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书法，在比较中索解

杨卫列

书法，在比较中索解


沈 鹏

　　诗、书、画结合，今天还有没有魅力？很难设想与过去年代相提并论，文化环境、欣赏趣味有了很大差异。但是文化有传承性，研究传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三绝诗书画”一向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可说与生俱来，同生命的追求相一致。
　　“书画同源”的说法很早。据《历代名画记》，最先创造文字与绘画时，二者“同体而未分”。照此，书画同源的“源”，就要追溯到象形文字了。不过“象形” 在“六书”中只占其一，汉字中真正属于“象形”的不多。再把“书画同源”的概念扩大，便指向书画的工具、表现手段、艺术理念。绘画“六法”中的“骨法用笔 ”、“经营位置”，相对于书法的笔法、构建。《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又说王献之作一笔书，陆探微作一笔画，“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这又把书画的“源” 拉近了一步。书法之于绘画，还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抽象的美学原则，而绘画也丰富了书法的美学思想。有位画家曾对我说：为什么常谈书法影响绘画而不大说绘画对书法的影响？我想可以从书法更具抽象性这一特点作解释。但既然是“一笔书”、“一笔画”，必定会互相影响。八大山人书法的中锋用笔，构图的空灵虚应，感情的冷峻超逸，很难说绘画与书法的相互影响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们甚至可以把八大的书法当绘画欣赏，或者把绘画当书法欣赏。还有的画家，在书法中吸收树石的皴擦，兰竹的撇跳，比如石涛、徐渭等。石涛诗句“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说得很好，石涛绘画的“一画”论涵盖了书法，所谓“自一以及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
　　诗书画结合，诗在第一位。按作品的视觉形象，画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诗，既实指画上题句，而更重要的是诗意。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倘没有题诗，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有了诗句是否一定有诗意，很难说。而如果有了诗（通过书法载体）却并无诗意，便难以想象那画也果真内涵诗意。从诗、书、画的某一侧面可以看出作者的全面修养。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种境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者在吟诵诗的同时体味着画的境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也有鲜明的画面。单看这两句，似乎仅有“画”而缺少“诗”，而全诗的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大大拓宽了时空。“窗”、“岭”、“雪”、“门”、“船”都诉诸视觉，却不局限于视觉感官所及，由视觉拓展了想象。诗中有画面而不止于画面，应当说有画“意”，进一步说，有“诗意”。诗意从“画面”生发，画意由诗意得到升华。
　　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必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美学境界之一种。无论画或诗，其中的视觉形象必定要引起联想才够味。绘画如果停留在视觉表象，便失去了画意，更谈不上诗意。我们赞赏某幅画，说画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的“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意。西方美学家说过一切艺术都趋向诗，黄庭坚说过“凡书画当观韵”，“韵”虽是各门艺术共有，但首先是诗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把绘画要有诗意看作普遍性的要求。至于诗中的画意，依赖视觉暗示，又非仅止于视觉。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都能在绘画中以诗意表现出来。画家如果不是发挥想象，发扬个性，单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难以体现诗的意境，为此，不但要体味诗人杜甫的原作，更要有画家独特的创造，画家要发挥特有的想象力。我见过一幅画，蜡烛垂泪，春蚕吐丝，题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画者不知，像李商隐这样的名句，几乎不可能以绘画再现。诗中春蚕、蜡炬等形象化的词语，全属象征隐喻，简单化的视觉再现，失去了诗的意境，绘画只成图解，而图解则失去了绘画的本质。
