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书法探源

游作忠

朱熹(1 1 3 0一一1 2 0 0)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对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诗歌，乐律等均有研究，而且善书、工画，其书笔精墨妙，自成一格，世人有“汉魏风骨”，“韵度润逸”之誉。遗憾的是朱熹书名被其学名所淹，鲜为人知。
一、学 书 简 历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位善书者，得力于王荆公（王安石）体，临写王安石的字几可乱真。朱熹天姿敏慧，随父学习书法，从小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青年时期，朱熹对书法兴趣更浓，他在《家藏石刻序》中自述：“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辨证之辞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面目，了其文字也”。 朱熹学书“取法乎上”，“学书从汉魏入手，上追钟繇。”钟繇是历代公认的大书家，当年曹操常与他论书。钟繇也因善书，曹操将他职位晋升为太傅。朱熹有一度学曹操书。唐张怀罐《书断》列曹操书为“妙品”，誉其“雄逸绝伦”，南梁庾肩吾亦有“笔墨雄瞻”之美誉，可惜曹操行草书今已失传。然而他豪放书风对朱熹必有良好的影响。 历史资料留下一则朱熹学书改体的轶事。有一天，朱熹看见刘珙正在临写颜真卿的鹿脯帖，不以为然，于是把曹操的法帖展示给他看。没想到刘珙反唇相讥说“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朱熹一时竟无言以答。此后，朱熹认真掂量了刘珙的话，遂改学他体。 刘珙说曹操是“汉之篡贼”，且有待商榷，但朱熹此后改学诸家书，无疑为他后来书艺的提高，起了决定作用。在宋代，颜真卿书法最受推崇。宋书法评论家朱长文的《续书断》，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年），列入神品的仅三人，而颜书列为第一。赞扬他是“忠烈之臣”，书风“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宋代书家绝大部分都学过颜体。陆游还写下“学书当学颜”的诗句。 朱熹楷书学钟繇，行草书改学颜真卿《争座位帖》等。明人廖景凤云：“ 尝见朱子笔牍数张，盖法鲁公争座书，即行边添注，亦复宛然。意致苍郁，沉深古雅，有骨有筋有韵。”，鲁公是世人对颜真卿的尊称，这说明朱熹对颜体字是下过一番苦功学习的。 但朱熹一生精力主要花费在研究理学，并无意当书家。他只是在治学之余临池学书，是个学者型的书家。冯班《钝吟书要》曰：“书是君子之道，程、朱亦不废。”朱熹崇拜二程理学，也崇拜二程书法，曾录程颢《书字铭》“握管濡毫，伸纸引墨，亦(乐)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为学书之诫。还刻程颐书法帖数种于庐山白鹿洞洞壁，朝夕观之。而后，随着朱熹在理学方面声望日高，他在云游四方讲学中，“抱道自信，与艺俱游”，课余酒酣之际，诵诗挥毫，即兴作书，特别喜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而后书之，以赠友人。” 由于朱熹在当时是名气很大的学者，不少门人弟子将家藏秘帖请朱熹题跋，使他有较多的机会观赏到魏晋、唐宋年间众多名家墨宝，从中博观约取，撷百家所长，及至晚年书艺才渐进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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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传世作品 朱熹一生曾留下相当可观的书迹，遗憾的是有大量信札、书稿现已失传。据《四部总录·艺术编》载，自宋以来将朱熹法书收入付梓的有停云馆法帖、古宝贤堂法帖、海山仙馆藏真续刻、寒香馆法帖、弘一堂帖、宝贤堂集法帖、寿松堂藏帖、采真馆法帖、邻苏园法帖，蕴真堂石刻等。清乾隆十五年刊成的《三希堂法帖》也将朱熹作品收入刻石珍藏。朱熹还为各地书院、宗祠、名山题写了许多匾额、楹联、摩崖石刻等，据《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不完全统计共有116处。朱熹存世书法以多行书简牍居多,其中不少珍贵手迹流入日本。现将朱熹幸存于世的主要作品介绍于下： (一) 墨迹法帖类： 教授学士帖：墨迹，淡黄纸本，行草书，纵55.6厘米，横53.3厘米。信札，17行，216字。帖前旧题“朱文公”三字，钤有“珍绘堂记”，“张缪”，“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鉴藏印。此帖用笔颇似钟繇,行笔带有隶意, 有筋有骨,深沉古雅。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编入《宋贤书翰册》中影印发行。 书翰文稿帖：墨迹纸本，行草书，系朱熹《与允夫尺牍》与《文稿》合卷。《与允夫尺牍》，又名《七月六日帖》,是朱熹写给表弟程洵(允夫)的信札,纵33.5厘米，横45.3厘米,12行，203字；《文稿》，是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48行，约1200余字。