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法首先要学好碑帖

翰墨田园

学习、临摹历代碑帖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碑帖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同时又是文物藏品门类之一，最初源于唐而兴盛于宋。碑帖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在文物藏品中是很独特的一类。被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文人、书法家所推崇。故称：“碑学”和“帖学”。
    碑，起源于西周，但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文字碑。秦代出现刻石，如著名的《琅琊台刻石》，古人称之为碣。另将长方形的刻石称为碑。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东汉以后，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又有墓碑。碑拓源于金石碑刻，起源于唐，为收藏名碑字迹而用。宋代以后，碑拓艺术被刻帖替代，专以书迹为重点而刻石以传世的拓本为帖，通俗地讲类似于今日的影印。现存的碑拓含碑帖和刻帖两大系列。
　　一、刻石、碑拓的演变
　　1.石碑的种类
　　刻石和石碑是产生拓本的原始物品，是古代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仍是重要的文物，更是碑拓的基础。
　　带文字的刻石起源于何时不很确切，相传夏商周刻石如《岣嵝碑》、《比干墓字》、《坛山刻石》等均是后人附会摹刻。确实可信的三代石刻只有近年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石簋上的字；春秋战国时秦的石鼓文；中山国《河光石刻》字等。秦始皇东巡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共有7块：《峄山》、《泰山》、《之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今仅存《琅琊山刻石》。
　　西汉时期是否有文字石碑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有少量传世西汉带字刻石，如《群臣上寿刻石》，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刻制，是目前已知西汉最早的带字刻石。
　　东汉开始，碑刻大量出现。今日所见碑的形制是东汉时期成熟的。东汉末年、西晋时期出现了买地券、墓志等刻石（砖）文字。
　　碑
　　先秦已出现，其形制沿袭2000年不变。由碑额、碑身、碑座组成。
　　《说文》：“碑，坚石也。”碑之初名始于周代，其义有三：①指宫寝庠序中庭测日景之石。《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其材宫庙以石。”②庙中系牲之石。《仪礼·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肃云：以顴贯碑中。”③墓所下棺之大木，形如碑。《仪礼·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穕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颲绕。”《丧大记》：“凡封用颎，去碑负引。”郑注：“树于圹之前后，使挽者皆击绋而绕，要负顴舒纵之，被夫脱也。用绋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
　　由此可见早期碑的形制与后来碑的形制是不同的。近人马衡考证：刻文于碑是汉以后的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刻石纪功，只称“刻石”，未尝称“碑”。《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量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顴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量。题额刻于穿上量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量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刘熙《释名》：“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碑的正面谓“阳”，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也有碑阳、碑阴均刻碑文的，有的碑文过长，从碑阳至碑侧、碑阴旋转而刻的。碑首称“额”，为标题，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等，甚精美；亦有质朴者，只作圭首状。
　　汉以后碑额多为蟠龙碑座（碑趺），汉以前为长方形，上不雕花纹。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明清时又有须弥座，上有浮雕花纹，是从佛座演变而来。
　　碑身刻字从东汉以后普及。按照文字内容，碑的种类有：墓碑，如汉代《袁安碑》、《鲜于璜碑》等；功德碑，如东汉《裴岑碑》、唐《述圣碑》等；庙碑，如北魏《晖福寺碑》、唐《重修东陵圣母宫碑》等；诏敕文牒碑，如唐太宗《少林寺赐田敕》、宋太祖《戒石铭》、元代《圣旨碑》，文牒如北宋《中书门下牒永兴军》等；界碑，如唐永泰二年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岩寺四至记》等；杂碑，如颂碑、书目碑等。
　　碣
　　汉以前碑碣混淆，界线不清，如《孔谦碣》实则为碑。故碑碣之分是汉代以后的事，但也有例外，如唐《潘尊师碣》也是一个大碑，但碣首自称：“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
　　《说文》：“碣，特立之石。”古人称长形刻石为“碑”，称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刻石为“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纪《琅琊台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纪国山刻石形状曰：“土人目曰囤碑，以石圆八出如米廪云。”清阮元《两浙金石志》纪禹陵窆石曰：“高六尺，周广四尺，顶上有穿，状如称锤。”即属碣。再如石鼓亦属此类形制，故亦称“猎碣”。自碑制盛行后，碣之形制渐废。然后人碑、碣名称常混用。
