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冬龄“地书”给我们的启发

道风居士

       2014年1月 11日，王冬龄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场书写“地书”。国内有舆论评之为“以老北京天桥下的‘中国式杂耍’迎合欧美人的猎奇心理，哗众取宠，丢人现眼……。”也有舆论为王冬龄辩解，认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与尝试。

很久以来，王冬龄在书法创作上的一些作为与创意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议：“现代书法”、“舞蹈书法”、“人体书法”、“地书”，等等。有人认为这是书法的探索与创新，有人斥之为胡闹、哗众取宠、野狐禅。

       在我看来，王冬龄的创作与作为的价值不在于得到多少观赏者的鼓掌叫好，不在于他的书法得到了其师林散之的多少真传或是几分功夫，也不在于他的这些书法创作获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在于他的探索对书法的传统形式的触动，对书法的既有规则与禁忌的突破。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历史上出过许多大家宗匠，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技法与规范，这些技法与规范既是创作的利器，又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前代的书家们在各种可能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这是传统的荣光。然而，在这荣光的照耀下，书法的出新、创造又是极其的困难。传统之中留给我们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之少，可能的路大多已被前人走过。生活在当下的人，可以很轻松的得到古代名迹的印刷本，从而很便利地学习、掌握传统的笔法、构成的关窍。以我们目下的学书条件，在笔法和规则层面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达到古人穷其一生都难以达到的程度，但我们在其中要想有所成就则是难上加难，或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在重复前人已有的形式，即便在笔法等方面比肩抑或超过前人，也不过还是一个传统的模仿者。

       书法，这一传统的艺术，在现今的环境中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世界性的艺术，为西方乃至全球的民众和艺术家所接纳和欣赏，为他们所理解和喜爱，仅仅靠我们在传统的功夫、在传统里的磨练是无法做到的。

       要创造书法当代的辉煌，要走向世界，我们就不能固守封闭的圈子，不管这圈子有多辉煌。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要我们死守着祖宗的信条，而是基于民族的精神去不断地变革、创造。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是这样的典型，二十世纪一大批拉美作家以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与西方文学的传统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合流，创造了辉煌的“文学爆炸”，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拉美作家的成功缘于保持传统精神的同时与世界潮流融合而不是死守着祖先的传统不放。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最引人争议的画家吴冠中先生，他的中国画没有刻意追随古代大师的足迹，没有遵循传统绘画的规范与程式。他由外部打入中国画之中，他的中国画常被斥为无笔无墨，然而，谁也否认不了他的绘画体现了中国的气派，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创造的、现代的中国画，是现在的人对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精神的展现。

       实际上，由外部的因素纳入艺术传统之中从而创造出新的传统是前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远古的我们暂且不论，即便在唐宋以来各种书体的规范确立以后，这一做法也没有停止。董其昌于书法追求的墨色的微妙变化是他之前的书法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由绘画中的墨法演化而成。明代后期开始流行的高头大轴的书法不仅形制是前代所无，其书写的方法、用笔使墨的方式也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再如王铎书法中一再出现的“涨墨”情形，有人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创新，有人却讥之为“墨猪”。不仅如此，王铎的书法在当时还有许多人认为不属正宗而为野道旁门。王铎顺治三年（1646年）所书《草书杜甫诗》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卷后识语曰：“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这段识语可为此说之确证。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当时一些书道中人对王铎书法的看法，而且证明直到清初仍有很多人认为张旭、怀素是不合正统的野狐禅，而这两家在今天均被认为是传统的正脉，王铎的书法也早被确认为正宗的典范。

       再说清代的碑派书法，这是在传统的帖学书法难以突破的形势下书法的一条突围之路。当时的书法中人，取法于前人不屑一顾的六朝的碑版、造像，以不同于帖学书法的用笔与结体给书法出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一时期部分书家追求的金石之气完全是以毛笔模拟铜器与碑石的天然蚀痕，这是之前的书法中完全没有的东西。这些在今天都被我们认为是当然的典范。

为什么古人在书法中注入他们时代的书法规范中所没有的技法、因素我们就认为是当然的，而今天我们在书法中运用不合规范的因素就是大逆不道？

       纵览古今中外的艺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艺术的历史就是旧的传统与规范不断被打破，新的传统与规范不断被建立的历史，西方的印象派是如此，后印象派也是如此；中国现代的岭南画派是如此，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也是如此。试看高剑父、傅抱石、石鲁的绘画在笔墨、构成上有多少合乎古人的规范，而石鲁和李可染的书法中又有多少合乎传统的东西？

       当代的书法，有许多书法中人在传统的道路上摸索；也有许多书法人以前人传统之外的东西、以现代艺术的因素注入书法之中，希望从此杀出一条路，使我们古老的书法走向世界。王冬龄、邱振中、石虎等人都是这后一条路的探索者，他们的创作与探索未必有多么成功，这些并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他们的实践为我们指示了一种可能，展示了突出困境的一条可为的路径。

       学者水天中在《“全球化”浪潮中看吴冠中》有一段话：“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绘画需要容纳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异质因素，需要对新的观念、新的方法给予善意的理解。“全球化”绝不可能使中国人失去“中国性”，对一切异于既成秩序的试探的过敏性排斥和片面强调中国艺术的纯粹性，实际上是缺少历史眼光的民族主义情绪性反应。”这段话谈的是绘画，我认为也适合于书法。

      王冬龄书法探索的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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