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明月---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张金梁）

沐云堂

海 上 生 明 月

            ——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此为海上书法国际研讨会特邀论文)



张金梁





近现代的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继苏州、扬州之后又一座经济繁荣文艺兴盛的大都市。于是四方文人墨客相拥而居，形成了强大的海派书画阵营。其中王蘧常的章草书法，如海上生出的一轮明月，在书坛上闪耀出神秘而令人惊诧的光辉。

一、      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艺术性最强，最能代表中国书法精神。草书可分为章书、今草、狂草几种形式，而章草历史最为悠久，可谓草书之源头。卫恒《四体书势》云：“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①]此时的草书，还具有潦草之义，是“赴连急就”，“解散隶体兼书之”[②]的产物。这种草写字体产生后，一面作为草稿样式为办文书者所应用，其特点是书写比较随便，没有严谨的法则，如大量的汉简草字都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经上层文人的归纳整理，创造出了一种与草稿书写不同的新书体———章草。这种书写笔法讲究结构严谨规矩颇多，已失去实用方便的主旨，成为上层文人雅玩欣赏的字体。其标志着汉字书写除应用之外，向艺术化方面发展的一种趋势。

章草成熟之后的东汉，产生了杜操、崔瑗、张芝等代表性书家，社会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草书热，而这种热潮到西晋时的索靖、卫瓘时，仍然兴盛不衰。但东晋“二王”今草风靡后，章草才逐渐势弱式微，至唐时以章草成名者则如凤毛麟角，宋时便悄然消失于书坛。元代赵子昂掀起复古书风，章草才重新返回书坛，明代书家多能兼善。清代草书不兴，章草又无人问津，时至民初又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从而可以看出，章草在历史上的发展时续时断步履维艰。

历史的看，汉后的章草发展不但没有突破，大有每况愈下之势。其原因首先是此书体讲究法度难出新意，所谓善此体书者，大都是以描摹其形为能事，致使风神内涵大失；其次章草笔法简便字形独立章法均匀，与正体书非常接近，所以章草书写容易被当时通行的正体书所左右。如东汉时隶书为通用书体，故章草中存在着隶书的意绪，从《居延误死马驹册》、《武威医简、牍》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而在几经摹刻的张芝《秋凉平善帖》中，也能领略少许，我们可将其称为“隶意章草”；魏晋南北朝时以八分书铭石、章程书办文书，从世传的《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等皇象、索靖、萧子云等人的作品看，其受八分、章程书的影响而隶书意趣渐失，此可称为“分意章草”；唐后楷书是朝野通用书体，所以元、明时赵子昂、邓文原、宋克、祝允明等人的章草，皆以楷书笔法为之，可称为“楷意章草”。由此不难看出，章草笔法境界江河日下，即所谓“时代压之不能高古”也。

清末民初碑学大兴，章草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了发展，一时用碑意改造章草蔚然成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碑派章草”书家，代表者如沈曾植、罗瘿公、罗复堪、卓君庸、王世镗、郑诵先等，其中沈曾植不但是开风气之先者，所取得的成就也最为显著。他以包世臣侧锋铺毫及张裕钊方利刚折的笔法寓于章草之中，面貌一新意趣横生。曾熙赞其“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唯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愈妙。”[③]比较全面地道出了沈氏的笔墨特点和书法精神。实际上，沈氏是以写意之笔游戏之心来写章草的，给“不能横逸”的章草注入了难能可贵的浪漫色彩，“无意于佳乃佳”的效果不期而至，观之令人回味无穷。王蘧常是沈曾植的亲炙弟子，面对高山仰止的老师，他并没有亦步亦趋的死学，而以丰富的修养、深厚的功力、坚强的毅志以及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了章草的又一座高峰。

王蘧常在章草上的成就是全方位的，这与其取法高涉猎博有直接关系。其学习章草，除对传世的章草经典作品深入探讨外，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章草之母体的研究上，将章草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条件、原理、意趣等因素进行剖析，来达到重塑章草面貌的目的。从用笔上看，他不但没有受到楷书笔法的影响，也没有深陷碑学风气之中，笔画上泯灭掉了北碑大起大落的刀凿斧劈之痕，向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线条同等粗细方面发展，形圆意方与大篆的笔法相通；在笔画的组合上，除大量吸收简、帛、陶文带有强烈篆韵隶意的偏旁部首溶入章草之外，特别强调线条圆转，没有细小的牵丝，全用实在的线条为之，诸如在对撇与横、捺、点等相接的处理上，往往将二笔连属，形成了较多的椭圆空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图案美，形成了其具有强烈个性化的章草语言；在结体上，以传世的《急就章》等经典法帖为对象，对其结字规律进行了排比研究，然后深入到秦、汉简牍、陶文草字中，进行了繁重的类型比较和科学嫁接，对大量的章草偏旁部首字法进行再创造，新理异态信手拈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神韵上看，字里行间与金文篆字之意趣暗合，陶冶秦汉神游三代，大有解散大篆而为之的能力，别出心裁的构成了“篆意章草”之大厦，从而达到了王氏章草在结体、用笔、境界等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目的。从面貌上看，王氏之书似乎与世传章草有较大差异，但从形态神理上又让人感到是地地道道的章草，且渊源深远体系完整，成为书坛上难得的异香奇葩，成为章草书法发展史上的非常可贵的里程碑。

