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居》现象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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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的文学“欢欢地来”！
　　——《善居》现象与思考
　　刘照华

　　编者按 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本期推出品评我省文坛热点现象的文章，并就作家创作态度、生活体验、思想深度及艺术风格等问题进行思考，批判浮躁现象，呼唤真诚写作，为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鼓与呼。

　　“欢欢地”是吕梁临县一带乡音土语，意为积极、迅速地进行。在我省作家马旭创作的长篇小说《善居》中，这样的方言与各色人物须臾不离，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圪塄”（山村院门外的平地），“套黍”（高粱），“漏粉”（粉条），“嘀侃”（闲聊），“活煽”（撺掇、折腾）， “一打里”（一起），“旗旗嚎嚎”（大张旗鼓）……与这些乡音浸染在一起的，有充满乡村智慧和幽默情调的伞头秧歌，有伴随村童们日间解闷儿的土语猜谜，有从远古传续而来的祭祀场面，有给善居村民心中烙印了“谨表德诚”的古朴牌楼……故事从善居村牌楼里流出，土得掉渣儿的人们，土得离奇的段子，土得化解不开的心结，最终随着牌楼的倒下而失落，留下的是永久的追问与思考……

　　3月21日上午，山西文艺大厦16层会议室，正在举行的马旭长篇小说《善居》研讨会上出现意料之外的场面。研讨时间过半，未及发言者尚多，一些在座的作家、评论家争着要靠前发言，甚至一次次起身索要话筒……在类似的作品研讨会上，这样的场面罕见——
　　辗转12年终于出版——《善居》是部什么样的书？

　　有人说，《善居》作者马旭本是作家圈里的“小人物”。他现就职于省书法家协会，今年57岁，曾出版乡土小说《肉圪瘩正传》。他的《善居》上部写于１９９５年上半年，１９９７年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黄河》，同时举办了研讨会。之后完成了下部的写作。为求出版，这部作品于１９９９年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曲折历程，前后历时１２年，终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日前出版。这部小说还原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时间跨越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90年代，以原生态的生活视角、独特的表现方式解析了历史，观照了现实。小说篇幅长达54万字。
　　?“作品吸引人之处，也是引人思考之处”……
　　中国作协副主席、副省长、省作协主席张平说，10年前就看到了这部长篇小说，感觉到像马旭这样严肃地对当下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忧国忧民的作家不多。马旭作品数量不大，但写作的态度从未改变，创作也从未停止。像他这样对生活很严肃的人，生活也会很严肃地回报他。如今《善居》的出版，就是对他“真”的一种回报。这部小说历经12年曲折终于能够在今天出版，正说明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耐看的、耐推敲的，是一部可以长销的作品。张平谈到，这部作品以小见大，从一个小山村展示时代变迁，这对作家来说是最难的事情，而马旭却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并且深刻而厚重，给人们带来思考，实属难能可贵。与刻意表现人性的多样化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塑造形象毫无造作之态，无论鞭挞假丑恶还是弘扬正义、讴歌真善美，都是直抒胸臆，这似乎是一种“过时”的写作方法，但很有力，令人受到持续感染，难以忘怀，这是作品吸引人之处，也是引人思考之处——文学作品究竟如何刻画人物，才更符合我们的审美习惯呢？这是一部土得掉渣的作品，当下已很少见到，作品似乎写得太实了，而在阅读很多细节时，会感觉是进入了生活的宝库，其中充满了生活气息，显现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带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这是一种“土而美”艺境。
　　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部部长、《善居》责任编辑邓映如谈到，他之所以八九年间先后四次将该书报上选题会，就是因为他能够深刻体验到作家用心写作的真诚。“我很骄傲，我坚持让它出版了。我无意将这本书推到什么高度，但我敢坦言，它至少不比《白鹿原》差，它是一部‘太写实’的文学作品，其中对于人生的体验，对于当代社会的批判与思考，可以真正打动人心。”
　　学者降大任说，在山西文学界，马旭并不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但读过此书后觉得“很吃惊”，“想不到”。降大任亮明自己的观点：只有现实主义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作家刘思奇也谈到，马旭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这么多年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和创作更加成熟，但乡土生活的根基和现实主义风格始终没有丢，这与他创作出独具面貌的《善居》大有关系。作家张石山说自己与马旭一样，在写农村小说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合作化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当农民脚下没有自己的土地，如何获得尊严？”他认为马旭的作品很有锋芒，很有深度。评论家王春林认为，《善居》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结和象征，写的是传统文化最精华部分“善”的衰败。他说，事实上，近年的一些力作，如贾平凹的《古炉》、《秦腔》，以及我省作家葛水平的《裸地》等作品，都在为传统文化唱挽歌。这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倡导正好走在了一个反方向的位置……评论家孙钊谈到，小说《善居》显得很大气，其价值首先表现在主题意义的挖掘上；文学如何向读者提供现实所呼唤的作品？有责任感的作家必然有此担当。
　　?“原乡小说” “后山药蛋派” “山西的《白鹿原》”？
　　作家、评论家们对《善居》独具面貌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方言运用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评论家李维加说，这部作品可以从“原乡小说”的意义上理解，并且可以视为“后山药蛋派”的另一种写作。评论家段崇轩说，民情风俗、地域文化，山西作家一直在表现，但像《善居》这样能表现得如此细致完整的作品不多；在塑造一系列形象方面，既有现实主义功底，又有写实主义风格，使作品呈现了独特的面貌，这种创作对于山西文坛很有意义。降大任对作品中展现出的民俗场景的魅力和光彩印象深刻，他说，许多民俗的东西如果不能得到文学作品的表现，就会干瘪，就很难穿透人心；《善居》称得上是山西的《白鹿原》，并且它没有当下许多作品编造的弊病，非常真实而鲜活，仿若“无虚构”，山西作家中多年未出现这样一部书，今天终于出现了。
　　?“泥沙俱下”还是“ 独具风貌”？
