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字：汉字的未来与书艺

巧工司马

简化字：汉字的未来与书艺

    （中国)刘正成


    一  书法：艺术创造是文字创造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汉字的学科，诸如“文字学”、“汉字学”、“古文字学”等等，均把汉字放在实用、应用的层面上研究，基本无视汉字从它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艺术美创造。这样的汉字研究是不全面的，基于此，简化字的确立就带着根本性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严重损害了书法艺术，而且损害了汉字本身的文化价值与造字规律。

    一·1  原始宗教：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

    中国的史前文字与古埃及的文字，从其存世的载体来看，与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汉文字是表意性文字(尽管有形声的重要成份)与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尽管后发展成了表音文字)，其“象形”的特征，与后世出现纯粹记录语音的表音文字不一样，它产生的需要与其功能，是原始宗教环境中的重要人类行为。如果我们明确提出文字产生于宗教，而非产生于实用，是一种唯物史观念。与此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背景，是文字产生的艺术背景，即是派生于宗教行为的艺术环境，这也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上的艺术发生学观念。

在埃及的神话传说中，文字是图特神创造的。这种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距今5000年)的古文字，都留存于神庙(图一)和各种宗教纪念物上，被称为“神的文字”。古埃及的统治者“法老”(图二)，即神王之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三种体：圣书体(Hieroglyph，即正规体)(图三)，僧侣体(Hieratic，即草书体)(图四)，世俗体(Demotic，比草书更为潦草的字体)(图五)。但世俗体是出现在很晚的第二十五王朝时期，即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法老时代的晚期。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和死神奥赛里斯(Osins)。国王生前把自己称为“拉神之子”(太阳神)，死后即称自己与死神奥赛里斯结合开始，其表现形式即金字塔铭文。这些铭文是保佑国王通过冥世之路，到达来世、获得永生的宗教咒语(图六)。一直延续使用到公元4世纪的“圣书体”文字，其“圣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神圣的雕刻”，反映了希腊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最初印象。埃及古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前王朝时期，而更为简略的“僧侣体”则产生在其后的古王国时期。顾名思义，这是神职人员(图七)所使用的文字书体。其“神圣的雕刻”——圣书体文字，在古埃及的宗教建筑中，除了它是神圣的语言外，也基本上是一种宗教艺术品，而比其它宗教雕刻更蒙上一种“神圣”的色彩。圣书体文字的艺术性，非常复杂地体现在它高超的图画性上(图八)。这些圣书体的象形文字符号本身就是一幅幅高度抽象的文字艺术品，是构成宗教雕刻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垄断在祭司手里的文字，当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实用性，而是显示神性的手段。如果不是二百年前法国人商博良(Champoll)破译了罗塞塔石碑(图九)，古埃及文字将永远是一个图画之谜。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代的东方，中国汉文字也在神秘的原始宗教中产生了。传说中，中国造字的是神人仓颉，《古微书·春秋演孔图》称：“仓颉四目，是谓  明。”(图十)这一点与埃及神话传说相似的，一个长着朱鹭鸟头、人身的图特神创造了文字。传说中另一个创造文字的神人是伏羲，“大逆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图十一)。这和苏美尔人的书写之神纳布(Nabu)一样，也是长着蛇头的龙。现存所有中国史前文字及其刻划符号，几乎都与原始宗教有关。1899年由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史前文字的最大发现，这些文字是殷商时代宗教祭祀坑里出土的占卜文字。与此同时的大规模的文字载体是青铜礼器，这些原始宗教祭祀的礼器铭文，是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宗教标识。记录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类骤然获得的智慧。如果说人类已经有近500万年的发展历史的话，那么，在这五百万年的最后一万年中，才出现了文字。当人与猿分隔开后，其语言是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发展。所以，无论我们今天讨论是中国文明更早，还是两河流域或古埃及文明更早，都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段来探讨人类文明的某个进程。同时，也难以排除这些原始文明的某些共同之处。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这个“文”字，既是象形之意，亦是美化之意。《淮南子·本经训》云：“黄帝之史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当文字这个神秘的宗教符号从古埃及的祭司或中国的巫师的祭坛上产生以后，人和野兽等其它生物作了最彻底的决裂，以原始的宗教符——文字所传达的神的旨意，不仅仅其内容是真理，而且其形式是美丽的。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古巴比伦的早期楔形文字(图十二)和中国的原始文字(图十三)一样，从图画中抽象出来的符号，均精美而无与伦比。这是人类经过几百万年历史进程，才把语言化成了文字，从而表达、传达意志、记载历史，仅管这一切都笼罩在神的迷雾之中。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各个区域均有“龟灵”崇拜和占卜习俗。经龙山文化和夏文化的发展到商代，宗教活动中龟卜及其甲骨文刻辞成了其中心。宗教领袖实际上也兼世俗贵族的一切社会行为，都采取卜问神来决定，包括天变、年成、征伐、王事中的围猎、游止、疾病、生子，均要经神的启示来施行。占卜的人员有时甚至就是王本人，在神的名义下，人的社会秩序得到维系，尤其是从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的大变化阶段。那么，在社会的最高层倾注在宗教事物上的热情就可想而知了。我曾经比较过，一只普通实用的饮水吃饭的碗，在五千年之间其变化微乎其微：在今天偏僻的农村，农民所用的餐具，与仰韶时期的陶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可是，先民的投注在宗教礼器上的艺术劳动却是惊人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距今4500年到4000年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图十四)，由山东日照市出土，这种祭祀用的陶器，以今天的工艺水平看，也是极佳的精品。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西周折觥，就是一只怪诞而无比精美的青铜器神兽(图十五)，在器与盖上均还有相同的精美无比的四十多字铭文(图十六)。而在同一地出土的史墙盘(图十七)与散氏盘一样，不仅纹饰精美，其二百来字的铭文更在全器最为中心的地方。这段铭文是中国上古书法史的杰作之一。其实，前此1000年到2000年的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图十八)，尽管还处在图腾和文字之间，其精美的书写艺术，比其青铜器的纹饰的艺术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铭文与古埃及将法老的名字(图十九)刻在神庙上一样，这些刻着祖宗名字的礼器，无一不展示着中国古文字理性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总在界定着书法从实用到纯艺术的界限，并用一种书法艺术的“自觉期”来贬低中国先民在文字创造中的艺术劳动，这是一种局限性。除了音乐以外，中国的许多传统艺术，包括绘画在内，其理论的形成均较晚，但是，以没有理论便没有艺术的自觉性和独立性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一·2  汉字：形、音、义、美四要素