王氏章草面世后，便得到了世人的高度称赞，特别是受到上层文人们的喜爱。如王蘧常的同窗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唐兰名其斋为“书带草堂”，属王蘧常书之，王氏便融汉简于章草略变形体而成，唐氏则大喜过望曰：“是真可谓新意矣。”[④]陆维钊先生于书法鉴赏境界特高，所许之人亦少，而看到《王蘧常章草选》后“大为称赏”。[⑤]“沙孟海教授最赏蘧老章草，他评蘧老在西湖岳王庙所书抱柱联为‘神州之冠’！以沙老的身份，下如此评语，确乎是极难得的。”[⑥]书家陈祖范总结王氏章草说“先生法书，悠悠古法灼灼古字。可以学，可以赏，可以范，可以传；可以资艺谈，可以涤烦襟，可以泐诸贞珉，可以以制成法帖，可以作特健药，可以陶真性灵，可以津梁学者，可以发思古之幽情。”[⑦]其佩服之情不言而喻。王蘧常的章草更使东赢书坛所震惊，“日本《书道》一九七八年第六卷载有《章草名家王蘧常》一文，竟称‘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一九八一年又有《现代王羲之》一文。”[⑧]这样的盛誉在当代书家中是难以见到的。书法史上对于每种书体的创造者特别重视，皆大加笔墨记载，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有专门论述：“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隶书者，秦下程邈所造也。”“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⑨]王蘧常先生独辟蹊径体系完整的“篆意章草”，相信会与古之书体的创造者一样，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沐云堂

二、     王蘧常章草的现实意义



当代书坛特别注重创新，但创新并不是心血来潮的蛮干，而是书家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学习研究探索，以求对某一书法方面的突破。王蘧常之章草书，是典型的入古出新者，若深入分析其成功之路，会提供给我们诸多宝贵经验。

1、              兴灭继绝

历史上自古有名师高徒之说，有名师指点的优势有三：一是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及早的定出目标而少走弯路，为事业的成功赢得更多的时间；二是名师指导的强大动力，会增强学生对事业追求的信心和决心，不会轻易放弃或改变追求目标；三是由于名师效应，学生的成果容易及时的被社会及同行们承认，从而避免了被埋没的危险。王蘧常最初草书学习《十七帖》。十九岁师从沈曾植后，学书路子进行了改变。其自记曰：“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偏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⑩]沈曾植在给王蘧常定出了学书的主攻方向后，还在研究方法上给予了指点，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凡治学，勿走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登之。即学‘二王’，亦解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祝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11]由于沈曾植的名声和威望，王蘧常对为自己树立目标的正确性毫不怀疑，继而便全心投入付诸实施，“兴灭继绝”振兴章草也成了王蘧常一生所追求的不朽事业。

沈曾植先生让王蘧常专攻章草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他深知王蘧常有深厚笔墨功夫和传统国学基础，更清楚他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敢于向书坛前贤挑战的精神。老师让他来做这样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对于当时年轻气胜敢于铤而走险的王蘧常来说，身心如同注入了兴奋剂而激动不已。之后在习章草的过程中，时刻便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为实现老师期望的“兴灭继绝”愿望付出了毕生精力，最终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篆意章草”。由此可以看到，抱残守缺“兴灭继绝”是艺术追求中的一条险路，但若目标正确因材施教也能最大程度的挖掘学习者的潜力，得到最为巨大的成果。

