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秋吟谈书法】——宋代至明代的书法美学
本帖最后由 吟秋紫砂 于 2014-8-25 16:38 编辑从宋代开始，古代书法美学进入了第二阶段，对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情理统一、以理为主的审美原则被突破，个人情感因素越来越凸显主流意识，以情为主、重主观、尚个性成为此阶段的主流特征。
此阶段着重从个人的角度，从人的内在精神表现上探讨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强调创作主体的人品、修养，突出地发展了“书如其人”说，反对拘泥法度规范，提倡个人意趣的自由抒发和表现，崇尚阴柔之美和具有“丑”因素的反和谐的“狂狷”之美。
1、宋代的书法美学宋代的书法美学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二阶段重情感、重主观、重个性对的美学思潮的兴起。书法艺术的抒情表现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宋人“尚意”即重个人意趣，情怀之自由抒发，成为时代的主流美学思潮，并大力提倡“书如其人”说。注重人品修养，追求“书卷气”，追求“潇洒倜傥”，阴柔之美，突破了平稳和谐的“中和”之美，表现了不和谐、不平稳、具有“丑”的因素的书法审美境界，从理论上肯定了“丑”。（提示：当下书风以“丑”“怪”为美的历史根源和依据就出自于此！）
苏轼言其书法是“愤悱而发”，主张“聊寓其心”、“乐其心”、“学书消日”，苏轼把书法创作看做“逍遥游”，可以“消百忧”的“至乐”之事，看做如同“博弈”，又胜过“博弈”的娱乐。
欧阳修更直接提出了“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主张。他们认为，书法可以摆脱外物外事之累，在书写过程中获得个人内心之自由，保持个性之独立，忘掉世事烦恼和不平，以消极、看破尘世“为物所乐之心”，视万物为儿戏，于万物中得一乐而足矣！
宋人提倡“书如其人”说。苏轼说：“古人论书法，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而不贵也。”反过来讲，由于人品高尚，其书法作品之地位便会更受推崇，特别通过颜真卿的人品与书品大扬“书如其人”说。
与推崇道德上的人品密切相关的便是对知识修养上的“书卷气”的极力倡导。主张功夫在书外，苏轼说：“退笔如山未还珍，读书万卷是通神。”的确，晋唐两代书法大家，在学识、修养方面的广博，精深程度，是不如宋代的苏轼诗、书、画、文样样精通。
宋人突出“神”、“韵”。由于强调书法的抒情表现功能，在形神关系上必然突出“神”、“韵”，并作为书法品评的最高标准。这种审美追求同第一阶段对“骨”、“力”、“势”的推崇有两点改变，一是由外在“形”向内在的“神”的侧重点的转移，二是由“壮美理想”向“优美理想”的转变。
宋人强调“无意”。由于重情感、个性，强调个人情趣之自由抒发，所以大力提倡创作活动之“无意”，更“无法”，要求摆脱一切理性规范、法度原则的束缚，张扬天才，追求“意造本无法”、“信手写去”的天造意境，但求意足，不计工拙。排斥了“意在笔先”法度思维，讲求“无意”的感性灵感。
米芾“无刻意作乃佳”倡导随意而发，一气呵成“一笔书”，反对“安排”、“谋篇”。重意趣，宋人打破前人的法规，极大反对“唐法”，强调“无法”。苏轼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认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宋人肯定“丑”的审美理想，追求“藏巧于拙”的境界，以“拙”为美，认为不会形式规律的“丑”的因素有助于表现活生生的个性趣味，并大加追捧。
2、元代书法美学在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下，汉族文人心怀不满，又无力反抗，只好埋头于艺术之中，缅怀古代艺术，在纯形式的玩味之下寄寓超脱的情怀。赵孟頫是元代优美理想的典型代表。
元代书法美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宋代情趣化趋势的延续，一方面又是愤昂之情的淡化。由于民族压迫，宋人那种书生意气式的勃勃奔放之情已经逐渐消逝，以“中和”之趣代之“中和”之美，这种思想在书法美形态上的表现便是崇尚一种秀媚的风格。
赵孟頫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隐逸之性卓然而生，崇尚“清幽”、“清妍”、“清远”的意境，寻找“清气”。在书法创作中，将“清逸”的理想一寓书中，特别是他的楷书，更是圆润清淑的阴柔之美。其书风为古代书法阴柔之美产生了极大的引领作用。
3、明代书法美学明代书法美学的发展出现两种主要思潮：一是继承发展宋元以来的优美理想，又分为两种形态：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崇尚潇洒飘逸的书风；以赵孟頫柔媚秀婉的书风。
二是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浪漫书风。宋代以来重主观抒情，张扬个性的审美思潮，在明代发展到了极致顶峰，集中体现在以“狂草”派为代表的审美追求之中。他们为情是尊、不拘法度、力求丑怪，其笔墨随情感激流肆意挥洒，追求不和谐，突现惊骇人心的粗服蓬头的“狂狷”之美，这是市民文化精神的体现，冲破了以文人文化精神为中心的审美原则，彻底走向了世俗。徐渭是这种书法的代表。他的书法作品，字忽大忽小，忽草忽楷，笔触忽轻忽重，墨色忽干忽湿，故意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其草书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密密麻麻，空间密塞，密不透气，无法无呼。
明代“书如其人”说达到了巅峰。此说由汉代杨雄首提，宋代使之光兴，又经过元代郝经的阐发，以改充分发展。到了明代，由项穆进一步提出了“心相”说、“心正则书正”说，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论述。他认为：“人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他肯定了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成就，认为他们“皆忠义直亮之人”。认为赵孟頫之书“温润娴雅，娇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
蒋秋吟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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