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高徒•“高研班”——书画“高研班”现象漫议

魏春雷

名师·高徒·“高研班”

——书画“高研班”现象漫议

魏春雷

放眼当前艺术界，尤其是美术、书法界，各种“高研班”方兴未艾，近几年发展尤其迅猛，山头林立，活动频繁，几乎让人目不暇接。在这样繁荣背后，关于“高研班”的议论也多了起来。

韩愈在师说里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取得一定成就的艺术家创作及各种事务之余能开班授徒，为后学授业、解惑（姑且不说“传道”），实在不能说是坏事。追溯起来，“高研班”的出现并不很晚，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的刘国辉主持的“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就在业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固然得益于导师的教学水平与态度，也与学员学习成果分不开，另外，曾在画坛引起轩然大波的李小山的“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的观点当时影响犹在，在很多人思考中国画现状与未来的时候，刘国辉此举引起广泛关注并赢得好评也势在必然。

尽管刘国辉主持的那届高研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但并未引起一窝蜂似的效仿，人们更多是关注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很快，尤其近十几年来，艺术学科高等教育日趋完善，本、研、硕、博渐成体系，越来越为人熟悉。但各种条件限制，有机会跻身其间接受学院教育的毕竟是少数。单是从数量上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需求相比，学院教育（学历教育）也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不少美院都开办了继续教育（或叫成人教育）学院，招收进修生。此外，导师工作室也发展起来。诸如此类，让更多艺术爱好者能接受相对专业的教学训练，接触他们心仪的老师，看起来不啻学历教育之外的另一套艺术“高等教育”，多年来在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上确实不无成效，以至于加入其间的办学机构越来越多、开班授徒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参加学习的学员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高研班”从无到有，也很快发展起来。

浮躁，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大众化的文化消费总是很容易与浮躁画上等号。“快餐时代”、“悦读时代”、“读图时代”、“微时代”，便利着，浅薄着。以展览为例，早些年一般直接叫“（作品）展览会”、“（作品）展览”（如“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如今更多是文采斐然的叫法，什么“大展”、“精品展”、“得意之作展”，不一而足。讲起来确实带劲，可，“大展”大在何处？“精品展”展出的就是“精品”吗？“得意之作”恐怕也只是自鸣得意；水平有限，即便真是“代表作”又价值几何！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不老实”。这样的背景下，“高研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就让人见怪不怪了。

在这种教与学的热潮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是可以想见的。各种名目的“高研班”存在的问题也愈发引起人们的注意。办学机构越来越多，工作室导师素质影响参差不齐，学员学力高下悬殊（有的近乎零基础），教学管理的松散与评价的形同虚设，都不能不让人质疑，发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喟叹。“高研班”，其“高级”和“研修”（或叫“研究”）如果不能落到实处，何异拉大旗作虎皮？学费不可谓不高昂，然而，一方面是一部分导师素质让人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学员不管基础如何一律来者不拒，大开方便之门，不能不让人对办学之初衷产生怀疑。就导师方面看，有的实在不爱惜羽毛，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的教学时间，学员三两个月见到导师一次已经不错了。如此这般，是对自己不负责还对学生不负责、对办学机构？在学员方面，分散各地，多有本职工作，一年到头难得参加学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业，至于本无心艺事只热衷于找导师及名人合影之类，不能不让人猜度其“醉翁之意”。

当然，师资与时间等多方面条件限制，不能以学院高等教育的模式去要求高研班。本质上讲，两者走的是不同的路子，就艺术教育而言，前者的优势在体系完备的学科化特点，更注重技术等共性问题，而高研班教学更与传统的师徒授受相通，比前者更关注艺术个性的发现与培养。越是基础教育越注重共性，到较高层次则对艺术个性的关注就成为主要教学内容。前者实，后者虚，后者要真正取得成效，对师生的要求都是相当高的。董其昌讲：“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模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以势为主，乃大悟。脱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晚年自言无一点右军俗气，良有以也。”正是“苦练三年，不如名师一点”。对学生而言，具备坚实的基础功夫是毋庸赘言的，而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明师点拨也是不可或缺的，对如此基础的学生能给予恰到好处的指点，足见教师的水准，这也是量变到质变的实例也是常说的“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得有一桶水”的道理。在这个阶段，因材施教、量体裁衣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创作与教学是两回事，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一定能胜任教学工作，这是另外的话题，兹不赘述。

人们通常说“名师出高徒”，其实在各个领域，“高徒出名师”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张孟皋画工人物、翎毛、花卉，多作没骨，妙于设色，然名气一般。吴昌硕喜其画风，多年心慕手追，颇受熏陶，张孟皋后来则因吴昌硕的成就而逐渐为人所知。“高研班”实际上为“名师出高徒”和“高徒出名师”提供了机遇，但真正有条件有机缘把握机遇的，无疑不会很多，而“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这无疑是“高研班”魅力所在。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高研班”，若没有名师、高徒，终是遗憾。

“高研班”很多，但真正的“高研班”太少了。平心而论，这么多年来，为数众多的“高研班”真正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导师深孚众望、学员学业精进的，实在是太少了，而这，难道不是“高研班”应有的规格吗？更有甚者，普通的培训班傍上某高校，就堂而皇之地以“高研班”自命，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还怎么指望人家拿你当回事！真正敬畏艺术、追求艺术的人，无论老师还是学员，恐怕都不愿意看着本来让人仰视的“高研班”不争气地沦为名利场、“老年大学”的。

“名”的炫目总不比“实”的高明更让人信服。大浪淘沙，一时甚嚣尘上的名不副实的“高研班”到头来不免昙花一现，贻笑大方，而真正意义上的“高研班”也必将最终赢得人们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