中国文字的书体进入到延续至今的八分书时代。
关于什么是八分书，后世众说纷纭经，存在很大些争议，出现这些争议的原因，是唐以前对八分书就有不同的表述。
后世对“八分”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将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小篆的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似乎特指今天所说的楷体。这种解释莫名其妙，即使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能正确，对我们来讲也没有意义，也偏离八分书最核心的特点。二是说八分书这种书体是楷书的基础上，字体的取势像“八”字的形象向两边伸展，就更加牵强附会了。
另外有将“八分书”分别特指“楷书”和“隶书”的，也都是片面的。
需要格外说明的是，汉晋时期，楷隶分界并不明显，楷书是一点点由汉隶转化而来的，那时楷书的“楷”是指“楷模”的本义。所以，所谓“楷书”并非我们当下所特指的楷体，隶书也可称楷书。楷书也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正书”“真书”。
那么“八分书”到底是指哪种书体呢？其实“八分”是一种笔法的称谓，是指用这同一种特殊笔法所写出的汉字书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隶书、楷书、行书、草书都可以称为八分书。
这种特殊的笔法就称为八分法。“八”字则是缘于这种笔法在书写每个笔画时都要有八个规范动作，这个八动作使毛笔飞速旋转、阴阳相合、前呼后应、一气呵成，才书写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完美的汉字。
八分法由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至今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说法，究竟是秦代还是两汉时期，这取决于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尽管不被大多数人所知，但在中国书法史却有着无人能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书圣王羲之、楷书鼻祖钟繇，或是蔡邕。这个人就是八分法的创始人王次仲。
王次仲在书法史上地位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自他创建神奇的八分法之后，中国汉字形态才得以最终确定，并且解决了象形文字与书写之间所有矛盾，同时实现了汉字笔画形态的规范化。之后中国历经多次异族侵占，而汉字却以其强大的文字功能和魅力，将其他入侵文化消融同化，牢牢守护着中华文明的内核，使中华文明二千余年依然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蔡邕、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等所有唐以前书法大家，不过是继承了王次仲八分法的衣钵，将八分书传承和发扬而已。
史书上对王次仲这个人的记载很少，但众多后世的书论都明确八分书的创始人为王次仲。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东汉的蔡瑁在《劝学篇》中提到：“上谷次仲，初变古形”。《晋书·卫恒传》中说：“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愔《文字志》也有“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
但这些书论的描述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就象王次仲的出生时代至今也没有定论，有记载是战国末期，有记载是东汉时期。
八分法运笔之神奇，几乎超出了人类智力所能及的范围，每一个得到八分法要诀的人，无不惊叹其妙，故“笔法神授”这种说法也比较容易的被本来崇尚实用主义的古人欣然接受。
同样，王次仲的身世也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比较客观统一的信息是王次仲的出生地为上谷郡沮阳县，现在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附近。但他所处的年代就出现了很大差异，这决定了八分法在何时创建。也由此，我更倾向于王次仲为周末战国时期人，而非东汉人，毕竟八分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东汉时期。这一点，也和关于王次仲的另一个著名传说相吻合。
中国古人对于参破天机、天赋异禀的奇人都喜欢寄予神仙的称号，创建八分书的王次仲也不能例外，关于王次仲的传说就可以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仙传拾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两部书中找到。记录的故事也大体相当，在秦始统一六国之时，闻说王次仲为奇人，擅长八分书体，便欲召到麾下为自己所用。待秦国的士兵受秦始皇命令前来抓捕王次仲时，王次仲便瞬间化作一只大鹏，展开双翅飞上蓝天。据说当时抓捕王次仲的士兵担心未能完成任务而被秦始皇危害，向王次仲求援。这时一飞冲天的大鹏掉落下两片羽毛，让士兵回去向秦始皇解释。秦始始皇本就好神仙之道，听了士兵的描述，便心生悔意，也就饶过了他们。另一个说法是王次仲化作大鹏后，为了保护自己的老父亲不被秦兵抓获，飞回到自己的故乡，掉下的两片羽毛化成两座山峰，把自己的家乡挡在大山之后，而这两座山峰就是今天赤城的海陀山。
或许古人就是想借这样的传说来表达对八分书及王次仲的敬意吧。
另一个与八分书有关的古人是秦代的一个小吏程邈。传说他被秦始皇打入狱中后，潜心研究各种书体，大概是经历了一个大彻大悟的过程，终于创建了隶书体。这是隶书创始的另一个记载。
从传说和后来的考古实证来看，八分书的出现至少在秦始皇时代，或战国末期。然后在两汉发扬光大，也才又有了后世“汉隶”“唐楷”之说。
八分书真正成为官方正统书体是在汉朝，中国文字之所以称为“汉字”，与八分书在汉朝的兴起和认定必然有直接的关系。
八分法由此兴盛一千余年，却在唐末逐渐消亡。之后留下的是美轮美奂的“隶”“楷”“行”“草”书体，却也让神奇诡异的八法成了千古之迷。