　　现称碣者，以秦始皇刻石为典型。
　　墓志
　　东汉末，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魏晋之后，经北魏孝文帝改革，碑才又重新兴盛。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
　　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上面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墓志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有四种年代：西汉、东汉、魏晋、南宋元嘉年等。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形墓碑，但都不自称为志，如1965年北京八宝山出土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华芳墓志，首题为“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
　　石经
　　将儒家经典刻在石上以传世，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史称《熹平石经》。其他较著名的有《正始石经》（240～249年）、《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等。至今，唐《开成石经》存西安，清十三经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余均残缺。
　　摩崖石刻
　　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之天然石。前人常于需要叙功、纪事的地方，就地刻石，不另立碑。由于摩崖往往是崇山峻岭之间，山巅断崖之上，故不易受人为的破坏，而往往受陵谷、风雨侵蚀的坏损。清叶昌炽考证，远在商、周时代已有摩崖出现。近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汉以后著名之摩崖有永平六年《?开褒斜道记》，建初六年《昆弟六人造冢地记》，建和六年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李君《通阁道记》，建宁四年李翕《西狭颂》，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秚阁颂》，熹平二年《杨淮表记》等。后人取其易成，故又往往于崖壁间刻经造像、诗文题名等。
刻在石上的佛教经典有刻在摩崖、石碑、幢等形式。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而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著名。
　　经幢
　　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一般作八楞柱状，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盖大于柱径，上刻有垂幔、图案等。柱身刻经文和佛像等。经幢形制甚多，名称也多，如称“石柱”、“八楞碑”、“八佛头”、“宝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憧”等。经幢高者逾寻丈，小者不过径尺。经幢上文字一般为楷书，隶书、篆书甚为难得。
　　其他类别还有画像石墓、题咏题名等类石刻。
　　今日所称碑刻是广义的范围，从最初没有文字系棺用的竖石，发展到后世的文字碑、造像等。
　　2.碑及碑拓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著作《语石》中说：“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则又统称为帖，虽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亦有人主张碑拓装裱后仍称为碑，造像与墓志装裱后仍称造像与墓志，名称是以拓本而定，不能因为是白纸黑地拓本而称帖。碑拓与后人所称帖很难有严格界线。碑帖过去只是供书法研习，后来，人们为了碑帖的收藏，区别其价值依据碑帖字迹的缺损完好，字口的变化来鉴别某一碑帖的拓制年代及收藏价值。研究者根据某帖多某笔、某帖多某字即为古拓，反之为近拓。也有一些收藏者在自己收藏的碑拓上题跋考据，细考此物的年代真伪。
　　（1）碑文书体的变化
　　金石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文字的发展演变。碑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记录了汉以后文字演变的历史及文字的书法艺术。
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字体介于大篆小篆之间，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向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渡。
秦始皇统一文字，命丞相李斯创小篆体。峄山、泰山、琅琊山刻石为代表。
　　西汉继承秦代书法，但逐渐变篆为隶。考古出土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等汉墓帛书、竹简均为此书法。汉代碑文以隶书为主，汉代的书法艺术，清代书法家王澍云：“隶法以汉代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其代表作品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鲜于璜碑》、《张迁碑》、《校官碑》、《三老忌日碑》等。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隶书处于演变阶段。此时隶书尚无撇捺，如《扬量买山地记》、《穋孝禹碑》等。东汉顺帝以后的隶书，方才彻底脱尽西汉含篆的笔划，为汉隶鼎盛之期。其书法上承秦篆，下启魏晋隋唐正楷。
汉隶书法笔画刚健又不失阴柔，方劲沉着、古朴厚重。至东汉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画，失去汉隶之神韵。