2、              鉴书合一

历史经验证明，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书家，必须要有“鉴古铸今”的能力。传卫夫人《笔阵图》中有“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12]之论，世人多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简单的解释为：“善鉴赏识别的不善写，善写的不善鉴赏识别。”[13]这种将“写”与“鉴”对立起来的诠释，在历史上起到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不”字一般有两种用法：一是作为否定词，表示相反意；二是与毋、勿同义，当“不要”讲，表示禁止。在《笔阵图》之语中，“不”字应是“不要”之义，古文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式，如《论语》“乡党第十”孔子曰：“食不语，寝不言。”[14]是说吃饭时不要说话，睡觉时不要言语。同样善写者“不鉴”并不是“不会鉴”，而是“不要鉴”，即书写“不要”被鉴识中的条条框框所缚，可以充分体现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这样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善鉴者“不写”，不是“不会写”，而是“不要写”，即鉴识“不要”将自己书法创作的流派意识和排他心理寓于其中，以免影响鉴识的准确公正。[15]“也就是说“鉴”与“写”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此特别重要的是进行“鉴”或“写”时要有心态的转变，这样才能避免失误。回顾历史上的大书家如王羲之、褚遂良、米芾、赵子昂、董其昌等，无不是“鉴”、“书”兼善者，而王蘧常的成功，也是二者结合的典范。

王蘧常的书法创造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对于历史上书法作品高屋建瓴的鉴识而为我所用。其在为马国权《章草字典》所作的序中说：“立庵据大汶口地下器物，将宗国史拓展至二千年以上，予曰：窃不才，愿为其小者，仅欲拓展章草之领域而已。因相与拊掌。予之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者，自此始。”[16]由此可以看出，王先生学书的过程，不是对于章草进行简单的摹写，而是对于与章草有关的字体进行广采博取，这就需要具有“火眼金睛”的鉴识能力。特别面对汉简、汉帛、汉陶上面的非经典草写文字，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判断，以达到披沙拣金的目的，然后才能进行合理的剪裁、揉合、融化，为形成王氏章草的独特笔法字法，提供物质基础和质量保障。

3、              涉奇心理

涉奇是为艺者非常可贵的心态，它是艺术家创造性的动力，也是艺术格调不同凡响的重要因素。王蘧常先生天赋极佳，素有“才子”之称，而才子的特点就是多有涉奇心理，或者说存在着较多的理想甚至幻想。其自述说：“我小时候，在他（父亲）督教下，专临欧字《九成宫》和《化度寺》，都临过数百遍。但是十六岁时，在我大哥迈常的影响下，改习当时流行的北碑，大写《郑文公》，而我父亲则不喜欢北碑，所以说不许写怪字。”[17]尽管父亲严厉，但还在阻挡不了其涉奇心理，对北碑的喜爱愈来愈深。自师从沈曾植后，二人性情非常相近。沈氏也属于特具涉奇心理的学者艺术家，这从他千姿百态的章草书法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他在教导王蘧常时，鼓励他去闯涉奇径：“凡治学，勿走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登之。”这为王氏日后的章草书法艺术的创造，留下极为广阔的空间，这也体现出了沈氏高瞻远瞩的名师风范。

王蘧常在“无锡国专”读书时与唐兰是好朋友，有“王奇唐怪”之称。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申报发表《王奇唐怪》一文，论述了二人的奇怪行为和独特嗜好。在文字方面：“他们都喜欢写古字，往来信札，都写龟甲文或钟鼎文，有人笑他们不通，他亦满不在乎。”王氏的奇，并不是故弄玄虚，是骨子里气质的外在显示，表现于为人处事、为文、为艺各个方面。如其坦然自论：“蘧学文，惟古是好，诘屈聱牙，黔墨臃肿，不合于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为怪。”[18]其二十二岁在无锡国专时作《观浙潮赋》，校长唐文治评曰：“极挥霍离奇之能事，物无遁形，木玄虚、郭景纯应避其出一头地。又曰写此题，不能再好矣！”[19]一堂皆惊。同样，王蘧常先生在评论诗文时也以奇为重，如评论朋友之作曰：“尊作伉爽有奇气，淅脱清人气味。”[20]“奇气”正是他为人为艺不流于俗做事不同凡响的表现，也许是他自称的“野性难驯”[21]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古人有“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联句，用以形容王氏之心境精神非常合适。还应该说明的是，王氏之奇是才华的出类拔萃之奇，与学问能力平庸而靠旁门左道之怪以求出名者大相径庭。就王先生的书法而言，正是将这种奇气自然而然的注入到了章草之中，故而形成了古朴高雅的艺术风貌而雄视书坛。

4、              从面到点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各方面所取得同等的成就。从整体上看，王先生是一个通才，在书法上篆、隶、楷、草无不擅长，但他始终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是专攻章草。也正是他运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对各种书体大量涉猎，才使章草达到别开生面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从面到点的锻造方法，是他成功的秘诀之所在。

