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系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冯印强

帖系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冯印强

       一、帖系精神实质是人文精神

    提起“帖”，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清代学者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此二论是最早系统提出“碑”和“帖”两个书学概念并进行专门阐述的学术论文。尽管阮元二论的动机在于尊碑卑帖、期望书家们从二王法帖体系中解放出来，这样则“不为俗书所掩”，带有明显的偏激倾向。但也确实由此打破了晋唐以来的帖学独尊格局，开启了碑帖对垒、并存发展的书法新史篇。从此，碑、帖作为两大书法传统范畴和书学概念才被学界和书法界接受并研究下去。

    我们通常所说或公认的“帖系”开山鼻祖是东晋的王羲之。王羲之作为崇尚玄学的南方贵族，一变汉魏以来凝重质扑的书法风气，开创了流丽而猷劲的尚意重韵“流美”书风。这里所谓的“流美”，指书法是一种流动的美，它随着笔墨的流动而生成。“流美”作为美学概念，不但体现在书法的生成环节，同时也体现在书法的欣赏接受环节，由此便衍生了“意”的概念。也就是说，“意”是通过“流美”这一书法生成过程而被感悟出来的不可言说的综合概念。“意”体现在中国书法本体和书法美学范畴，一方面指创作主体的情感心态；另一方面是指书法的意趣。由此，“意”从另一方面又成了书法创作和审美接受之间的纽带。在这里，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正是通过“意”被欣赏者感觉接受，从而达到创作和欣赏之间的情感共鸣的。

    王羲之的伟大之处在于确立了“尚意重韵”的书法美学思想和形成了流丽猷劲的个性书风。它是在当时儒道合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和当时儒道合一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结果。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互补、平和共生的哲学理想，同时也体现了道德、礼义等传统伦理价值，映射着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形态。因而受到历代文人书家的推崇膜拜。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身为帝王之尊，独崇王羲之。这种“尊王”主张不但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书圣”地位，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晋唐以后的书法思想。经历代发展沿续，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帖系书法传统，统领着明末傅山“四宁四勿”提出所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以前的整个书法史，构成了博大精深的帖系书法文化，成为当今学界和书法界研究书法史和文化史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整个帖系书法史的书法家大多或基本上都是文人和社会精英。无论是帖系鼻祖王羲之，还是尊王崇王的李世民；无论是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还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以及赵孟（兆页）张瑞图、董其昌之流等，他们的社会身份都是官方或文人身份，他们崇尚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人文价值观，承载着文人知识分子的应有使命。当他们把这些人文情怀诉诸于文字的书写时，体现的是韵意十足的精神境界、流美中和的审美意境，以及精到成熟的完美品格。表现在书法上则带有明显的文人气和书卷气。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帖系书法就是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是由文人创作的、具有文人情怀和人文特征的书法文本。综观整个帖系书法史，文人书法始终体现着文人书家的人文关怀，悬置着文人书家的价值使命，折射着文人书家的终极追求，彰显着文人书家的精神品格。而这些，正是传统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说，帖系精神的实质是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应有品格，是儒道合一的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层面的核心内容。书法的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抽象的线条和优美的造型获得的。通过追求意境讲究笔墨意趣，注重法度和建立和谐统一的内容和形式显现出来的，代表着书家的主体精神理念。同时，书法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法又是这种人文精神引导所产生的结果。而这，才是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我们治书法文化史，不能不关注帖系书法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抛弃帖系书法史，我们对中国书法文化史的研究将无从谈起。