李知之

书法的中华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人类文明起源一直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我们相信书法与汉字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反过来，我也非常喜欢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理解书法与汉字，是怎样强大的文明基因使汉字和书法从创建伊始，只在自己独立的体系里自我进化和完善，并数千年保持如此鲜活的生命力。而其它文字都是经过几种文化和文明的交错和相互借鉴，不断发生变异，逐渐失去了文字创建的初衷，最终成为只能表达语言的声音符号。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向世界发问，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现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而是在西方。这个问题的提出之所以在东西方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是因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结束了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经过六百年的奋斗，在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终于全面超过了中国，而西方世界这时似乎已经淡忘，或者漠视曾经领先世界上千年之久的中国，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文明和先进的中国只不过如痴人说梦一般。
李约瑟是中华文明的拥趸，有趣的是李约瑟与中华文明结缘，恰恰是他第一次书写中国的汉字有关。据说，李约瑟在1938年的某一天，与后来他的助理和第二任妻子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之后两人吸了一支香烟，鲁桂珍又亲自指导他写下“香烟”两个汉字。对于习惯于字母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汉字形态和书写方式无疑是新奇的并且充满了神一般的魔力。于是，李约瑟当时就表示一定学会这种文字。而鲁桂珍也为他起了一个日后对中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中赫赫有名的名字“李约瑟”。李约瑟与中国、与鲁桂珍的一世情缘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989年9月15日，李约瑟又与鲁桂珍历经五十年的分分合合，正式结为伉俪。
搞战期间，李约瑟曾在中国多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在后来组织编撰了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史及文明比较研究的先河。对于中国与西方世界古今文明差异的思考，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下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案涉及各个方面，但难以有可以说服各方的一致定论。我们相信人类文明进程必有其偶然性的方面，一个人物、一个特定事件，都可能影响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同时，我们也要相信，文明也有自己特定的基因，决定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历经数千年上万年不曾改变，依然可追循到它演化的足迹。
回答李约瑟难题，我比较喜欢关注的是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中华文明在元、清两代受外族入侵，实际已经出现了两次中断，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中国”。现在不兴民族主义的论调，但这种观点认为，这两次朝代更迭，汉民族完全失去对中华文明的主导。除了书法和汉字还使中华文明徒有其表以外，中华文明内核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个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已经荡然无存了。
二是认为中华文明本身的缺陷所致。普遍认为西方文明建立两个基础之上，物质与技术实际上从古罗马帝国传承而来，而古罗马的技术多是从中国传入。至于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西方世界则对古希腊认祖归宗。认为西方在结束黑暗中世纪后，经过伟大的文艺复兴，使西方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回归到了正统的希腊文明，从而催生了现代科学文明。
如今我们整个人类都生存在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成果的福荫之下，似乎古希腊文明不仅复活了，而且焕发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带动地球村的人类进入了一崭新的文明时代。
科学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魔幻般的，我们不仅要接纳、学习、也要存敬畏之心。
但是，对于第一种观点，似乎是说现在的中华文明可以也来一次文艺复兴，回归传统，中华文明仍可以发扬光大，引领世界。
如果持第二种观点，就可能得出令我们当下国人不容易接受的观点，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那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核心就存在着缺陷，决定了科学和工业革命因为文明基因的缺陷上就无法在中华文明中产生，就是中华传统文明无法突破的天花板。如此，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是不是要么逐渐毁灭，要么来一次次彻彻底底的革新改造。
正确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们中华文明精髓的基因又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汉字和书法回溯到中华文明起点找到它吗？

李知之

东方智慧与笔法原理
中国书法可能是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技艺，与中华文明共同起源于远古时代，那么，笔法的原理就一定包含着中华上古文明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汉字和书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又如此特立独行，说明很可能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就与其它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古老文明之间的差异，透过中国古人对宇宙、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找到中国书法及汉字最初诞生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
究竟是分别基于哪一种原动力促使地球上不同文明的诞生，现在还没有人去考证，也许现代人掌握的信息和手段足够丰富，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大的学科研究，对于探究现代社会人群之间诸多矛盾的起因或大有裨益。
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正如李约瑟难题所隐藏的一个既定前提，即各文明逐渐演化成迥异的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就是当下各种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
现在世界公认的三大哲学体系分别来自于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当然这一划分方法，包括“哲学”这个概念也来自于以古希腊哲学为鼻祖的西方哲学。
尽管有人说我把书法问题扯的太远，但我还是抵挡不住从哲学角度探寻事情本源的偏好，哪怕我对哲学处于近乎无知的状态。
对西方哲学起始和发展的研究已成体系，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的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古典、晚期哲学到中古时期的教父、经院、文艺复兴哲学，再到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黑格尔后的哲学思潮，这一套体系从古希腊哲学一脉相承，层层推进，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很西方。
而我们对自己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本身就很不够，恐怕还没有找到中华文明思想的主脉以及传承演化的关系，当然，也不一定沿用西方哲学的这一套研究办法，不必用同一表述方式来进行比较，更何况哲学这一概念本来就来自古希腊，所以，我们只有尽可能从各哲学思想体系中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对比中，比较直观的区别是古希腊体系似乎更注重逻辑和实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西方哲学史时会就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希腊也同我们的祖先一样要探讨世界的本体等终级问题，与我们不同的是，古希腊人似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显得痛苦不堪，因为他们一直纠结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而中国古人似乎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就显得洒脱且从容自在。因为中国古人看上去并不在乎逻辑的合理性，甚至有几分蔑视。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思想史的经典《道德经》中就可以不断的感受到，老子不仅不在乎逻辑，而且以不合逻辑为乐趣，以不合逻辑为其思想的核心。
所以《道德经》第一章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能恒久的、不可解释的“道”和“名”，那还怎么研究啊？
第二章开篇又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这简直就是要把西方哲人逼疯的节奏。
而西方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现代科学之父培根，在西方哲学注重逻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验论，从而把西方文明引上了科学之路。
这也成了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之一。
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对比中，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中国的思想体系中，虽然在大部分经典中看似没有逻辑的论述，并非中国古人的思想混沌不清。相反，恰恰是中国的古代圣贤能够摒弃了逻辑的束缚，只达事物的本质。
西方最伟大哲学家、希腊三贤之一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喻”，希望以此解决事物的世界可感而不可知的问题，比喻人们眼睛所看到的、内心所感受]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很难达到事物的本质。
而几乎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庄子，也有一篇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则在更深刻的哲学层面表达了人的意识与事物本体之间的关系。
印度与中国同为东方，哲学思想似乎更为相近，所以，佛学很快在中国生根传承并发扬光大。佛家思想更是公然藐视逻辑的存在，金刚经讲“凡有所相，皆为虚妄”，一切都是虚妄，说都不必说了，还谈什么逻辑。
但如今，谁还能否定佛学的伟大、甚至佛学的科学性呢？
十九世纪，西方的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震动了整个哲学和科学界，但在佛学的眼里，也不过是人类意识的第六重境界。大乘佛教唯识学提出的是八识，在第六识之上的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对于这两重更高的境界，则不知道现代科学文明何时去发现和验证它们的存在。
而释迦摩尼要早弗洛伊德2000年。
或许文明之间比较没有高下之分，或因起源不同而路径不同，但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认知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思想在古希腊称为哲学，在中国称为智慧，在印度称为觉悟。
回顾人类近两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能领先世界千余年，又再度被西方文明全面超越，这不是数落几处文明的差异就可以解释的。
我们需要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着手，探究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神奇的智慧，了解他们如何绕过我们当下已知的逻辑和方法，获得生命的终极体验，甚至直达人类认识的顶峰。
我们应该想到，目前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也可能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或者我们自身文明的变异，阻断了我们与中国传统智慧与思想的联系。
在学习和了解古老书法的秘密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现在的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知识，理解了更多的理念，掌握了更多的科技，但我们可能因此而迷失太久，早已埋没了曾经开启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那里就可能深藏着中国书法的秘密，而中国书法也许就是打开中国古老智慧之门的钥匙。

