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仪在心 赏不待喻——论刘文西人物画中的技艺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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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 国画 黄土坡上唢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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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仪在心 赏不待喻

王菡薇

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以激越、超前的作品引导世人，还是应该以亲切、随和的作品服务世人？千百年来，这一讨论从未停歇。现如今，许多人感叹大师的缺乏，以至无数迷茫、困惑的瞳孔找不到对焦的方向，这也许是一个事实，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代艺坛还有另一批优秀的书画家，他们热衷于微笑着走入你的生活，渴望随时随地与你进行亲切地交谈，这种不经意的交流有时比精神上的冲击和鞭策更加能够温暖人心，刘文西正是他们中的代表。刘文西，1933年出生于浙江嵊县。现为中国美协顾问，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1962年，年仅29岁的刘文西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祖孙四代》，一鸣惊人。35年后，他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承担了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的绘制任务，这一特殊的创作使得刘氏艺术从此走入了千家万户，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这份殊荣可以说是对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贴近群众的创作理念的一份回报。

　　事实上，在人物画领域，为领袖、名人写真对于画家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方面，因为这些人物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不容得画家有些许随意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物强烈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社会影响力，很多画家都尝试过这一题材，要想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作为一个写实主义人物画家，刘文西对于人物结构造型的准确性有着一如既往的要求，他一生中从未放松过基本的人物素描训练，仅留存的素描稿就达两万余张，长期的锻炼造就了他异常坚实的基础功底，也培养了其对细节不厌其烦地执着追求的习惯。在那个时代的人物画家中，对于毛主席有独特个人情感的应该不在少数，但像刘文西这样一生创作过万余幅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画作品的恐怕就不多了，《毛主席在大生产中》（1962年）、《毛主席到陕北》（1964年）、《毛泽东在抗日年代》（1995年）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种精益求精的艺术理念，也正是他获得参与人民币设计工作殊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人物画的创作绝不仅仅等同于对人物的肖形，怎样为人物形象注入鲜活的神采才是真正的难点，而这一难点，必须通过形式的完善和精神的感悟来突破。所谓形式的完善，即对艺术技法的不断理解和锤炼，并将之与基础的人物造型相结合，为单薄的结构增添艺术的血肉，在这一问题上，授业恩师潘天寿对于刘文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作为近代艺坛巨擘，潘天寿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笔墨技巧的钻研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对国画中线的表现力一直都有着强烈的关注，他常说作画要“以笔线为间架，故以线为骨”，是故他的画作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都常用较为浓重劲挺的线条勾勒轮廓，产生出一种格外醒目的艺术效果，使观者精神随画面的展开而为之一震。当然，潘老的画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诉求，他对于线条的要求偏重于对雄强因素的追求，力求以“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的峻峭线条示人，这或是其经历近代社会动荡变迁的人生遭际的反映，抑或是其“感事哀时”的文人情怀的体现。而当代画家如果仅仅是不知变通地一味模仿前人的风格，恐怕就与时代的脉搏失去共鸣了。对于这一问题，刘文西显然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在人物画创作过程中坚持了潘天寿对于笔墨的执着，但在具体使用时则相对而言更加着意于变化。江南的艺术传承、陕北淳朴豪迈的气息、深刻的民族意识，加之学院派扎实的基本功造就了刘文西这位“黄土画派”的领袖人物。在以广大劳动人民为创作对象时，刘文西亦常以浓重的线条表现形象和衣纹，以线立骨，迁想妙得，大气磅礴，使这些形象的精神气质往往格外充沛，焕发着无与伦比的生活热情，正如刘文西所言，“要把那些长年奋斗在第一线的人宣传出去”。而在描绘少女、儿童等形象时，他又往往以淡雅的笔墨勾勒轮廓，特别是在刻画面部时极少用线，而是以大面积的渲染丰富形象，如绘制于1982年的《东妮》，强调所描绘对象天真烂漫的气质，这种对于传统技法选择取舍的能力，是刘文西个人艺术功力最直接的体现。

　　当然，无论是基础的锤炼还是形式的完善都是可以通过艺术训练本身来实现的，而对于艺术家来说，精神的感悟不仅仅是创作动力的重要来源，也是画格提升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感悟绝不是通过闭关修炼式的努力而能够在一朝一夕间获得的。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艺人在自己既定思维中搜肠刮肚，却永远好似水中捞月一般无法触及灵感的那个源泉，而当1950年代中期刘文西第一次怀着单纯的热忱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的艺术情感就早已寻到了一生的归宿，感悟的大门在此后的艺术生涯中就不曾有一刻关上过，他给挚爱的儿女取名为“丹”和“山花”不难让人想起陕北的山丹丹花；他数十年来不断地赴陕北采风，足迹踏遍了当地的每一个乡县，留下了几千张农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为其艺术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他的作品中不乏有像《陕北人》《黄土情》这样长达数十米的巨幅人物群像，单幅作品的人物数量常过百人，且姿态、表情变化万千，惟妙惟肖，这种超强的表现能力，无疑是用他对黄土地真挚的情感铸就的，而当他创作像《毛主席和牧羊人》这样描绘革命伟人在陕北的主旋律题材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如此的亲切、真诚，这与其说是其艺术技法的高明，不如说是其艺术理念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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