通篇笔势流畅，姿态秀美。铃有“孙承泽印”、“卞令之鉴定” 、“乾隆” 、“嘉庆”、“ 宣统”等御览之宝鉴藏印。帖前有朱熹画像，帖后有虞集、文征明等11人题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发行。 赐书帖：墨迹纸本，行书。纵29厘米，横36.4厘米,10行，73字。铃有“项元汴印”、“无恙”、“仪周鉴赏”等鉴藏印。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宗右军，用笔沉着, 笔势连绵,不激不厉,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发行影印本。 奉告审闻帖：墨迹纸本，行书。纵32.6厘米，横46.8厘米。信札，14行，130字。铃有“项墨林鉴赏章”，用笔劲健，结字古雅，纸有漫患损处经后人填墨重新装裱，与朱熹原作相去甚远。故宫博物院藏，列《宋元墨宝册》之一；曾编入《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影印出版。 城南唱和诗：墨迹纸本，行草书。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内容系朱熹为张拭城南诗20首所作的和诗。卷首有明李东阳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有吴宽等12人题跋。现藏故宫博物馆，编入《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宋金元卷。此诗虽朱熹中年时所作，但书法作品写于晚年，历代书家对此帖评价最高。特点是运笔从容平和，退尽火气，笔笔富有变化又和谐有韵，可谓是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朱熹行草书札卷：墨迹纸本,行草书。纵33.5厘米，横72.7厘米。内容叙述庐陵秋谷事，笔力古拙道劲，自成一格。惜多处墨迹几残缺不全，卷末有明人余鼎、胡严、魏骥等4人题跋。钤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珍藏金石书画之章”，“周嘉胃印”、“嘉孚堂印”等数方鉴藏印。现藏南京博物院。文物出版社《书法从刊》第八辑有影印。 秋深帖:墨迹纸本,草书。分装两页,纵33.3厘米,横每页约47.5厘米,共32行,每行字数不一,多有20余字,少仅4个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此帖与其它各帖不同，结体偏扁，字距紧密，笔路饱满，无浮滑感，具强雄之气。 卜筑帖：墨迹纸本,行书。纵33.5厘米,横不详（局部）,此帖笔画洒脱俊逸，点画波磔精绝，法度严谨，骨力雄健。原帖流于海外，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刊于《日本书道全集》(十六),《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宋金元卷有局部影印。除此帖外，早年流入日本的朱熹手稿尚有《论语集注残稿》、《中外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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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刻帖类： 与彦修帖：石刻法帖，行楷书，收于《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内。此帖系朱熹给刘子羽的信扎，凡20行，计157字。帖前有“儒林世家”、“克勤”印，帖末有“熹”字印。后有一圆形印(疑为“熹”字)，还有“体元”、“退密”葫芦形印，“项子京家珍藏”等收藏印。刻石存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北京日报出版社有拓本影印。此帖墨迹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四）。刘子羽为朱熹师长，故朱熹书写时运笔较拘谨，结体严谨，多含楷则，表现朱熹上追钟繇的魏晋之风。 与承务帖，石刻法帖，行草书，亦收入《三希堂法帖》中，凡17行，计128字，帖后有“天籁阁”、“墨林秘玩”、“清森阁书画印”、“何元朗氏”、 “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孙永保”等收藏印。书风同“与彦修帖”相近，刻石存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北京日报出版社有拓本影印。 三、碑刻和摩崖石刻： 刘子羽神道碑：南宋淳熙六年(1 1 7 9年)十月立，中楷书，原碑现存福建武夷山市。有拓本流传，全拓纵210厘米，横105厘米，46行，每行86字。用笔多存含蓄之势，点画隽永圆润，结体修长，秀丽清劲，富有六朝碑版风韵。 牧爱堂刻石：楷体榜书，“牧爱堂”三字，扁方形，原石高94厘米，长157厘米，余子俊摹刻并跋，今存西安碑林，藏石编号710。朱熹摩崖题刻字径最大者当数福州鼓山喝水岩洞壑石壁上的“寿”字，字径超3米。鼓山绝顶峰巅北坡积水池左前侧有朱熹“天风海涛”四大字，行楷书，纵向排列，每字纵4 8厘米，宽3 9厘米，题刻总高2 1 7厘米，东西宽6 0厘米。落款为“晦翁为子直书”。 除此，江西庐山，福建武夷山，泉州九日山、清源山等著名风景区都有朱熹题刻。