　　以我体会，传统的“诗意”，就意境而论，一般偏向于静观的、阴柔的美。但与之相对的动态的阳刚之美，也贯穿于全部诗史，唐诗中比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杰作体现的美学境界，是阴柔之美不可替代的。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诗意”的观念在扩大、更新。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的画很多，袁武那幅抗联战士倒在雪地的形象，令人震撼、引人深思。一个巨大的人形永远与冰雪融为一体了。表情单纯又丰富，没有笑容，没有哀伤；永远死去，永远活着。作者没有用纪念碑式的手法塑造人物，却从人物与自然合一的高度找到独特的艺术语言。我不知道画家有没有受到十九世纪英国米莱斯《奥菲利亚》潜在的影响，甚至有没有受到巴黎公社墙的感染，那浪漫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袁武的画以及画中诗意，为古人所无，因为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以及艺术理念比古人有了发展。看来王国维说的“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也只就相对的意义而言，袁武创造的大境界，不追求轰动效应，却远非小巧萎顿之作可以比拟。我们对诗意的理解，不必只限于古人常举的例证。诗书画结合，完全可以也应当在新的基点上实现新的创造。
　　画诉诸视觉，诗以语言驰骋想象。两者结合，互相生发又互为补益。画与诗的载体如此相异，而绘画与书法，则同是诉诸视觉，所以一当说起“书画同源”便很容易被接受，书法与绘画的融通，已被长期历史积淀存在于深厚的美学传统之中。
　　我们可能较少涉及书法与绘画的相异。这里想先说一说书法有没有“内容”，如果有又是什么。书法艺术以墨线为主导，按照特定的文字形成结构，由一画、二画、三画……直至万画。书法的形式可说即书法的全部。但按照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书法的“形式” 也是有内容的。
　　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比如书法家写一首诗，一篇散文，那诗、散文便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 ”了。但是那诗、散文并非直接对应于书法的“形式”，只是书写时采用的“素材”。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就应当以自身的形式与内容为对偶范畴。倘若只要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书法岂不徒具外形？岂不成了纯粹的某种工具？书法家只要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可以表现“内容”，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书法的本体到哪里去了？
　　我感慨书法本体的缺失。无论什么经济文化需求，社会政治活动，到书法家那里大笔一挥便算完成任务，便算有了“书法”。书法家似乎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坚守艺术本体的立场。我当然不主张书法家置身社会之外，就像任何人不能脱离社会一样；艺术家对社会的动向理应格外敏感。但是只要承认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书法家的那枝笔是个体的存在，那么，书法家就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笔杆子”，书法家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发挥所长。梁启超说过“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但是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莫如写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各自出于真情宣泄，不为了“配合” 什么，却真正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就书法本体而论，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唐摹万岁通天帖》里那些信札，倘仅就文词来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相似于今天手机上的短讯，书写者不曾想到传世，更没有想到会成为经典。书法的“素材”和书法艺术本身，全出自真情流露。或许正因为如此，具备了传世经典的可能性。
　　把书法“素材”当作书法艺术的“内容”，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上无益。我们睿智的古人，从来没有把问题混淆，尽管那时还没有“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古人的基本观念却很清晰。有关书法艺术的“内容”，我们且从古人大量文字中寻找启示。历代书论，谈到书法的特征，谈到某家某派的风格，有数不尽的比喻，天地万物无所不包。蔡邕《笔论》：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
　　“随手万变，任心所成；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从《爨龙颜》、《石门铭》到《苏慈碑》一口气举了四十六种碑，列举它们的意蕴。诸如古圣、散仙、贤达、佛子、将相、妇幼；山川、木石、松竹、兰菊、烟雨；强弓、长戟、大刀、舞剑；宫殿、古物；以至人的言谈精魄、体态容止、风度骨气，凡天地人所包容的，无不融入书法的造型。看来翁方纲的“世间无物非草书”不仅适用草书，于其他各种书体都是同理。