李知之

伏羲与中华文明的原发性
研究汉字和书法，难免要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原因是什么，进而就很想弄清楚关于中华文明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原发文明。随之，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随着基因科学的进步，近些年西方的人类学有了很多可喜的成果，这方面我们国家似乎还没有真正起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大概我们忙着追随西方科学的脚步，还无暇顾及我们文化起源这样看似无实际用处却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过，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回过头来踏踏实实做研究人类学的研究，而不是任由以西方人类学来解释我们文明的起源问题。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还是要先问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才好解决我要往哪里去的问题。
西方人类学通过基因科学加考古发现的推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地球上现存的所有人类源于非洲，大概是10万年前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并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基因突变，进化到了与我们现代人没有差别的智人。7万年前从非洲**开始向各大洲迁移，并战胜了其他大洲不同的人种，最后统治了地球。我们各个古老文明的发起都缘于那一次智人大迁徙。
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文明，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西方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实证加逻辑进行推演，其问题在于，看似无其它证据来反驳其结论，而其结论却可能距真相十万八千里。
我们过去早已熟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人是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另外还有距今70万年的周口店人。我们的这些考古发现还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最终汇入到东西方整个人类研究的大流中去。所以，地球上的所有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我们还是要存疑，把它是一种推断而不是定论。
对当今西方的人类学观点我们还是不要拿来就用，至少两个方面的疑问还没有解决。
第一，现在地类上的人类是否同宗同源，是否都是来自于非洲10万年迁徙过来的智人，或有直接的基因传承。
    第二，如果是的确有一次7万年前非洲智人大迁徙，那么，除非洲以外各**原有的不同人种是被智人灭绝而替代，还是相互融合后成为不同基因混合的新人种。
这涉及到一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各人类文明的不同是否来自于人种基因的不同。这个问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不符合当下世界潮流的政治正确。
一旦人种的基因不同成为文化不同的原因，就可能会对当下普世价值带来毁灭性的冲击。
但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相信人类会找到好的办法去解决，而不是一味回避。
我们倒是可以暂时抛下生物学意义上导致人类文明差异的原因，转而从各地域文明之间可能存在转移和渗透的角度，来看待中华文明是外来还是原发的问题。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为外来文明，很可能是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经过人或技术的长期不断迁徙，由西向东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从而启动了中华文明。
可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要远远早于中华文明。这两个文明起源于距今6500年－6000年前。而即使在远古时代，各地域之间仍然存在交流和互动，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文明完全可以实现跨地域的渗透和影响。
二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早于汉字而且有相似之处。据考证发现最早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在距今5000年，而中国把文字的产生归于距今约4500年前的夏代。另外，还有人专门考证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的一些相似之处。希望以此说明汉字也并非原创文字，而是受古埃及文字启发或借鉴了其造字原理。
三是西亚和古埃及青铜器的铸造早于中华文明。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约6000年前，而古埃及和古印度也在距今约5000年前有了青铜器，普遍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夏末商初，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历经1000－2000年的时间，青铜器制造技术由外域传入华夏中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四是三星堆文明等考古上的奇异发现。三星堆的发掘无疑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特别对中华文明一元论的观点是巨大的冲击。三星堆文明位于成都平原，距今5000－3000年。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铸造技术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同时，青铜器人物雕像的外形特征与西方人种惊人的相似，其它出土文物的特征也与中原文明差异巨大，而且明显接近于古埃及等西方的古老文明。
如果三星堆是外来文明的观点基本成立，那么中华文明因为地域阻隔的原因而成为独立体系的一元文明就说不过去了。
普遍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要具备三个标准：文字、青铜器、人群聚集的城市。我认为这三个标准需要有待商榷，特别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所有文明产生的必然结果，还是人类因地域环境和其它因素的偶然发现，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论证。
但是，如果如上所说，中华文明的原发性就出了问题，文字借鉴其它文明，青铜铸造引进外来技术，那么除了人群聚集，中华文明就没有原发文明的基本要素了。
关于人类文明的三个标准中，我们倒认为其中仍然有一个标准是最核心的标准，那就真正改变人类命运，并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因素，文字系统的产生。
是文字的产生维护了更大人群的社会关系，促成了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推动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从种种考古实证来看，青铜器铸造技术虽然在中国的商周时期几乎达到了顶峰，但由外域传入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关于中华文明的文字与西亚、古埃及等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很愿意持保守谨慎的态度，这关系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基因，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原发性和独特性的大问题。
我们只有寄希望对古典文献的深度研究，并依靠最新考古证据的出现，重新来推断和勾勒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的起始年坐实在公元前2070年，。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在二十一世纪之始，我们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认定跟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区域就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
探源工程的意义在于，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始坐标从夏代再提前。同时，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我们还可以从中找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线索，那么，一些过去被普遍认定的观点也需要更新甚至反转。
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贾湖遗址的发现。在距今早达8600年以前的贾湖遗址发掘中，陶器、纺轮、骨笛、稻谷种子等都呈现了显著的文明特征，特别是出土了有文字特征的契刻符号，使我们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有关认知都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新的疑问。
公认世界最早的文字还是约5200年前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吗？
人类最早的文明是距今6500年－6000年前的两河文明吗？，中华文明是否真的以五千多年前为上限？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30只七孔骨笛、17枚契刻符号，还有渔猫工具，不仅让人联想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人物、华夏大地的人文始祖－－伏羲。
也许，只有把我们的考证和发现追溯到伏羲的神话传说时代，文字、书法以及中华文明核心的基因密码才会让我们窥见端倪。

