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宮廷書法研究（张金梁）

沐云堂

（本文为2007张家港明清书法史交流论文）



內容提要：本文研究內容分三個方面：一是明代的文書、文字制度，其為明代宮廷書法風格形式形成的內在因素；二是明代宮廷書法的載體，在形式上分為公文書法與銘石書法兩個方面，在書體上將楷書與篆書分別對待；三是將明代宮廷書法的稱謂進行考證，現在人們所謂的“台閣體”應稱之為“中書體”，並將其書法特點、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關鍵字：明代宮廷書法　　文書　　銘石書　　九疊篆　　　中書體







明代是封建社會統治的後期，在政治上是皇帝最為獨裁專制的年代，宮廷書法是其政治的附庸，當然也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明代宮廷書法的創造者是以中書舍人等書辦官員為核心的宮廷書家，[1]他們嚴格遵循著宮廷的書寫規範及皇帝的審美觀點進行書寫，因此產生了有特色的明代宮廷書法。



一、明代宮廷文書、文字制度



每個朝代都有嚴格的文書、文字制度，明代是皇權最為強大的年代，這些制度當然也圍繞著怎樣加強皇權統治和維護皇族利益而展開。

1、明代宮廷文書制度

①內制、外制

朝廷內對於不同用途的檔，分為內制、外制，而各個朝代又有不同的分法，如“宋代兩制：曰冊文、表本、青詞、祝文、齋文、詔書、批答、口宣，內制也；曰皇后、皇妃追封、先代皇女皇族冊封、進封、文武百官遷擢、致仕、加恩等誥敕，外制也。”[2]明代朝廷的內制、外制也有明確地規定：《殿閣詞林記》載：



國朝內制則制敕、詔旨、誥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享廟祭文、皇太后受冊寶謁謝文、皇后受冊寶謁告文、皇妃受冊、祭文、祭陵文、皇太子親王等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軷祭文、驃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皇妃贈諡等冊文、親王妃公主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諡冊、塘志、諭祭文及文武大臣諭祭文、經筵講章及題奏揭帖之屬；外制則文官誥敕而已，凡五府、六部等衙門請敕行事，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本院，依奏草敕。內閣即時擬撰，文官誥敕之旨亦然，進稿畢編類勘合，中書舍人領出書寫，其王府諡冊等文，禮部抄出施行，原稿具繳納云。” [3]



將宋、明的兩制加以對比不難發現，宋代的內制包括的內容較少，即屬皇帝本身的文字，如有關於皇后、皇妃、皇女、皇族中的事，皆劃為外制。明代則不同，將有關皇帝及其家族中的贈封等文字，全部歸為內制範疇。使明代外製成為純粹的對臣下官員的誥敕文，將皇室與臣屬劃清界限，充分體現了明帝權力的集中和皇室家族位置的提高，明代內制、外制文字，都屬於中書舍人等官員書寫的內容。

②官方文書

關於官文，《明史》載：“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而行之。”[4]凡上所下的十種文書，都是皇帝、朝廷下達的檔命令，皆按格式用工楷書寫，這是中書舍人等官員職責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朝廷中最標準、最具代表性的書法作品。而下所上的十種文書，是臣下呈奏于皇帝或上司的文書，除檔案名稱不同外，其書寫格式亦有區別，萬歷時格式為：“題本每幅六行，一行二十格。抬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頭行衙門官銜姓名，疏密俱作一行書寫，不限字數，年月下疏密同。若有連名，挨次俱照六行書寫；奏本每幅六行，一行二十四格，抬頭二字，平行寫二十二字。頭行寫衙門官銜，或生儒、吏典、軍民、灶匠籍貫姓名，疏密俱作一行書寫，不限字數。右謹奏聞四字，右字平行，謹字奏字各隔二字，聞字過幅第一抬頭。計紙字在右謹奏前一行，與謹字平行差小，年月下疏密同前，若有連名，挨次俱照六行書寫。”[5]這些文書是要讓皇帝看的，所以格式嚴謹書寫準確以示尊敬，操筆者是中書舍人等朝廷文秘官員。“天下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6]書寫者則為各衙門文秘官吏。

2、明代宮廷文字制度

明代的文字制度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文字語音；二是書寫文字；三是字體標準，這些是中書舍人等官所必需掌握的。

所謂語音文字，是指在文書中的讀音所忌諱者，此在明初最為嚴重。朱元璋出身農民，曾當過僧人，以起義建國，所以對於與“僧”、“賊”等字及與其音相同、相近者亦非常忌諱。最有名者是杭州教授徐一夔的怨案，因其“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薤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7]又有“僧來複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8]其中怨屈自不待言。明初以此等事而遭罹難的儒士官員，不在少數。

所謂避諱書寫文字，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歷代皆有的對朝代皇帝名諱。規定：“表箋及一應文字，若有禦名、廟名諱，合依古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若有二字相連者，必須回避。寫字之際，不必缺其點畫”[9]；二是在行文中“回避‘凶’、‘惡’字樣。”[10]

