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书法人生: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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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书法人生: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的行书时珍墓志跋。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认为只是“余事”，然而，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在书法艺术上所花的时间相当多，研究书法艺术及其相关活动并非他生活中的余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把书法艺术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的。

　　对于梁启超一生中的书法创作活动及其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在拙著《梁启超的书法艺术》一书中已有较详尽的论述。本文着重列举梁启超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包括重大的公众书法活动，展示其书法人生。

　　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梁启超18岁时(1890年)，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倡导碑学。梁启超正好在这时拜师康有为，自然对其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梁启超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9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里的临池经历：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启超回国。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书法临池。1916年7月14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接着赴欧洲游历。游欧回来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法艺术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3年4至6月间，梁启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

　　1925年，他在题跋《张寿残碑》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有“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句，还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平时临习碑帖用功之勤奋。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综上所列，可见临池学习书法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卧病在床，还是那样乐观地坚持进行书法学习。梁启超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长期临池学习下苦功夫是分不开的。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启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书法活动。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属于商代的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汉13件、东汉125件、三国13件、西晋5件、东晋9件、十六国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十国7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辽国1件、金国5件、西夏国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民国4件、无纪年6件。从《目录》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从朝代看，商代至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无不有之；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学术界、书法界中较具权威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其所收录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可谓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想象。

　　至于梁启超是从哪一年开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著述中也未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从1916年开始陆续对所收藏的碑刻拓本进行校勘和题跋，在多件拓本跋语中谈到其收藏时间、地点和来源，其中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为梁启超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收藏碑拓的爱好，何澄一是不会从千里之外给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而在1909年之前的11年间，即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起，梁启超一直逃亡在国外，他不可能直接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在此期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有收藏碑刻拓本的爱好，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梁启超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经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了。当时，受到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的影响，更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大力倡导碑学，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在十九世纪90年代初萌发收藏碑刻拓本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极少数如东汉的《樊敏碑》等数件为明代拓本和东汉的《张迁碑》等近十件为清代乾隆年间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那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计(包括友人馈赠和花钱购买在内)将其拓本弄到手。

　　梁启超跋《颜勤礼碑》云：“碑以民国十一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说明梁启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时间跨度足有30年。

　　梁启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时，还对其中的130多件拓本进行题跋。最早的题跋是写于1916年1月的《礼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历年断断续续都有题跋，时间跨度达11年。1918年1月，共题跋34件。而大部分的题跋多集中在1925年，这一年题跋(含再跋)超过100件。

　　梁启超所题跋的碑拓，有汉代和魏晋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题跋的内容主要有记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去向、记录碑拓的递藏经历、校勘考释、题署碑刻名称和年代、品评书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却十分精练，可谓字字珠玑。

　　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人们在惊讶之余，更为梁启超的精神与毅力所叹服。

　　两次重大的公众书法活动

　　梁启超一生中参加过的重大公众书法活动主要有两次。

　　其一为1913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三)，梁启超发起在北京万牲园举办修禊赋诗作画写字活动。应邀参加修禊活动的有满清遗老诗人易实甫，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诗人严复以及画坛名宿姜颖生等北京学术界名士、诗人等40多人。大家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尽遣雅兴。梁启超当时作有七言长古诗一篇。

　　他在次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老宿咸集矣。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次乐事。”又在12日《与娴儿书》中说：“修禊诗，录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后，吾第一次作诗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诗殆压卷矣。”梁启超在信中还称：“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信中描述这次活动时用了三个“第一”：归国以来“第一次乐事”和“第一次作诗”，兰亭以后“第一佳话”。可见他对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是何等之兴奋。

　　另一次活动是1926年秋，梁启超兴致勃勃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作书法演讲。其演讲由学生周传儒手记，以《书法指导》为题，1926年刊于《清华周刊》第392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102卷。

　　梁启超为什么如此乐意作书法演讲呢？他在演讲前的“开场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

　　1919年，梁启超赴欧洲游历。归国后潜心学术研究，花在书法学习和研究方面的时间也特别多，有极为丰富的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再加上在游欧期间，接受了西方的美学思想，运用于书法研究中，因此这次书法演讲非常成功。他在这次书法演讲中提出的书法美学思想，被书学界称为现代书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来源：江门日报 作者：陈福树）

张立宇

森豪正室

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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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梁启超
(所属类型：毛笔书法)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参与过“戊戌变法”革新运动的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先声人物。

　　首先，梁启超是一位大文人、大学者，这里我们不妨从先生本人的著述之丰简略了解一下。众所周知，梁启超从1892年19岁那年便留下了最早文字《读书分目课程》，一直到 1928年由于病魔缠身而不得不停止《中国文化史》、《辛稼轩年谱》的写作为止，短短36年间，先生之于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与著述均取得令同时代人难以比肩，以及后来者如仰高山的丰硕成果。其中，仅以长达148卷的《饮冰室全集》（未完）已有 1400万言之多。不难想见，任公于文事的理解和付出无疑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颖悟和勤奋的。