李知之

太极与元笔式

有人看了上一章之后，问我“太极，万物皆起之吗”
究竟什么是太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可以是说宇宙未始的混沌，也可以说是文明未开启之前人类对自我和外界认知的蒙昧。对这种状态，人类无法表述，只能称之“无名”，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
当人类进化成智人的那一刻，人类意识觉醒，要把这种状态起个名字，这便是“太极”的概念。又如老子所说“有名万物之母”。由此这个世界便进入了万物有分别的状态，中国的古人称之为阴阳。有阴阳之分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规律，有规律也就有了伏羲八卦。
太极有如单细胞，经过不过裂变而生成丰富的生命状态。也有如道家所说的道。“道生一”，道和一就是太极，“一生二”就是阴阳，“二生三”就是阴阳相之间的转换和变化，之后便有“三生万物”。
这应该就是中国远古时代、文明起源之初，最原始、最朴素的宇宙观。太极和八卦这个概念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是中华文明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命脉，或许这便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它文明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国社会和人们的某些行为和思维方式。当然，对于远古时代就诞生的文字和笔法来讲，这一特征也必然得以充分显现。
八分法的基本笔式与太极的概念如此吻合，现在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古人先有了太极八卦的观想才依此创造了笔法，因为，把太极如此抽象的概念完整地导入人们具体的书写方式，这实在是一件神奇到无法想象的事。我们只能推测，应该是具有了太极观的古人在推衍书写的方式时暗合了太极的原理而已。
如果要更好的说清八分法的演变和奥妙，我们还真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概念，并与“太极”的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已经讲过，八分法的每个笔画都有两组阴阳正反的八个基本笔式组成。每个基本笔式我们称之为“元笔式”，引为最原始的、不可增减的、不可拆解的笔式。
元笔式是学习八分法的第一步，可能也是最后一步，当元笔式能够熟练掌握时，八分法的其它技艺可能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研习八分法两年多时间，依然被困在元笔式的迷阵里，还没有意识到元笔式与太极奇妙的关联。
记得数年前的一次度假，我住在上海朱家角古镇的“初见时光”客栈。恰巧店老板也是一位喜欢书画、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士，她还有一位漂亮的小女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三四岁的模样。
店老板随性而温和，对书画的执着远超以客栈营生的热情。客栈来往的也多是些书画界、文化界人士。
我住在那的几天，她多数时间在客栈一楼的咖啡厅里临摹《曹全碑》。我还和她讨论了关于执笔的问题，告诉她唐之前古人正确的执笔法。但是，如果不掌握八分法的元笔式和其它技法，这种执笔法还是有些别扭的。
那些日子，我白天在古镇闲逛，晚上则随意选一个河边的酒家，点上几样河鲜小菜，再喝上一壶江南老酒，望着水波中倒映的灯火，与同行的友人漫无天际的闲聊，很晚才回到“初见时光”客栈。若意犹未尽，则把老板冰箱里的啤酒“偷”出来，喝到半醉。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着元笔式的问题，意识到元笔式绝非随意而来，其中定有妙法不为我所知。
经过不断试验元笔式的运笔轨迹，那个时候我已经联想到了太极图。
朱家角古镇有一座城隍庙，大门上就画着太极图，我还特意在门前端量了好一阵。
与我同游的友人恰巧曾是韩国大学的教授，在我提到元笔式和太极同理时，她说，韩国的学校里，无论中国留学的还是本国学生，都要在课堂由老师传授太极图的正确画法。
具体画法是先画一个外圆，在外圆取上下中线，以圆心处分上下两段，再以分别以上下两段为直径左右画两个半圆。
这就是简易的太极图画法，可以把韩国国旗里的太极图画得规规整整，这也成为韩国民族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太极图的画法对理解太极的奥义就相去甚远了。
太极图是太极奥义的简易表现方式，目前的图式是否传自远古还未能考证，也可能因为太极本义理解上的偏差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化。
在我确认元笔式的本义出自太极时，曾试图按太极图的线条来重现元笔式的运笔轨迹，然而经过数年的尝试最终还是宣告失败。
失败的原因在于，我还是低估了太极的博大精微。
太极很有可能是远古之人对万物存在状态的抽象描述。
万物存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也许古人早已意识到物质的本体只是一种旋转运动的波，这是否和当下科学所说的“弦理论”相通，我本人就说不清楚了，作为一个猜想吧。也许有人会有对中国的远古哲学和现代的前沿科学都有兴致，可以考证两者是否有什么相关。
如果按太极的本义认为物质是类似现代科学弦理论的波或者弦，那么真正的太极图就不是能用二维空间来表达的。就象我们看到光谱图是由二维图像的有规则曲线组成，而实际可能是三维空间有规律的旋转律动。
如果流传下来的太极图是准确的话，就有可能是太极理论三维空间轨迹通过透视而形成的二维图像。证实这一点也需要比较复杂的数学知识，我力所不及。
有一点，我们还需再强调，我们绝不将各种理论牵强附会，太极虽妙，玄而又玄，但非一定看不见，摸不着，不可应用。
元笔式就是对太极奥义的最好应用，元笔式实则是三维空间的笔锋旋转，这个旋转笔式阴阳相合，阴也是阳，阳也是阴，阴阳一体，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指向起点，浑然一体，造化天成。
对笔法认识的很重要的一个误区，以为笔法是二维空间的平面移动。文字形态是二维空间呈现的，但笔锋运动却是三维的。
太极无法具象化，元笔式却可以实验来证明。
元笔式－－八分笔法的起始，八分笔法之母。