所謂字體標準，也有兩個問題：一是規定應用於公文書寫的字體是楷書，如在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壽旦及正旦、冬至、等上表書寫時，“並用小字真書，”“副本用手本小字真書。”[11]甚至對於楷書有時也要提出要求，如“國初定制，臣民疏於朝廷者為奏本，東宮者為啟本，皆細字。後以在京諸司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題本，其制比奏啟本略小，而字稍大。”[12]關於細字，在此指筆劃清細的楷字。這樣一是能表現出書寫認真，看起來清晰方便，再者由於細微，不會出現更改現象。有時大臣上的奏章，因書寫有誤而出現水洗現象，皇帝會認為辦事不認真，對自己大不敬。如“嘉靖辛醜，夏言以左削複官，其謝疏中有洗字面，為上所詰責是矣。然特撰元侍奉大老為然，而外臣則不爾。惟胡宗憲在浙江，每疏必手書，前後如一。最後得罪獲死，上猶稱述此事，遂得釋還，則亦曲謹之效也。近年故相王賜爵密揭，其幼孫所寫，故竊啟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達御前。不然，禍不知所終矣。”[13]夏言複職在謝疏中由於書寫不慎留有洗字面，被皇帝詰責，差幾得罪。而胡宗纘由事得死罪，而皇帝猶念其平時奏章自書謹嚴，遂得釋還。由此可見皇帝對奏章書寫的重視；二是關於書寫文字標準的問題，明朝廷有嚴格的規定：“凡表箋字畫，俱用《洪武正韻》寫進。”[14]甚至連鑄印用字，也強調之。如“嘉靖八年題准，鑄印局官儒，今後應造印記關防，專以《洪武正韻》為主，《正韻》不載，方取許氏《說文》，二書無從查考者，方許先儒著述六書等書參考。”[15]可見《洪武正韻》是明朝廷法定的標準文字樣式。

《洪武正韻》是文字義訓之書，洪武初宋濂等所修。在字例上將“舊韻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毛晃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劉淵增四百三十六字，今一依毛晃所載。有關略者，以它韻參補之。”[16]在文字方面，其“字畫當以《說文》為正，俗書承襲之久，猝難遽革，今偏旁點畫舛錯者，並依毛晃正之。”[17]此一直成為書寫公文科舉考試的標準。嘉靖帝登基大封同姓時，在金冊書寫上曾出現過問題，大學士夏言《大封冊文疏》曰：“臣言謹將冊寶逐一檢閱，看得封徳世子金冊內有恪憞忠孝之文，臣竊詳文義，憞字同憝字，夫憝訓怨訓惡，若用此字，義屬不通。考之文理，宜用敦崇之敦為是。夫大封同姓，朝廷之重典也。冊書之文，皇上之聖訓也。受冊於朝，藩國之世寶也。若今字書舛訛，文理背繆，恐非所以重典則而昭文明也。伏乞聖明，特賜稽查執事者之誤。倘蒙改鐫，則令該府使臣暫停一二日以俟。仍乞勅，今後凡冊文鐫畢，俱複送內閣官看詳後發，則庶幾無失矣。伏乞聖裁定奪等。……原寫中書舍人戴倫到司案呈到部，參照中書舍人戴倫典司翰墨，叨侍絲綸，自宜研究書畫，詳考偏傍精一，乃心庶為盡職。況錫命之文，勒之金冊，比于常例加重，而又有內閣批紅掲帖可以遵據，卻乃惇憞不辯，亥豕成訛，萬一布之宗藩，豈不有妨聖訓，事屬不恪，法所當懲。合候命下，移咨法司，逕自行提從重參詳問，擬應得罪名，奏請發落。庶垂鑒戒，而執事之臣知所警矣。”[18]中書舍人戴倫在書寫冊寶用字上，將惇、憞混一，導致獲罪。由此可知，字書是中書舍人必須認真研究之典籍，不然作為供職翰墨之官，便不合格。當然有時也會遇到意外之事，正德年間修《通鑒篡要》成，太監劉瑾擅權，以其中訛字示內閣，數十人受到牽連，其中書舍人王珙、劉訊等勒令致仕，中書舍人沈世隆、吳瑤等削籍。[19]此時文字制度，變成了閹黨打擊不順從者以示淫威的得力工具。



二、明代宮廷書法載體



朝廷需要中書舍人等筆墨供奉官書寫的內容和形式很多，從書法載體上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紙素翰劄；二是碑誌銘石。

1、明代的文書書法

⑴文書

所謂文書，是朝廷上奏下達的的各種文件，是國家機器運轉正常的重要保證。其數量較大，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官吏較多。黃佐《翰林記》曰：“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善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辦文書。”[20]“辦文書”在此是指書寫文件，這是中書舍人等宮廷專職書寫官員們的主要工作。由於辦文書是應用書法，所以一般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要清楚明瞭，必需使用楷書；二是書寫相對要快，筆劃較為流暢，提按和藏鋒等法度相對減弱；三是字體美觀，要符合于皇帝及內閣大臣們的審美觀點。永樂時沈度之書最符合這些特點，因此成為辦文書者所追求的書體。（如圖一沈度書）

⑵聖旨

①絲綸.聖旨皆為特殊製造，“凡誥，織用五色，紵絲。其前用織文曰‘奉天承運’，用純白綾。其前織文曰：‘奉天敕（誥）命’，俱用升降龍文左右盤繞，後俱織某年月日造，帶俱用五色。”[21]聖旨代表皇帝的尊嚴和朝廷的形象，誥中內容皆用楷字書寫，是朝廷中最標準、最具代表性的書樣。其字較大，字法與案牘公文有別，要求書寫嚴肅莊重。如萬曆二十年《聖旨》，用筆從歐字化出，結體偏長，用筆勁健，而略嫌刻板。字體大小均一，上下不貫，互不照應。結體上緊下松，戈鉤右下伸仍是沈氏風氣，與碑誌之書大同小異。（如圖二）