　　很有趣，以上所有论述书法造型的语言，都仅止于比喻。虽然出以形象化的类比，却绝非书法直接描画的形象，而尤其是所有的比喻仅止于书法艺术自身，没有一种比喻同书法作品的文词素材相关联。古人早就懂得书法艺术的独立性。比之绘画，在绘画为形象者，在书法则为意象。形容某书法作品类似佛道老幼，不是说书法再现了佛道老幼的形象，即使象形文字如“山”、“川”、“日”、 “月”，当其以书法艺术出现的时候，也不以画成“山”、“川”、“日”、“月”为能事。书法并不因为没有实现绘画的功能而遗憾。品评书、画有不同的标准。绘画的形象性离不开再现。对书法而言，“形象性”仅是基于直觉的暗示。所以倘将书法的意象混同于绘画形象，又倘将绘画形象强加于书法，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误解了书画的区别，或者误解了“书画同源”的本意。这里，我并不反对并且主张书法与绘画在创作中互相渗透、融合，积极尝试会出现新的艺术思维，但是区别书画的异同，将有利于渗透、融合，使我们的探索更具有自觉性，更能够在感性直觉的创造中充满理性感悟。
　　克莱夫·贝尔说得好，艺术品唤起特殊的感情，但“不是指一切艺术品均唤起同一种感情”。诗、书、画作品都承载感情，但承载着不同元素的感情，单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不能用预制的感情“塞”进某种艺术。以我的认识，克莱夫·贝尔把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主要针对视觉艺术。但各类视觉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有特殊性，比如绘画中的主题性作品，能否仅以“有意味”概括？如果是，那么它与纯粹的花卉、风景、图案之间有些什么区别？我以为应作进一步具体的考察，至少，那“意味”很不相同，贝尔说的“不是指一切艺术品均唤起同一种感情”，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然而，“有意味的形式”的定义肯定很适合书法艺术。书法艺术的意味要从它特定的形式去寻找，或者说书法特定的“形式”确定了特定的“意味”。再进一步，书法的各种字体、风格之间的区别，即便是细微的区别，仍然要从“不是一切艺术品均唤起同一种感情”加以阐释。“有意味的形式”在书法体现为意象，有别于绘画的形象。读者有时可以从书法欣赏中获得类似观画的那种审美的愉悦，却不能把书法与绘画互相代替。
　　上面我们说到书法艺术同书写的文词无关，然而孙过庭《书谱》里一段为人熟知的话，可能给我们带来认识上的分歧：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瓌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这里我们再读《关尹子·三极》中的一段话：“善琴者有悲心则声凄凄然，有思心则声迟迟然，有怨心则声回回然，有慕心则声奕奕然。”
　　与上引《书谱》对比，都说操艺者随主观意志转移作用于手下艺术，生出不同效应。然而我们很容易忽略，《关尹子》描述的“善琴者”，无论琴谱有标题或无标题，都没有“词”，善琴者以其“心”在演奏中转化为“声”。而孙过庭《书谱》里提到的《乐毅》、《画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全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文章，所以读以上孙过庭一段文字，我们很容易理解为王羲之因书写不同的文章，怀抱不同的情感，所以书法的风格也随之变异。我过去也有类似看法，其实要说书写不同的文词怀抱不同的情感，当然千真万确，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书家在书写时对所写的文词内容无动于衷。但问题是书法自身能不能具体地体现特定的文词内容，“有意味的形式”能不能直接写出文词的意味？按逻辑，我们承认书法的独立性，书法艺术外在于书写的文词（非外在于“文字”），书法的“形式”与“意味”在书写过程中得到体现。所谓“一寓于书”，应是将天地万物之变以及各种情感因素寓于书法特殊的艺术形式。《书谱》说王羲之写《乐毅》等作品的情绪反应，应是指不同文章在书写时引起的感受，“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其“哀”、“乐”都因文章产生，由“涉”、“言”二字可以解析。当作品完成后，我们又将文章与书法作综合的欣赏。此时，文章内容即对书法的情感意象起着暗示作用。我们阅读时感到文章的喜怒哀乐似乎尽在书法之中。所以，上引孙过庭一段话包含两重意思：第一，几篇文章激发王羲之书写时怀抱不同的情感；第二，作品在阅读中引起不同情感是文章与书法综合欣赏获得的感受。然而，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仍然独立存在。
　　实际上书法不能直接体现文章的哀乐。所谓“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说明书法以点画形成自身的规律，孙过庭也同其他许多书论家一样，以“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等形象化语言形容书法，实质上表明书法的意象性质。书法不能直接再现客观物象，无力体现作品的文词内容，绝非书法的“短处”，恰好是书法自有的长处。我们不厌其烦再录一段《广艺舟双楫·碑评》开头对几种魏碑的评价：