李知之

伏羲八卦要回答的四个重要问题

一、为什么只有汉字能够延续数千年不湮灭
伏羲依照对宇宙和事物变化的理解，一手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一手开始造书契，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并为汉字创建提供了深奥的伏羲八卦原理。
我们知道伏羲八卦更像是一种远古先贤总结推衍事物运行规律的数学模型，因此，汉字的造字原理使汉字从本质上就具有先天的抽象属性，汉字更倾向于表达事物和事物关系的抽象符号，而不是对事物的具象描述。
所以，我们简单把最早的汉字定义为象形文字实际是有失偏颇的，可能使们对汉字的理解恰恰错过了最核心的部分。
无论从最早中华文明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字符号，或者后来甲骨文成系统的汉字来看，汉字的最主要特点是以抽象的单线条为表现形式，这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着质的区别。
古埃及象形文字更倾向于图画，而汉字则是不折不扣的线性符号，尽管汉字的线性符号最初有依物取形的特征，但线性是第一前提。这不仅使汉字首先保证了文字易于书写的重要属性，而且也为汉字表现内容的不断丰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完善的文字体系。
这样，汉字不仅适应了远古文明的需求，也很快适应了现代文明的需求。而其它象形文字的具象属性可能就成为阻碍其进化，并最终湮灭的主要原因。
二、方块是汉字结体的根本特征吗
这个问题关系到书法中常说的结字问题。初级的书法传授要讲究横平竖直，把字写得方正。这是把汉字的表象错误地做为汉字结体的根本特征来认知。
从造字原理来讲，汉字的结体并非为四方形，如果非要拿一个具体的形状来表现汉字的结体，应该说汉字的形状更类似一个八边形，这是与伏羲八卦里八个方位的概念相对应的。所为，我们在最初临字帖时最好使用米字格而不是回字格的练习纸，很显然，这样更容易把握汉字的结构。
另外，八边形状相比四边形，线条表现手段成积数的增长，大大增加了线条在同一区域内表现的内容。
这是文字与字母表现的本质差别，为了解决词汇天量放大的需求，字母文字需要横向不断的硬性增加字母罗列，而汉字则需要在这一小块区域内增加线条的变幻。
这同样也是象形文字的死结，具像的象形文字达到一定数量，就必会在这一小块区域内产生灾难性混乱，文字的增加便难以为继。   
汉字则可以在一小块区域利用线条创造数千上万的不同变化，就如同八卦八方位的一个符号变化，整个卦象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没有伏羲八卦的智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通过横向增加字母的变化，从而导致词汇无限增加完善语言的办法，在中国的古人看来应该是比较愚蠢的，甚至少缺乏高明的智慧。
为进一步解决有限汉字建立完善文字体系的重大难题，黄帝时期的仓颉归纳了“六书”的造字体系，于是，汉字做为文字体系在4500年前就已经完备了。
中国古人用高超的智慧，统筹谋划，早早就一揽子解决了人类文字的种种难题，从而才使我们的汉字流芳千古，造福万世。
三、中华文明能确定为原发文明吗
    比伏羲画八卦更早的有关文明符号的传说，只有河图了。
    传说伏羲在河中发现一白龟，龟背上刻的一幅图，后世名为“河图”，伏羲依此画了八卦，并开启了中华文明。
河图的传说太过离奇，我觉得它更象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意在说明伏羲的神奇智慧和功绩也来自先人的积累，非一蹴而就。
中华文明中伏羲太极八卦的思想核心，独立的文字体系，都没有任何源自和借鉴其它文明的可能。
至少没有理由反驳，中华文明是源自伏羲时代及更加遥远古时代的原发文明。
何以我们的先人能够创造如此独特、卓越、辉煌的文明，就不知何日可以揭晓这个答案了。
四、缺乏哲学逻辑思维和科学实验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先天不足吗
李约瑟难题包含了两部分，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借由伏羲八卦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解析，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的元素里，不仅不缺乏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而且复杂的逻辑推衍和高超的数学实验应用技能不仅不比其它文明落后，甚至是更先进的，也因此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并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李知之

