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贵”——明代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张金梁）

沐云堂

“名”、“贵”——明代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





在古代书家中，能留下书名及作品的，大都是身份高贵人品高超之人。故欧阳修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泥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真卿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爱其书者兼取其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圣贤必能书也；其余泯泯，不复见耳。”[1] 其准确地说明了中国古代书法具有非常明显的书以人传附庸性，苏东坡承袭了座师衣钵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2]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其人”呢，显然是地位高贵事业显达者方可入围，地位低下的工匠百姓排除在外，书法“虽工不贵”，这是传统的伦理观念作用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门阀观念逐渐减弱，士人的地位也逐渐降低。时到明代，由于封建专制的加强，朝廷对士人更不礼遇，入仕为官者遭廷杖系狱司空见惯，一般士人可想而知，所以士人的平民意识不断加强。特别是到了明代的中晚期，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市井经济的蓬勃兴起，诸多难登仕途的学子及失意官场的士人，不再将“学而优则仕”作为唯一的人生价值去追求，他们也不隐居山林，而是甘心身处市井，“游于艺”成了他们的终身事业，一批市井书家迅速崛起，与朝廷书法分庭抗礼，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书法评论的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书以人传的局面得到了一定改变，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论明代书法云：“吾吴郡书名闻海内，而华亭独贵。”[3] 其中“名”和“贵”问题，成为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



一



书法上的“贵”，含有尊贵、权贵、贵重、珍贵等义，是由书者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诸如帝王、权臣、高僧、名道等，此所谓“贤者”“其人”也。王世贞曾举例证明华亭书法之“贵”：“沈度至学士；粲初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张骏至尚书；电至侍郎。时人语，前有‘二沈’，后有‘二张’。”[4] 仔细审视，其中又有独特的内涵。

所谓“华亭”，即现在的上海市，古称云间，曾为华亭府、松江府住地，明代此地出现了不少书家，王世贞所论者，便是其中代表。沈度，初坐累遣云南，永乐初编修杨弘济以善翰墨荐之，官翰林典籍，预修《高皇帝实录》，承命书《孝慈皇后传》及《古今列女传》，累官翰林院学士，“尝赏二品金织衣，新制象笏，缕公姓名，涂金色赐。”[5] 沈度书学宋克、赵子昂，参师“二王”，婉媚飘逸，雍容规矩，永乐帝誉为“我朝王羲之”[6]，“令太子诸王咸习焉”。[7] 后宣宗、孝宗等皇帝皆酷爱其书，成为朝廷“台阁体”书法鼻祖。沈度“尝言于上云：‘臣有弟粲，其书胜臣’，遂被征用。” [8]由中书舍人，官至大理寺少卿，帝尝“赐龙香墨，枣心笔”[9] 以示宠爱。“二沈”同事文渊阁，世称“大小学士”。祝允明云：“二沈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谓绝景”，[10]良有已也。

王世贞所谓“二张”，指张骏、张电。张骏，以举人善书选为中书舍人，官至光禄寺卿。正德初，太监刘瑾乱政，为示淫威，时值“《通鉴纂要》成，瑾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誊，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11] 成为明代以书学入仕罕有的授官尚书者。张电，以书荐于朝廷，皇史宬建书匾称旨，授鸿胪寺序班，历中书舍人，官至礼部左侍郎兼司经局正字。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书：“极圆熟妍美，所取显重者，仅姜氏体耳。”[12] 但大受皇帝宠爱。《松故述》云：“（嘉靖帝）尝命书古赋一篇，电书完却欢饮大醉，上遽召内侍掖之而行。上视所书赋甚悦，见其醉状，连呼酸子，而已，遣之归。”[13] 曾伴帝进香代拜，游禁苑入龙舟，母卒赐祭葬、归赐驰驿；赐衣白云麒麟飞鱼，荫子二，给三代诰命；赐御制诗、勤慎字、平安字、道德经、斗母像、茶、牵羊、银瓢、绣袋；赐历者六，赐金自十两至五十两，赐币自一表里至四表里者三十七，赐祭品脯醢者二，赐御前品者五，赐嘉靖钱钞者三，赐如意、丹生脉散香需煎者四；端午、除夕诸节物之以岁赐，服玩用器之以时赐，酒饭之以日赐者不可胜数。“于人主或不得一被晋接拜敝衣余食之惠，而公所遭际如此，岂非所谓千载一时哉！”[14] 当时内阁权臣，也难得如此丰厚的赏赐。不难看出，张电是继沈度之后，特受宠爱的“台阁体”书家。