　　对于《善居》，作家、评论家们也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段崇轩认为这部小说在写实风格之下，也有泥沙俱下的缺憾，有些内容略显粗糙，感觉仅仅属于素材……过多方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阅读障碍。另一位评论家李继丁则认为，这不是“泥沙俱下”，恰恰是小说独特的创作风貌，而正因独具风貌，山西小说到《善居》这里，是一个高峰。王春林认为，《善居》方言问题不是问题，目前，许多作家作品都有方言化的倾向。他引用了胡适当年的观点予以说明：“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此外，李继丁也不同意把《善居》归入“后山药蛋派”，或将之与《白鹿原》类比，因为它们各有各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张石山指出，小说远远没有达到好得不能再好的程度，但它是一种存在——一个作家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山西独有的一种小说形式。

　　小说《善居》及对其的评议和争论构成了一种现象，再次带给我们思考：文学应来自于“真”的态度，“真”的生活，“真”的思想，“真”的风格，作为文学重要门类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如此；让“真”的文学更有气势和规模，趟出更宽的路子。借用小说《善居》里朗朗而恳切的乡音土语表达：期待更多“真”的文学“欢欢地来”——
　　《善居》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与所有文学作品一样，长篇小说《善居》一经出版，便须交由时间检验、读者评说。时下的种种评价，其意义不在于确定作品最终获得认可的高度，但众多的品评意见甚至截然相反的评论观点，无疑表明了对这部小说的高度关注。《善居》现象所涉及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厚实的生活体验与积累，活的语言的叙述与表现，耐得住寂寞的创作态度，十年磨一剑的勇气与作为，独有的写作风格与艺术追求，思想深度与责任担当。
　　?作家要敢于坚守一种特质
　　实际上，《善居》辗转12年终获出版的过程本身已蕴含着对它的争议。如今，关注者们为山西作家写出这样一部作品而产生浓厚兴趣，原因正在于它坚守了一种特质。马旭幼年生活于他所描述的善居村，对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并从未放弃对那个独特世界的关注与思考，他正是带着由此而来的乡村的视角、独特的表达、忧患的思考，执著地写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作品，而非跟随流行风向耍花腔、晒技巧。马旭曾经对笔者谈到，他无意于尝试华丽的技巧，也从未想过用很“玄”的故事写书，他所依托的就是自己的体验，就是自己的思考。他说，在《善居》迟迟不能出版的这些年里，他没有听从别人的劝言，为顺利出版而作迎合式的修改；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确立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那就是一个“真”字，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内心的选择和坚持。他透露，这些年已经为创作另一部小说做了许多准备——不是乡土题材，但一定是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写出。
　　?传统写作不等于“落伍”，有个性的作品不会平淡
　　听了马旭的介绍，不由得想到山西作家群体中一脉传承的现实主义风格。如今，这一传统仍在一批优秀作家身上显现着光环，然而，在创作思潮多元多变、标新立异炫人耳目、网络写手人气为王的环境下，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写实风格势必遭受冷遇，那么，写实的平实厚重的创作风格真的没有魅力了吗？以《善居》为例，使用的是最朴素的叙事方式，作者没有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刻意追求新变，更没有刻意展现才情与思辨，然而，作品中一个具有浓厚生命气息的乡村世界令人着迷，人物在说着自己的语言，显露着自己的贤愚，走向自己的命运，一切思考与批判皆在其中，一个乡土民情的山村颇有经典意味。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的或被视为“落伍”的写作，成就了这部作品自然、质朴、鲜活、深厚的“原味”个性。有个性的作品不会平淡。可见，山西的作家依托这一传统仍会大有作为，文学终究会因“接地气”而显现魅力。
　　当然，我们同样需要才情外露、滔滔不绝、善于新变的作家，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双脚悬空、陶醉于一孔之见或者扛着“著名”头衔、乐于指手画脚的自以为尊者。马旭作品不多、名气不大，但他的“倔圪榄”式的踏实与坚持，是能够给写作者们以重要启示的。
　　?文学土壤应该埋下更多耐得住寂寞的根
　　十余年出版一部书，期间更多的是沉默与等待。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尤其需要拥有一颗甘于寂寞的心，这是对于文学的严肃的忠守。对于山西的作家而言，这种凭借厚重的积累、忠实的写作而获得的朴素心态，原本是一种传统，如今，在急功近利、商业化写作倾向明显的氛围下，《善居》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兴奋。我们需要高产作家，我们需要尝试不同风格和手法的作家，但我们更需要耐得住寂寞、敢于等待时间检验的作家。
　　由此，我们想到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坚持严肃创作态度的山西作家，也想到了今天为写作风气而困惑、而游移的作者，想到了一心在图书卖场的货架上建功立业的写手……这些会让我们反思文学的责任、文学的真假、文学的未来。有些作品注定是与文学无关的。文学的真谛，是需要冷静、镇定地传承的。为此，山西的文学土壤应该埋下更多耐得住寂寞的根。
　　?让功利文学的短视成为一种警示
　　时下，尽管写作者众多，但真正能够摆脱庸扰、沉浸于心灵写作的人不多；眼睛向外艳羡名气和奖项的人多，真正了然自身根基和责任所在的人不多；抱怨文学边缘化的人多，真正乐于在寂寞中面向社会和时代使命交卷的人不多；在迷惑中丢失自我的人多，敢于在坚守中开拓的人不多……文学进入浮躁期，而山西文学界也面临考验，正如作家董耀章谈到的：“当前，山西文艺界存在人才断层、‘沙漠化’现象严重的问题，作家、评论家后继乏人……”当然，我们有山西作家群的实力在，我们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在，我们有不断的思考和省悟在，我们有现实的责任和使命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就会头脑清晰地蓄势发力。
　　真正的作家，不拘一格，但坚守真诚，善于体验、思考、磨砺、进取，在浮华声中“闭关”、“守真”，勇于在寂寞路上大步前行。让功利文学的短视成为一种警示，警示我们：让“真”的文学“欢欢地来”！
　　（原刊于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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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记忆的形象史

梁秀亭

长篇小说《善居》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是作家马旭呕心沥血的结晶，是山西文学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