　　《谷朗碑》、《司马芳残碑》等为半隶半楷之字体，是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开始。
　　西晋始，隶书更为平板刻画，如今日勾填之字，如《郛休碑》、《孙夫人碑》、《辟雍碑》等。东晋南迁，书法由隶变楷渐多，达到高峰。南京出土东晋墓志，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等，此时，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为楷与行草。
　　南北朝时期，行楷成熟。南朝楷书稍早于北朝。南朝到宋时期《爨龙颜碑》是楷书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颋碑》为书法家贝义渊书，是成熟的楷书。北朝碑刻著名的有《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北魏太和以后，“魏碑”书体有《晖福寺碑》、《高庆碑》、《张猛龙碑》、《根法师碑》、《龙门二十品》等。
       隶书演变为楷书之后,篆隶书体仍然存在。正式通用字体为楷书，篆书多用在碑额和墓志盖上的文字；有少数碑额、墓志盖用隶书、楷书。正文很少用篆书的。
　　隋代年代很短，《龙藏寺碑》、《曹植碑》及《苏孝慈》、《董美人》等墓志的碑文融南北为一体，开唐书之先导。
　　唐朝的书法达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赵各领风骚，书法艺术臻于完善。
　　唐代碑刻众多，成为后世摹练书法的范本。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洵《皇甫诞碑》、《九成宫碑》，褚遂良《伊阙佛龛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碑。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书法，不但自摹，并提倡学习，亲书《晋祠铭》、《温泉铭》；唐高宗书《万年宫》、《纪功颂碑》；武则天草书《碈仙太子碑》等均以身体力行。
　　唐以后，书体变化不大，碑刻的考据价值低于前代，宋以后帖学发展，形成新的门类。
　　（2）碑拓的历史艺术价值
　　古之“树碑立传”，碑包括墓志，是很庄重的。
　　金石文物的历史比书籍久远，史料准确客观，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指出：“撰书、结额的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名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可以补阙。郡、县、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礏于目验。关中碑志〖BFQ〗，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礩、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它处，实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润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北朝造像寺记，可补《魏书·释老志》。《天禓纪功》、《天发神谶》之类，可补《符瑞志》。投龙、斋醮、五岳登封，可补《郊祀志》。汉之孔庙诸碑，魏之《受禅》、《尊号》，宋之道君《五礼》，可补《礼志》。唐之《令长新诫》、宋之《慎刑箴》、《戒石铭》，可补《刑法志》。古人诗集，凡有登览纪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题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据为实录。举一反三，饷遗靡尽。”直至今日，历史学家经常大量引用碑志的原始资料。
　　但碑拓的价值更多地运用于艺术欣赏和艺术收藏方面。
　　历史遗留的碑刻散存在全国，寻访不易，自宋代之后，碑刻被大量拓印，特别是一些名碑，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积累，碑拓本身又有了优劣和时期的历史艺术价值。
　　名碑名拓更是收藏的热门。明代吴门画派领袖文征明，把自己收藏的碑帖刊印成书，名《停云馆帖》。董其昌刻了《戏鸿堂帖》，两人收藏的碑帖有数百种，明代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后，明代文人学汉隶成风。
　　另一方面，文人书画家从古碑断碣中，刻意搜求新体，如金农、郑板桥从汉碑中创出了“漆书”和“六分半书”。乾嘉之后，古碑大量出土，在朴学领袖阮元提出学碑体的号召下，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赵之谦等大书家，接踵而生，从唐朝的碑刻中蜕变出新，形成乾嘉的“碑学中兴”。嘉庆十年成书的《金石萃编》共160卷，收录三代至辽金石刻1500种，是金石学史上的巨著。到了清末，碑刻学从金石学独立出来，单成一门。现在流传下来的金石学著作有1000多种。
　　碑帖中蕴含着丰富的书法营养，是几千年书法艺术的结晶，这些传统的书法艺术之美的沉淀，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碑帖收藏自宋代兴起，一直到民国，都是极珍贵的收藏品。中国社会历来由文人秉持，文人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志。因此，文字是文人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书法就成了文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帖的地位也就非常高。从收藏方面讲，家有一名帖，就可自冠收藏家。如乾隆皇帝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后，将书斋命名为“三希堂”。
　　对于古代碑拓的鉴别、收藏、整理，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碑帖的专著，自宋代始，以考据内容和书法为多，主要有清代王昶主编的《金石萃编》；民国初年方若著《校碑随笔》，专门考查字迹损坏情况，鉴定碑刻拓本时代。还有《集古求真》、《南村帖考》等书。碑拓收藏的重点应以唐代以前的碑刻为主。石鼓文是中国石刻艺术之祖，原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唐代初年在陕西出土，传有唐代拓本，今未见。现存有明安桂坡十鼓斋所藏三种北宋拓本。明初拓本，“颽”之“颽”字未损，明中叶拓本“黄帛”二字未损。
