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碑林：千年陇墨 一阁沉香

当代书法论坛

兰州碑林：千年陇墨 一阁沉香

　　在高低错落的庭院中，坐落着以草圣张芝命名的草圣阁，400米长的东西碑廊以及碑轩、碑亭、张芝雕像、陇右书艺院等。登阁远眺，群山巍峨，黄河如带；鸟瞰市区，高楼林立，车流纵横——这就是坐落在黄河北岸白塔山西峰的兰州碑林。

　　“塔影河声”

　　台阶沿着山道蜿蜒而上。正是乍暖还寒之际，山上没有青草绿树，远望山顶处，古典建筑风格的屋脊和楼阁从稀疏的树枝中冒出头来，与东面的白塔遥相呼应，透出一种肃穆，一种庄严，引人一路遐想。爬上最后一段坡道，向西一拐弯，原本高高在上的碑林主建筑草圣阁一下展现在眼前，在半山腰就已看见的“草圣阁”匾额矗立在楼顶，草圣阁南侧低一些的位置悬挂的则是“黄河第一阁”。

　　兰州碑林管理处主任李龙文说，“黄河第一阁”匾额是已故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一、二、三、四届理事黎泉(赵正)书写，“草圣阁”则是启功的墨宝。据碑林创建者流萤的文章记述，“草圣阁”三字是从启功往日的作品中收集组合而成的，因为1998年碑林方面向启功求字时老人已86岁，而且正在病中，写字难度大，他自己也说“过去写的比现在好”。草圣阁五楼北向有一块同样的匾额。

　　绕道来到碑林北大门，牌楼式的大门正上方雕刻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1998年题写的“兰州碑林”4个大字。此前，在全国各地的碑林中，这位德高望重的书坛泰斗只给山东的孔庙碑林和湖南的毛泽东碑林题过名。草圣阁上另有赵朴初题写的“塔影河声”匾额，据说当初原拟为“塔影涛声”，赵老建议改用“河”字。“塔影河声”后来又成了流萤记述兰州碑林建设事宜的书名。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1998年12月12日也以“兰州碑林”为题写了一首四言古体诗(80字)，镌刻在碑林东轩。季羡林的题词是：“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敦煌巍然，东方枢纽。石窟众宝，彪炳千秋。辉煌璀璨，世无其俦。张皇发扬，子孙共守。智慧之都，古城兰州。莫高麦积，与天同寿。碑林筹建，光被六洲。新纪莅临，辉映全球。”

　　走进碑林大院，记者立刻被满院的碑刻书法作品吸引住了。李龙文告诉记者，碑林共占地35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除了草圣阁三楼用以存放碑林的拓片和相关资料外，一、二、四、五楼和大院东西两廊共有各种碑刻和书法刻石近1000通。

　　登临草圣阁顶楼极目远望，雾气中的兰州群楼隐现，黄河像一条玉带穿城而过，景观壮美，气象万千。

　　灿烂书法史

　　兰州碑林现有的碑刻包括篆、隶、草、行、楷各体，内容涉及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书法的发展历程。

　　“除了甲骨文没有发现，甘肃的书法历史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兰州碑林可以说是一部甘肃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每一个碑刻后面都有一位名人或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黎泉的入室弟子、跟着流萤从事碑林建设的汪志刚如是说。

　　草圣阁一楼陈列着从陇原大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篆，庆阳发现的秦诏版，以及怀素《自叙帖》丙辰本。

　　汪志刚介绍说，天水是伏羲文化的源头，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正是关于伏羲传说的具体物证。也可以说，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及1919年在礼县红河乡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见到的秦篆铭文，就是汉文字的源。

　　作为汉隶精魂摩崖石刻《惠安西表》(即俗称的《西狭颂》)，是碑林中汉隶书法的精品。从大地湾陶器的刻画符号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汉隶及东汉“草圣”张芝的今草，“兰州碑林所展示的，无疑是汉文字从实用的萌芽状态逐步发展为光彩夺目的书法艺术的灿烂历史。”

　　二楼陈列的《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三大精品被李龙文称为兰州碑林“镇馆之宝”。《肃府本淳化阁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四楼陈列着陶渊明、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张大千、梅兰芳、丰子恺、郭沫若等人的各类作品。

　　东西碑廊陈列着历代甘肃籍名人作品和历代名人手札，从东汉的草圣张芝，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梁鹄，西晋索靖，唐代的李世民、李白，直至明清及以后的胡缵宗、邹应龙、邢澍、张澍、安维峻、刘尔、马福祥、梁启超、范振绪等，胡缵宗的书法作品“海不扬波”镌刻在北大门内的照壁上。

　　“旗帜”张芝

　　流萤曾说，“大凡碑林都有个旗帜”，如孔庙、岱庙的汉碑最出名，西安是唐碑，太原碑林的旗帜是傅山，韶山碑林的旗帜当然是毛泽东。至于兰州碑林，从甘肃的地域文化特色出发，选择了本土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誉为“草圣”的张芝。

　　张芝是东汉大书法家，擅长草书中的章草，他敢于创新，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字之体势，一笔而成”，省略章草的繁难之处，创造了“今草”。

　　《辞源》和《辞海》都称张芝是东汉“敦煌酒泉人”，但西汉武帝首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敦煌当时辖六县，其中未见“酒泉县”。直到清代，经大学者钱大昕多方考证，始认定张芝为东汉敦煌郡渊泉县(今酒泉市瓜州县)人。张芝出身宦门，其父张奂为东汉名臣，官至大司农，“以功封侯”而固辞不受。张芝幼时就显示出过于常人的颖慧，长大后，朝廷征召其做官，辞而不仕，操守高洁。其弟弟张旭也是书法大家，人称“亚圣”。