②金書.明代還有一種聖旨，不是寫於絹素，而是製作于金屬。《萬曆野獲編》云：“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字於冊。”[22] 明制：凡立太子、皇后、太子妃、諸王、諸王妃、世子、世子妃用金冊；皇妃、公主、郡王、郡王妃等用銀冊，或銀鍍金者。冊長、寬、厚不一，從尊而下遞減。如“皇后之冊：用金冊二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厚二分五厘。字依數分行，鐫以真書。”[23]金冊鐫字，則字是金的；銀冊鐫字，則或字金渡，所以對此亦稱之金書或金字誥命，以示身份貴重。金書誥命的範圍是帝王家族，非此不能得。

③鐵券. 朝廷頒“給功臣鐵券，則字用金填，至於告身，雖貴極上公，但墨書而已。”[24]鐵券是賜給功臣特製誥書，其用鐵制，“面刻誥文，此鐫免罪減祿之數，嵌以金，為左右二面，合以字型大小。”[25]故有時亦稱為金書鐵券。《明史》載：“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議為鐵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焉。”[26]鐵券內容以楷書為之。其字鐫之於金屬，沒有刻石的鋒芒，顯得較為厚重。

⑶抄書、刻書

抄書用字也要求書寫方便，字體美觀。《永樂大典》，歷時五年而成，參加謄錄者一千三百八十一人，而呈現出來的確如出於一人之手，且後來嘉靖年間又謄寫一通，與前者難以分別。說明當時朝廷為了全書的協調，確立了統一標準，被征於朝廷的善書者要觀摹臨習，儘快進入角色。當時沈度之書最受朱棣喜愛，且沈字也很適用於抄書，以其為標準的可能性最大。從留下來的《永樂大典》（如圖三）的字體特點看，與沈度書法較為接近，這也是“沈字”泛濫的一個重要因素，之後修書再摹仿之，情況不言而喻。

朝廷中一些重要典籍，需要中書舍人等書寫付梓，如宋濂《春秋大義·序》云：“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朱孟辨、宋璲、桂慎，鑄印局副使詹希原云。”[27]明內府版《重修大明會典》，為萬曆十五年刊行，字體較《永樂大典》更加方正整飭，即刻書與謄錄書寫有一定區別，要求更加規範，筆劃勻稱，結體方正，再加之雕刻的作用，顯得更加整齊，與辦文書之字大相徑庭。上下平整，狀如算子，此之謂也。



2、明代宮廷銘石書法

豎石為碑，將文字鐫刻其上，為的是使其長久留傳後世，特別是朝廷所立碑石，意義更為遠大。因此朝廷每有樹碑之舉，皆視為重要文事，都要認真對待，而書寫者則為中書舍人等書辦官員。

（1）廟碑

封建帝王自命為天子，他們對於天地神明特別重視，故朝廷對於天地五嶽四海等神靈都要修建廟宇進行祭祀，其中立碑以示祈求神靈保佑皇帝、國家、臣民人夀年豐之意。有時為了表示君王之誠心，重要廟碑有皇帝親自撰文者，一般也要內閣大學士們操筆，因此書寫也選擇有資歷書寫高妙者為之。如朝廷重修孔子廟，李東陽有奏劄曰：“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禦制祝文及遣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繕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宸章，有孤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勅房中書舍人喬宗，齎捧前項禦制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28]這是一則重修重要廟宇刻碑的實例，其過程非常清楚，特殊者為禦制碑文，因此書寫者必須挑選楷書精工者為之。代表者還有：正統二年奉敕立石夏昶正書的《崇化寺碑》；正統三年程南雲奉敕正書的《淨明寺碑》；弘治十三年張駿奉敕書《圓通寺碑》；成化五年姜立綱奉敕書《觀音寺碑》（如圖四）等。這些廟碑的書寫者都是從書辦中挑選出來的著名宮廷書家，代表了宮廷書家的最高書丹水準。

（2）墓碑、志

明代朝廷品級命官，去世後朝廷負責部分後事，朝廷讓工部按品級職別造墓立碑。“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跌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跌園碣。”[29]三品以上的官員,多有皇帝的諭祭,大都將其刻碑以示高貴。碑、志的撰文者，一般為翰林官員，書寫者則是書辦中書舍人等官的任務。當然若墓主生前有好友、同僚等之善書者願意代勞亦可。對於墓碑志的書寫，其規律是：官職高者，書寫者的地位書寫水準亦高；一般官員的碑誌，則對書丹書辦官員的條件不甚講究。代表者如正統十四年夏衡書《錢安衣冠壙志》；正德二年周文通書《張懋繼室許錦墓誌銘》；正德十年劉棨書《王佑墓誌銘》；嘉靖二十五年張電書《宋興墓誌銘》（如圖五）等。