《善居》从民国十八年起笔，时空跨越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直至改开放的90年代，勾勒出现代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变状况。
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映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真实图卷，特别是反映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有一种说法，要懂得俄罗斯民族，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文学作品是最好的解读。对历史不能只做社会学层面上的理解，文学有助于人们审美地去发现、认识世界。文学是历史的形象史，了解历史，需要小说的审美观照。历史学家通过史料去接近历史的真相；文学则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去揭示社会的内涵和底蕴。《善居》是一部形象的民族记忆史，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官方历史进行民间记忆的补充，在一些意义上又具有否定性的颠覆。
一个善于遗忘伤痛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将会永远留存对自己苦难历史的记忆。历史并不因为陈旧而贬值。往往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更具有警醒当代的价值。当民族的苦难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忘却苦难正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缺失。《善居》勇敢地直面历史，并描写了极左年代政治强权暴力对人性的残酷扭曲和伤害，但《善居》并非对历史作出直白的政治道德评判，而是用形象思维，用非理性的力量，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钩沉，艺术地再现了被正史所规避、所遗漏掉的一些社会底层的肓区，以生命和血肉还原、铭刻了民族曾经的历史，堪称一部苍凉、凄美的历史画卷。《善居》呈现了原生态的庞杂厚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苍海桑田般的历史感 。
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细节里。文学是人的命运、意识、生存体验的审美艺术。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是作家的使命。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善居》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鲜活的人物，而不完全是一堆故事。在历史的社会背景下，马旭执着地关注着那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命运沉浮、生存困境，在看似平淡的人间烟火里裹挟着岁月的风霜，既内含着一缕缕源于人性深处的生命悲慨和人间情韵，又表达了对历史变迁的思索、追问与感悟。有了空间的距离，对历史的表述才会更加冷静、更加率真。“在错误中更能深刻地认识真理”（恩格斯）。《善居》对历史苦难的记录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个作家的良心。
乡土情结是一种情感的积淀，尤其是背井离乡的游子表现的更为浓烈。古典乡愁是作家永恒的主题。西方最杰出的乡村小说家之一是托马斯•哈代，他的《绿荫树下》、《还乡》不仅仅是一种乡土叙事，更是一种乡土抒情。乡村是作家马旭心灵和情感的腹地，故乡是他灵魂的母体皈依。他对吕梁山深处的山村具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血肉亲缘。他不是所谓通过深入生活而获得写作灵感和平民视觉的作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农民的血，他的情感一直就浸泡在乡村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领域，而这一独特的生活领域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独特的生活，才能够区别出创作题材的差异性。
生活本身并不是文学。生活只是创作的源泉。作家对生活既要具备一种认识的穿透力，更要具备艺术表现的丰富性。马旭创作的力量来自生活积蓄后的骤然爆发，并凭借诗性的渗透，挖掘和展示出平淡生活中的深邃。任何一位知名的作家，都是带着他笔下的人物而步入文坛的。沈从文说：“作家要死在人物里。”《善居》从刻画人物出发，达到情节的描写，从构思情节出发，达到人物的刻画，情节是人物思想性格、心理轨迹的行动线。小说决不是简单地去写好人、写坏人，而是要写艺术上的真人。心锤是小说的主角之一，他说真话、做善事，以德服人，深得人心，村人视他为“领头羊”，把传统德善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然而在解放后那一浪猛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实心实面、重德向善的心锤却屡屡败于巧于心计、翻云覆雨的富贵手下，富贵掌管了村里的大权，而心锤却越来越被边缘化。由善到恶，难道是人类的宿命？强烈的质问，表达了作家马旭对乡村道德精神的再认识和重建道德的迫切感。
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认为性本善；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论语》集中展现了孔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仁。仁、善乃中国传统的美德。善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靠道德来维系的。自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至今还不完全是法制社会，法律带有外部的强制性，是刚性的；道德则是通过行为主体的自律起作用，情操是柔性的。善属于道德的范畴。权力的诱惑、物欲的澎胀，是导致人性异化的根源。从《善居》中富贵对权力的角逐，对利益的攫取，赤裸裸地恶呈现出了一种原始的粗暴和野蛮。人品出了问题，人们便会怀疑他一切行为的可信度。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道德仍然是人类之异于禽兽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全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善居》通过对人物的透视，“小人”如鱼得水，好人屡遭暗算，我们的精神家园有些荒芜了。读罢《善居》，令人掩卷长思……