       二、帖系传统的历史局限性

    应该看到，从王羲之到傅山“四宁四勿”提出所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的一千多年之间，尽管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帖系书法传统和帖系书法文化。但如果我们站在书法发展的时空框架加以审视关照的话，就会发现整个帖系书法史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和空破。从书法审美形态来讲，帖系书家没能逃出文人气和书卷气的帖系意味的窠臼，缺乏书法审美的范围性突破；从书法观念来讲，帖系书家没能摆脱案头把玩、修身养性的思想局限，缺乏书法观念的认识性拓展；从书法本身来讲，帖系书家没能跳出“法”和“经典”的取法途径，缺乏对书法取法素材的开拓性关照。这是帖系书法至明末走向靡弱、甜俗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渊源。究其根源，那就是帖系书法没能脱离儒道合一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和民族哲学的局限性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儒家“中庸”思想对帖系审美意境开拓的限制。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和方法论，是传统思维观念的主题内容，由中庸派生出来的温柔流美、不激不厉的书法美学规范，它的实质是建立了一个大统一的共性标准，从而约束着个性标准的张扬和发挥。这样一来，每个书家都在这一共性标准规范下讨生活，都屈从于这个规定好了的共性标准，那么个性发挥也就带有明显的制约性。而这个大一统共性标准建立的思想根源，就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造成的。然而，书法作为艺术是张扬个性的。没有个性发挥就不可能有突破性创造和发展。事实也是这样，翻开帖系书法史，从二王到明末的整个帖系中都充满着浓郁的“帖”味。这个“帖”味，就是帖系的共性特征。而且这个共性特征是一个没有明显突破和发展的共性特征。尽管帖系大家们大都张扬个性，但由于整体文化环境没有改变，因此他们也不可能逃出建立在“中庸”这个基点上的共性特征控制。

    其次，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限制了帖系书法的创造性发挥。“道”作为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本理念和终极追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意味，具有无法言说的思想价值，构成了本民族别具特色的哲学思想，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但由于文明是文化的高极形态，而文明是需要主观创造的。在这一点上，“道法自然”的实质是舍弃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在这里，“自然”属于追求的境界，“道”属于思维范畴。一旦把“道”的思维境界置放在“自然”这一理想范畴，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再主要了。这一观念完全背离了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主题，存在着反文明的意味。作用于书法中，就是帖系所倡导的“无为为美”。人只要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道”的境界。那么信手而来就是“自然”创作。帖系书家对《兰亭序》的推崇膜拜，对“无意求佳乃佳”的片面理解，对”狂张颠素“的随意赞扬，莫不是受“道法自然”、“无为为美”观念的影响。事实上，“道法自然”、“无为为美”作为美学思想和创作观，无论表现在书法作品的创造环节，还是表现在书法作品的欣赏环节，负面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无为为美”作为创作观，违背了艺术需要利用形象和抽象思维来构思创造这一主题，带有消极的被动生成意味；“道法自然”、“无为为美”作为审美理想，主要对应的是作品制作生成过程，忽视了对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针对性评判，混淆了作者和作品在艺术作品本身的主体位置，不能就作品本身思考书法艺术的发展机制。

    第三，“以人论书”的等极思想限制了帖系书法的取法途径。第三大行书的作者苏东坡有一个重要的论书语，是对以人论书的经典论述：“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这里所说的“工”，是书法审美价值；而这个“贵”，则是指书法的社会人文价值。身份不同，书纵然“工”也不一定“贵”。可见，当时书法的社会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是和作者的身份紧密联系的。在这一“谬误”观念影响下，二王以后的历代文人书家大都带有以人论书的等级倾向，只看“贵”的“工”，把“贵”的“工”视为“经典”。从而形成继承经典--创造经典--继承经典--创造经典这样一个往复循环发展链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二王以后至傅山“四宁四勿”的提出所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之间的书法史视为“经典成就经典时期”，正是基于以上历史事实。而这一时期，就是帖系的一元独尊时期。经典成就经典是以否定或蔑视民间书法为代价的，它意味着书法艺术缺乏民间现实生活的植入，因而走向忽视民间追求完美的宿命结局也就成为必然。可以想象，缺乏民间现实生活植入的艺术，缺少创作源泉的艺术，它的原创性冲动哪里来呢？

    由上说明，帖系是张扬人文精神的传统书法体系，同时也是缺乏创造精神的传统书法体系。我们应该辨证的、历史的看待帖系书法传统，认识到帖系书法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从中寻求对我们有价值的书法线索，容入到我们当代的书法文化中来，从而构建当代的书法人文环境和书法发展机制。

冯印强

       三、帖系精神的当代意义  

       我们生活在观念转型的时代，表现在书法上，则显现的是多元和开放姿态。显然，当今书法的文化语境已经脱离了儒道合一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控制，不可能再像古代书家那样利用书法来进行儒道合一的文化人格构建，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儒道为内核支撑的传统书法文化生态环境，这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使然。然而，脱离儒道合一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构建了新的书法文化思想体系。事实上，随着传统书法的文化语境被抽离，所附加在书家身上的文化身份被剥离，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影响。书法职业化、边缘化、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展厅文化”的逐步确立，伴随而来的是人文精神缺失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传统书法的人文精神和书家的文化建构使命又被重新提到讨论上来，帖系书法在清以来遭受冷落之后又被重新重视。