（3）進士題名碑

古代有“學而優則仕”的規律，封建社會的進士便是學優的代表者，朝廷對他們特別重視。明初朱元璋不太注重科舉考試，重視以學校、薦舉選拔人才，後來發現弊多利少，便恢復了科舉考試，由此也加重了科舉考試的力度，使科舉考試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對科舉考試的得中者，利用各種方法進行宣傳鼓勵。《進士題名記碑》便由此產生，用它來每科獲得進士身份者之姓名刻石記之，以使留傳世後，同時也為後來者提供學習的榜樣。《明史》載：“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上奉天殿策試舉人試策，……時廷對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廷對第一，賜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建《題名碑》於太學門。”[30]“辛未（洪武二十四年）許觀亦如之，《進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31]經過殿試之後的會士，由皇帝賜為進士，故進士號稱天子門下，因此《進士題名碑》的樹立是朝廷之盛事，必須認真對待。故撰文者為內閣大學士，書寫者則從書辦中選擇官員為之，被選中者榮耀異常。

通過研究大量的朝廷所為的碑誌楷書面貌可能發現，其書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師法唐賢，以歐、柳、顏楷的風格為多。若審視書法之風神，可以弘治時的姜立綱為限分為前後兩期：前期點畫清瘦勁健，以師歐陽詢字體為多，這是因為歐字結構體勢平穩，筆劃粗細適中，筋骨堅強而無劍拔弩張之勢而雅俗共賞，成為殿閣書家專攻或兼習的基礎書體。一般表現為意態自適結體自然，雖不無書奴之嫌，但皆寓目可觀；姜立綱之後作品為之一變，主要表現在體勢穩重，字趨扁方，上下相疊，點畫收多放少。嘉靖後書家多兼師魯公，而體勢不能開張，如壯夫裹足，意態拘緊，顯得板滯匠氣。另外可以看出，辦文書與碑誌石刻書法大有區別，其書寫法度較之碑誌刻石以及聖旨、刻書稍隨意。以辦文書中最受寵愛的沈度之書論，其法度比之唐楷略遜一籌。字中帶有不少行書筆法，但又不遠離規矩，易學易寫美觀大方，方便于辦文書。縱觀明代宮廷書家所書的碑、志，難以看到純正的沈體書風，大都以唐楷為之，碑誌中有時略帶沈度字體特點，也正是他們辦文書書寫習慣的呈現。由此可知明代朝廷書辦官員的楷書，根據不同用途分為辦文書及銘石書兩種。如姜立綱書碑之字為標準的歐字，而抄書之字與沈度一脈相承真偽難辨，便時最好的證明。因明代辦文書的字體自永樂之後，基本以沈度字體為標準，後世書評者多著眼於“迄今無改”沈體字，忽略其刻石楷書的多樣性，所下結論難免出現認識上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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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明代中書舍人、書辦等問題，拙文《明代殿房書辦研究》有較為深入的論述，見2004年《書法研究》第三期。

[2] [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13《制誥》，《四庫全書》本。

[3] 同上。

[4] [明]鄭曉《今言》，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99頁。

[5] [明]林堯俞《禮部志稿》卷22，《四庫全書》本。

[6] 同上。

[7]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66頁。

[8] 同上。

[9] [明]林堯俞《禮部志稿》卷22，《四庫全書》本。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38頁。

[14] [明]林堯俞《禮部志稿》卷22，《四庫全書》本。

[15] 同上卷24。

[16] [明]宋濂等《洪武正韻·凡例》，《四庫全書》本。

[17] 同上。

[18] [明]夏言《南宮奏稿》卷5《大封冊文疏》，《四庫全書》本。

[19] [明]談遷《國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894頁。

[20] [明]黃佐《翰林記》卷19，《四庫全書》本。

[21] [明]李東陽《明會典》卷161，《四庫全書》本。

[22]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07頁。

[23]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

[24]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07頁。

[25] [明]李東陽《明會典》卷161，《四庫全書》本。

[26]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

[27]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頁。

[28]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96《東祀錄》之《請書刻禦制碑題本》，《四庫全書》本。

[29] [明]徐溥《明會典》卷162，《四庫全書》本。

[30] 《明太祖實錄》卷189，浙江華文圖書館抄本。

[31]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3頁。

沐云堂

二、明代宫廷篆书

1、御用篆书

篆书由于字体古老，具有神圣庄重、图案美观作用，颇受明宫廷的重视。宫廷中的重要内容、标志，皆要求以篆书书写，以示尊贵。如武英殿中书舍人任务，便是“掌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从实际情况看，大凡所涉及到皇帝及与皇帝有关的文字，也基本以篆书为之。如圣旨起首的“奉天诰命”用篆字织成；皇帝武弁服玉圭有篆文“讨罪安民”。[ii]金牌信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iii]守卫金牌“二面俱篆文：一曰‘守卫’，一曰‘随驾’。”[iv]扈驾金字银牌，“将军佩之，牌下铸‘守卫’二篆字。”[v]大明宝钞中，“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vi]可以看出，篆书几乎成了皇帝的专用装饰文字，在内宫大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皇帝宝玺较多，国初洪武时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成祖又制“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嘉靖新制七宝：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共二十四御宝，皆用篆书为之。[vii]其次是皇族中的重要人物如皇后、妃、太子、亲王、世子、等，都有印宝，其文亦皆为篆书。另外明代帝、王、后、妃等死后皆有玺印明物随葬，如明定陵朱翊钧墓内出土了三方龙钮木质印，印文书谥号之宝。[viii]山东邹县朱檀墓出土的“鲁王之宝”[ix]，成都凤凰山出土的朱檀“鲁王之宝” [x]，皆木质龟钮，印文如其生前之制，皆用篆书。