小说最根本的任务是塑造人物。在《善居》中，我认为富贵这个人物塑造的很真实，他是个性格分裂的自我矛盾体，心理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向撕扯具有犬牙交错的复杂性，乃艺术中的“这一个”。翠花的外在形象是个浪女人，但马旭在写性方面着墨很有分寸感，既坦率、干净，又不夸张、煽情，准确地把握住了翠花特定的心理状态。翠花生性风流，是个浪女人，但她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十岁丧母，十三岁出嫁，爹几回倒卖她，她没有婚姻自由，哥哥嫂嫂都嫌弃她，可谓红颜薄命。翠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因为喜欢拴柱的人品，她不嫌拴柱穷困潦倒，愿跟拴柱去流浪讨吃，并最终为拴柱殉情。翠花和好几个男人都有染，这种“打伙计”的性紊乱，在道德上固然不能宽容，但她作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完全可以被人所理解。因为她的性行为，在她那被扭曲的生活中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兰兰在性方面，具有强烈的两个极端。当富贵强暴她时，她手抠，嘴咬，脚蹬，头撞，使劲一脚，不偏不歪正好踢中富贵的大腿叉，疼得富贵嗷嗷叫。兰兰咬着牙说：“你狗熊再动老娘一下，老娘打出你的脑浆水子！”兰兰生性沉稳，村里没传过她的一句闲话。当她面临强暴时，她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卫。但在大跃进时期，天灾人祸，人饿得都直不起腰。兰兰在教堂里苦苦地拉扯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孤儿，富贵碰上多年失踪的兰兰，答应给她十五斤粮。在那夺命的年月里，为了教堂里那几个眼看就要饿死的孤儿，为了拿到十五斤救命的粮，千金一诺的兰兰主动地躺在了夜幕下那硬邦邦的路面上，……难道这是人格的丧失吗？难道这是道德的沦落吗？不！人以食为天。生存是第一位的。有这十五斤粮，那几个即将饿死的孤儿的生命就能够苟喘一阵子。人类普泛的价值观就是活着。兰兰并非是自觉地背叛自己，她的无奈，被迫，正是对大跃进的极大讽刺和血泪控诉。这是一种真实的荒诞和荒诞的真实，这是善良的人性所遭遇的一种残酷的压榨和摧残。
《善居》的另一个特色是靠扎实的生活细节作为强大的支撑。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液。细节是作家最深刻的笔墨。细节的真实与否，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善居》并不完全靠跌宕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来取胜，反倒是以老百姓柴米油盐的“小事”说起，而这些“小事”又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作家无法写出平常下面的深厚，那么他的作品也只能像他所写的平常一样平常。《善居》中的细节，来自作家对生活、对人物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的情感体验。这些鲜活的细节可谓一滴水折射太阳，微言大义。
《善居》的语言土得掉渣，但通篇的方言运用，丝毫没有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语言障碍，反而更让人感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乡音的亲和力。《善居》出场人物多，时间跨度大，但作者具有从容不迫的驾驭掌控力，在结构上并没有出现松散拖沓，而是叙述与内在的逻辑同步，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张力十足。
马旭的小说，特别是他的诗，专找那些最尖锐的地方下笔，并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马旭作品中的真实，主要是思想、感情的真实。忧患、尖锐、锋利构成了马旭作品的精神骨架和风格底色，具有一种金戈铁马的美学品格。马旭的写作是灵魂的投入，纵观他的小说，诗歌，既充满着人性内涵和炽烈的情感力量，又不乏批判意识、不乏尖锐和深刻。
《善居》上部在大型文学期刊《黄河》刊出后，评论家崔莹玺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小说里有那么多怦然心动的民歌俚语，为这种黄土文化抹上了重彩，自然的单调反而成了不那么重要的第二环境。”我认同崔莹玺先生的看法，但我又怀着挑剔的动机，认为《善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尽管是以白描为文本，但在自然风景描写上着墨不多，总还是失缺了一种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张力和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善居》无愧为中国当代原乡小说的扛鼎之作。《善居》是一部形象的民族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得到更为充分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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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中国作协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作协主席）
简单说两句，马旭这本书出版了，今天有闻名全国的评论家来参加研讨会，感到很欣慰，有艾斐老师呀，董老师呀，段崇轩、蔡润田、傅书华、这些都是大家，春林也来了。首先向马旭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本书辗转十二年，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其中也参与一个角色，也向邓映如先生表示感谢。这部书很有意思，确实这本书的出版，向在座的各位来宾对山西文学事业的一贯支持也表示感谢。这本书，算了算十二年了，马旭的后记里也提到十二年了。我是十年前看到的，几上几下，因为我联系了好多出版人，联系几家出版社，今天终于出版，也算了却心中的一桩心愿吧。所以今天庆祝是真诚的，感谢也是衷恳的。写一部好书，不容易，一部好书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也更不容易。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呀，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下像马旭这样创作严肃的，对当下社会进行思考的作家不多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充满了忧患意识的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正在减少。马旭的作品不是很多，因为我跟他很熟悉是吧，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而后调入文联，一呆就是几十年，马旭不管身份怎么变化，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从来没有变化过，虽然作品不多，但是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马旭这些年，刚才李主席也说过，主要从事诗歌写作，诗词写作，他的诗词读来不乏辛辣， 不乏愤懑，不乏忧虑。但里边不乏赤子之心，忧国忧民，还是令人敬佩的。后来又练习书法，书法练得蛮有一番滋味。吃喝玩乐这些与马旭是无缘的，他顶多是在大马路边下下棋，我觉得马旭是一个生活非常严肃的人，我认为，一个人对生活严肃，生活也会严肃的对待他，回报他。所以今天马旭这本书的出版真的是对他的回报。马旭的这部《善居》是十年前看到的，当时觉得是一部沉甸甸的，很有份量的作品。很快向几个出版社推荐，当时都有回音，很多编辑都说很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版。说名气小，要出版怎么样怎么样，说出版就是没有出版。有时候觉得，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出版，有了那么大的文学影响，但是仔细一看，里边轻飘飘的，今天看来确实有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感觉。