笔法与汉字形态进化的四个阶段
数千年来，笔法和汉字形态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根本特征的认知，有了对汉字与笔法本源的了解，加之我们掌握八分法后，经过对八分笔法的解构和逻辑倒推，我们就可以敏锐地归纳出笔法和汉字形态进化的四个阶段，而且还可以找到笔法和汉字形态的内在关联，找到其进化所遵循的方向。
如此一来，尽管八分法依旧精妙绝伦，巧夺天工，但它似乎不再那么秘不可测。
即使我们大多数人终究无法成神，但是，当我们领略到八分法是如何从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逐步修行到超我的神界时，八分法就会变得亲近许多。
首先，笔法进化的四个阶段是什么呢？这四个阶段，即前面我们所说的元笔式、籀篆、简隶和八分书。
一、元笔式阶段
   元笔式阶段是从笔法的起点开始至西周周宣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七百年左右。
元笔式的时间起点是无法考证的，因此元笔式究竟延续了几千年我们也无法搞清楚。
在毛笔开始被古人应用的初期，文字尚未形成或处在萌芽状态，对毛笔的应用并不宥于文字的形态，完全遵循毛笔本身的特性和人的生理特征，笔法呈现的是天人合一的状态。也因此，元笔式才具备了太极的核心特征。
关于元笔式阶段的末端，我们可以根据史籍的记载，把它确定在周宣王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即周宣王的史官－－史籀。他发明和创建了籀书，史称大篆。
大篆与元笔式的根本性区别在于由单一笔式变为阴阳相称的双笔式。
元笔式阶段文字具有其特有的形态，根据这个形态的特征，史上把这个阶段的文字称为蝌蚪文。
蝌蚪文概念的出处多部古籍都有明确记载，而所有记载都指向一件事。西汉武帝时期，有一次，从孔子旧宅中取出许多古籍，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认识古籍上的文字，其文字形态与当时的篆、隶迥异，便依据其文字形态，称其为蝌蚪文。
卫恒的《四体书势》里就有明确说明：“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文”
西汉时期文字的书体以汉隶和小篆为主，使用蝌蚪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另外，在秦代李斯改大篆为小篆，而六国文字尚未统一，应该在结字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普通人不认识蝌蚪文是完全正常的。甚至西汉时代的人见到的蝌蚪文可能远不及我们现代人见到的多。现代人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加上便得的交通和现在发达的网络，信息和图像可以迅速广泛传播。
那么我们现代人还能够看见识到蝌蚪文的本来面目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西周史籀发明大篆之前的文字基本上都可定义为蝌蚪文。最典型的就是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甲骨文的形态与篆书的形态有相似又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看得到，却说不清这差别在哪里，主要原因我们不知二者之间笔法上的区别。
因为元笔式的书写点特点，其运笔轨迹的主要是旋转和延展，比较典型的形态正如蝌蚪的圆头细尾。蝌蚪文之名当由此而来。
元笔式虽然为笔法单一的原始状态，但四种元阴阳正反笔式一应俱全，已经是非常成熟精妙的书写方式了。抒写轨迹仍然有很多变化，并形成了一整套笔法体系。所以甲骨文的笔画形态复杂多变，不经过专门传授和训练，书写甲骨文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有许多人喜欢摹写甲骨文，或希望以此得到书法真谛，显然，没有对笔法和元笔式的深刻理解，只能是似是而非，缘木求鱼。
元笔式的蝌蚪文向篆书过渡为何要历经数千年之久，我想大概在文字进化过程中，在元笔式时期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完成，那就是汉字表达体系的完善。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序》开篇便讲述了在元笔式阶段汉字表达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一阶段：文字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以伏羲八卦抽象理念表现具体物象和指事的“文”。开篇讲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第二阶段：文字的中级阶段。在“文”象形和指事的体系中，加入形声相益的“字”。其中讲到：“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第三阶段：文字表达体系的完善阶段。前面我们讲过，在指甲大小的区域内文字线条呈现了的千万种变化，最终形成汉字的结字体系，跨跃了创建文字体系的一大障碍，这足以体现伏羲八卦所蕴藏着的神一般的智慧。而如何又仅用这一万左右的文字就实现完美的文字表达体系，并延用数千年而不衰，则需要所有中国上古所有先人数千年的不懈努力。
《说文解字序》讲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没有明确说文字是否在周朝时确立了六书体系，但文字体系完善也可粗略分三个阶段：伏羲造文，仓颉立字，西周出六书。以后可以对此考证。
六书体系的确立，中华文明才完成了浩大而漫长的造字工程。其后数千年至今，中国文字未再出六书之理。
在元笔式时期完成了造字体系的历史任务之后，笔法的进化开始登上改善文字体系的舞台，并一步步把中华文明的文字推向完美的境地。

李知之

籀篆与笔法进化的原则

史籀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的又一位重要人物，是周宣王的太史。他主要有两大功绩，一是创造了籀文书体，二是作史上第一部字书《史籀篇》。
史籀创造了篆书，因为他名为籀，所以把这种书体也称为籀书。后来为与李斯的篆书相区分，把史籀的籀书称为大篆，李斯修正后的篆书称为小篆。
籀书从蝌蚪文发展而来。蝌蚪文的笔画是由单一的元笔式完成的，元笔式可以分为四式，我们以四个元笔式之间的关系，暂且用“阴”“阳”“正”“反”来命名这四种元笔式，蝌蚪文的不同笔画就是分别由这四个元笔式来完成的。
史籀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创建了新的笔法。这个新的笔法是中国书法从产生伊始数千后的第一次变革。在完成了汉字表达体系的创建后，篆书诞生，汉字形态和笔法也脱离了元笔式的原始状态，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改进。
篆书每个笔画的书写，一改蝌蚪文每个笔画的单一元笔式为阴阳或正反元笔式组合，即每个笔画中或有一对阴阳元笔式，或有一对正反元笔式。
史籀对笔法和书体的改进，把天人合一的元笔式神奇的潜能展现出来，因为元笔式就如“太极”，阴阳相融，几近天道，所以籀篆书每个笔画的阴阳元笔式或正反元笔式之间的衔接，自然连贯，无丝毫造作，使人们不得不相信笔法的进化本是妙法天成，绝非人力勉强为之。
不了解史籀创建籀篆的基本原理，就无法了解甲骨文与篆书在笔法上的区别在哪里，也不可能知道篆书的形态从何而来。因此，不明就里，不知篆书的绝妙之处，盲目临摹篆书体都可以说是白费功夫。
由于我们见到的蝌蚪文和籀篆书是甲骨文上的刻字，一般人很难分辨其笔画形态上的差异。
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甲骨文的笔画只能朝一个方向延伸，或顺时针，或逆时针，这是单一元笔式的基本特点。而在籀篆就可以出现一个笔画先顺时针后逆时针的延展方向转换。这个看似不大的变化，却是为了满足汉字体系对笔法进化的强烈需求。
因为表达的需求，文字量要不断扩充，文字的单一笔画就需要有更多的变化，以便同样小的区域内产生更多不同结构的文字。否则，零零散散的一大堆笔画，无论怎么堆砌，都会造成秩序上的混乱。
这便是文字从蝌蚪文进化到籀篆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此后汉字由籀篆进化到简隶和八分书的原则。
另外，汉字笔画的规范性需求也将笔法的进化锁定在四式元笔式的范围内。一方面，做为文字是不能允许其笔画形态无限制或无规则变化的，要求必须有统一固定的笔法做保证。另一方面，元笔式本就天成，笔法既依附于汉字，同时又自成体系，笔法的基本要素和原理并不会因为文字形态的需求而改变。从文字创建之始，到最后八分书的“隶”“楷”“行”“草”，笔法就只有“阴”“阳”“正”“反”四式。这就是所谓的“结字因时相传，笔法千古不易”
史籀对籀篆笔法进行改进，文字的结体和笔画的形态显然也要相应的改变，所以《史籀篇》一直作为上古儿童识字的基本教课书。其后古人识字专用书－－李斯的《仓颉篇》等都是根据《史籀篇》而作的。
史籀所创篆书从西周延用到西汉大概也有近八百余年，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大爆炸的春秋战国和诸子百家当世的年代，籀篆书体带来的文字和书法改革，对中华文明的促进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史籀的声望可能与其在书法史上的功绩和地位并不相称。当下的人们提到篆书多想到小篆，而对籀书和大篆多轻描淡写，只知秦朝的李斯而不知西周的史籀。
所谓李斯的小篆，其实对笔法和书体改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李斯只不过生在一个史诗般的朝代，有一个比较牛的老大－－始皇帝赢正。那个时代历经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文字在不同的区域演化出不的结体，因此，秦始皇要“书同文、秦同轨”，李斯不过按照秦始皇的指令，以秦国的籀文为标准将其它六国的文字结体统一起来，笔法还是史籀的笔法，书体还是史籀的大篆。
相反，李斯的小篆不仅不是笔法和书体的进步，而应该算是笔法和书体演化的一次倒退。
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一种新书体开始萌芽，这个书体从未进入国家正统的文字体系，其笔法却上承籀篆下启八分，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书体就是“简隶”。

