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风格多样化形成的原因

王景

汉代隶书风格多样化形成的原因

    汉代书法是中国书法辉煌史中灿烂的一页，在西汉、东汉两个时期中，我们从史料和作品存留中可以看到，西汉的作品明显少于东汉，让存世之作品的确以东汉中后期为最多，所以在汉代书法史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要认清这样的一个前提，这至少是一种前疏后密的对比关系。从现存作品看，除相当数量的竹木简牍、铜器铭文外，大多数的作品均是以碑刻摩崖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论及汉代隶书的作品，其实是指汉简木牍、碑刻和摩崖三个作品群。在这丰富的作品中，我们最有感触的就是，大量作品之间的风格跨度非常大。两件作品放在一起，我们非常好区分，相比之下，以甲骨文、金文作同样的对照，隶书的风格差异比之甲骨金文是最强烈得多的，考察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书体的发展，制作程序的改善，环境的影响和材料的规定四个方面作些分析。

    首先是书体发展对汉代隶书风格多样化的影响。从甲骨文开始到隶书，其中经历了几个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和小篆等（古隶和草隶因与隶书相关联，故不列先秦帛书简牍中的隶书体）。其字体规定较为明显。金文、大篆和小篆，在字体上是比较严格的，制作起来亦因材料等书写起来十分拘谨，即使是像《秦诏版》那样天真烂漫的字势，亦几经解散篆书体势，而隶书在这方面是有长处的，隶书在体势上相比于篆书是相当自由的，我们在大范围的书体感受中，将篆书看成正体，而把隶书看成草体亦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因字体轻松化了，自由化了，所以其风格就易于彰显，其风格特点就易于把握，作为作品群体中个体之间的风格跨度就愈大。当然，各种笔画作为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中的自由度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是隶书作品在制作过程的改善。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作为书写中物质条件的改变，金文的制作一般有六、七道工序，遇到特殊的作品其情况也愈加复杂，所以，作品的艺术风格就无法主观控制。过程复杂，人数也就相对多了起来。而到了隶书时代。其创作工序就主要是书与刻两道，这是碑刻，如若是竹木简作品，则只有书写这一步，这样只有一两道工序制作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所以主观的控制也就越能成为现实。从金属到石碑、从铸造到镌刻，这便是工艺条件和物质条件的改变。从材质上看，金属比起石头，在控制上相对较难，同样的刀，在铜器的反映中显然比在石头的反应中要迟钝；从制作的手法上，铸比刻要麻烦得多。而且对于书写工具毛笔来讲，显然是易于在石头上尽情的表现，其发挥的余地比在金属上书写大得多。在刻石的过程中，书写者是极其主观的。其对于作品风格倾向的规定完全可以自己作主，虽然最后是由镌刻石匠完成，但相对于书丹者来讲，石匠刻工的制作显然要被动得多。一般而言，刻工不会随意更改书丹中的线条结体和章法规定。对于汉简木牍而言就更加如此，因为文字写就后，就不再修改，只要文字不出错，其风格就已经被确定，加上书者的地位、文化层次不一样，其风格也就自然而然的趋于多元化。

    再次是环境对作品的客观影响，甲骨文的生存环境是宗教性质和记事性质为主的，具有神秘的生活色彩。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生存环境则明显显示出贵族的气息，辉煌壮丽、蔚为大观，因其应用的狭窄范围，所以在制作书写中均有严格的要求，为了追求庄重典雅的文化规定，一切的制作行为就被束缚在既定的规范中，无法或者难以改变。而汉代隶书石刻和竹木简最平民化、庶民化，扬功颂德、纪行写实、彰显道德、记录事情、写病方书信便条等等，如此普通的生活小事，大至国家，小至地方村湾，立碑就成为一种时尚，此因其应用的广泛性，其书写群体就越来越大，书者多了，风格自然就多了，风格差异也自然就大了起来。另外碑石的存身环境也是造成风格多样化的原因之一。我们试以碑刻与摩崖为例，碑刻的存身环境主要是在规定的正式场合，有的在露天、有的在庭院房屋中，其石面是打磨光洁、平整后再书丹镌刻的，这不仅利于书写，而且可以比较精致的雕刻，如《曹全》《礼器》诸碑，其结体、笔画之细致精微处，可以反复把玩欣赏。而对于在荒山野外的摩崖峭壁来讲，其存身环境却又是如此的险峻，当刻者在天然的悬崖上操作时，心态自然是紧张的，石面不仅粗糙，而且刻者多为山村野民，地位不高，文化层次较低，加之操作的困难系数，不可能像石碑那样精雕细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艺术风格，这便是环境导致创作者在风格上差别明显的最好例证。

    最后，说一说书写材料在书法作品风格形成中的影响。如前所述，在隶书中作品序列中，有三种类型：碑刻、摩崖和竹木简等。前面的两类其共同的特点是书丹而后刻（也有极少数是直接刻的），而竹木简和少量的帛书则主要是以墨迹的形式呈现在书法史序列中的。在西汉时，人们就发明并改进了造纸术，而我们发现，从西汉，尤其是中后期到东汉的中后期，师法以碑刻存在的仍然占有大多数，我们猜测，除立碑是当时的风气外，说明纸还并不是为平民、庶民所广泛应用，亦可以说纸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在纸较少应用的情况下，人们多以缣帛和廉价的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这就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大的一批文化历史遗产。在简牍缣帛上书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其它的修饰，加之竹木简主要是记事用的，是繁复的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只要具有可识读性，一切均是自由的，这与碑刻的功能特性又十分有异，没有立碑刻碑的那份慎重。

    当然，这种自由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在当时，这种自由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因为这最为随便的文字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欣赏的是汉碑的正规与慎重。但无论如何，先民们“失败”的追求中确实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令他们意想不到的艺术珍品。我想，汉人在书法心态上与甲骨文、金文时代的创作虽然差异不大，但这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却是形成汉隶风格多样化的主要原因。

                      王    景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于堰逸轩

云游

王景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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