　　“《爨龙颜碑》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晖福寺》宽博若贤达之德。《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吊比干文》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
　　试问这些形象化比喻不全指书法本体吗？有哪一点暗含碑文中的人物和特点呢？张旭传世作品如《断千字文》、《肚痛帖》、《草书四帖》……怎能从书法艺术与文词之间寻找暗合？《千字文》虽有韵而无诗意，到张旭笔下如急风骤雨，汪洋恣肆，非关《千字文》语言的魅力，只为张旭狂草的高度使然。同理，赵佶的真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都是真、草书法的极致，无关《千字文》内容。倘将强求书法表现文词内容的主张贯彻到底，那么张旭《古诗四帖》所写的庾信等四则不就要分别写出不同的书风吗？陆游八十岁用猩猩毛笔写的七首自作诗是否要区别七种风格呢？
　　也许解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会遇到一些困难。《祭侄文稿》对叛逆者的愤慨溢于言表，充满刚烈之气，书写时形体多变，感情充沛，但是文稿的内容仍旧不直接反应于书法。书法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只是与书法这种特定形式相对应的“意味”，不承担“阐释”文稿的任务。换一位作者书写，甚或颜真卿本人再次书写，必定出现另一种形态。所以张晏评论《祭侄文稿》说：“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其妙见于此也。”陈深谓：“其妙处殆出天造。”一个“无心”，一个“天造”，道出了好的作品任何时候绝非故意制作，越是伟大的作品越出于“无心”“天造”。以此解读王羲之随意书写的信札比较容易，解读惊天动地的《祭侄文稿》同出一理！
　　书法家写诗的状况又是怎样呢？诗当然也给书法家提供灵感，但书法不是诗的“形式”，此中道理就不用再说了。诗的形象表现力以及想象时空，比书法宽广得多。“不学诗，无以言”既关系社会伦理、人际交往，也说明诗把语言之美提到最高度。书法艺术在文字书写范围内，由线条的运动创造美，其抽象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绘画、雕刻、建筑等各门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不学书法，无以言艺术”。从诗与书法找通感，前者发挥汉字的意美、音美，后者发挥汉字的形美。我们不妨从两者追求的最终意境寻找共同点。
　　我国传统艺术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傅毅《舞赋》：“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舞比歌相对而言是“尽意”了。可是再往下看：“修仪操以并志兮，驰思乎杳冥。”显然“尽意”又是相对的，“驰思乎杳冥”才是高境界。舞蹈与别的艺术一样，仍以“不尽意”为上乘。
　　以言志为特长的诗，重在抒情，抒情又贵乎“言有尽而意无穷”。“意”重于“言”，形象大于思维，是普遍规律。诗词的虚写比实写更可贵，“虚”不脱离“实 ”，但“实”如果没有了“虚”，诗词便不能超越较少字数的局限以扩大境界。人们熟知的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明日巴陵道，青山又几重 ”（李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无不在实中求虚，以虚带实，以有限之言抒写无尽之意。
　　书法也十分讲究虚实相生。虚比实更可贵。蒋和谓：“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笪重光谓：“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认为“眼” 重于“手”，“散乱”高于“匡廓”，美学境界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在书法作品中，虚实境界与黑白分布有密切关系。书法少不了黑白，问题在善于分布，而黑白的分布不以“均齐”为美，“均齐”只能产生“状如算子”的效果。至于“匀称”，按笪重光的意思，当与“散乱”相称，“散乱”非一团乱麻，是统一中的变化。如此看来，各类书体中最有条件体现虚实相生者莫过于草字了。但虚实黑白的基本规律，在篆、隶、楷各体中也同样体现。王献之楷书《洛神赋十三行》，妙在空间布白的风神萧散，疏远淡泊，我们未尝不可以当草书看。而草书中之劣者，被讥为春蚓秋蛇，连绵游丝，收放无度，疏密失体……看来，对草书的批评正如对草书的赞扬一样多于其他各种书体。
　　虚实、黑白分布，由逐字逐行到整篇，整篇效果是最重要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书法则为“字有尽而意无穷”，以有限的空间给人无穷的联想，超出了作品的局限性。书法的联想还可以扩大到时间，读者设身处地想见书写者挥毫之际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空间分布与时间运行同步进行。
　　有两句经典的名言：“诗，言志”（《尚书》），“书，心画也”（《扬子·法言》），古人用最精练的语言指明了诗与书的本质。扬雄在“ 书，心画也”前面有一段话：“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此处的“书”显然指文字，后来者乐于将它包括书法，或者索性认定“书，心画也”的“书”即指书法，原因大概不但因为文字的工具作用一开始就与书法同时存在，所以“书”涵盖了书法；而以“心画”概括书法艺术，实在太精粹、太准确不过了。诗与书，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想、意志、情感的根本点上，达到了一致。在诗为虚实者，在书法出于黑白分布。虚实不能没有黑白，但并非所有的黑白都能达到虚实相生的效果，虚实是一种美学境界，进入美学境界的黑白才是真正的黑白。