善居这一部书稿，辗转十二年，又重新得以出版，足以说明作品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一部耐看的作品，是一部纯粹的作品，持久的作品，一部长销的作品，也是一部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作品。这次来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喜欢，能够与更多的观众共鸣。马旭这部书我个人觉得有这么些特点，最近出版的我没有顾上看，还是十年前的印象。第一个是以小见大，以一个农村几十年的变迁，村子还不大，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对作家来说不容易，尤其这种结构，但是马旭却娓娓道来，写得引人入胜。并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思考，这很好，实属难得。作品不同于其它小说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小的村子，非常长的时间，写得深刻而又很厚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十分主要的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写作者思考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善恶分明，是非分明，《善居》这部作品没有刻意的让小说中的人物更丰满，更立体。而让人物呈现出一种多义性，多样性，让人觉得人物更真实，因为人性是多重化的。但是马旭没有这样去刻划它。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他在这里鞭挞丑恶，正义，或者表现善，或者表现美，都是直抒情胸臆的。都是毫不遮掩，爱憎分明，淋漓尽致。对恶是毫不留情，对善是尽情的讴歌。马旭这种的写作方法，写作观念，写作方式在有些人眼里似乎有些落后了。但是我们读下来，有一种真切的感受，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眼里好像过时的写法，却是这样有力量，给人以生动的感受，持续的感染。这也是小说的一个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地方。究竟人物如何刻划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第三一点这部小说反映了他深厚丰富的生活积累。所以使作品呈现出别样的风采。让人看了感觉就不一样，说实话这部作品是一部土得掉渣的作品，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很少见了。尤其是我们一些作家，在成名之后，不断的写作，不断的掏空自己，没有什么可写作的了。不充实自己，作品就越来越虚肿，越来越沙化。越来越有技巧性。而马旭的作品太有深度了，每一章，每一篇，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放大成为一个长篇或者中篇。还有对农民的语言驾驭与运用的能力，在这部作品里有体现，让我们好像进入生活的宝库，让我们处处能感受到惊奇。令人目不暇接，让人感到，一个十分土的作品，却给人以美的感觉。我想这是深厚的生活积累赐予的。包括小说中一系列富有生活气息的鲜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非常土，但读完了感觉很美。这是值得思考的地方。以上三个地方，是我个人一点粗浅的体会，当然对一部作品，对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值得我们玩味、值得我们评论的地方很多。今天在座的好多作家、评论家会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和一些见解。所以我真诚的希望通过对马旭作品的研讨，能给我们文坛带一些新的东西，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与启迪。一些经验，所以我祝贺我们的研讨会能圆满成功。向文联表示感谢，李主席，还有也么多的专家。在文联工作这么多年，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文联，关注文学艺术。我再次向参与马旭作品研讨的在座的专家与嘉宾表示感谢。我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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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映如（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部部长、知名出版人）
尊敬的老朋友张平省长，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很高兴九年之后又重新来到太原，这是第二次来到山西，其实我和山西还是有缘分的，在我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间，这是我为山西作家出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张锐锋的一本散文，第二本是已故作协副主席钟道新未竟之作。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得知他的作品没有写完，后来让他们父子接力，才写完的。第三本是《善居》，按道理《善居》是应该出在第二本的，九年前我来太原的时候，张平先生就推荐给我了，那时候马旭还是文联杂协的秘书长，对马旭没有太多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中年人，很朴实，现在是一个老头了，我跟你们讲就像张平先生所讲的一样，他就和他的作品一样朴实。但说实话，我回去之后，把这部作品看了一半，就被打动了。我在当年就提出了选题，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后来我联系北京出版社，编辑们都说不错，但是没的回音。在这八九年间，在我们的选题会上，我推荐过四次，都列进了我们选题表里边了，列进了四次。在我们出版社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因为每次我都把她列进来。后来都有人质疑我，你说她好，对她评价那么高，为什么全国那么多的出版社，那么多的出版人看不上？我不能说我有多么高明，但是我可以说我是认真地读过这本小说。我能够体会到一个作家认真写作的方式与体验。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这么些年来，出了几百书了，我认为不管这本书最后的结局会如何，那是值得我骄傲的事情。为什么值得骄傲，因为十多年来，别人不敢出的书，我给他出版了。也算了了我一个心愿，也算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交待。我不想把她提高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当然有的人说，她不会比《白鹿原》差。我不想下这样的结论，但至少在我看到的小说里边，她是一本不错的小说。刚才张省长说是一本土得掉渣的小说，换句话说，这是一本太现实主义的小说了。她所蕴含的生活，她所包含的人生体验，她对当代百年历史的变迁的独立思考的批判，足够会让我们内心产生震撼。这一点把我打动了，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稍微左一点思想的人看这本书，这本书就没法出版。