李知之

对籀篆书演变的两点补充。
一个是我们依然相信汉字和笔法的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要经过无数人的尝试和努力，不断迎合文字进化的需要。当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有影响、有声望的人站出来，成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棵稻草，对文字笔法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
蝌蚪文向籀篆转换的过程中，当有无数先人进行了笔法的尝试，从元笔式和篆书笔法的特点来看，这种转换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在完成一个阳笔式或一个正笔式时，笔锋只要不从简牍上提起，自然地连贯下个阴笔式或反笔式，就已经是籀篆书的笔法了。
我相信在史籀之前，许多古人已经存在了这种书写笔式。元笔式的妙处在于，它本身就蕴藏巨大的阴阳相吸和正反相接的动能，这种动能的存在符合元笔式自具的天然之理，所以，几乎懂得笔法的人在书写时都难以克制这种冲动。这种冲动也成为以后人们偏爱行书和草书情趣所在。
那么，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在籀篆书体固定下来之前，蝌蚪文曾经存在着单一元笔式和籀篆笔画共同存在的时期。而做为周宣王太史的史籀把笔法和笔画形态进行全面的完善和整理，成为周王朝官方的书体和文字。
第二个是笔法由单一笔式向更加复杂的笔式组合，使笔画形态多变，一方面给整个文字表达体系里增加更大数量的汉字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将原来的两个笔画或多个笔画，用笔式组合的方式连成一个笔画，节省了笔画数量，提升了笔画的表达能力，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字的结构和笔画的形态。
文字和笔法大致是遵循以上的过程和原则，使文字和笔法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进化。