　　再从诗书深层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就该提到“节奏”了。诗的语句，以节奏为结构，在节奏中运动。常见的五字句、七字句，分为二——三；四——三。吟诵的时候按平仄、诗韵，发出和缓、急促的语音，五字句为二、二、一，七字句为二、二、二、一，朱光潜先生以“的当、嗤当、嗤当、晃”徽调中的锣，说明节奏与韵（见《诗论·第一章》）。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节奏，诗的形式才有生命，节奏的重要性不亚于平仄、音韵。有写得好的新诗，不讲平仄，不押韵，依靠节奏注入生气。
　　节奏之于自然界，于人本身，无所不在。节奏与和谐几乎是二而一的美学概念。节奏营造和谐，和谐依靠节奏，但都不是单调一律。优美的节奏与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 和而不同”，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由变化达到统一。书法艺术的美，也深藏在节奏之中。“一波”为什么要“三折”？“三折”就含有变化着的节奏。“波”说的是捺笔，其实书法的各种笔法包括一点、一画，都内含“三折”，“三”是常数，也无妨是变数，书法的一笔中可以有数不清的“折”。
　　书法作品由一笔开始就有节奏，由一笔到一字、一行、一篇，节奏在展开、丰富。长卷如怀素《自叙帖》、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像时间中行进的交响乐，浩荡跌宕，前后呼应，高潮迭起，有极丰富的变化。书法家完全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以书法自身的规律运行无阻。
　　书法与诗，最深层的美虽可以归到节奏，但书法家写诗却不与诗的节奏同步。这一点说起来有点“煞风景”，然而理论与实践证明为必然。我们从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诗》、《花气熏人诗》、《经伏波神祠诗》的书法艺术中不但不能找到与诗的内容的“一致性”，并且也不可能找到诗书节奏的“一致性”。诗的节奏与书法的节奏独立自在，各自发挥特有的美质合为完璧。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吟诵诗文，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昵~~；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微笑着”、“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都是对诗的激赏，是对节奏感的体验。然而书法家对诗的激赏，并不直接将诗的节奏融进书法，书法节奏因书法自身的特点形成。
　　照这么说，书法家多读点诗，或自己作诗，是不是有益于书法呢？好的书法肯定与诗意相通。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艺术品都是具有诗的特点。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未必是诗人，但作品会含有诗意——诗的深邃的意境，丰富的情感，简练的语言，有韵律的节奏……一句话，诗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某个不写诗的作家堪称诗人。对书法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书法家笔下的线条，一任自然运行，流露出来的情感、意境、黑白、节律，都与诗相通，与诗共鸣。我们不能要求书法家读了点诗便立即有益于书法创作，但是当书法家的阅读出以真诚的而不是漠然的，深情的而不是肤浅的，并且较好地理解诗的本质特征，那就肯定会对书法创作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越是无意于“直接”从诗里受益，越能获得更多的益处。因为诗的感人在于“言志”，诗的节奏、韵律从深层影响书法家的素质，所谓“潜移默化”。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们从中体悟人生、游乐人生，却不能获得知识。为了理解诗的背景，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贺知章、程颐的经历，他们写诗的时代。而要理解杜甫的《三吏》、《三别》、《秋兴八首》，更要懂得历史，也不能不懂得诗里的典故。读诗不能不依仗知识，但归根结底诗给人的还是言志。叙事诗虽然要叙事，却仍旧是诗。
　　书法艺术同样不能给人知识。书法纯粹抛开知识内容。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一书中的著名论点：“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用来解释书法非常恰当。“乐音”作为音乐最基本的元素，在书法以“线 ”的形式出现，都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规范化、美化。在音乐为乐音的运动，在书法则为线的运动。还是汉斯立克说的：“这些乐音的行列和形式除了它们本身之外别无其他内容。”