因为他写得是一个善的衰亡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当代非常纠结的过程，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可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却在不断的流失，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去追究是谁的责任的问题，但是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唤起我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我们社会最需要善的东西，所以我在书的腰封上写了八个字：“大善至美，德通天下”。我们现在讲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其实德与善是相关的，所以我同样认为从善到恶不应我我们历史的宿命。通过这本书，可以唤起对善对德的一种强烈的回归，一个社会更加的接近和谐，更加地走向传统的道德上来。所以今天我特地赶来，昨天我还在开职代会，下午就坐飞机走了，我个人是非常重视这本书的出版的。所以出版社非常感谢省文联，感谢张平省长，在百忙之中参加一个普通作者的研讨会，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作家的研讨会。这个很不简单，当然张省长是一个很念感情的人，我逢年过节偶尔还能收到张省长发来的短信。其实我们也不过是一面之谋，说到马旭，是我认识到的作家当中，其实全国作家大部分我都认识，张石山先生也认识，我曾经和他一块喝过酒，但是喝不过他，王春林先生还是我的师弟，我比你毕业早，但是你比我年龄大，马旭是我见到的完全没有心机，完全君子之交的作家。他在跟我商量研讨会的事说，要请张省长，要我给他发自短信，我说，你给他发，你跟他是朋友。结果他说等开完会，结果他就把时间定了。后来我还批评马旭，我说人家是省长，人家是日理万机呀，你不要自己定时间呀，所以他对当代社会这一套东西都不懂，所以说他只会下下棋，与现实社会有些脱节。刚才我们张省长说过，一个对生活秀严肃的人。同样也会以严肃回报他，同样一个对生活执着的人，用心体验的人，他可能会跟当代有一些脱节，但他的作品是会流传下去的，这也是一部作品在辗转十二年后终于出版的意义。十二年后才出版，在我手里也有九年，但现在看起来作品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有他的时代意义。依然有着现实主义的光芒，拿在手里依然是沉甸甸的，当然我希望山西的作家与山西的评论家能更多地给马旭支持。希望山西这方热土能够产生更多的作品，更多的作家。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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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大任（学者、诗人、原晋阳学刊主编）
在座的都是高人，我和文学创作还有点缘分，原来还想当文学家、作家，但是，不行，最后还是干不成。但是我很羡慕，衷心的羡慕作家，山西的及全国的作家，一流作家，二流就不羡慕了。马旭先生和我多年交往，我主要是看他写的若干本“天”字头的诗集。但是对他写的那些诗集呢，也不太感冒，本人也学得写过诗。因为他写的这些诗，有时候太直截了当，诗必需绕着说话，他的诗绕的比较少，和他的性格一样，比较率直，这个率直的人不宜写诗，多愁善感，情感缠绵，思想圪绕的人容易写诗。所以我觉得他的诗也非常朴实，很有激情，但是放在当代诗人的圈子里边，不算是最好的，虽然是有特点的。但是这部小说却让我很吃惊。没有想到，马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来。这几十年，潜伏了几十年，可以说现在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由于马旭在我们山西文化界是一个没有名头的人，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震动，但是今天给我们很大震动，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人们不怎么提了，什么现代呀，后现代呀，什么意识流，现在有了穿越了，这些闹得热热哄哄，现实主义受到了冷落。这是时代的悲哀。只有现实主义的精神才能打动人心，马旭能够自觉地坚持这个传统，自觉地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他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六十年来的曲曲折折，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部小说是直接继承了赵树理传统。说上一句不客气的话，马旭这本书，压倒了山西其它作家，你们当作家的不要不好意思，我这种评价，可能过高，但是我真诚的认为是这样的。这本书揭示几千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农民心灵历程，揭示了它的变化，波澜起伏地艰苦地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爱的可敬的农民兄弟，仍然苦中作乐，仍然向往幸福，向往光明。在这本书里边，充满了作者对山区里的农民深厚的感情，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民风民情的东西，像伞头秧歌呀这些生活场景，的确是非常鲜活的。我们知道民风民俗不在文学里展现，文学就会干瘪，就会索然无味，许多大家像赵树理也好，老舍也好，非常重视民间风俗的描写，这是中国特色，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你那个书没法穿透人心。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书中贯穿始终，而且在书的情节发展过程当中，处处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人民的立场，现在人们认为善成为依附，老人倒了没有人扶，这种情况，还有小月月事件，这件可悲事件面前，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这本书有它独特的意义，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小说的语言，一个充满语言原生态的，还有独特的地方方言，使人感到非常亲切。非常鲜活，非常精准，这种语言，不是三天两可以掌握的，必须生活在那个环境中，从小切身体的那些感觉，才能表现出来，这些语言材料也许对咱们咬文嚼字的人来说无意义，但放在语言学研究范围里，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很丰富的材料。他的学术价值可以和赵树理的作品等量齐观。
第三个我感到，对这本书的评价，我就觉得它是山西的《白鹿原》，而且比《白鹿原》的价值又有过之。价值在哪里呢？《白鹿原》写的是解放前，而我们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我们经过的六十年，从这个时代过来的人，看过之后，觉得绝没有什么编造，完全是生活的提炼，你不能说它没虚构，但是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虚构。这种手法是很难达到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好多电视剧，编造的痕迹太浓，没法看，但这本书没有，他是引人入胜，娓娓道来。非常地真实，非常地鲜活，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参加这个会，当然是马旭诚恳地邀请我，但是我非参加不可，不能不参加，我要为马旭来呼吁一下，要为马旭在山西文学界的成就呼吁一下，山西多少年来没有出过这样一本书，今天终于出现了，当然我对于马旭这个人，他的性格，我也有一些看法，这个人太倔了，太固执，但作品是作品，性格是性格，交情是交情，这是两码事，但是谈书的情况，我们只是就作品来谈，所以有冒犯大家的地方，有嫉妒、恨的地方请大家原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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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轩（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