2、碑额、志盖篆书

明代朝廷中所用篆字，以小篆风格为主，皆规范整饬，略嫌板滞。篆书碑额是正文楷书的题目，在章法上大都要求风格统一以求和谐；而墓志盖则是以单独的形式表现之，墓志正文另有首题，且首题不一定与篆盖内容一样。如《覃泰妻徐妙成墓志》，李东阳篆盖。盖篆书题：“明故诰封覃夫人徐氏墓志铭”，而正文首题“覃夫人徐氏墓志铭”。比较可知，志盖所书代有朝廷诰封标志，其它大致相同。这进一步说明墓志盖是一件绝对独立的篆书作品。按朝廷规定，中书舍人等专业书写官员，是朝廷官员墓碑、墓志的书写者，因此说明代的中书舍人都能篆书。当然有时篆额者，也有非朝廷专业书写官员，如善篆的李东阳官大位显，高贵家族请其篆额，应另当别论。总之，明代碑额志盖篆书，用小篆书体，皆自诩追学“二李”，其实只得其图案皮毛而已，艺术水平高者较少。

3、朝廷篆书楷模

在中国书法史上，篆书自唐后至清初无大发展，基本上将其作为一种图案文字来对待，能结字者便可称工。明朝廷颇重篆书，还以“篆书”、“字学”铨选授官，所以以篆书有名者，大都服务于朝廷。如洪武时的朱应辰、卢熊、宋璲等，当时大有名气，特别是以能书授予中书舍人的宋璲，篆师“二李”，解缙谓其“小篆之工，国朝第一。”[xi]此时还有诸多善篆人的逸事，如赖良《大雅集》载：中书舍人“朱芾善篆书，以所书瘗之细林山中，题曰‘篆冢’。” [xii]方鹏《昆山志》亦记：“朱安定，精楷书，尤工古篆，得周伯琦笔法，尝积其书草，瘗之，名‘篆冢’。”[xiii] “篆冢”的出现，除反映出人们对于篆文怀有一种神圣的文化情结外，也充分表现出了善篆者自命不凡的心理。

永乐初滕用亨、陈登分别以篆书荐举于朝廷，滕氏得官翰林侍诏，陈登后授中书舍人，二人皆以善篆书名声大振，其篆书也成为人们学习的范本。焦竑《献征录》云：“滕用亨，初名权，字用衡。后避讳（宁王朱权）更今名。长洲人，尚书德懋从子。少从德懋游学四方，颇多见闻，问学辨博，文词尔雅，尤精六书之学，其篆隶之妙，高出近世。永乐三年被荐，时年几七十矣。召见，面试篆书‘麟凤龟龙’四大字以献，又献《贞符诗》三篇，称旨，授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在官四年卒。时篆隶书称用亨及长乐陈登，然笔意清古不及用亨也。” [xiv]

滕用亨、陈登先后以篆书铨选入翰林，二人曾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杨士奇《陈思孝墓志铭》载：陈登入京时，“吴中滕用亨诏翰林，工篆籀，自视天下无愈己者；且恃春秋高，轻后进，往往折屈之稠人广坐中。思孝初至，谨默谦下，用亨连三日折之文渊阁，六卿大臣皆在旁视，不可耐。思孝怡然，从容进曰：‘登幸辱在此亲教益，愚陋愿有所质。’就用亨语之戾许叔重者十数事相辩难，思孝道许氏说文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敛锋锷，不复自矜大。思孝声誉遂起。时四明王尹实篆书擅名海内，至考据精博，亦推让思孝云。” [xv]滕用亨“自视天下无愈己者”而“轻后进”，陈登后发制人而“声誉遂起”，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此的看重。滕用亨是永乐时声望很高的篆书家，就篆书而论，当时名誉在陈登之上，但在官时间较短，对朝廷篆书影响不大。滕用亨去世后，陈登书名大噪，“朝廷大题匾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无虚日。” [xvi]其在翰林二十年，从其学篆者众，成为朝廷篆书学习的典范。

宣德之后篆书以陈登门人程南云为最，其又传子程洛，父子皆以能书授予中书舍人累官至太常卿，成为朝廷篆书的领军人物。故祝允明评曰：“程氏父子，篆隶擅名。斯业即鲜，不得不兴。”[xvii]之后金湜、张端、姜立纲、周文通、顾从礼亦善此道，朝廷善篆书之名每况愈下。至晚明朝廷善篆而有影响者日寡，所谓善篆则表现为以懂六书为能事，但有时将此知识巧妙用于楷书书写，能化险为夷，带来好运。黄承琏《海宁志》载：“谈相，世宗朝，命书望月亭，书法嫌犯避者屡矣。相依《六书正伪》，从亡从月从壬为望字，遂擢中书。”[xviii]隶定后的楷书“望”字从亡从月从王，而“亡”“王”的出现对于皇帝而言是非常忌讳的事，若不加变通，则有犯违之罪，所以谈相以六书知识将其变化，因此赢得了皇帝的赞赏而升官进禄，可见朝廷书法步入了世俗末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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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98页。

[ii] 同上，第177页。

[iii] 同上，第215页。

[iv] 同上，第243页。

[v] 同上，第182页。

[vi] 同上，第216页。

[vii] 同上，第181页。

[viii] 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续）》，《考古》1995年第七期。

[ix] 山东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五期。

[x]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五期。

[xi]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xii] 《佩文斋书画谱》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xiii] 同上，第576、577页。