从现存各地的摩崖石刻来看，笔势磅礴凝重，古拙遒劲，印证了世人称赞朱熹善写榜书的说法。 朱熹尚有不少真迹或复制题匾、刻石散存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福建建阳、浦城、南安、尤溪、闽清等县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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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艺特点与书法见解 朱熹是学者，但他具有书家驾驭笔墨的法度、技巧。其书艺突出特点在于具有浓厚的“书卷气”，在无意求工时自然发挥，以笔墨精妙，意境高雅，博得历代书家、学者的称赞： 元王恽曰：“考亭之书，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又云：“道义之气，葱葱郁郁，散于文字间。”明宋濂曰：“太师徽国朱文公帖一纸，韵度润逸”。 明陶宗仪曰：“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近代书法理论家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亦评其书“雄强凝毅，颇为世重。” 宋代书法打破唐人法度，多注重意趣，以笔墨表达情感，历代书家总结为“尚意”书风，代表人物首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朱熹作为一代大学者，书法仅是“余事”。朱熹首先是哲学家，教育家，然后是书法家，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朱熹法书所透现的“书卷气”，明显受了宋代“尚意”书风影响，同时也与他本人博大精深学识修养是分不开的。以他晚年书写的《城南唱和诗帖》为例，字体行草相间，大小参差，短长配搭，错落有致，俯仰生情；其用笔以中锋为主，提按分明，起收得当。有时嘎然而止，有时宕逸放纵，转折和牵丝随意轻巧，如行云流水，舒畅自然，毫无拖泥带水之迹。全帖气势贯通，古雅有致，堪称书法妙作。明何乔新题跋中称赞此帖“其词浑厚和平有盛唐之风，其字如孤松老柏，晋宋间以书名家者未易及也。” 刘熙载《艺概》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朱熹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书法上也是严守前人笔法，下笔点画，均讲法度。正如明王世贞所说，“观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规矩。”这种严守前人法度的严谨书风，是朱熹一丝不苟的学者风度的反映，也是其书法艺术未能达到“独树一帜”的更高境界的原因。 朱熹不仅善书，而且善评书，明书法大家董其昌《书法阐宗》就曾称赞朱熹“善评诸家书”。朱熹对书法艺术的论述散见于碑帖题跋之中。《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八十一至卷八十四全是朱熹的题跋。明毛晋还根据朱熹题于师友、弟子家藏的魏晋、隋唐及北宋书帖之后的跋文编辑成《晦翁题跋》三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书法艺术的见解。 朱熹论书十分注重人品、书德，他在评宋韩琦书时曾说，“书札细事，而于人德性其相关。”评欧阳修字时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评曾巩书法时说，“南丰遗墨，简严静重，如其为人。”评潘时书云：“得欧、颜楷法，劲挺严密，如其为人。”类似此评书亦评人的论述，多处可见。 朱熹善评书，还表现在他在题跋中指出一些书帖的真伪，装裱错误等。他曾指出后人镌刻王羲之〈十七帖〉时犯的错误：“宫本法帖号为佳玩，然其真伪已混矣！如刘次庄有能书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处后行之巅者，极为可笑。 王僧虔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朱熹评书虽然注意到这一点，如评陆游书曰：“务观笔札精妙，意致高远”⒁；但他评书过分强调法度，反对创新，也表现出理学家思想守旧的局限性。朱熹推崇晋唐书家，主张复古。他对蔡襄的字极力推崇，深为敬佩，认为“有法无病对　时出新意的黄庭坚（字鲁直）、米芾（字元章）却持贬意，曾说“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自欹放纵，世态衰下”，他虽然也承认米芾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但又说“不可范”。黄庭坚草书气势磅礴，奔放洒脱，他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观点。朱熹却认为他“不甚理会得字，故所论皆虚”。这些看法都表现了朱熹论书有不当之处。这也正是朱熹书艺虽然精湛，但终未能与“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相抗衡的结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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