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与襄州襄阳

刘阳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７年）与苏轼同榜登进士第。曾任集贤校理、英宗实录检讨等京官，后出为越州通判。神宗熙宁四年（公元１０７１年）知齐州，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由齐州改知襄州，熙宁九年（公元１０７６年）调任洪州，在襄阳整整三年时间。

　　曾巩到任视职，令他头疼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时襄阳的旱情十分严重。他在《襄州岳庙祈雨文》中写道：“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麦田苦于旱干，民室忧于病　。”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天灾，曾巩忧心如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于神灵，祈望苍天降雨救民。从他遗留下的二十篇祈雨文中，可以看出他那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的难能可贵的品质，为了祈雨，他奔走各个寺庙，不辞劳苦地登山临水，言辞恳切地祈告神灵。当天降大雨之后，他又十分高兴。为感谢“天恩”，他一连写了《诸庙谢雨文》《薤山谢雨文》等祭文。祈雨、谢神，在今天看来，实属荒唐，但在封建时代，却只能如此。

　　曾巩在治理襄阳期间，还做了一件平反冤狱的事。据林希《宋中书舍人曾公墓志铭》载，曾巩接任襄州知州以后，发现前任留下来的案件里，有一宗冤情严重。他便仔细披读案卷，慎重地研究分析案情，终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了在押的一百余人，对已判极刑的人也做了翻案处理。这件事使襄阳百姓非常钦佩。有的人甚至跪叩在地，慨叹道：“吾州前坐死者众矣，宁知非冤乎？”曾巩执法甚严，在其任齐州知州时便很有名，齐州有周氏之子周高，“横纵淫乱，贼杀平民，污人妇女”，一贯为非作歹。由于他“力能动权贵”，官府莫敢诘问。曾巩却不然，他不畏强暴，毅然严惩了这个恶少，震慑了那些横行霸道之徒。治安状况得到了明显好转，深得齐州百姓的拥护。难怪他调离齐州的消息传出后，齐州老百姓要“绝桥闭门遮留”，而他也只好在夜间乘间离去。

    曾巩在襄阳为政清正廉洁，绝不献媚上官。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朝廷派要员到各州县了解民情，检查旱情以及兴修水利的情况。派到襄阳来的官员却心术不正，企图要挟曾巩贿赂他们银两。就在曾巩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个人别有用心地说：“昨夕三鼓，大星坠于西南，有声甚厉，次又有一小星随之。”意思是说现在朝廷派来了钦差大臣，你当小心伺候。曾巩听出了话外之音，很风趣也很含蓄地说：“小星必天狗，下勾当公事也。”天狗是比较厉害的，它连太阳都能吃，何况“大星”呢？曾巩说完，席间官员面面相觑，羞愧不已。

　　兴修水利，也是曾巩最为重视也最为热心的一项事业。这从他写的散文《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兴修水利，必须对辖区山川形势进行认真考察，了解古今之异同，否则就会“用力多而收功少”。他极力反对急功近利，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有求于世的地方官。他说：“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诸渠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曾巩在襄阳，公事之余，他还写下了一些吟赞襄阳山水的诗歌，如《高阳池》《汉广亭》《闻喜亭》《隆中》《万山》《谷隐寺》《蔡州》等。或寄情于山水，或触景生情，或思念先贤，大都写得生动活泼，形象鲜明。不少人欣赏他的五言诗，其实他的七言律诗更耐人寻味。如七绝《大堤》：“汉水初消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为伴，马踏春泥半是花。”再如七律《和张伯常岘山亭晚起原韵》：“挥手红尘意浩然，夙兴招客与扳联。烟云秀发春前地，草木清含雪后天。已卜耕桑临富水，暂抛鱼鸟去伊川。更追羊杜经行乐，况有风骚是谪仙。”

此外，他在任襄州刺史的时候，还目睹、鉴赏了《襄州偏学寺禅院碑》，并且为此写了《襄州偏学寺禅院碑跋》一文。文中除交待碑文撰写者的身份外，主要介绍了钟绍京的书法成就和影响，尤其是对偏学寺碑的书法，大加赞叹：“其字划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此碑尚完，尤为可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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