　　书法就这样以自身的特殊性进入艺术行列。书法是不是一种文化？当然是。但重要的是界定它在文化中的坐标，研究它以何等“身份 ”如何进入文化范畴。书法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不因为文字传达的内容。我们由甲骨文的卜辞，了解大量殷商历史；《石鼓文》提供秦国君游猎的情况；每件魏晋墓碑都诉说一段故实……人类文明的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作为工具的作用比书法重要得不可比拟。但当我们研究书法的时候，必得把文字作为工具的功能放在一边，把书法当作一门独立的艺术，不然无法深入到本质。书法的历史，就其本质来说，应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是为书法艺术纯粹性所决定的。
　　笼统地说书法属文化，是容易的。书法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只因它是艺术，不然便失去了书法自身的存在。肯定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书法发展、提高的方向，我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把书法艺术在文化中定位，肯定它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不因其特殊性而超越一般性，也不因强调其重要性而违反科学性。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即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疑心这个命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出自对书法的挚爱以至偏爱。欣赏艺术不排除偏爱，各门艺术都有特殊的爱好者。艺术的偏爱甚至促进艺术的多元与繁荣。然而我们不能在情感因素与科学论证之间画上等号。我重新阅读熊秉明先生的《书法和中国文化》，论证的出发点是“一个文化的前提是哲学”，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家的终极目的不在建造一个庞大精严的思想系统，而在思维的省悟贯通之后，返回到实践生活之中。”熊先生把中西哲学的思维方式作了一个对比，从艺术与哲学的双向思考，说出通过书法可以“研究个人心理，了解个人的心灵”，“通过书法研究集体心理，了解民族性和文化精神。”熊先生有不少颖悟给人启发。使人不解的是，熊先生突然（恕我看来如此）超越许多中间环节，并且没有考虑到各门艺术都以其特殊性跻入广大的艺术之林，便提出了：
　　“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乃是书法。”
　　“如果哲学是‘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则书法是可以游憩流连的园地，所以可以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
　　既然哲学是文化的“前提”，书法又是“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书法必然又推向了哲学的“核心”？要说书法内涵哲学思想，哲学思想启示书法，当然不错，正如各门艺术都可以上推到哲学。在众多的艺术门类（特别是造型艺术）中，书法以它的抽象性，甚至可以给其他艺术更多的启发，林语堂曾说过“在我看来，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字面和构造。”（《中国人·艺术生活》）以我看，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它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在这一点上可能同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相类似。
　　书法依赖文字，文字为传播文明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字的书写与书法的传播从现象上看几乎是二而一的事情，会不会因为如此难分难解，我们产生错觉，把书法在文化中的位置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呢？会不会因为我们情感上偏爱书法忽略了理性思考呢？好在熊先生自己也曾怀疑他是否有“故作夸张”，我们的目的在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探讨问题，使认识接近真理。

（本文按授课讲稿展写）
　　二○○九年二月

本文刊登于2009-5-13的《书法报》上。

田方

草看过沈先生此文。也许本人才疏学浅，似觉逻辑混乱、观点不确、言之无物。如：书法的本体是什么？是法度？是性情？使人摸不着头脑。现在有的名书家、名书论家，喜欢搬弄古代的、西方的一些观点来说证不太对应的自己的见解，行文隐晦曲折生奥，以示自己的博学高深。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张立宇

森豪正室

于无声处

感觉就是一个词，言之无物。不解决实际问题。
      其实书法的境界也好，诗意也罢。都是通过一定的用笔、结字和章法来表现的。
      书法需要学问，需要相关的美学、历史、哲学、文学乃至古文字学知识。然而其目的就是对各书体的用笔、结字和章法进行理解和把握。
      沈老的知识无疑是渊博的，然而其书写能力有局限。

书心堂主人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