　　接下来，对梁启超这样一位具有无穷天资，以及对多门学科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大文人、大学者言之，想来在书法方面的涉猎恐怕仅仅只能是先生一生风云之中的一件“余事”……话如此，可细究起来；则任公于书法这一“余事”的领悟却又是不容忽视和值得研究的。谈到书法，梁启超于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研究都同样地取得过很大的成就，对后世人们进行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用“学许多家、兼收并蓄”（陈永正语）这句话进行概括梁启超在书法创作道路上所走过和历程及取得的成果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一段世人皆知的历史告诉我们，斯时，是历史的车轮将华夏民族由强盛的专制帝国推进到了晚清及民国初的社会纷争、割据、内忧、外患四起……在那时，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那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受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影响而形成自身家数的美学思想的出现，将中国近现代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二者划开了一道明显的界线。随着近代主体艺术在审美方式上主观与客观对立分裂的倾向，于书法的审美，梁启超先生以其自身的学识与颖悟注定了先生在书法这一“余事”上的关注与研究。在梁启超尚未真正地将自己的书法理论研究指向具体的美学领域的前期，他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关注大多依然只是停留在对“尊碑”的身体力行上。作为康有为的弟子门生，一直以来，梁启超在书法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认识上都是受乃师“尊碑”之说影响的，毕生尚碑的梁启超并不“碑唐”。梁启超较乃师康有为有着更加包容的学术思想。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这已是过去近百年众多专家学者肯定的。在此，依笔者一孔之见，以为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的先声人物，其中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出发。中国近代史上，大批的志士仁人的思想形成与西方的哲学家们的思想形成有着截然不同的倾向。这其中，西哲们总是致美学于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思考，而在中国，明显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们则大多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形成自身的美学思想。于梁启超而言，在当时作为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社会活动家，其对美和艺术的思考以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为前题也就在所难免了。他在北大讲演中将在一般人眼中看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写字称之为“美术”，而认为写字“成为美术的原因，约有四点。”即写字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

　　第二，从学术本位出发。长期以来，人们为何对美学问题缺少关注？德国思想家阿多诺（Theodorv  W  Adorno）认为是因为在广大学者中间，对美学的怀疑与该学科的学院性有关，并且指出在学院派人士中，有一种避免不确定性和争议性的普通的惯例。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北京大学作书法演讲时的讲稿——《书法指导》中有说到“各种艺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旁的所没有的优点，写字有之。旁的所不能表现者，写字能表现出来……”这段话可以断定，梁启超在自己的思想认识范畴中将书法定义为众多艺术门类之首，想来这恐怕也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了。

　　梁启超先生能以“新的观照，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笔者按：主要是比较东西方艺术）研究书法美学问题可以得见。是时，先生认为“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杨雄‘书为心画’的话，被后人借来说书法是心灵的图画，但也没有人明确地将‘心画’与艺术价值的高尚联系起来。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当时人本主义思想的反映。不管梁启超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思想把千百年来以临古为目的；以临摹成为理想的书法观，改变为将临古、习今统摄于抒发主体情性、创造有个性的书法的总目标之下。梁启超这一美学思想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引自《书法美学思想史》第686页）

　　第三，从艺术思想特征的形成看。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现实的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峻深刻。同时，也因了明清一直延续着的重事功的主观唯意志论思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极大的激发，以及囿于当时社会以及文化的转型……人们从梁启超那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和能够积极地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难看出，在先生把当时社会的种种变化引入到自身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思考之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身的美学思想。缘至于此，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进行剖析后，人们可发现，先生于美学的思考和体认有着众多的社会因素，可根本的明显的发韧却是由“实践性人格的造就”、“无所为而为的美”、“美变异为善的可能”、“近代因素和古代因素”4个块面组成的。至于先生还在一些文著中提出的“抑阴而扶阳”的美学主张，以及强调并推崇“须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该做，某件事怎样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等等的一系列“新民”思想，则可看作是梁启超本人对实践性人格的认知与体会的最高境界。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经历的东西方文化大碰撞，梁

　　启超堪称是一位很能将西方文化熏染转而化之为利我国人的智者。

　　第四，以对后世的影响论。与王国维一样，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产生在古代美学和近现代美学的交界。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美学思想在零碎、简略的形式中潜伏针对后来的美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对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的研究，还因了梁启超于美学研究所涉及审美的“崇高”是较为偏重于外在形式的，但更多地带有意志实践的性质也是先生美学思想的根本之一。虽说梁启超在这一“余事”当中的论述往往因缺乏稳定性而难成系统，可仅仅这点，想来是不会影响先生作为中国书法美学在近现代的前进与发展中的先声地位的。在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的发展史上，众多的如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家（尤其是在书法美学研究方面取得过较大成绩者）的涌现，以及他们当中大多的学理研究，显然在学术思维与思辨二方面都受到了梁启超那“为善、为美”的美学思想所启发和影响的。

　　参阅资料

　　○《美学理论》（德 阿多诺著，1998年）

　　○《中国美学主潮》（周来祥王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书法美学思想史》（陈方既、雷志雄著，河南美术出版社1g比年）

　　○李义兴《梁启超书法创作思想寻绎》（《中国书法》1993年5期）

关键词: 书法美学  书法  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  书法创作  中国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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