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书画显性情 人品非画品

道风居士

     中国书画史研究尤其是在对画家的考察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经常会把绘画与书画家的个人品格联系到一起，这时常常会强调书画家的道德节操，有所谓“人品不高，则画(书)品不高；人品既高，画（书）品不得不高。”之说。这里，最经典的格言是“心正则笔正”一语。此语为唐柳公权所言，出自《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五之《柳公绰传》后所附之《公绰弟公权传》。此语并上下文如下：“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公权在此并非与穆宗论书讲艺，实是以书喻政，以谈艺论笔进谏，后世论书每以公权此语为度人之金针，实误也。

      在书画史研究中对人品的过分强调常会使人产生似乎在所有的行当中，只有此行最讲究人的品质修养。事实上，无论所为何事、从事何种行业、为何种身份，首要的是人格的修炼，即“修身”是也，所谓“课子课孙先课己,成仙成佛且成人。”[1]做人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谈其他。

      在历史上，艺以人传的例子很多，艺因人废的现象也不少，前者如文天祥、海瑞、史可法，他们的书法实际并无出奇之处，但因人品道德高尚因而其书亦为世人所珍爱。后者如宋之蔡京、秦桧，秦桧之字学自米芾而加以变化，率意自然、意态沉着。蔡京更是为“宋四家”之一，《宣和书谱》论其书曰：“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照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2]以其传世书迹验之，确是如此。其书意态潇洒，足当“沉着痛快”四字，绝非蔡襄可比。盖蔡襄之书重法度而少意韵，且其法为唐人之法而非己之法，缺少新意，与史称之“宋人重意”不相合辙，故“宋四家”之“蔡”当为京而非襄。然而由于此二人为国家之奸佞、社稷之蛀虫，人品不堪，故其书多为后人所毁，其书艺也少有人论及，即或有之也多贬语。

       在艺术史上，最为普遍的还是“艺以艺传”。唐之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李邕、宋之苏轼、黄庭坚、元之钱选、龚开、黄公望、倪瓒、明之倪元璐、黄道周等人在书画史上之享大名，是由于他们在书画方面的修为与成就，而非品格气节的缘由，虽然他们有着优良的人品。前述之文天祥、史可法等，其书虽为人所宝爱，但创意实在有限，故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还是非常有限。在书画史上如展子虔、吴道子、李思训、张旭、怀素、荆浩、关仝、李成、郭熙、“南宋四家”之刘李马夏、“明四家”之文沈唐仇等，于人品道德并无特出之点，他们在书画史上之大名均是来自于突出的艺术成就。

      书画史上人品有问题而享大名者也并不少见，元之赵孟頫、明之张瑞图、王铎等人均是如此，虽然人们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但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其中张瑞图之人品尤其不堪，其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1607年），殿试 “探花”，历官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与冯铨、黄立极、施凤来、来宗道等人，均为魏忠贤私党，时称“魏家阁老”，与魏阉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历史上对所谓人品问题人士的人格评价常常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明末清初的龚鼎孳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其工诗文，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集》等。龚鼎孳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安徽合肥人，祖籍江西临川。崇祯七年（1634）进士，任湖广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崇祯十二年（1639）任兵部给事中，崇祯十六年李自成陷北京，龚鼎孳降，任直指使，巡视北城。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部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历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病卒。入《明史》贰臣传。时人谓之：“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气节沦丧，至于极点。放浪形骸，风流放荡。清孙垍龄劾之曰其为：“明朝罪人，流贼御史……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3]多尔衮评之：“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己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孽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这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可也。”[4]

      按照这些史料，如此一个气节沦丧，风流放荡之人无疑是人格低下的，这应当是没有异议的。然而，明遗民对龚鼎孳的评价并不如此。金堡称其为“济世爱民，是慈悲大菩萨”[5]，钱澄之在《龚端毅公蕲水县生祠重新碑记》云曰：“惟时大狱颇兴，无辜坐死者比比，公务于万死者之中求其一生。”“以余观之，公，古所谓仁人也。仁道甚大，儒者不易言之，然其每见于外者，必以爱人为之征。”[6]众多遗民与其交好。龚鼎孳殁后，钱澄之作《病起哭龚宗伯八章》悼之，其二诗云：“通籍登朝四十年，上卿身后特萧然。交游屡散千金橐，归去曾无二顷田。医店尚赊扶病药，债家空指助丧钱。平生长物偿人尽，刚剩堆床旧卷篇。”[7]与满清朝廷对他的评价恰成鲜明的对比。