     中国的文字学及其后来的传统金石学，对文字的研究，皆重视形、音、义三要素。这种“三要素”的观念甚至蔓延到整个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界，从书法与美术的视角去发掘和阐释史前文字与文物的努力极其微小。这样，中国的、乃至整个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缔，就只能由西方思想家和美学家去猜测了。

     在上节，我着重谈到了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包括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的某种共通性，即均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又均是派生于原始文字的图画性。在这里，我又要着重思考的是，为什么古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没有发展成一门书法艺术呢？这除了古埃及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的毁灭与断裂以外，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最终成为表音文字，成了纯粹的语言符号，甚至语音符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对汉文字来说，由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继承性，使这种文字没有消灭和断裂；换一种说法，即汉文字的这种表意文字的稳定性，使中华大地多种语音的民族、部族都能统一在这种交流工具中。除了上述历史的原因外，汉字本身的艺术性构成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汉字虽然被称为“象形文字”，但是，按语言学的观点，汉字的“能指”与“所指”是不能分开的。即：汉字书法虽然也是抽象的，但是某一个字却不能确指出它所代表的某一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而古埃及文字却非常明确，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很具体的绘画，如一条蛇、一只甲虫、或一只鸟(图二十)。中国汉字书法只有一个线条的形，虽然可以说它是象征，但也没有明确它到底象征什么。古埃及文字“牙齿”一词，不用人的牙齿的形状来表示，而大胆使用大象的；用蛇的舌头表示“舌”；用牛的耳朵表示“耳朵”和“听”，这都是明确的象征。

     中国美学家叶秀山先生在一次书法讨论会上说：“书法，这个线条不是几何学的线条，几何学的线条是死的，它是划界线。书法，讲它是线条还不够，它是活动的，它不光是空间上划界线，在时间是活的，就是说它是生命的延续。”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重视“所指”，即逻辑的规律，对“能指”不予注意。而汉字书法的“能指”是大于它的“所指”的。西方古典的概念判断、推理、科学性的东西，它认为可以把一切变成符号、变成公式，把整个世界数学化、公式化，是概念化的一个体系，科学就是一个概念化体系。现在西方哲学包括形而上学，把活的东西都变成死东西。你把书法“念”出来，把这个字念一遍，那不等于书法，书法在它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之外另有鲜活的意境在。书法是“能指”，这个“能指”有富于东方文化与艺术思想的意义在。近万年的时间中，汉字与书法在它的创造中，至今活着，充满着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每一个书法家，包括有相当鉴赏水平审美者，都可以从几千年以来的历代书法杰作中吸收到无穷的精神活力，一种美，而决不仅仅获得某种僵化的概念。研究汉字的形、音、义以外，同样着力研究它的“美”，将会真正揭示出东方传统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实质。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是与巫术很难分开的。《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躑舞形，与工同意。”段玉裁注云：“无，舞皆与巫叠韵。”以此足以说明巫舞一体，以舞娱神和降神，是中国古代巫的一大特色。《史记·孝武帝本记》载：“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在古人那里，音乐、舞蹈、诗歌，当然也包括揭示神的意旨的文字与书法，都是为宗教产生的。以乐通神，是艺术服务宗教的目的。