过渡书体－－简隶
一、简隶笔法和形态的特点
简隶的笔法是在籀篆书体的基础上又一次进化，就像籀篆的一元笔式克制不住的冲动，阳笔式和阴笔式、正笔式和反笔式要相融一样，阴阳笔式的组合也同样会克制不住的冲动，与正反笔式组合的相接相融。
由此，简隶和笔法特点就是由籀篆的二元笔式，变成四个不同元笔式的组合。“阴”“阳”“正”“反”笔式同时粉墨登场，被融入到一个笔画当中。或者由“阴阳”笔式组合起笔，接“正反”笔式组合；或者由“正反”笔式组合起笔，接“阴阳”笔式组合。
从简隶的笔法特点，我们会注意到三点。一是中国文化中讲的阴阳调合，绝不是故弄玄虚，只是说说而已。从文字笔法来讲，籀篆开始到八分书，笔式都是成组出现，绝无例外。
二是从籀篆开始到八分书的起笔都是两种完全对应的笔式，或从阴阳组合起，或从正反组合起，这是当下大数人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起笔的妙处留待以后再讲。
三是联系到我们最后讲的八分法，我们会发现汉字每个笔画所包含的笔式成乘数数列的增加。蝌蚪文为一元笔式、籀篆为二元笔式，简隶为四元笔式，八分当然是八元笔式。非人刻意为之，其原理实在妙不可言。
笔法的变化当然使简隶笔画的形态也相应变化。其特点早有形象的说法，即“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这其中讲的“蚕头”就是籀篆的起笔形态，“燕尾”则是籀篆笔式所连接的另一组笔式所形成的。
“一波三折”是指单一笔画中，除籀篆顺逆时针形成的两道波折之外，连接的另一笔式组合又会形成一道波折。
“一波三折”的形态主要针对的是简隶，与后来八分隶书的形态并不完全对应。
二、为什么李斯的小篆是书体笔法的倒退
首先要从简隶的起源谈起，简隶的出现也是天道使然，虽然是由人来完成的，但似乎笔法前进的方向早已由笔法的本性所决定，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在籀篆逐步成熟之后，我们猜想简隶的笔法可能就会偶尔出现在笔法之中。
这个道理很简单，当籀篆的两个笔画相接时，人们就会克制不住冲动，在一个籀篆的笔式组合完成一个笔画后，不需起笔，直接联合一个正反笔式组合就完成另一个笔画的书写。简隶的笔法也就顺其自然的产生。
如此一来，在李斯以小篆统一六国书体之前，简隶的书体就已经产生了。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相对于其它六国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文化上。秦人祖先开始居住在陇山以西，与戎人杂居，远离中原。周王室把秦人分封在秦地，一方面是让秦人为周王室养马，另一方面让他们抵御西戎。所以，秦国文化不行，但是打仗行。后来经历了商鞅变法，强大了军力，这才统一了六国。
到了春秋战国后期，经济、社会及文化艺术最发达的要属楚国，所以秦灭了六国之后，当时人们就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被统一前的楚国不但国力强盛，而且文明程度高，文化也被世人所乐意接受。
所以，在李斯用小篆统一文字之前，比小篆书更先进的笔法和书体已经在其它六国出现了。而小篆是什么东西，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里说的清楚，“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当我们现在的角度纵观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发展史，就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晚期，简隶取代籀篆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可阻挡了。
特别是在楚国，简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普遍使用的书体。一九八七年初，在荆门包山二号墓发现大批竹简，考古界称为包山楚简。竹简上写有大量文字，其形态已经与篆书体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呈现了简隶的一些主要特点。这批竹简已经确定为属秦统一前的六国文字。
我们从包山楚简的字体可以依稀看出，文字总体上已经呈现了有波磔的隶书形态，但其中个别字依然保留着籀书的全部特征。
简隶的出现显然是人们在书写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历史上并没有记载秦统一前六国中是哪一个人发明了简隶，因为不仅是简隶，包括所有书体和笔法所取得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全体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书体和笔法的每一阶段的跨跃，为什么要经过少则几百年，多则数千年的锤炼，因为在笔法对字体的改变上，包括一个新字的产生，几乎是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在进行着尝试，这些尝试经过民间的广泛传播，不断地修正，只有得到了最优方案，不再有其它方案可以取代，这个字的结体才会被最终保留下来，新的笔法才登堂入室，成为文字书写的主体。
汉字的博大精深也在于此，绝不是哪一个神人降世，哪一个朝代的政权可以强行改变的。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书体和笔法都是先在民间酝酿成熟、再时势造英雄般的出现某一个圣者加以全面梳理和规范，最后被官方认定为国家文字强行推而广之。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秦的统一，在楚国等其它六国，简隶就会逐渐成为文字的主流，如果简隶能够在书写和文字体系中广泛应用，那么代表书体和笔法最高阶段的八分书也就呼之欲出了。
而秦始皇命李斯将简隶统统统作废，重新回到籀篆，显然并不合中国文字和书法进化的规律。是一次书体和笔法官方层面的倒退。而简隶书体是向八分书过渡的必由之路，这就使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一次奇异的现象，简隶作为汉字书体的重要阶段，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强行推广。
三、简隶为什么没有什么成为官方书体
关于简隶的名称，我是取其为简化的、初级阶段的隶书笔法之意。其实有人习惯称其为“古隶”，是按时间段来划分，西汉八分书之前称“古隶”，之后称“汉隶”，或者直接就叫“隶书”。
简隶的另一称谓叫作“秦隶”。说到“秦隶”，就要说起之前提及的一个人－－程邈。程邈在书法史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主要在于后世把隶书的创始人归于他，却没有明确考证程邈所创的隶书是八分书的隶书，还是我们所说的简隶。
我们可以先看有关程邈的历史记载。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记载：“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试着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隶书之名取之程邈的官狱隶人的身份，牢牢捆绑了程邈和隶书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程邈在隶书体创建中的地位。
2、程邈的隶书是基于大小篆的笔法进行改善的，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简隶。
3、程邈功绩的重点是“成隶书三千字”，我们更倾向于程邈与隶书的关系是因为梳理和完善了简隶的笔法和书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简隶文字体系。
4、程邈是秦始皇时期的人物，这与简隶也称为“秦隶”的时间上吻合。
简隶显然比小篆有许多方面的优势。比如字体的形态更加规范、更容易辨认，对文字笔画的整合使书写更加便利等等。但为什么没有什么成为秦代的官方主体书体呢？
我想原因也主要有以下三个。
1、简隶的书体发起于秦以外的六国，这与秦国的国家文字籀篆相冲突，秦国的优越感可能使官方对简隶持抵制态度。秦始皇能焚六国书，又怎会取六国的书体做为秦朝的根本书体呢。所以，隶书的“隶”字本就包含贬意，在秦看来难登大雅之堂。
2、简隶虽比籀篆有很大进步，但其并不完美，“阴”“阳”“正”“反”四笔式的组合仍然满足不了汉字对笔画形态规范和多变的进一步要求，形成的笔画形态也不具备使文字端庄中正、易于辨识的功能，换句话说，简隶的颜值差些，有点丑。
3、秦朝虽然阻止了简隶成为官方首选书体，但这个期间简隶广泛在民间应用，体系已经基本成熟。所以，《说文解字序》里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虽然简隶被放在了最后一位，简隶的体系在民间已经成熟，其蕴藏的向八分书进化的动能必然寻机暴发。
    于是，那个我们无法断定所在年代的神秘人物－－王次仲出现了，从种种传说中判断，极有可能的是，王次仲至少是秦代或者更早时期生人。在秦小篆还占据着历史主舞台时，在民间王次仲的八分书已经横空出世了。
    八分书是后世所有文人墨客顶礼膜拜的笔法，从它神奇的特征来看，与其之前书体的不同在于，蝌蚪文、籀篆以及简隶很容易看出是所有人历经千万年群策群力的结果，而八分书虽以之前书体和笔法为基础，但其惊人的巧思和神技则更像是神从天降，某一个入世的神仙以妙法授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