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书协首任主席——张昕若书法遗作展9月21日开幕

张尤

    湖北省书协首任主席——张昕若书法遗作展
9月21日上午9：00时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开幕。

张尤

    张昕若笔名伯明、宋齐，男，汉族，原籍河南巩县，1929年6月生于北京。16岁始师从四川乔大壮习篆刻、书法，弱冠入北平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投身学生运动。后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仍临池不辍，潜心书艺。楷书、行书宗王羲之、褚遂良；草书宗二王和孙过庭，对《大观帖》、《书谱》钻研尤深，并广泛涉猎《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二爨》、《张玄墓志》等，兼取各家之长。所作法度严谨，清逸典雅，自具面貌。

张尤

        作品入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及中国书法家协会、文化部等单位在国外举办的书画展览。撰有书论《王羲之书法真面目的探讨》、《书法美及其社会功能》和《褚遂良在唐代书法中的地位》等。亦擅外文翻译，出版译作有斯蒂文森《宝岛》和雨果《悲惨世界》。曾任湖北书法家协会主席，湖北省书学研究会会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会长，《书法报》社顾问，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兰亭书会名誉会员。

张尤

怀念我的书法老师——张昕若先生
文/ 杨仁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一个百花齐放的改革年代，笔者下乡十年，于1979年接班回了上海，几年后调到了北京，由于自己感觉文化知识的匮乏，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补了半年课，一鼓足气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举办的夜大学，学制五年，三年专科后二年续本，而成绩在80分以上者如通过外语考试既可取得学士学位。从那时起，平时晚上六到九时上课，周六、日集中开课，在初上大学几个月里每每不入学习状态，然而半年后的其中考试还算比较理想，这就增强了我对学习历史的信心。在工作和读书之余我还喜欢中国书画，为了打发中午那一段无聊的时间，我就在办公室地上铺上几张报纸，然后用最廉价的毛边纸（四尺三分钱一张），一个大砚台是从王俯井工美商店化一元钱买的砸成三半的残次品，用白胶一沾，干后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很方便又很气派，几毛钱一大瓶墨汁用不几天就写完，就这些廉价的文房四宝开始了我的临池之路。并慢慢地找回当年抄大字报的感觉，通过正规的系统学习，同时又避免原先用笔落墨的各种毛病，但总是觉得进步不快。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我泰山在重庆南开中学的老同学、著名书法家张昕若先生已调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工作，张先生平时很忙，有一次听说他在家养病，我就给张先生打电话去，说要请教学习书法，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一小时后，我就到了崇文门外的张先生寓所，开始拜师学习书法和闲聊诸多于书画相关的学问一直到1990年3月。
张昕若（1929——1990）字伯明、宋齐。河南省巩县人。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协湖北省分会主席、湖北省直属机关老干部书画研究会会长、湖北省书学研究会会长、《书法报》（创始人）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兰亭书会名誉会员、北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张先生幼承家学，博涉经史诗文，习书刻篆通画，稍长，即师从广东梁白云和四川乔大壮两位名师，此时，先生的书法和篆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继承古贤、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昕若先生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用自己所擅长的书法和篆刻为党工作，用篆刻义卖所得资助地下党领导的“助学运动”。1947年张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进步活动，而引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被列入“特种刑事法庭”的黑名单，旋被“全国通辑”。先生被迫南下，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张先生曾在武汉市委、湖北省委、省政府、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工余之暇，他爱好广泛，在挥毫临池之余，先生曾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过《宝岛》、《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1980年代初在湖北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书法类专业报——《书法报》；进京后又组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书画会；先生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书法、篆刻人才；张先生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参加国内外重大书法艺术大赛，并被中外各种艺术展馆收藏；张先生的书法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有关王羲之的论文还被日本筑波大学译成教材，广泛推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由于工作不如上海那样紧张，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且我又没有午睡的习惯，于是就利用中午的时间练习书法，先从《龙门二十品》入手，同时，也写行书和隶书，几次拜访张先生后，我才敢拿一些自己以为不错的魏碑习作给张先生看，先生并不对这些习作做优劣之评，而是阐述一番关于楷书与写楷书的看法，如楷书起自汉魏，历魏晋南北朝，隋代则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唐初有欧、虞、褚、薛四大楷书名家，唐中期的颜真卿、柳公权把楷书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写楷书应该从唐楷入手。张先生的书法是以行书最为得意，先生的行书是以明代的文征明和近代的沈尹默为法，同时又参二王笔意，自成一家，为世所公认。然而，我每次去拜访时，先生都在临写草书，并认为只有在写好楷书的基础上和过四十岁后再开始写草书，才比较科学。张先生又对写行书和写草书的用笔方法做了长期和很深人的研究，在查阅历代优秀草书作品后，他选择了以初唐的孙过庭、贺知章为法；以今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变法创新。也许，后二年我们的话题都围绕草书，所以，我从先生那里学到草书知识和技法更多一些。
   1989年12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张先生的个人书法展览，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丕显、张平化、王汉斌等出席开幕式，剪彩表示祝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亲笔题写展名并赠诗：“书道之昌、遥溯二王，米赵文董，一脉绵长，张君继作，笔墨丰穰，中流之柱，艺苑之光”；欧阳中石先生增诗：“出入前贤法二王，悠然漫步取襄阳，从心所欲孙虔礼，沾古三分默叟香。他们对张先生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的评价；全国各地名流书家题词、信贺无数；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1990年3月张先生因病去世，而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称：“在昕若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世俗陋习，有的是虚怀若谷的诚恳与见贤思齐的高尚品德。他有匡正书风的责任感，也有力挽狂澜的魄力，更有能支大厦的才能。” 张先生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1年3月张先生的书法遗作展览和张先生的书法理论研讨会在湖北省会武汉隆重举行。之后，我开始联系编辑出版张先生的书法集，好事多磨，在二赴武汉，三下成都之后，1994年初，在有关人士的关注下，装帧精美的《张昕若书法》一书终于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此书寄托我对先生的思念，得遂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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