《舞阳贾湖》的主笔和发掘者张居中先生在考古报告中揭示：在M344，即出土有“  ”字龟甲刻符(图二十一)的灰坑中，不仅有8副龟壳，而且有2支随葬七孔骨笛。在进行龟葬的宗教仪式中，音乐与舞蹈与甲骨文艺术同在。舞阳贾湖裴里岗文化遗址距今7800—9000年，一共出土了二十三支骨笛，这些骨笛分刻有五度、六度、七度音阶。经过德国研究所的测音，音阶准确。现在用来演奏的中国北方民歌《小白菜》美妙动听(图二十二)。如果高级的音乐形式，必须与其高超的文字书法艺术是相得益彰的，在现代考古学大量成果的支持下，不能低估先民的艺术创造能力，其中包括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占卜所运用的文字与书法的艺术自觉与艺术成果。

     形、音、义是汉字作为文字的三要素，而美则是作为书法艺术的存在。在这里必须说明，这“美”并非是“外加”进汉字里的，即俗称“书法是写好汉字的方法”。这“美”是与汉字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研究汉字形、音、义的特征，便不会理解汉字之能成为书法的基础，反过来说，不研究汉字的美，便不能真正理解汉字的形、音、义的特殊性。

     汉字的形有与所有其它文字不同的三个特征：

     [1]、点划是基本书写单位。汉字不是其它图画文字那样的描摹形态的线和面，而是八种基本点划的书写(契刻)来完成的。汉字的结构不是象埃及图画文字那样，用几个个体画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最终发展成音素文字。汉字是由点划组成构件，这些构件又可以进一步合成一个字。汉字基本上是字字独立，字字均表示一个独立的概念，从而形成为高超的表意文字。

     [2]、有笔顺的书写特征。由于汉字是字字独立，在书写或契刻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外后里的书写或契刻秩序，这就是汉字的笔顺。由于有了笔顺，便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

     [3]、拼合式的组合方式。由笔划组字根，再构成合体字，这是汉字的三级结构，这是方块汉字独具的特性，让一个字成为一个独立表现的单元，即一个独立的形象世界(图二十三)。

     汉字的“形”所具备的上述三个特征，是其书法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汉字的音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字一音，而不象其它表音文字由几个音素合成。这样，汉字在形与音的表达上实现了同构。汉字一字一音，使其组成语言的旋律上，既统一合谐又对比强烈。由于汉字的每一个字与另一个字，既可能笔划相等，又可以相差，例如“三”字和“山”字都是三划相等，但是别的字却有可能十三划，二十三划，甚至更多。这种相差是书写简单的表音文字字母间不可想像的对比。于是，由字形和字音的和谐与对比，构成了真正的书法美的时空相交的旋律。

     汉字的义是构成其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意境美的指向。汉字作为书法艺术与一切抽象艺术的最大区别，则在于有字义，从而使书法具有了文学与诗意美的特质。反过来说，当书法舍弃了字义，也即是舍弃了字的形，必将与抽象艺术合流而消亡了书法本身。我们之所以说“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是不准确的，即指书法是一种特殊的线条，是一种有字形字义和时间秩序与方向感的线条。

     美，是形、音、义有价值的组合。反过来说，对形、音、义是可以作一种美的分析的。汉字形、音、义的创造，从它开始的那一刻起，便是一种美的创造，如果我们仅仅从实用去分析汉字的话，将造成汉字研究的极大损失。

     原始文字的创造和使用与原始氏族的巫师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就产生在巫师(祭司)的手中。这些巫师其实大多为氏族酋长、部族首领和方国国王。这是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精英人物。四川甘洛县耳苏人的耳苏文、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文、贵州省三部县水族的水书、四川彝族的彝文等，均为巫师所创制。比较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字的创制相类同，使书法美的创造具有创作者的文化背景。书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始民间艺术，它当然可能具有各种民间艺术的特色，但是因为与文字和语言创造与使用的特殊关系，它必然是一种最具有东方汉文化特色的精英艺术。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载体，使其以后数千年的变化发展中，均离不开美的观照。

黄景春

张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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