　　秦代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有宋代拓本。现存最多的是清嘉庆以来的十字本。
　　东汉是碑刻艺术的高峰，留下精品甚多。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体现了中国隶书发展的全貌。因此，收藏家和爱好者都尽量买碑帖而不是刻帖。
　　汉碑年代久远，可大部分碑石都是清代乾嘉以后出土的，拓本年代也都是这一时期以后的，也有一些著名的碑出土较早，曾有宋拓本传世，现在能见到的以明清拓本多，如《乙瑛碑》、《张迁碑》等，均为汉代最著名的碑刻作品。
　　东汉晚期至三国禁碑，这一时期的碑刻作品少，大碑不过十几件。现存《受禅表》、《孔羡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等。
　　由于禁碑，小碑开始多起来，主要是墓志。墓志的主要价值在于考古和史料，加之墓志多为博物馆收藏，拓本很少流传。
　　北魏碑刻多是明末以后出土，清乾隆以后的拓本居多。如《龙门二十品》所见最早的拓本为康乾时《扬大眼造像》。
　　宋代兴起金石考据学，以后拓本多起来，如唐《九成宫》、《多宝塔》、《圣教序》等都有宋拓本。
　　碑拓的辨伪及版本鉴定，主要从历史年代、地理、避讳、书体、书法及拓印、纸张、题跋、印章等方面入手综合考据。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其中清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两书考订碑学十分详细，是基础著述。
　　今日碑拓收藏较几十年前乃至古代已有较大不同，古时为摹习书法，翻刻、造伪者很多，今日已大大减少。但因国家为保护文物，已禁止传拓古碑。有些人为营利，翻刻名碑传拓出售，这类拓本一望可知，不具收藏价值。
二、帖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碑帖泛指所有碑碣墨拓和各种法帖。古代石刻有两大流：一为碑；二为帖。
　　碑是为某一事件人物专立的纪念石，文字或以纪事或以颂德，是一件不可移动的独此一件的文物。而帖是将碑文或图案拓下来，用以传习或欣赏收藏之用。
　　帖与碑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不同。
　　帖，《说文解字》释为“帛书也”。后泛指一般的笔札。五代以后，有人汇集名家书迹，摹刻于石板（或枣木版）上，锤拓以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帖。从帛书到刻帖以至于一切书写、摹刻、锤拓、影印文字，作为临摹书法的范本，装裱成册的都可称为帖。清以前有专门的帖学，专门研究法帖的源流、优劣、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书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清代嘉庆、道光以前，书法崇尚法帖。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后，一般称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
　　碑帖的起源与发展是碑刻的起源发展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碑刻是一件地域性、时代性都很强的孤品，可对同一件金石文物反复锤拓千百年，同一件碑刻的拓本非常多，同一件碑刻的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差别很大。故而，碑帖发展和碑刻发展的过程同源，但不同流。研究碑帖也需首先从碑刻入手。
　　碑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碑帖最初的用途就是供人临摹书法之用，因此传世碑帖都是名人书法。目前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孔子庙堂碑》，唐虞世南作，传为唐拓孤本。19世纪流落日本，现存于日本东京三井听冰阁。
　　东汉以后，书法受到社会的重视，“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事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祝嘉《书学史》），汉隶、魏碑、章草、正楷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家。东晋时期书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汉字书法发展看，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楷书和草书到魏晋时已臻成熟。两晋时，其草、行三体具备，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汉代“隶变”之后又一巨大变革。锺繇、王羲之是这一时代的卓越代表，开辟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的真迹，如唐太宗爱好王羲之的行草书，把《兰亭序》模刻到玉版上，将拓本赏赐群臣。唐太宗命大臣与名书法家撰书碑文，数量巨大。书法到了唐代，不但诸体初备，而且法度严谨。例如，楷书在魏晋时已大体定型，而且达到很高水平，到唐代则十分成熟。初唐四杰虞世南、欧阳询、诸遂良、薛稷是代表人物。而颜真卿则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又一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有唐一代刚健雄强的书风。颜之楷书有特点、有个性，是盛唐的代表。而李邕、张旭、怀素则在行草、狂草上有重要突破，使中国书法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王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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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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