简单说两句，用两天的时间拜读了马旭先生的这部小说，只读了一半，全部50万字，用两天时间读，没有读完，老马写小说，已经很多年了，在80年代开始，我就跟老马接触，那个时候他就写一些小说，我记得还写过一篇评论，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终成善果，写出一部很厚实的作品，刚才老降，降先生对这部小说大声疾呼，我也感觉这部小说不同寻常，有几点值得探讨。一点是马旭在这部小说里发掘和体现中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一些东西。善，忠孝仁义等一些核心价值观念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念在过去很多小说里边都有表现，但像老马这样自觉地完整地去表现，不是太多。最近我们不是讲到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提到这个要重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这部小说确实写了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的东西。这么多年来，从五四时期可以说把西方文化拿过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到了解放以后，特别是到了四九年之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一扫而空。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问题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这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这套文化政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对立的。所以我们的文化建设没有根，所以才有社会道德日益滑坡的现象，刚才老降也说过了。所以这部小说有意识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忠孝仁义、善等核心价值观念很有意义。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问题。在我们山西描写这个民情风俗是有传统的，从赵树理开始到西、李、马、胡、孙到老张他们第三代作家一直在表现这个东西，但是这么完整地，这么具体地、这么深刻地表现中国传统域文化，我觉得还不是太多，你像这个写动家法呀，祭祖呀，上坟呀，还有结婚呀，送葬呀，这些东西写得细致，真是像老降讲的具有民俗学的价值，民俗价值。这些东西，像过去西、李、马、胡、孙的小说里边，其实是不自觉地写出来的，对那些东西呀甚至采取批评的态度，批判的态度来写，老马在小说里更多地是一种肯定的态度来写，发掘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另外，老马这部小说里塑造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象心锤、富贵呀这些人物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女性形象比如爱林呀，兰兰也写得非常好，在现实主义，刚才老降也说过了，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他有一点自然主义的倾向，不是典型化的写法，这种写法当然也有它的优点和它的弊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真正有亮点的小说，在我们山西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这部小说我觉得也有一些遗憾的地方，从现实主义角度说，提炼不够，就是王东满老师说的泥沙俱下，把生活全部拿出来，没有经过提炼，这一点造成阅读的障碍，有些东西还是一个生活素材的层面，还有一个，写人物呀，人物的心理基本上见不到，人物的外表肖像描写见不到，更多的是故事的演变，这部小说，刚才老降也讲了，故事是从民国十八年开始，也就是1929年开始，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这80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经过提炼，不能全盘写出来，这部小说我觉得有芜杂的地方，对现实主义的小说来说还不是太纯粹的。
另外我觉得在语言方面我觉得也还是琐碎的。有些地方，方言俗语太多，觉得外地人读起来好像有点困难。再是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提意见，我发现错字很多，你比如媒人叫“翘咀咀”，为什么要写成一个口一个且呢，我觉得这大概是不行吧。（邓映如：你得问马旭先生，他坚持要这样写）这是不是能够通用，我不太清楚。（王春林：这是方言，这不是错别字）我也发现一些错字，这个咀字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坦率地讲，比较粗糙。而且，印成那么厚的一本，老百姓喜欢，它这种很土的东西可能读不下去。这些问题，真是瑕不掩瑜，真是一部大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会留下一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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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奇（作家）
因为我是吕梁的，所以我看到这本书呀有特殊的感受。非常地真实，非常地亲切，我完全同意上边的同志对他的评价与认同。
我看了《善居》这部书，就像是看了一部纪实电影似的，这里边呢，有从旧社会到刚刚解放的那种幸福，也有由于我们政策的偏差、失误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作者是采用了现实叙事的笔法，写了一部既有可读性，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是很不容易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三点。第一点，我读过不少现代小说中，它是第一次把崇德重义讲究孝道作为歌颂的主体来写的。过去这类小说，是受批判的。我第一次看到马旭把它当作歌颂的东西，宏扬的东西。第二点呢作者在书中塑造了在典型环境中具有时代特征的许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石心锤。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应该在文学人物之林中值得大记的人物。他从小牢记父亲的教导，不欺人，不骗人，不吭人，为别人着想，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好心的人，当他发现他的儿子赌博，他坚决执行村规，把儿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儿子参加了武斗之后，他心亮如雪，痛骂不已。