关于“二张”，文献上有不同记载，《云间志略》云：“（张）骏工书法，行草隶篆，入妙入神，与东海齐名，时号‘二张’。”[15] 书史上多赞同此说。“张弼，字汝弼，号东海，华亭人。成化进士，历官南安知府，极有时誉，周德中称之为‘神仙太守’。草书宗怀素而未能脱宋广、解缙之俗习，然为时所重，海外之国，重赀购求。”[16] 由此可知张弼书时名之重。张弼比张骏稍长，皆在成化、弘治年间以草书名世，且张骏不仅书步张弼后尘，取名、字、号皆仿之：张弼字汝弼号东海，张骏则字天骏号南山，所以人们议论书法，往往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续书史会要》云：张骏“草书宗怀素，得其龙蛇战斗之势，论者病其伤于雕琢，又似婢学夫人，故居于张东海之下。”[17] 此评出于祝允明《书述》“又有张天骏者，亦将婢学夫人”，[18] 祝氏也是在先论张弼再评张骏的，不过后面词语更加激烈，不但非其书亦贬其人，原因除书法因素外，还与张骏亲近阉党有关。因此说，将张弼、张骏合称“二张”，有其合理性。张骏、张电辈份相差很大，张骏古稀之后去世时，张电才十二岁，当时人将此二人合称的可能性不大。王世贞舍张弼而取张电合称“二张”，是张骏官尚书、张电官侍郎而受皇恩更大，用此来说明华亭书法之贵，与书法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从实际情况看，华亭还有不少以书法得官而受宠者，如朱孔晹，永乐时承命书“大善堂”匾称旨，授中书舍人。永乐迁都北京，“宫殿成，禁扁皆孔晹书，遂升编修。孔晹历事四朝皆以法书被知遇，升春坊中允，”[19] 官至顺天府丞。其族弟朱铨从之游，亦“以楷书鸣当世”，[20] 被永乐帝选写金字经而入翰林，官至刑部侍郎。沈粲门人陆友仁，“善楷书，官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21] 还有金纯，精楷书、章草，官中书舍人。张黻，书学陈文东，永乐中以楷书授中书舍人，至礼部员外郎。张黼，以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应天府丞。俞宗大，以善书荐授中书舍人，官至吏部郎中；子俞珙，亦能书为中书舍人；孙俞顺，亦能书，仕终南京鸿胪寺丞。此时“二钱”亦大有书名。钱溥，以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通。弟钱愽以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终四川按察使。《詹氏小辨》曰：“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宋）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二沈’、‘两钱’承之。盖就纤浓遂成云间字习。”[22]“二钱”虽然不在宫廷书办为官，但因其官职显耀，其书为世所重。嘉靖陆深在朝廷书名较大，官至詹事兼翰林学士，《云间志略》谓其：“真行草书如铁画银钩，遒劲有法，颉颃北海，而伯仲子昂，一代之名笔。” [23] 以书法受宠于嘉靖帝的张电，便是他的学生。之后莫如忠，以进士累官至浙江布政使，“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工草书，势若龙蟠虎卧。”[24] 其子莫云卿，有“神童”之誉，补博士弟子，精书法。董其昌《容台文集》评莫氏父子有“此为甲乙，真如羲献”[25] 之评。明末董其昌的出现，无疑为松江书法增加了一道明亮的光环。其以探花官至礼部尚书，执书坛之牛耳，有“明朝止有一大家，董先生是也”[26] 之誉。董氏书法为明代华亭书独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明代有选善书者为官制度，而得官者皆为朝廷文秘职务的中书舍人，直接为皇帝服务，而华亭所出此等书家最多，正如陈继儒《题〈崇兰馆帖〉》所谓“吾乡独以工书遇主”[27] 之论，恰好给王世贞“华亭书独贵”做了得体的注脚。“遇主”书家们的成名形式是由上而下的，即皇帝、朝廷的认可，成为他们在社会上善书的有力广告。而这些书家也由“书而优则仕”的“遇主”而贵，这是明代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此也可以看出，王世贞所谓书法的“贵”，与苏东坡所说“贵”的内涵不尽相同，东坡之论主要指书者的地位人品，而王氏之论的标准主要看得皇帝、朝廷重视程度，也就是说以书所得功名利禄的多寡。因此，明代“遇主”而“贵”书家的书法，便局限于怎样让主子满意为宗旨，这便大大的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只能围绕着“台阁体”绕圈子，这也是所谓明代高贵书家书法水平低下而不能征服后人的主要原因。



二



书法上的“名”，其在书法史上有两个含义：一是纯以书法艺术的对社会的影响而出名者；二是由于其它艺事，诸如诗人、画家甚至名僧、名道、名闺、名妓等，他（们）若善翰墨，也多能留下书名。王世贞所谓“吾郡书名闻海内”，专指前者。

