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会归来

文韬

　　　　　　　　　　　　　　　　　　诗会归来

　　　　　　　　　　　　　　         　　　　　　潘海涛


　　河北端阳诗会，一年一度。今年已是第五届。
　　诗会归来，想到了书法。
　　诗歌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自古至今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一直紧密结合在一起。诗与书携手并行于历史的长河中，诉说着各自时代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倾向。
　　把所想写下来，算是总结。

　　　　　　　　　　　一　　纪要

　　河北端阳诗会是河北省作家协会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诗歌盛会，现已成为河北省诗歌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品牌。
　　时间：二００九年六月五日至七日
　　地点：革命老区平山，这里古有中山国，今有红色西柏坡。
　　人物：来自河北省各地的老中青诗人四十三人参加。
　　事件：与会诗人们就诗歌与现实、诗的现象与本质、诗的表现方法等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许多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二　　诗品·书品·人品
　　
  　“品”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其核心是品性、品格。其作为一般语词向审美概念转化，发展轨迹是从品人到品艺，从理性判断到审美鉴赏。
　　班固《汉书·扬雄传》录《法言》序目：“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第十一。”《世说新语》专立《品藻》，品评人物，而尤重风神、韵度及气骨之美。如《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其品评偏于人物的精神品格、风度气质和个性特征的审美鉴赏。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其所作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中，将两汉至梁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在《诗品》中，钟嵘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
　　论书法有梁庾肩吾《书品》，载汉至齐梁书法家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书品》 “上之上品”论张芝、钟繇、王羲之曰：“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庾肩吾推重的“天然第一”的钟繇书法，有自然、古雅之趣。
　　而古今论书，往往兼论人品。在“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上，历来就有“书品即人品”之说。
　　书法虽然以书写汉字为主要的对象，但翰墨中能照见人的心境、情感、人格心态与个性。早在西汉晚期扬雄就提出：“书，心画也。”（《扬子法言》）这一论断，揭示了书法与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关系。东汉晚期，赵壹提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把“书如其人”进一步具体化了。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还将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的书法特点作了概括：“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
　　人格的高尚虽然并不意味着能创作出高尚的艺术品，但是，好的艺术品必须以高尚的人格心态为支撑。人格、个性直接制约着艺术创作的风格。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论书》）傅山论书，也着重指出了人品与书品的关系。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一开头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他又说：“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中曰：“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凡此，都是从人品上立论。
　　苏东坡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东坡集》）他的论书观点很明确，善书还必须人品高，其作品才能为世所珍。那些大节有亏，道德败坏的人，纵能写一笔好字，也不为识者所欣赏。传说宋代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蔡京，后因他人品不好，改为蔡襄。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
　　在书法艺术本质中，体现着人的道德、学问、人品。书法作为艺术，它能够而且必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文化素养、性格好尚，甚至思想倾向和道德风貌。一幅书法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佳作，除了给人以审美的愉悦，更多的体现在书法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的自然流露。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称道：“鲁公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的确，颜真卿的人格对其书风的形成起到了内在的促进作用，卓越的人格与卓绝的艺术风格的完美统一，是颜体一直为后人推崇、赞美、学习的根本原因之一。傅山敬佩颜真卿：“作字先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
　　人品与书品的内在关系紧密相连，人品是成就书品高下的要素之一，没有崇高的人品，要成就高品格的书法艺术是不可能的。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之心，主张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试以人品喻之：宰辅则贵有爱君容贤之心，正直忠厚之相；将帅则贵有尽忠立节之心，智勇万全之相；谏议则贵有正道格君之心，謇谔不阿之相；隐士则贵有乐善无闷之心，遗世仙举之相。由此例推，儒行也，才子也，佳人也，僧道也，莫不有本来之心，合宜之相者。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礼》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 清代李瑞清在《玉梅花盦书断》中曰：“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
　　书品即人品，此言不虚。

