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入世之画”和“出世之画” ■ 陈传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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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之画”和“出世之画”

                                                ■ 陈传席

    有很多名气很大、地位也很高的画家，我们承认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很有新意，甚至有很大的突破，但并不十分佩服。相反，有一些隐居于民间的文人，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影响，当然也没有名气，他们不当官，不出画集，也不发表作品，只是在读书之余练练字，偶尔点染几笔，然其笔墨之超逸、格调之高妙，令人感佩无比。久观而不厌，反复品味而余味无穷。面对前者，我们会心平气和地指指点点，这地方有突破，这几笔很了不起，这色彩不错，这地方虚得好，这地方借鉴了西画方法，这形象很典型，甚至会说：“前无古人。”但不会太激动，更不会五体投地。面对后者，你会十分激动，你会五体投地，这些作品，甚至没有什么突破，没有借鉴西画方法，没有什么典型形象，也没有什么色彩，但却有一股超逸之气，出尘之格，画中会有一股仙气、寒气，使你的精神感到震撼，使你的灵魂得到清洗，看了他的画，你会抛除一切俗情俗虑，觉得自己也高雅起来。所以，面对这些画，你不能不佩服。

　　如果你是画家，欣赏者，见到前者之画，喊几声好；见到后者的画，你惊叹一阵、佩服一阵也就罢了。但如果你是美术史家，你会考虑，在美术史上应该如何排列他们的位置，如何评价他们，难道后者地位能高于前者吗？难道美术史能大书特书后者吗？显然不能。如果你是全国美术评委，在挑选全国美展作品时，你仍然会挑选前者，而不会挑选后者。

　　我思考好久，这是两类作品，前者是“入世之画”，后者是“出世之画”。“入世之画”的作者会有很强的使命感，除了作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艺术的发展之使命感，如李可染，他要发展中国的山水画，如何突破，如何发展，如何反映新时代的面貌。他本人也在发展中国画的过程中得到社会的承认，当上了教授和中国画研究院院长，至少说，他的艺术地位得到社会承认。蒋兆和不但在艺术发展上有使命感，且在作品内容上也有社会使命感，他本人也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是入世的。

      “出世”者本已卸掉了社会使命感，他不关心社会，也不关心艺术的发展。这方面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他也不与世争，不去勾心斗角，不为官，不为利，甚至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无怨无悔，这方面他是不俗的、出尘的，他又不是一个愚昧无知或不学无术的人，他读书、修养高、内涵丰富，他以画为案，心无旁骛，全心于诗书画，所以，他不求突破、不求发展，只淡淡几笔，但他修养高，笔墨的传统功力高。其画虽形不准，笔不全，但超逸出尘，品格之高，令人惊叹、佩服，而且，他的画也绝不老套，绝不因袭前人，神韵仍然是新的，他们的画只是寄托自己的胸次，既不展览，也不发表，也不希望进入美术史。除了自娱之外，只给一二知己观赏。

　　因而美术史上仍然主要记载“入世”者之画，因为他们对艺术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仍在美术史中占有很高地位和很大篇幅。但“出世”者之画，其中十分高逸的，也应记入美术史中，但只能附带一提，不便遗漏。古代正史中也列有“隐逸传”，但正史中记载的“佳传”，仍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传记更重要，篇幅更长。但“隐逸传”中的记人物虽短短几行，仍令人敬佩不已。画史上，神品、妙品、能品之外，又列逸品，后来，有人又把逸品列在神品之前，就是因为逸品画品格更高，但神品画又岂是简单的吗？所以，“逸品”和“神品”应是两个系列，也就是我说的“入世之画”和“出世之画”。但二者皆不可废。

       “入世”者能画出鸿篇巨制、反映社会主旋律的不朽之作，而画淡淡几笔的“逸品”画，则远不如“出世”者；“出世”者可以画几笔淡淡的小品，但如果要他画出前者那样鸿篇巨制的“正规”之画，也是不行的。

　　电脑和电视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新产品，国家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是其产品价值也许赶不上从古墓中挖出来的青铜器和古玉，但能欣赏后者的也是少数人。国家仍然会在发展前者上下工夫，但也不会抛弃古鼎彝和古玉，我们对待“入世画”和“出世画”的态度也应如此。

　　画家也应该正确看待自己。当然“出世者”不会画“入世”之画，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起稿、修改，爬上爬下。他只是“游于艺”，一时性起，涂抹几笔，不计工拙，兴尽而止。但“入世者”往往要画几笔“出世之画”，画几笔可以，但能否画好，便是问题。卢沉画《机车大夫》，名垂史册，他后来画“出世”式的小品，鲜有人问津，其他人就不多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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