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理画论——张瑞图书法创作中的杜诗情结 ■张家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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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图书法创作中的杜诗情结

                                                    ■     张家壮

    一般说来，探讨中国书法，不应该忘记书法家的心情意绪与其所书写的内容之间的种种关联——在一个真正的书家那里，这两者之间总是交织互补、相得益彰的。也确乎有一些经典之作，如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其文字内容所展示的情韵与书笔上的契合无间，让人们对书法史上那些经典的瞬间充满遐想，成为研究者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容易受到忽视的往往是，当书家们选择他人的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时，那里头所寄寓的心思——很多时候，他们正是借着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杜甫诗作成为书家热衷的创作对象是为典型。

        如果说有哪一位诗人，基于深厚的历史原因，他走向了底层、写尽了苦痛，他的作品也因之拥有了持续凛然的生气，成为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从而施与中国文化难以估量的影响，那就是杜甫。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蕴蓄凝塑着的民族灵魂深处的那种沉雄勃郁的忧患感和诗中时时跳荡着的血诚之心。正是这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感应与召唤，使杜甫在后人眼里，具有了绵亘不移的精神诱力。正因为这样，自唐宋以来，以杜诗为题材入书者便代不乏人：怀素、沈传师、段文昌、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再没有哪位诗人的作品像杜甫那样被难以数计的书法家广泛地书写着，书家们也纷纷借着书写杜诗的当口，隐约曲折地向世人传达了自己：

　　谏议陈公所书（杜少陵《哀江头》诗），公外亲临江萧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之绝笔也。公学行文章，皆居第一流，而尤显白耸动于天下后世者，则以知蔡京奸慝祸国于未用之前也。此书信其绝笔，是乃忧思至痛之情，言不见用，身且窜逐，视国家将危而无可奈何！后之览者，犹欲痛哭流涕，而况其身亲之者乎？呜呼！悲乎！

——胡寅《跋陈谏议书杜少陵〈哀江头〉诗》

        “言不见用，身且窜逐，视国家将危而无可奈何”，于是书杜诗《哀江头》以言志，这其中的含蕴，可谓深矣，厚矣！许多书家也正是像陈氏这样在窘迫之际便很自然地转向杜诗求助，为他们个人的困顿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当然，并非在每一件杜诗书作的背后，你都能读到像胡寅《跋陈谏议书杜少陵〈哀江头〉诗》那样记录书写者心曲的文字，也并非每一个书家在书写杜诗时都有像陈谏议那么深厚的寄托。书法史上，由兴之所至，偶尔书写杜诗者恐亦不乏其人，但当你发现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些书家热衷于书写杜诗，杜诗书法在他们的书写创作中占据一定、甚至是相当比例的时候，仍不能不引起你去作一些可能性的思考与揣想。

　　晚明的张瑞图就是这样一个能引起思考的书法家。

　　在张瑞图墨迹遗存里，除了自作诗以及少量的题记类作品外，多数是书写前人诗文。笔者据《中国书法全集·张瑞图卷》对其书前人诗文做了一番统计（图表省略），在其书写前人诗文的44件作品中，仅杜甫一人便有13件，几近三分之一的量。何以如此？是否也有前文中所谈及的那层因缘？

　　关于张瑞图书作在题材上的偏嗜，张氏书法全集编写者刘恒曾有这样的言说：“崇祯二年以后，张瑞图一直居住在晋江家中，过着寄迹山林、放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在书法作品中，他多次书写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米芾的《西园雅集图卷》、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及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歌，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张瑞图此时的生活和心境的反映。”又说：“张瑞图在因魏忠贤‘逆案’而获罪后，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屈辱之情。在这以后的潜心佛学，不仅使他在精神上找到寄托和安慰，同时，禅学所主张的淡泊适意和陶渊明的归田避世思想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书法风格从极意恣肆一变而进入萧散宁静的境界。其晚年所作多为行楷，所书内容多为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歌咏山水或记录隐居生活的诗文，而且形式技巧力求简单自然，盖缘于此。”（刘恒《张瑞图其人其书》）

　　的确，由于名陷“逆案”，在生命的暮年，张瑞图着实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与良知折磨，创作上倾向于那些放情田园山水或记录隐居生活的题材是不难理解的。研究张瑞图饶有意趣之处，很多时候就来自我们对于张瑞图尴尬处境以及这一处境下其人之心迹与其书法创作之间关联的不断求索。