                        三　　诗境·书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同时，王国维又将中国传统诗歌的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诗词重“境界”，书法也是。
　　王僧虔在《笔意赞序》中说：“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肯定了书法创作中主体“心意”的地位和作用，所谓“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有限的形式和工具表现出主体无限的内在心态。
　　王僧虔所说的此种境界此在书学史上枚不胜举，最典型的例子是王羲之作《兰亭序》。东晋永和九年的那个暮春三月，王羲之与众好友流觞曲水、畅叙幽情，席间舞文弄墨、赋诗作文。盛会将毕，羲之领衔为众骚客诗文作一总序。其时右军已酒至半酣，拿得笔来，一挥而就，顿惊四座。归后又复书数通，然均未达意。作者以晋人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故心性自高，境界自澄。
　　及至后来的中唐安史之乱，民不聊生，平原太守颜真卿之兄长颜杲卿及亲侄季明为叛贼安禄山杀害，书家悲愤之至，挥毫写下《祭侄文稿》。
　　《祭侄季明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季明的文章草稿。安禄山发动叛乱，很快就南下攻占了东都洛阳。当时任平原大守的颜真卿和他的从兄常山大守颜杲卿分别在山东、河北境内起兵讨伐叛军，颜杲卿的幼子季明曾往来平原、常山之间做过联络工作。不久，常山被叛军攻陷，杲卿父子被俘，先后被害。唐肃宗乾元元年（７５８），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杲卿一家的流落人员，结果由常山携归季明的首骨。所以颜真卿为文致祭。作者书写时深受当年斗争经历的激动，既怀同仇敌忾的义愤，又感颜氏家族的“巢倾卵覆”的悲痛，临文时激昂的感情一发难收，所以根本顾不上书法的精粗而一气呵成。
　　晋、唐虽隔久远，但书法家通过书法表达心态感受的手段确有相通之处。从创作环境、心态来看，无论王羲之作《兰亭序》还是颜真卿书《祭侄文稿》，下笔之前都不可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具体“预想”，相反正是因“酒酣”、“悲愤”等原因，使他们忘却了具体形“心笔相忘”、“心手相忘”。
　　从人们的审美心理看，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在了解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发展了审美意识。人们把对自然美的感觉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于现实当中。但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求精的技术已普遍被人们所掌握，变成了到媚于俗的刻意做作时，人们反而喜爱与追求朴实无华、质拙天然的自然之美。同时，对那些过分做作，细巧的东西则感到审美疲劳。
　　书法线条或流畅自如、或雄壮开阔、或沉静肃穆，万物饰尽铅华者，总不如自然天成为好，也如同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艺术来源于自然，而最终回归自然。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小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复归于朴”是说书家经过一个“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的过程才终于表现出他的最真实、最个人的本然面貌。此时他的创作超越“雕”“琢”，泯灭了刀斧痕迹成为自然的流露。
　　中国书法追求的是“复归于朴”的艺术至高境界。
　　古代书家对朴拙之美，是无意创造的，他们凭着本能，凭借对自然的感觉进行自由创造，是书家当时对生活感情的自然流淌。
　　清赵之谦《章安杂说》中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为最工。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能以临摹规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稚子与大儒的拙朴，都是顺乎其天性的，但大儒的“复归于朴”，是上升了几个层次的再认识，与儿童的天生素朴，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今书坛，也有人为追求“复归于朴”的境界，刻意创作，扭捏作态，如同“婴儿”涂鸦。实际上，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复归于朴”背道而驰，实不知“朴”为何物。

　　　　　　　　　　　　四　　正和奇

　　诗有正、奇。清人刘熙载论韩愈诗歌时说：“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在书法上，也有“正”、“奇”之分，且“正”、“奇”可以相生。
　　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有这样的论述：

　　书法要旨，有正与奇。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威仪，确有节制是也。所谓奇者，参差起复，腾凌射空，风情姿态，巧妙多端是也。奇即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奈夫赏鉴之家，每指毫端努奋之巧，不悟规矩法度之逾；临池之士，每炫技于形势猛诞之微，不求工于性情骨气之妙，不犹轻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进奸雄也！好奇之说，伊谁始哉！

　　项穆以正奇合宜为尺度，将以前的行书发展总结为“三变”。在项穆看来，最高明的是王羲之，“正奇混成”。其下王献之但“尚奇”，智永专“学正”，都有失偏颇，此为“初变”。再后来欧阳询“峭猛”，褚遂良“雕刻”，则不仅失于偏颇，而且违背了“正”、“奇”的本旨。“正”、“奇”的最高境界本来是针对字的内涵，“正”指“筋骨威仪，确有节制”，“奇”指“风情姿态，巧妙多端”；而欧、褚以下则流于外在形势，“质朴端重以为正，剽急骇动以为奇，非正奇之妙用也。”
　　书法史上，有很多书法家将“正”、“奇”化为书法理论认识。刘熙载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至善。”董其昌认为只有学唐才能入晋，对于唐人的书法，主要抓住其自然性的特征，注重“似奇实正”和“以奇为正”的表现方法。清代书家傅山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己矣。”对“正”与“奇”揣摩与追求，傅山也有切身体会：“久久从右天柱涌起，然后可语奇正之变”。
　　沈尹默在《书法论》导言中说：“书法史上的帖学、碑学，正如绘画史上的正统派、野逸派，词学史上的婉约派、豪放派，体现了中国文化‘奇正相生，循环无端’的发展特色。‘正文化’路子正，法度严密，但却容易束缚人的创意，导致文化艺术的僵化而失去生命的活力；‘奇文化’容易激活人的创意，但却路子野，法度松弛，容易导致文化艺术的浮躁而走火入魔。这里不是要说哪一种文化好，哪一种文化不好，而是说在什么条件下哪一种文化好，哪一种文化不好。当文化的发展太僵化的条件下，还要大倡正文化，便会显得不太合适，转而倡导奇文化，则有起死回生之功；当文化的发展太崩坏的条件下，还要大倡奇文化，无异于火上加油，转而倡导正文化，便有力挽狂澜之功。记得哪一个清人曾经说过，读正文化的书籍（如四书五经）如吃饭，读奇文化的书籍（如释典道藏）如服药，当一个人生了病，单靠吃饭便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服药，但药终究不能当饭吃，把它当饭吃，治好了原来的病反而会引发另一种病。帖学、碑学对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其作用大抵相似。”
　　“正”和“奇”，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不是僵死；“奇”也不是故意做怪。理解了“正”和“奇”关系，对书法创作会大有帮助的。

