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侠客高剑父 田墀 如果说黄宾虹是一位老革命,那么,高剑父就是一位革命元老了。他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广州支会的会长,参与了黄花岗起义和光复广州战役,还组织成立了“支那暗杀团”,自制炸弹,暗杀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武昌首义十多天后,即1911年10月25日早晨,他们就在广州将前来赴任的清军铁腕人物凤山炸死。这次暗杀成功,使得张鸣岐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也为光复广州赢得了有利条件。因了高剑父与日俱增的画名,这段传奇式的革命经历渐渐被人遗忘。徐悲鸿倒是有文字记载:“闻语文学家富,粤语杂汉音最多,今之粤派,亦多承吾国艺术主干,剑父先生其尤著者也……时剑父先生与其弟奇峰先生,画名藉甚,设审美书馆,风气为之丕变……当年之高剑父,曾身统十万大军;轰动一时之凤山案,其炸弹实制诸剑父画室者也。被推为革命画家,宜矣!艺如其人,尤如其性。顾与剑父交游,又见其平易和善,而语多滑稽玩世。画家高剑父,博大真人哉。” 孙中山去世后,高剑父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旋即离开了政坛,专心绘事。虽然他远离了政治,但却保持了一个士人的高风亮节。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拉拢旧友陈树人、高剑父,即遭到高剑父严词抨击:“这是大节攸关,我与汪虽属深交故旧,至此也不能不与汪一刀两断。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虽未盖棺,亦可定论。”正是有了这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和激情,高剑父才能够毕生坚持艺术革命,将“新国画运动”进行到底。事实上,美术界有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革命经历,因而其精神面貌、思想境界明显不同于一般平庸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更具思想性,往往成为开宗立派的旗手。 高剑父12岁在中药店从族叔学徒,业余跟族叔习画;14岁拜在清末广东花鸟画名家居廉门下,得其真传。此后,多次东渡日本学习绘画。在日本期间,高剑父结识了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李叔同等人,参加了“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画研究会”和“同盟会”,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也是这个时期,政治革命和艺术革命的两颗种子同时在他的脑海发芽。或者说,恰恰是有政治革命的社会背景,使得他在艺术上也渴望革命、创新。高剑父提倡“新宋元”、“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主张。他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要经常写生,但不能做大自然的奴隶,既要师造化,更要师心源。 关山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他随高剑父下乡写生,亲眼目睹了高剑父在画过很多南瓜的写生稿后,才创作《南瓜》的。关山月说:“《南瓜》这画篇幅不大,内容也较简单,但制作过程并不简单;尺幅之内,已足见高师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创新精神,也足见他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技艺修养。众所周知,为了出新的艺术效果需要,他最善于借重工具的表现力:为运用撞水撞粉法而采用矾宣或者半生半熟的豆腐宣;为方便渲染而采用排笔;为适应熟纸的性能而多用硬毫长锋;为充分表现主题思想和体现景物的空间、气氛而多用渲染法。这些,在这幅《南瓜》小画中几乎可以概见。”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高剑父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 在《中国现代的绘画》一文中,高剑父对自己的艺术思想,也有过概括性表述:“我们的所谓‘艺术革命’,系从艺术与人生的观点上做起,并不是要从描绘方法上做起。所以我并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在表现的方法上我们要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长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是以要把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来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的营养,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以滋长我国现代绘画的新生命。”他的“折中”,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批评。“折中”创新,也是与时俱进,是取诸家之长,兼容并蓄,这是一个艺术家必须做到的。 其实,高剑父的“折中中西”,更多的是吸收日本绘画的一些表现手法,这从他的作品就可以一目了然。他倡导中西兼容,也是受到日本人的影响。非常有意味的是,到了晚年,高剑父又开始对传统中国画线条高度重视,并在画作中有充分的表现。这就像很多写新诗的人,到了老年又开始写旧体诗了。为何如此?值得讨论。 高剑父作为创新派,作品自然有时代的烙印。客观地说,他虽然是岭南画派的领袖,但其绘画和书法成就,都没有到达巅峰,就是与同时代人相比较,也不是执牛耳者。然而,在中国画的传承上,他则是功不唐捐。 这种传承,也是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门派传承的方式比较严格,有利有弊,最可取的一点就是容易将一个门派做大做强。岭南画派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比之所谓的京津画派和海上画派来势更猛,成就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画家,如陈树人、高奇峰、高剑僧、何漆园、黄少强、方人定、苏卧农、赵少昂、司徒奇、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黄独峰等等。 好在高剑父高举创新的大旗不放,反对学生循规蹈矩,完全效仿自己,所以,岭南画派是百花齐放的,幸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