在饥饿年月，为了保全村人的性命，不怕犯错误，给每户人家半亩自留地，后来红卫兵把他捆起来，批斗他，他毫不悔改。村里的最后一个善人吴老大被他孙子用假药一针打死，他要上法庭，告他孙子。在最后的情况下，他逼迫全家人披麻带孝厚葬了吴老大。但是当他看到了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坚持修牌楼了，而是包了六十亩荒山，离开了村子。小说还写了一对结局非常悲惨的情人。俩人的故事感人至深，感天动地。第三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写人叙事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朴实生动，我就是吕梁山区的人，非常亲切，非常真实，有许多方言我看了激动的不得了。既精炼又精彩，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的气息，是真正的原生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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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钊（原山西省文化厅理论研究室主任，评论家）
第一次看到《善居》是在十多年前吧，第一次读《善居》是在“恒泰杯”评奖的时候，可能在座的都有印象，作为评委，老段，老蔡呀，有幸先睹为快，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善居》这个构思特别好， 这个名字太好了，起得太形象，太妙了，对这个挺惊讶，惊奇，因为看过马旭他以前的小说，他以前的小说，没有这么雅，《善居》是一个很雅的名字，名称，过去他写的《肉圪瘩正传》那本书，就特别土。96年第一次读《善居》的时候，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那天马旭打电话说，那时参加恒泰杯评比的小说由湖南文艺出版了，我说是不是《善居》，十多年了，我仍然还记得这个书名，说明给我的震动非常强。拿到这个书以后，我觉得它和十多年前的《善居》已经不一样了，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他比过去的20多 万字《善居》规模上大了一倍，现在有50多万字，而且整个布局、结构显得更大气了。当然并不是说当年的《善居》写得就小气。我只是说在规模上，要结构的意义上显得更大气，下了更大的功夫了。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长篇，与刚才几位发言的同志有同感。这是很有份量的一部长篇。可以说是一部很宏大的长篇，所以说大气我主要指的是这个意义，指结构意义上来讲的。对于马旭来讲，虽然产量不多，但是这次《善居》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大的突破。为他感到很高兴，衷心的祝贺他，我们曾经是在一个单位的，《晋阳文艺》编辑部的。老董那个时候是副主编，我和马旭是编辑。对马旭很了解，他的为人，他的作品都是很统一，很一致的，十多年来，他厚积薄发，所以拿出这么一部人份量的长篇的一个因素。也是一个原因。别的我就不说了，因为拿到长篇，没有全部看完，这一段事情还是很多，只看了三分之二吧。谈几点零星的感受吧，一个是在主题立意方面我觉得他开掘的和当前的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即将进入下一步政治改革非常艰难，可以说处在一个瓶颈下，这本书出版了，文学就应该怎么样反映生活，怎么样向社会，向读者提供应该有的产品。《善居》在这一点上，给我许多启示。当下应该思考一些我们社会的现实，当下眼前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改革发展，应该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担当。积极地向上的，有追求的作家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担当。我觉得《善居》在这方面体现了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将近六十年，他写了善居这个小村落历史的变迁。同时他影射了整个时代几个阶段的变迁与发展。这一点确实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比如我们现在道德确实在滑坡，从高层到下层，几乎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都感觉要呼唤道德的回归，信仰的回归，读了这部小说，读了《善居》这部小说，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得到深刻的启发。我觉得每一个普通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小说的乡土气息，除了大家刚才说到的语言以外，他对地方的艺术的开发值得肯定，我很欣赏这一点，因为在文化厅工作吗，断不了下去看一些节目，底下的红活热闹，包括正月十五闹元宵。我们每年都要下去。每个地区都去过，不能说每个县者都去过，比如说吕梁去过好多次，临县也去过。这个伞头秧歌很熟悉，他的作品里出现了大量的伞头秧歌。这一点，山西的好多作家没有这样的资源，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他不是临县的，可能不占有这些资源，马旭利用它，利用这种表现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伞头秧歌的歌词，而且写得非常动人，也很亲切，我想大部分都是马旭的原创。它大部分都是原创，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近几年我也看过他好几本他创作的诗歌，他的诗歌不管写得怎样，是对这本小说提前的准备。特别是伞头秧歌这一部分。这跟他这几年来热衷写诗，写词，写诗歌很有关系。这些诗词对他在小说中伞头秧歌的发挥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很大的帮助，这么多年的积累在长篇小说里得到很自如的展现，除了叙述语言外，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欣赏肯定的，他让我想起了少数民族对歌，想起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因为咱们都是即性的表演，即性的创作。那种环境，那种需要，引发伞头秧歌领头的，他来现编现唱，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文化现象。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广场艺术，广场文化，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补充一点在人性的挖掘上，站在马旭的视角，马旭的立场上来塑造了一大群鲜活的人物，刚才发言的都提到这一点了，许多人物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心锤呀，富贵呀，牛崇善呀，拴柱呀，翠花呀，兰兰呀，性格都非常突出，而他们的性格与善的主题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而且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深化他的主题有帮助，这些人物，这些人性本善的表现，揉合的非常了。大的主题，善的主题，不仅达到了技术上和平衡，也达到了艺术上的平衡。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佩服的。马旭应该说是后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