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演变与章草在其中的意义

王景

书体演变与章草在其中的意义
——《中国书法发展史》读书札记之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它礼崩乐坏，战乱纷争，在政治上是最混乱的民族大分裂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权并立现象空前，尤其是北方。然而在这个最痛苦的时代里，其精神意识却是极为自由和开放的。如果说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史、艺术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第二个富于开放意识的智慧的颠峰。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应该是最有艺术性格的“二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还有各种数论、文论、音乐、文学和民间艺术，可谓异彩纷呈。这些成果，无一不是光芒万丈具有创造意义的。宗白华先生认为，这些成果“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字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书法艺术自觉的三个特征

    历史的动荡、变化，南北的分裂，战争的频繁，使得社会生产与体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其成就正如前面所讲，是极富生命活力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书体演变的成熟期，还是书法技法与技巧的集大成时期、文人书法与民间书法流派的大发展时期。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风貌，我们可以说，这是书法艺术走向全面自觉的阶段，这一自觉表现在具体的书法现象上，主要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各种书体至晋已完全成熟。

    笼统地讲，篆隶当属“古体书体”，自东汉以来，开始形成的草、楷、行各体至晋（主要指东晋）已完全成熟，而且各种书体之间呈现出一种交相发展的状况。各种书体在形成与发展中相互影响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各种写经残卷、敦煌残纸、南北朝石刻墓志为代表的民间书法，尤其是以隶、楷的过渡最为突出，书体演变的痕迹极为清晰；其二是以文人书法为代表的各种书法，对于新出现的书体，文人们不断的在实践中将其进行改造与完善，其中“二王”父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里他们是书体发展的集大成者。

    第二，中国书法技法体系的完善。

    伴随着各种新书体的发展完善，尤其是楷、行、今草三种书体在“二王”手上的融会贯通。在技法与风格上，开始脱去以往隶书的滞重用笔，创造出一种俊逸、雄美、洒脱的审美趣尚，其精美的笔法、高超的技巧为后学所不及，后世学者无不以此为典范，这种创造是非常具有时代性和独特性的，以“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及作品序列，使得中国书法技法体系基本形成。在后学者中，即使有个别书家，如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等在“二王”基础上都有所变化和丰富，而且也影响着后代。但是从本质上讲却已经缺乏突破性。在此，以“二王”等书家为代表的魏晋书法时代，仍然是中国书法集大成者。

    第三，书法艺术的自觉化标志着中国书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考察中国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觉化标志，我们要从其社会书法风气、理论著述、书家类型、审美追求和书家代表五个方面展开。首先，此时的书法在社会各个层面上有了普遍的运用与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去欣赏书法、收藏书法作品，可以说书法欣赏已成为社会书法的风气；其次是理论著述，魏晋南北朝相对与东汉及其以前的历史来讲，在书法理论著述上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这些理论著述和文章包含着书法的许多方面，如书法技法论、书法家论、书法风格论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构架，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技法上的自觉只是一部分，只有在理论上的发展步入自觉，这门艺术才可以说是真正全面地走向了自觉；接着要说的是书家类型，此时出现的是最早的文人书法类型，这与当时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意识是分不开的，魏晋时期有许多家族是书法世家，这种在艺术上师承祖述的关系是书法

    发展史上特有的现象；其四是书法的审美追求，由于魏晋时期的战争频繁和夷祸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学受到严重的打击，文人崇尚超脱潇洒、风流倜傥，一时间黄老兴起，玄学风行，除此以外人们的意识中佛教思想也相继输入，在书法上则以“韵”、“逸”为终极审美目标，这种审美追求在当时的书论中运用得非常广泛；最后，我们要谈一谈重点书家，作为魏晋书家的代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无疑可以堪称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书法大师，其书风爽健、俊秀而雄美，这种独特的书法风格正是当时思想意识形态在艺术上的最佳体现，真可谓独树一帜，领一代之风骚。可以说这五点的相互作用，才是真正标志着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彻底自觉。

    二、书体演变中的交叉发展

    书法发展到东汉，则开始了书体全面发展的步伐，这种步伐是以交叉的形式出现的。从东汉开始逐渐形成了楷、行、草各体，到魏晋时期的二王时代则已臻成熟。草书经章草而发展为今草，楷书逐渐完善，隶书以东汉中后期的体式为主，继续发展，行书在隶书与楷书的发展中也开始走向成熟。