王蘧常对书法的学习，涉猎的面非常广阔。其《回忆趋庭三十年》曰：少时“《九成宫》、《化度寺》，都临过数百遍。”[22]后在沈曾植的指导下习魏碑，对汉、魏、六朝碑版中圆笔者如《乙瑛》、《夏承》、《孔宙》、《封龙山》、《郑文公》、《云峰山刻石》，方笔者如《张迁》、《衡方》、《爨宝子》、《爨龙颜》、《张猛龙》、《张黑女》等，都下过很深的临摹功夫。在草书方面，先是对于王羲之的《十七帖》的笔法结构文辞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谓少时患疟，即赖以为病榻消遣，由于病中汗渍，竟将石印唐拓本，先后糜烂达四部之多。”[23]后在沈曾植的指导下对流传于世的章草《急就章》、《出师颂》、《月仪》以及陶文、简帛、钟鼎吉金都进行了反复临习研究吸收消化，为创造出王氏章草体系作好了充分准备。

   与一般书家所不同的是，王先生所涉猎碑帖众多，但很少用之创作，他不想成为一个兼善多能的通才书家，而是为日后的在章草上突破积累素材。其门人王运天记曰：“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24]这种养气蓄势，善于移植嫁接的作法，是非常高明的。昔日何绍基晚年以遍临钟鼎、汉隶为日课，从而使创作的行书日新月异，王氏之学习方法与何氏非常近似。

若总结一下王先生的学书的过程，便会发现如下的规律：其在选定章草书法目标后，便对相关大量碑帖进行学习研究，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法学习面；然后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陶治铸造，使各种书体都带有明显个性化特色，即形成一条书法的风格线；最后将这条线上的所有能量聚集于原先索定的章草这个点上，从而使其凌空独立大放光芒。

5、              学术理念

王蘧常酷爱书法，但并不是事业的全部，甚至不是事业的主流。他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辨四声，五岁后便读《四书》、《毛诗》，稍长经、史、子、集无所不览，故有“神童”之誉。后又师承沈曾植、唐文兰、梁启超名师，学问大进。无锡国专毕业后，曾执教于无锡国专、暨南、之江、交通、大夏、复旦诸高庠，为近现代名学者、大教授。其十九岁曾在上海沈曾植家与王国维相识，沈氏介绍说：“此即嘉兴才子王蘧常。王说：‘早已闻名，诗、文、书法均能独立。”[25]王国维是近代国学大师，其发明的二重证据法为史学研究开出了一道新路。王蘧常也酷爱史学，在研究上也有知难而进抱残守缺的志向，很可能受到王国维治学思想的影响，姚继虺记之曰：“近岁君喜言考据，奋志造三代史。”[26]所以王国维曾戏称其为“王三代”。王蘧常于史学、诗学、文学研究皆有创见，一生撰述不已著作等身，代表者有：《礼经大义》、《诸子学派要诠》、《商代典坟志》、《荀子新传》等数十种，为学术界所称道。

王蘧常对于章草书法的学习研究，也是以学术理念对待之，而得之考据学以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尤多。考据学的主旨是追根求源以探真谛，于他学习章草穷尽资料探索根底考察源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完全一致；王国维的史学二重证据法，最主要者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27]从而将世传有误的文献进行纠正，以还历史之真面目。王蘧常也正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章草的，他不遗余力的搜集研究地下出土的简、牍、帛、陶上面的草字，来与世存于纸上的章草字帖互相印证，比较分析其中异同，再从中找出与章草相通的规律，用大量的书写实践将其融化于创作中，创造出了别开生面的“篆意章草”。所以说，读王先生的章草书，如同读中国书法的章草史，不仅被精湛的章草书法艺术所陶醉，也让其中深邃的学术精神所震撼，这正是王蘧常章草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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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②]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③]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④] 王蘧常《马国权〈章草字典〉序》，《书谱》1987年第三期，第48页。

[⑤]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⑥] 陈祖范《近代书苑采英》，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⑦] 陈祖范《近代书苑采英》，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⑧]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⑨]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65页。

[⑩] 王运天《王蘧常教授学谱》，上海公牛广告公司企划2000年征求意见稿，第9页。

[11] 同上。

[12]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3] 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0页。

[14] （宋）朱熹《论语精义》卷五下，四库全书本。

[15] 关于“写”、“鉴”的问题，见拙文《“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新论》，待发。

[16] 王蘧常《马国权〈章草字典〉序》，《书谱》1987年第三期，第49页。

[17]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18]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19] 王运天《王蘧常教授学谱》，第13页。

[20]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21]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22] 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23] 沈侗楼《气骨纵横 孕包四体》。《书谱》1987年第三期，第18页

[24] 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学谱》，上海公牛广告公司企划2000年征求意见稿，第59页。

[25] 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学谱》，上海公牛广告公司企划2000年征求意见稿，第9页。

[26] 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学谱》，上海公牛广告公司企划2000年征求意见稿，第11页。

[27] 陈寅恪《王静庵遗书·序》，《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史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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