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法批评形成的文化背景

王景

魏晋南北朝书法批评形成的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是技法实践，还是理论建树，它都是漫长书法艺术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镇。政治上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战乱不断、礼崩乐坏的民族大分裂时期。然而这丝毫没有阻碍书法历史和其它艺术的发展，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文学艺术上的高度自觉，尤其对于书法而言。此时正是各种书体备至成熟、各种技法臻于完善，书法理论和品评走向自觉的时期。从书法批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向我们展示了其重要的内在活力，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与方法的提出与构建，此时更是影响着几千年的书法批评历程。

    谈书法批评，我们首先要上溯到东汉，从现存最早的文献来看，崔瑗的《草书势》和蔡邕的《书势》等几篇书论，主要是从技法、创作与美学上去作的总结。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批评文章。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提出过对书家的批评，但其文章的出发点却是反艺术之道而以实用、正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从他以非艺术立场去否定草书即可看出，该文与书法批评并无牵连，或者我们可以说，魏晋以前，还并不具备发展书法批评的文化背景，只有到了魏晋及南北朝时期，才有了书法批评可供发展的条件。

    书法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非常兴盛的，这可以从众多的书法理论文本中看出，能形成这样的“学术氛围”主要是具备了如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魏晋时期，在政治上有了“九品中正制”，讲究“门阀制度”，社会重视家族祖辈，士族之间形成了人物品藻的风气，以人为主题成为了文学艺术的时尚。尤其是“文人的兴趣从议论政事转向了人物品鉴，且这种品鉴从实用的道德的角度转向审美的角度”，叶朗先生曾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到魏晋时代，在士大夫之间人物品藻大为盛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人物品藻已不再像东汉那样着重人物的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这种人物品鉴是书法批评风气形成的基本条件，很多书法批评理论文章就是用这样的风格来书写的。

    第二，书法创作活动空前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是各种书体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篆、隶、草、楷、行，再加上一个“二王”现象和涌现出的数不胜数的那些书家，足以向我们证明当时的状况。书法创作的兴盛，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尽管时间久远，其间大多数人的作品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但从文献资料和残存下来的几个名家的作品和传本墨迹来看，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兴盛、这样多的书家和这样多不同风格的作品，才使得书论家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一条件看成是书法批评形成的物质基础。

    第三，“文艺理论的空前繁荣和艺术批评的大力提倡”。在理论与学术建树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说它重要，主要是指它的“多产”。这一时代，各种艺术门类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文学上，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等；画论上有顾恺之的《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理论家对文艺批评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如《典论·论文》以‘气\’鉴文，分析作家气质与作品的关系；《文赋》通过将文本的分类，对他们在意与辞上不同的审美特征作了精细的辨析；《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遍涉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并提出一整套方法、原则与鉴赏标准；《诗品》以官品喻诗品，将诗品分为三品九等；顾恺之提出绘画的‘传神写照\’原则，《古画品录》创立绘画之‘六法\’，并以之品第前贤……这些文艺理论成果为本时期书法批评的繁荣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学术土壤。”

    正因为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才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及其批评风气的兴盛，这亦即是此时期出现众多书论著作的前提。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堰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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