由于吴中在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环境和经济基础，出现了市井书家群体，其共同特点是非进士的在野人士，或是以荐举做过短暂小官者，他们的主要业绩表现在书法的自由发展上，代表者有：沈周，少谢荐举，隐遁自适。书法宗黄庭坚，成就斐然，开明代独习宋人书之先河。“一时名人皆折节内交，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 [28]日本宇野雪村《中国书法史》曰：“沈周是文人画即所谓吴派的代表画家，很有名气，他以学习黄庭坚，抵制流行的书风。”[29]其看到了沈周书法对吴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所谓抵制流行书风多有臆测。祝允明，弘治举人，官至京兆，在官七年归去。其书师法广泛，“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30]其书名天下，“海内索书，贽币踵门。”[31] 然而不善理家，又好酒色六博，挥金如士，润笔难以偿债。唐寅，乡试解元，春闱因试科场舞弊案株连入狱，绝意仕途。其狂傲不群，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成就皆高。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书入吴兴堂庑”[32]。唐氏居家鬻书买画，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文徵明，“于文师故吴少宰宽，于书师故李太仆应祯，于画师故沈周先生。”[33]其十试不售，除荐为翰林待诏三年外，其余时间蛰居乡里，“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34]。成为继沈周、唐寅之后，最受人们青睐的职业书画家。

辈份稍低的书家有：陈淳，国子生，受业于文徵明，楷书初学文氏，行书出于杨凝式、林藻、米芾，“笔气纵横，天真烂漫，如骏马下坡，翔鸾舞空，较之米家父子，不知谁先矣。”[35]草书气势宏大，意味深长，受允明影响较大。又精篆书，“巡抚都御史陈公，知君精于篆法，开馆礼聘俾书《五经》、《周礼》镂板置学。”[36]其一生未入仕途，晚年书画声价倍高，有时懒于应酬，其子陈栝为之代笔，也是吴中优秀的职业书画家。王宠，卒业太学而未入仕。善楷、草书，小楷得力于锺繇、虞世南，而简远空灵；草书师法“二王”而疏拓超逸。并能寓巧于拙，格调颇高。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谓其书：“晚节稍稍出己意，似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37]可以看出王宠书法行情不斐。文徵明去世后，市井职业书画家有增无减，他们承吴门前辈之余光，活跃在书画界，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周天球、钱谷、彭年等，皆以鬻书为生，不涉仕途。

由上可以看出，吴中书家与松江书家相比大不一样：其一，大都是无功名无政绩的在野文人，他们的书法没有为朝廷的政治服务，也没有得到过朝廷、皇帝的赏识认定，表现的是自我的审美观点和创作意识；其二，他们的性情大都狂怪，不与达官贵人合作。如文征明“居家三十年，凡抚按诸公馈遗，悉却不受，”[38] 明确表示不为王公贵族作书画。严嵩为相，权横朝野，欲结交徵明。其“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39]，成为艺林美谈。表面看来似乎是不畏权贵，实际上充满了与上层社会分道扬镳逆反心理。他们自知身份不贵，但却无欲则刚，故意不将王公贵放眼里；其三，布衣书家的成名，要比朝廷书家的成名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没有皇帝、朝廷的提携，又没有贵族官宦尊贵身份的光环，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是由小至大由下至上的渐渐波及，由于他们的书法学习没有功名羁绊，所以有比较独立的审美观点和发展空间，给书法的学习和创作带来生机活力。他们的成功，是以纯书法水平去征服他人，一旦成名，不会象朝廷书家那样昙花一现，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吴中布衣书家的成功，带来了市井习书热潮。王世贞云：“吾吴中自有希哲、徵仲后，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天下，而无敢抗衡。”[40]使整个吴中地区书法的学习创作，成为全国的龙头重镇。由于吴中经济发达，商贾民众对于本地书画家颇为廉价的作品，争相购买来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也给鬻书者提供了生存保障，于是也引来了不少外籍书家和商贾参预其中，形成了创作和宣传的良性循环，形成了“天下之书归吾吴”的局面，这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以布衣群体主宰书坛的现象。可以说吴中布衣书法的崛起和发展，不仅是书法成就问题，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以书法之“名”来完成书家使命的大转折，将书法从官方文化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民间艺术形式，这是明代以“名”评论书法的独特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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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2] 《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3] 《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4] 《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5]  杨士奇：《东里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8页。

[6]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7] 《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8]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2页。

[9]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0]《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11] 《明史》卷三百0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2]《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13]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14] 焦竑《献征录》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945页。

[15]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16]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17]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8] 《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19]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0]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1]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22]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页。

[23]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24]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页。

[25]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三，刻本。

[26]《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

[27]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七，刻本。

[28]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29] （日）宇野雪村：《中国书法史》下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30] 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31] 马宗霍：《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32]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33] 焦竑：《献征录》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942页。

[34]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35] 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36]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37] 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38] 文徵明：《甫田集·附录》文嘉《先君行略》，四库刻本。

[3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5页。

[40]《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沐云堂

此文已经刊发于《书画世界》

森豪正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