        然而，我们对待“帖”的姿态和对帖系本身的研究都还不够正确和深入。前面说过，传统帖系书法是由文人创作的、具有文人情怀和人文特征的书法文本。它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就是文人气和书卷气。如果说明末傅山“四宁四勿”的提出本身是针对帖的靡弱向传统帖系开始说“不”的，那么随后所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可以说是对帖系传统的彻底颠覆。这里面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颠覆传统帖系（文人书法）的还是文人。以康有为为例，康有为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书法家，政治上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文化上可谓著述丰厚。但他同时是一个典型而激进的“尊碑卑帖”者。康氏所创作的书法文本也带有明显的非文人倾向和浓郁的民间气息。问题随之出来：这些新的文人创作的书法文本是不是也算文人书法？如果是，那么传统文人书法的文人气和书卷气审美评判标准就应该改写；如果不是，从另一方面又反证康有为不是人文，这可能吗？因为我们对文人书法的界定本来就是针对书家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身份而言的。理论家朱中原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并由此提出了“文人的书法”这一概念。朱中原的意思是说：传统“文人书法”是由文人书写的、具有文人情怀和人文特征的书法文本。康氏等“新文人”书写的、带有明显的非文人倾向和浓郁的民间气息的书法文本不具有传统文人书法特质，应该属于“文人的书法”。事实上，朱中原把“文人书法”和“文人的书法”作出划分，初衷主要是针对清以后不断产生的新的文人书法而言的。无疑，这样的划分在保持传统文人书法的历史性和纯粹性的同时，又对新生的文人书法无限的囊括。我认为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因为，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对应到不断产生的新的文人书法体系，也对传统帖系的深层认识带来一定障碍。比方说当代的王镛和黄敦，王镛是中央美院的博士生导师，黄敦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两人可以说都是文人。但王镛走的明显属于碑学范畴，而黄敦则属于纯粹的帖系传统。按照朱中原的划分法，则黄敦的属于“文人书法”，而王镛的属于“文人的书法”。因为王镛和黄敦有着相同的主体属性，那么接下来讨论的就不是书法创作主体而是“文人书法”和“文人的书法”两个概念本身了。抽离书法的创作主体属性来讨论“文人书法”和“文人的书法”无论如何都显得多余和没有意义。此外，谁又能说以王镛为代表的“新文人书家”所创作的具有民间气息的书法文本没有文人情怀和人文特征呢？如此，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用传统帖系和传统文人书法的美学标准来框定当今不断新生的“新文人书家”的文化身份呢？

        我认为，正象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性书法现象和书法存在一样，帖系传统是一种历史性的书法现象和书法存在。它们都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过去，都是中国书法史和中国书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明末清初所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的进步意义在于书法观念的理性深入和审美意识的有意拓展。我门应该正确认识并对待这一历史事实，站在书法本体和书法美学尤其是书法文化的立场来解读帖系传统。把碑、帖作为两大传统阵营来看待并进行比较性深入研究，认清碑、帖因不同的审美境界和文化背景而有着同等的艺术价值。努力从书法文化和书法本体层面寻求碑、帖在当今的存在和发展机制，而不是从技巧和形式层面为书法划分门派。另外，我们当今的书法取法途径和创作观念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被传统帖系和传统文人书法所囿，也完全没有必要用传统帖系和传统文人书法的美学标准来框定当今“新文人书家”的文化身份。我们不是倡导书法家的文人化吗？那么我们很有必要考虑建立新的文人书法美学标准，而建立新的文人书法美学标准，它的前提应该是针对新文人书家及其书法作品共同映射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尤其在喧嚣浮躁的当今，我们学习和重视帖系传统，就是要倡导书法家的文人化，就是要找回失却的传统人文精神。前面说过，帖系精神的实质就是传统人文精神。我们弘扬帖系精神，就是弘扬传统帖系背后所涵盖的传统文化精神；我们继承帖系精神，就是把传统帖系精神转换成当今社会整体所追求的“公共社会价值”和现代人文精神。把书法的人文精神建构植入到一种公共化的公民精神与公民意识中，探求并树立书法新的文化核心地位，引导人们的精神和文化消费，从而担当起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双重使命。这，或许就是我们弘扬帖系精神在当代的真正意义。

       发表于2007年6月份《中国书画报〉》

冰山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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