　　李龙文说，张芝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草圣地位，1000多年来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最早称张芝为“草圣”的是三国魏书家韦诞，他赞誉张芝“专精奇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后世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提及汉、魏书法作品，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王羲之父子、韦诞、索靖、张旭、怀素之草法，均源于张芝，深受其影响。

　　历来流传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典故，也是说张芝习字的故事，后世有误传为王羲之的。敦煌藏经洞所藏《沙洲图志》中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唐开元六年，敦煌县令赵智本在此掘得石砚一方，“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令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

　　遗憾的是，张芝书法的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只有宋刻《淳化阁帖》卷二载了五帖，其中今草四帖(包括其代表作《冠军帖》)，章草一帖(《秋凉帖》)。兰州碑林将五帖悉数翻刻，并把《冠军帖》放大上石，作为甘肃历代书法名家的第一块碑，镶嵌在西廊，同时将碑林主题建筑命名为“草圣阁”，还请著名雕塑家何鄂在廊前用万年青花岗岩雕刻了高3.6米、重11吨的张芝立像。

　　“镇馆三宝”

　　1998年，首倡并建设兰州碑林的流萤到天津拜访当代名书画家王学仲时，王学仲说：“你们把敦煌写经和简牍选择一部分，刻碑上石，效果肯定非常好。”就这样，堪称书法领域三件瑰宝的敦煌写经、秦汉简牍和《淳化阁帖》以刻石的形式荟萃在兰州碑林。

　　敦煌遗书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经典、儒家和道家经典，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尤以写经为主，最早的写于公元305年，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前后跨度700余年，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两晋到宋代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

　　敦煌遗书大多为民间写经生所书，他们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书法作品，不亚于名家之作。据不完全统计，敦煌写经已发现作品有5万多件，存于甘肃的700多件。兰州碑林镌刻了66块，加上郑汝中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敦煌写经”四字和前言，共计68块。

　　甘肃有“简牍之乡”美誉。甘肃的简牍以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史料价值高，备受全世界关注。在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至祁连，北达居延的广大地区都发现和出土过秦汉简牍。

　　简书没有汉隶那么成熟，看起来却给人一种质朴奔放的艺术美，笔法上多用藏锋和中锋，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纵横飞动，极富变化；在墨法上也是讲求质朴而豪放的气势。简书的出现，不仅对隶书的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今草开创了先河。秦汉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

　　秦汉简牍为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刻在兰州碑林的简牍是碑林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碑林艺术委员会主任赵正(黎泉)按出土地点分类、按书写时间排列编排的，计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玉门汉简、甘谷汉简7个部分，另有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和前言两块。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展示出来，是兰州碑林的首创。

　　宋朝建国后，宋太宗赵匡义酷爱书法，曾将全国书法家搜罗到汴京，并多次下诏收集历代翰墨，于淳化三年命王羲之后裔、翰林侍书王著选编成十卷，收入105家422件，用枣木板摹刻成帖，名《淳化阁帖》，是宋元以来学习书法的范本。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封十四子朱瑛为肃庄王，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藏王府内库200余年，秘不示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尧摹金石刻家温如玉、张应召师徒来兰，历时7年刻成(称《肃府本》，也称《兰州本》)公之于世。《肃府本》刻成后即遭战乱，《淳化阁帖》损坏严重。康熙十四年(1675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其部将攻陷兰州后曾用帖石做马槽，以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一说。光绪末年，翰林刘尔移帖于兰州府文庙尊经阁，抗战时藏于丰黎义仓地窖，1966年由省博物馆珍藏，现存刻石141方。

　　伟人手书

　　草圣阁五楼陈列着现当代两位伟人的11件书法作品，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两件，毛泽东的9件。

　　中山先生的第一件作品是写给临洮人黄文中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后来成为传世名言。黄文中毕业于甘肃第一师范学校，后自费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参加革命党活动，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日期间，他翻译了植原悦二郎的《日本民权发达史》，中山先生恳切教诲，欣然为其题词。

　　孙中山的另一件作品是写给甘肃爱国将领邓宝珊的书信。邓宝珊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8年1月，他和胡景翼在陕西三原创立靖国军，拥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来，胡景翼部接受了北洋政府陕西督军的改编，称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而时任胡部第六支队司令的邓宝珊对接受改编持反对意见。孙中山得悉后，写了这封亲笔签名信，鼓励邓宝珊坚持国民革命斗争。

　　碑林镌刻的毛泽东的9件作品中，有自作诗2首、抄录古诗5首，另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两封亲笔信。

　　据流萤记载，1956年甘肃省博物馆开馆时，邓宝珊(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参观馆藏文物展览后，将自己珍藏的一封毛泽东亲笔信捐献给博物馆保存。邓宝珊之子邓成城说，毛泽东先后给邓写过12封信，其中10封遗失，下落不明。现存的两封分别写于1938年12月5日和1942年12月22日，都是谈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寥寥数语，言简意赅。

　　1935年9月27日，党中央率领的红军到达甘肃通渭榜罗镇，两天后进驻通渭县城，在接见红军战士的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朗诵了《七律·长征》。主席此诗最早发表在1937年10月英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作者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书中。碑林选刻的《七律·长征》是毛泽东1962年4月20日书写的。

　　毛泽东的第二首是词《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7日，红军击溃追敌后，乘胜翻越六盘山，主席站在山顶极目远望，感慨万端，遂作词以志。碑林选录的这首词与《七律·长征》是同日书写。

　　毛泽东抄写的5首古诗也都与甘肃有关。前三首是唐诗：王翰的《凉州词》、王昌龄的《从军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后面两首是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四首选二)。（来源：兰州晨报　记者 田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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