　　但是，情形似乎并不是刘恒所论那样的直接明了。被刘氏认定作为张瑞图崇祯二年以后“生活和心境的反映”的《桃花源记》、前、后《前后赤壁赋》、《醉翁亭记》等作品，不少作于崇祯之前的天启或是更早的万历年间（如《桃花源记》作于万历四十三年，《前、后赤壁赋》分别作于天启三年、四年、六年，崇祯九年虽有《醉翁亭记》之作，但在天启七年时已先有创作）。在可以准确系年的作品中，只有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诗》确乎是作于崇祯二年之后（崇祯六年）。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承认创作题材的偏嗜的确可以反映书家的心理走向的话，那么应该说在崇祯二年之前，也就是在张瑞图获罪之前，就已经有了退隐遁迹的心思。我们由此亦可窥见，他的“悔恨与屈辱之情”，并非只在获罪后才有。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魏忠贤气势正焰的时候，他却总是有意地退避，虚与委蛇了。张瑞图有他的底线。由此我们也才得以明白，张瑞图的悲剧，更多地属于一种性格上的，而不是品质上的——当阉党嚣张之际，其人因畏怯而依附，又因依附而焦灼，心思之苦是不难想见的。所谓“人品颓丧”云云（清人吴德旋语），就像朱以撒先生说的那样，“真是难以洗刷”（朱以撒《中国书法名作100讲》）。

　　因此，倘若以为张瑞图书《醉翁亭记》《赤壁赋》等等放情山水、诗酒之作，便是真能处淡、处虚了，那不免是一种误会。好比《坛经》，它的许多言论超脱飘洒，而它所植根的却是充满动乱与辛酸的中唐社会，因而论者往往以为《坛经》的洒脱不过是“含泪的微笑”罢了。对于张瑞图，我以为也应当作此解会，方能有所契入。

　　他书法创作中对杜诗的一贯偏嗜，似乎正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沉潜的张瑞图。

　　上文所提张瑞图书杜甫诗13件分别是：《草书杜甫渼陂行诗卷》《草书杜甫饮中八仙歌诗卷》《草书杜甫秋兴诗卷》《行书杜甫野望因过常少仙诗轴》《行草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诗轴》《草书杜甫江畔独步寻花诗轴》《行书杜甫洗兵马诗句轴》《草书杜甫饮中八仙歌等二首卷》《行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句轴》《草书杜甫夜宴左氏庄诗轴》《行草杜甫早起诗轴》《行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轴》《行草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轴》。

　　在以上张氏所书杜甫诗作中，除《草书杜甫渼陂行诗卷》为其早年临写之作外，其余均为其自主创作的作品。诚然，这其中亦有《行草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轴》《草书杜甫夜宴左氏庄诗轴》那样较为纯粹的游宴之作，但大多是诗人于安禄山将反或是安、史乱后所作，满是沉雄勃郁之思的作品：《秋兴诗》（即《秋兴八首》，张瑞图书其中二首），代宗大历元年作；《题玄武禅师屋壁》，代宗宝应年间作；《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宝应元年作；《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肃宗乾元元年作；《早起》，肃宗上元二年作。这些作品，或是恋阙怀乡、或是羁旅孤愁，是如屈骚般“心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的结晶体。哪怕是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偶露清狂野逸之态，如《题玄武禅师屋壁》之暂作尘外之想，你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诗人在寂寞中体验忧患人生的一颗血诚之心。《饮中八仙歌》将八位不同社会阶层的饮者狂放的一面集中起来，诗人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以错愕和怅惘的心情面对着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从而使我们察觉到那与众不同的生疏气息，即一种乐极哀来的心情。

　　不难想见，张瑞图之所以属意于杜诗，正是试图借杜诗寄托其心迹，也希望后世能于观览其书法的同时而知其心。渴望世人的理解，应该是像张瑞图这样身陷两难之境者最大的心愿。倘若我们再将视角往下延伸一些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与张瑞图心思相类而处境之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钱谦益、王铎——一面是故宫禾黍的悲哀，一面是一身事两姓的痛苦，二者交相煎熬，郁郁之怀无时能已。而他们也正是透过杜诗来陈其衷曲：钱谦益晚年“老归空门，拨弃世间文字”，唯独对杜诗“护前鞭后，顾视而不舍”，耗费巨大心力注杜，成就了杜诗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钱注杜诗》；王铎则大量书写杜诗，其书作除自作诗及临古人法帖外，多数是杜诗。钱谦益、王铎身处窘境的表达方式，不正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张瑞图的借镜吗？杜甫“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北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语），而张瑞图之书杜甫诗，不也当作如是观吗？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张瑞图书法特有的那股郁勃奇崛之气正宜于表现沉郁顿挫的杜诗。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书贵瘦硬方通神”，倒也像是可以施诸张瑞图的书法呢！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