[xiv] [明]焦竑《献征录》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40页。

[xv] [明]杨士奇《东里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7页。

[xvi] 同上。

[xvii] [明]祝允明《书述》，《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4页。

[xviii]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沐云堂

三、“中书体”

１、“中书体”考

“中书体”是明代朝廷文件书写的重要字体样式，要考察之必须从“中书舍人”谈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朝廷设“中书科”，专门负责朝廷重要文件的书写，初置“中书舍人”十人，永乐时增为二十人，宣德后又在内阁及文华殿、武英殿等置“中书舍人”，人数不定，秩皆从七品。[1]“中书舍人”以笔墨供职于朝廷，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皇帝（也为内阁大臣服务），那么其书写风格当然要以帝王好恶为标准，因此人们将皇帝宠爱的朝廷书家作为摹仿追求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各衙门的公文字体样式逐渐统一，因为这种书写样式是由“中书舍人”们传播开来，所以人们称其为“中书体”。孙能传《剡溪漫笔》对此有明确记载：



国朝正德中，姜立纲以楷书供奉西省，字体端正，然近于俗。一时殿阁诸君及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迄今无改，谓之“中书体”。[2]



按，文中“正德”记年有误，当为弘治朝事。[3]孙能传，字一之，宁波人。“万历壬午举人，中书舍人，后官主事。”[4]善于著述，为世所重。其万历时曾官中书舍人，故所记“中书体”事颇可信，谓“中书体”是姜立纲书风影响所致，当属事实。姜立纲（？—1498年），字廷宪，江西瑞安人。七岁以能书命为翰林院秀才，天顺七年授中书舍人，直内阁制敕房，官至太仆寺少卿。“立纲书法为一时所重，而小楷尤精，凡进诸书及大制诏，多其手录。”[5]“法书行于天下，称曰姜字。”[6]“今中书科写制诰，悉宗之。”[7]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关于姜立纲的书法，王世贞认为其“小变‘二沈’为方整，就其体中可谓工至。”[8]姜氏楷书法度谨严一丝不苟，是在沈度、沈粲的基础上，参用欧、柳之意更加方正整饬而已。因此说，人们虽然称姜立纲的楷书样式为“中书体”，但其源头要上溯到永乐时的沈度兄弟。汪砢玉《珊瑚纲》载方折子《跋智永真草千字文》，其中涉及到这个问题：



永师铁门限帖,以律召调阳为真本，俗称律吕为误。盖草召似吕，其义则以闰余对律召也。杨文公《谈薮》以此文中阙字，太宗令王著写足之。王肯堂太史尝见墨迹，用大麻纸真书，颇类今‘中书体’，绝与石刻不类，云间沈度学士兄弟，乃步趋此老耳。[9]



方折子其人失考，王肯堂为明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福建参政，其工书法，辑《郁冈斋法帖》数十卷，手自钩拓，为一时石刻冠。汪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兴，崇祯中官山东盐运使判官，《珊瑚纲》成书于明末崇祯癸未。由此可定，方折子当为明万历至崇祯间人，其记宋王著补写智永《千文》墨迹，与石刻不同，颇类“今‘中书体’”，谓沈度学之，颇具慧眼。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松江人。永乐初，以能书荐于朝廷，授翰林院典籍，得宠于永乐帝朱棣，誉为“我朝王羲之”，后官至翰林院学士，“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传于后世者，一切大制作，必命公书。”[10]朱棣还令诸皇子学其书，故其子孙皇帝皆喜沈字，这为沈度书法在明代朝廷长兴不衰创造了条件。嘉靖间“朝廷制诰，犹用沈体。”[11]“至崇祯时，内庭女官临摹书法，犹师沈、宋，缘直侍代批红章奏。”[12]二百余年以一贯之，十分罕见；期间“中书舍人”及朝廷书写吏员朝野学人举子争相效仿，自不待言。因此说“中书体”之名虽然出现于弘治、正德年间，但其字体样式早已存在。姜立纲只是“中书体”的大师级人物，而开山鼻祖却是沈度。沈度书学“二王”，参以赵子昂、宋克、詹希原等法，与宋朝王著专攻“二王”的“院体”形神颇近，故方折子谓王著书“如今‘中书体’”，并认为沈度兄弟“步趋此老”，由此可知宋代的“院体”与明代的“中书体”二者存在着微妙的渊源关系。

沈度被永乐帝称为“我朝王羲之”确实有过誉之嫌，但其书法功力极深人品亦高，并非后来者所能比拟。沈度书法大显于朝廷后，“中书舍人”们当然要讨好于皇帝紧步后尘，但他们都是对古代书法下过大功夫者，尽管有意追随沈度书风，而面目不尽相同，仍然具有笔墨的丰富性。至姜立纲出则不同，姜书“小变‘二沈’为方整”，“方整”便是“中书体”结壳的外在表现，此时学姜氏书法的人，皆是自小习时贵书法起家者，以水济水，局面可想而知。故以姜氏为代表的朝廷书法，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引来了世人的不满，将其书谓之“中书体”，实际上大蓄贬意。孙能传谓其“字体端正，然近于俗”已露出消息，而赵崡《跋〈宋修唐太宗庙碑〉》中所论，观点更加鲜明：



宋承五季，文靡极矣。此李莹奉敕为之者，猥冗不称。孙崇望书，全出吴通微，昔人谓之‘院体’，‘院体’即如今所谓“中书体”，盖诮之也。[13]