    我所说的新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其实在汉隶已在民间普遍存在，进入魏晋后为文人士大夫所发展完善，这些文人以其独特的理解，对于新书体中的长处和特点予以发展，将各种书体的弊病加以改进完善，使其脱去汉末以来书体发展的程式化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钟繇的小楷、二王的今草和行书。文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地位与其开放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民间书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民间书法在当时基本沿用旧体，尤其是在铭刻作品中，我们至今还能从其原作或拓本上看到许多非隶非楷、隶楷合体的用笔方法，因为民间艺术在当时极讲究门阀制度，有极强世族观念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化、地位是明显滞后的，这自然会使得民间艺术和工匠在新书体、新笔法的运用上相对保守。

    对于魏晋时期书体的演变轨迹，我们不妨从一个图表中去感知：

    由此可见，从东汉末至东晋，楷书、今草和行书这三种书体基本上呈现的是一种交叉运行的态势。

    1、魏晋隶书的发展

    汉代是一个气势恢弘的时代，魏晋代汉后，仍继承汉制，故而在书法上仍以隶书作为正式的书体。魏晋时期的隶书基本上是沿着汉隶发展的，作为正式的书体，在演化的过程中，它逐渐显示出其程式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受禅表刻石》、《皇帝三临辟雍碑》均为此等程式化极强的类型。

    2、魏晋楷书的发展

    楷书的发展是与隶书分不开的，楷书的出现似在汉代。西汉时的某些隶书与楷书便很难区分，故《宣和书谱》谓：“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魏晋时期是楷书发展的成熟时期。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楷书已形成于汉魏之际，但真正使用楷书作为主要书体，则是东晋以后的事。魏晋时期使用楷书的主要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的仍然是较为正统的新隶体，或介于新隶体和早期行书之间的书体。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量魏晋碑刻，主要是用的新隶体，所以在魏晋早期书体发展的同时，钟、王楷书与新隶体的共时性发展是非常正常的。

    3、魏晋草书的发展

    草书的发展，应该来讲是魏晋书法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早在东汉，赵壹就在《非草书》中想我们介绍了东汉时草书风靡一时的现状，草书最初是以草隶形式出现的，因为“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可以想见，这是隶书的简写与草化。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在早期西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得到印证，从西汉到东汉，草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草书发展的第一站，即章草的形成。所谓章草，就是指笔画带有隶书波磔的草书，章草的波磔一方面是受隶书波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观和规范化。前面说过，因为人们的思想在魏晋时开始向玄学方面追求和发展，与之俱来的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隶书因过于程式化逐渐丧失活力，故而章草也不可避免的向今草转化。

    显然，今草是草书发展的第二站。为了摆脱章草的烦琐和程式化的装饰性线条，今草删除了章草的波磔，有时为了加强用笔的使转变化，还对笔画进行了减省，新兴的今草，相对于草隶来讲，无论是在结体、用笔，还是章法上，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变化，使得草书艺术发展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在今草书法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无疑又是“二王”父子。“二王”时代，章草基本上退出了实用舞台，不过在古代书家对于草书的学习和取法上，许多书家还是把章草作为学习传统的重要手段。

    4、魏晋行书的发展

    在楷书与今草的逐步形成和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创作中，行书也逐渐发展成为介乎楷书与今草之间的一种书体，其书法特点已与早期行书有了很大的不同。行书的出现也是在汉代，相传钟繇有“行狎书”，恐是此类，这类范形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与二王同时代的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及许多敦煌残纸中窥见一斑。至于二王的行书可谓开一代新风，这种新的书体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极为流行，脱尽魏晋以来滞重的用笔，创造出俊逸、潇洒、流美的书风，对中国书法史功莫大焉。

    三、章草在书体演变中的意义

    在对魏晋各种书体的梳理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章草在整个书体演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把它看作是一条纽带。一方面，章草延续了汉代隶书、隶草的轨迹；另一方面，他开启了楷书、今草、行书的一种新风，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书体。尽管我们发现章草成熟以后，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由于隶书的程式化，亦带给了它规范得几欲呆板的弊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书法作品序列中，尽管章草不占有主要的地位，但是魏晋时亦不乏名家，汉有史游、杜度、崔瑗、张芝，三国时吴有黄象，西晋有索靖，章草艺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该是以张芝起，至唐代，章草书已成泯然灭迹之态。对于魏晋南北朝来讲，此时尚可以说是章草的资料库，从遗存墨迹看，有《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的章草简书，纸书有《索靖出师颂》，其中最富盛名的当数陆机的《平复帖》。

    以上是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书体嬗变及章草在其间意义的认识，回望这漫长的分裂历史，我们真的该在这一时期的书家和书作前深鞠一躬，要感谢他们在如此战祸纷争的年代能为我们留下这么多丰富的墨迹和文论遗存。正因为有了这些，才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勾画出当时的情境。然而，这些可能还不足以证明当时的状况，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发现、创造，以期能让我们更多的体会、理解和发扬这种留存在魏晋书法史中的书法精神。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堰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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