      所以如此，是因为龚鼎孳在降清为官期间，因江南百姓所背负的沉重赋税，多次上书，指斥清廷的横征暴敛；他还常常甘冒风险为明遗民所犯之事奔走，为傅山、阎尔梅等遗民所涉重案开脱，使他们免于受害。吴伟业称其“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此是其为官之道。其平生最好交友，交友之道则惜才爱士，对有才之士、对朋友“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按此事实则龚鼎孳又当是一品德高洁之士。

      这矛盾的两极在龚鼎孳身上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都统一在这个人的身体、行为和思想之中。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传统说法所言之书画体现的艺术家的人格，实际上更多时候是人的性情。颜真卿的书法表现的是其刚烈的性格，渐江的绘画体现出得是其冷峭孤寂的个性，髡残的书画显露的是他热情暴烈的性情，查士标的书画则显现其潇洒淡然的风骨，我们由其中绝看不出他们对政治、人生的态度。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法也反映不出他们的政治倾向，我们从中能够看出的是毛的性格挥洒随意、不拘一格，蒋的性格是谨守规矩、中正平稳，他们在行事处变中正是如此。书画所体现出的是人的性格的深层的东西，而非表象。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例，鲁迅的书法温雅柔畅，周作人的字棱角分明，两人书法若置一处，我们很易将其归属错位。因从表面观之，鲁迅的文风冷峭凌厉，周作人的文风则是中和平淡，似乎正与字合。然而若从深层考察则完全不同，鲁迅的文章在冷峭的外表下隐藏着激烈的热情，是所谓“热到发冷的热情”，隐藏着对人的大爱与柔情。周作人的文章在平和冲淡的外壳里包裹着孤傲的情绪，充溢着执拗的态度与对世界的淡漠，两人的字与书法体现的正是这种深层的性格。

      有的时候问题更复杂一些。吴冠中的绘画，从画面上我们感受到的的常常是一种明快、洒脱、淡静的意味，纯粹从画面分析则吴冠中应该是一个超脱、淡泊的人。然而，实际生活中的吴冠中恰恰相反，他既不超脱也不沉静，他是一个常常激动的人，他的艺术思想、他的艺术创作乃至于他的性格之中常含有叛逆的因素，他的艺术之路如他自己所言是不断对传统、对师承的反叛的过程。在此，书画表现人的性情一说似乎也有问题。

      无论是所谓“书为心画”，还是书画体现人的性情，都是一些复杂的心理学问题。我们在书画研究中既不能漠视这一问题，也不能将其简单化。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态度。在艺术史的研究中最有害的是先入之见；依据史实说话，有多少可靠的材料说多少话，不仅要力避对材料的过度阐释，更应警惕对史料的臆测揣度，如此，我们才能接近美术史的原貌。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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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鸿寿(1768～1822)联语。

[2] 《宣和书谱》卷十二。

[3] 清国史馆编《贰臣传》龚鼎孳列传。

[4] 此段文字载《清世祖皇帝实录》卷二十，时为顺治二年(1645），大学士冯铨与龚鼎孳互相攻讦，原文如下：给事中龚鼎孳曰：“冯铨乃背负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铨日：“……流贼李白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孽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鼎孳日：“实岂止鼎孳一人，何入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王(多尔衮)笑曰：“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己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孽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这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可也。”

[5] 金堡《人日龚芝麓、邓孝威、张登子垂访海幢寺奉和》，邓汉仪《诗观》卷之五。

[6]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一。

[7] 钱澄之《田间诗集》卷十九。

冷砚

学习

毅夫

记得最近书法导报有文章质疑书法是情感的表现。还有一篇文章是说《风格是世界艺术评价的共同标准》。艺术家一生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推陈出新”，即作品有独创的风格。艺术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是一样的都是由具有创造力实现的精英来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