赵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此跋对宋朝“院体”书法进行了评论，指出“‘院体’即如今所谓‘中书体’，盖诮之也。”充分说明了“中书体”之称带有讽刺意味。其原因除“中书体”本身有诸多缺点外，明代中后期社会书法的迅猛发展如吴门书法艺术的崛起壮大，对以应用为主逐渐走向僵化的“中书体”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其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从上不难看出，“中书体”在明朝书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们，但在现代人明代书法史研究中，罕见“中书体”之名出现，人们将“中书体”所对应的书法，称之为“台阁体”。遍查明、清文献，未见专称明代官样书法为“台阁体”者，即便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有《干禄》一章专讲馆阁应制之字，也没提到明代有“台阁体”。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谓明代“馆阁之体，以庸为工。”[14]祝嘉《书学史》论明代“馆阁之体，仅足为干禄之资。”[15]皆称明代官字为“馆阁体”。称明代朝廷书法为“台阁体”，当是现代人套用文学词语而来，明宣德时善文辞的杨士奇居内阁，王世贞谓其文“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16]之后人们便将在朝廷中的应制诗文样式统称为“台阁体”。研究明代书法者套用之以名朝廷书法，目的是与清代“馆阁体”稍加区别，岂不知明代人早有“中书体”之称而多此一举。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还其真实名号。

２、“中书体”的特点

由于“中书体”属于官样书法，成为现代人批评的对象，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明代“中书体”的真实面貌，常将其与清代“黑、大、方、光”的“馆阁体”一概而论，其错误就在所难免。现就“中书体”的特点简论如下：

① “务必端楷”——师法晋唐

明代“中书舍人”是皇帝的近臣，他们在以书写办事时，都要按照皇帝的审美观点和笔墨意志行事。朱元璋幼年虽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当皇帝后对学校教育特别关注，其在重申《学规教条》中，对书法的学习也做了规定：诸生“每日习仿书一幅，二百余字，以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17]其中有两个含义：一是对书家进行了筛选，重视晋唐书法，提倡以王羲之为主线的书法体系；二是在对字体的要求中，特别强调“端楷”。“端楷”即端庄的楷书字，其能代表朝廷端庄严正的形象。明代皇帝特重祖制，朱元璋的这一规定，无疑成为后来“中书体”的重要内涵。

② “丰腴温润”——盛世气象

朱元璋之子朱棣以“靖难”为永乐帝，改变了明代皇帝的嫡系，俨然如开国之君，特别受到其子孙皇帝们的尊重，其书法的审美观点，对后来朝廷书法影响最大。叶盛《水东日记》云：“长陵（永乐帝）于书独重云间沈度，于画最爱永嘉郭文通，以度书丰腴温润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马远者，辄斥之曰：‘是残山剰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暹之内父钱唐蒋晖，字法欧阳率，更多清劲，屡不称旨，晖官久不进亦坐是云。”[18]永乐帝所赏之书画，不只是看其绘画的水平如何，而且还注重于寓意格境如何。南宋名声特大的山水画家夏珪、马远虽然笔墨精熟，但有“残山剩水”之嫌，故不被朱棣所重。郭文通之“山水画布置茂密”，故得到永乐帝的赞赏。同样，沈度之书“丰腴温润”，也最受永乐帝宠爱；而蒋晖之书师法欧阳询清劲过之，所书屡不称旨，官久不能进。之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朱瞻基称沈度之书“丰腴温润，真盛世之气象。”显然是对其祖审美观点的诠释和总结，成为朝廷官样书法即“中书体”的审美标准。丰者，茂盛也；腴者，肥美也；温者，柔和也；润者，滋润也。故可知“丰腴温润”，当属不激不厉的“中庸”书风。窦蒙论书法谓“笔墨相副曰丰”、“旨趣调畅曰润”，[19]也与之基本吻合。儒家特重“温润”二字，《礼记》载孔子语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20]由此看来，明帝们用“比德于玉”的词汇来评论沈度书法，除其美学原理外，应该还有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在内。

③ 庙堂之体——“正宗”意识

古代皇帝做事无不以正宗为贵，对书法要求以“二王”等为法，便是正宗意识的体现。汪由敦在《跋手临沈学士书圣主得贤臣颂》中有一则非常精彩的议论，很能说明问题：“右临明沈学士书，……其书法出于智永，而兼有欧褚之胜，最为楷法正宗，评者谓其婉丽飘逸雍容矩度，信不诬也。大抵庙堂之体，以庄雅为尚，不端重则佻脱而近于肆；无风神则拘窘而入于俗，冠冕佩玉以为容，俯仰揖让以为态，妍婉而不失之媚，流利而不失之轻，劲健而不露筋骨，天然有富贵风韵者，上也。米海岳书非不追躅晋人，而偏侧奔放，譬之千里逸足，不就衔勒，虽权奇倜傥，不足以鸣和鸾，备法驾诚无取乎。尔不特书法，凡文章诗句皆然，此于学问性情相通，福泽寿考亦徃徃有验，非臆说也。”[21]汪氏认为，沈度书法出于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婉丽飘逸雍容矩度”最为楷法正宗，最适用于奏御之用。他认为庙堂书法之特点是“以庄雅为尚”，所谓“庄雅”就是端庄高雅，“端庄”指书写整饬大方严谨；“高雅”则谓“天然有富贵风韵”，为“中书体”书法作了最好的审美注脚。有时在社会上，也以是否正宗为标准来衡量书法的高低。董其昌云：“国朝书法，当以吾松沈民则为正始，至陆文裕正书学颜尚书行书学李北海，几无遗憾，足为正宗，非文待诏所及也。”[22]董其昌认为沈度书学“二王”，最为正宗，那么文征明书学宋人便成下品，这正是由朝廷书法审美观对社会书法评论所产生的影响所致。

3、“中书体”的影响

“中书体”成为朝廷铨选“善书”者入官的书法标准后，为人们争取“善书”设下了捷径，人们再不去向古人讨法度，直接学习“沈体”字，以符合朝廷口味。于是，“中书体”失去了古代书法因素的支持，出现僵化结壳。形体更加整饬而内涵趋向苍白，千字一面、千纸类同，书法水平每况愈下，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本朝列圣，极重书画，文皇特眷云间‘二沈’度粲兄弟，至直拜学士，然其书不过元巎子山，周伯琦绪余耳。……宋制书画二学，俱令习《说文》、《尔雅》、《方言》等书，并《论语》、《孟子》，又各占一大经书，以篆、隶、草三体隶法，又以虞、褚、欧阳楷体为宗，……远非本朝可企万一，今太平盛世，亦宜讲究及此。”[23]于慎行《榖山笔麈》亦云：“宋徽宗时，立书、画、算学，当时留心文艺，厚昭忮巧，故缥缃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时之盛也。书学，即今文华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待诏诸臣。然彼时以此立学，时有考校，今昔对比止以中官领之，不关艺苑，无从稽其殿最。故技艺之精，远不及古耳。宣、宪二宗，雅好画品，武英待诏，精者颇多，然皆工画也。秘殿书法，皆以姜立纲之宗，类如文奏之书，视宋时书、画二学相云悬绝矣。”[24]沈德符之论，着重批评了书办“善书”者学习书体单调面窄，缺少小学和四书知识，难成大器；于氏则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与朝廷没有严格的“考校”制度分不开。二贤之论，确实说到了实处。另外，此时中书科书写事务由于书办的代替而成为视事衙门，其中官员大都不重书法，名不符实。黄佐《翰林记》云：“盖自永乐以后，能书之士，皆隶内阁，制敕两房，而中书科视事者，与所谓习字秀才之属，大率徒有其名尔。”[25] 故沈德符便得出结论：朝廷能书之人“名实相违”，“书法之劣俗，与画学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真可浩叹。”[26]这也反映出，在殿阁的固定模式下，书画走向了程式化、沉滞化。其原因还是馆阁的环境造成的。

近人马宗霍对明代社会书法有较有精到的分析，从中能够看出“中书体”在此所起的作用：“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于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者。又其帖学，大抵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未绝尘而奔也。”[27]马氏认为明人无不能行草书，且水平普遍较高，这是因为明代重帖学结果，也是人们学习楷书所获的副产品。楷书与行书最接近，有了较好的楷书基础，学习行草书事半功倍，且行草的学习一般用于尺牍，受“中书体”的束缚较弱。所以说，明人学习“中书体”楷书的功力反映到了行草书上，可谓是歪打正着。之所以不能产生划时代有突破的大书家，也是因为受到“中书体”思维的影响而未能“绝尘”的缘故；小楷书亦是明人的强项，此种书体以应用为主，故容易步入“簪笔干禄”“以庸为工”之困境，因此“中书体”之幽灵难以轻易挥去，如以小楷著名的文征明，也难以免俗；篆、隶、八分在“中书体”的影响下成为实用美术字，再加之师承元人取法简单，成就可想而知；明代重帖学，帖学的主要内容应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但明人认为元赵子昂得二王真髓，成为人们学王的门径而不能自拔。且皇帝又呼“二沈”兄弟为“我朝羲、献”，所以明人把赵、“二沈”等“中书体”内容的书法看作是学习“二王”的秘诀，打着学古人的幌子学近当代人书法，风规难远在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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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2] 《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3] 浙江华文图书馆抄本《明孝宗实录》卷139载：姜立纲弘治十一年七月辛酉卒。

[4]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9，四库刻本。

[5] 《明孝宗实录》卷193，浙江华文图书馆抄本。

[6]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页。

[7] [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补证》，《中国书画全书》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8]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77页。

[9] [明]汪砢玉《珊瑚纲》卷20方折子《跋〈智永真草千字文〉》，四库刻本。

[10] [明]杨士奇《东里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8页。

[11] [明]黄佐《翰林记》卷10，四库刻本。

[12] 施蛰存《北山谈艺录》，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13] [明]赵崡《石墨镌华》卷5，四库刻本。

[14]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15] 祝嘉《书学史》，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29页。

[16]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48，四库刻本。

[17]《明太祖实录》卷254，浙江文华图书馆抄本。

[18] [明]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35页。

[19]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20] [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聘义》卷63，四库刻本。

[21] [清]汪由敦《松泉集》卷17，四库刻本。

[22] [明]汪砢玉《珊瑚纲》卷24下《董玄宰品书》，四库刻本。

[2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07页。

[24] [明]于慎行《榖山笔麈》，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0、81页。

[25] [明]黄佐《翰林记》卷19《真草篆隶》，四库刻本。

[2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0页。

[27]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森豪正室

O(∩_∩)O谢谢！！学习~~~

苦空山人

学习了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