                          五　　节奏之美

　　作为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过程的诗词，从一开始就与节奏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故人们常有“无节奏则不成诗“之说。
　　而中国书法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节奏之美。
　　王羲之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充分显示书法的节奏感，他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又说：“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每作一折，如屈折钢铁；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
　　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写道：“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了然。若与言面目，则有智昏菽麦，混黑白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象。”的确，中国书法艺术有很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故“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故天下寡于知音。”张怀瓘“无声之音”的说法，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书法艺术的韵律节奏之美。
　　书法线条的节奏虽由笔墨表现出来，但应自然地流露出来。唐代草书家张旭、怀素的狂草，既富有节奏旋律变化的音乐美，又具龙飞凤舞的动态美。这从张旭《古诗四帖》中就能见其妙：其动则如长蛇游舞，静则如灵龟却步；轻灵处如仕女踏春，凝重处则若霸王扛鼎。笔划欲如舞蹈，忽轻忽重，忽枯忽润，忽大忽小，急中有缓，动中有静，极富节奏感。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有过精彩的阐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如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成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李白赞怀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笔飞雪何茫茫。起来向笔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犹如楚汉相交战。”（《草书歌行》）《自叙帖》中的“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体现了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有的字笔下生风，活泼飞动，有的字舒缓飘逸，从容不迫，节奏在怀素的书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节奏的书法同样零乱松散。书法贵在用笔，而提、按是用笔基本又是重要的技法。笔在纸上运行过程提按的交替运用，产生轻重，笔画粗细变化，具有节奏，正如姜夔在《续书谱》中所说“一点，一画皆有三使，一波一拂又有三折。”而行笔的疾徐、进退、行止也是书写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另外，还有墨的干湿、浓淡的变化以及布白的疏密变化，这些变化便形成了一种跌宕起伏的节奏之美。
　　节奏之美是书法的生命与灵魂。

　　　　　　　　　　　　六　　精神家园
            
　　诗言志。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文人常常借诗歌抒发情感。诗歌一度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在古代文人那里，他们还为构筑精神家园的找到了另一个最适宜表现的形式，便是书法。借助于笔墨线条的书法艺术，实现了书法家心灵的倾诉、情感的表达。他们用简练的笔墨线条抽象了存积在书家内心对自然景观与现实生活的感悟，在书写中抒发出来。一件件名传千古的书法艺术品，哪一幅不是饱含了书家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愫？
　　魏晋时代的动荡、生死无常、生离死别使知识阶层饱受其苦，同时为思想解放、观念自觉提供了展示的空间。魏晋文人书家对于人生自由的追求，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意识，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得到平衡，因而他们便把这种情感寄于“彼岸世界”，把这种精神具体的落实在书法之中。王羲之所说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足以概括出时人以创作求美好、求宣泄的心态。
　　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孙统、公孙绰、王彬之、谢安、郗昙、王蕴、释支遁道林等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祓禊之礼。“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王羲之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兰亭序》，把崇尚自然的心态、虚灵的玄学意境，表里澄澈的人格，自然奔放的个性，一寓于书。其序中说：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作品中不仅寄托着着作者的情感，也深深的感染了欣赏者。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也抒发了对人生与宇宙的感慨。王羲之发出的茫茫浩叹，之所以会成为不朽的声音，是因为其对人之生死的冷静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的对人身在宇宙地位的冷静心态。抛弃所有的幻想，无可回避地站在生死问题面前，顺天地大化，与万物同归，终于站在理性的制高点上直面死生难题显示出精神的超越。
　　同是一个王羲之，《兰亭序》有着闲适悠然，《丧乱帖》则是郁闷和沉重，正如孙过庭所言“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艺术的崇高来源于伟大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
　　唐代草书家张旭、怀素，以酒作情感的催化剂，张旭嗜酒如痴，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怀素“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颜真卿于“巢倾卵覆”至悲至愤而作《祭侄文稿》，临文时激昂的感情一发难收，从中足以见到颜真卿书写时涌之以出的艺术激情；苏东坡于“乌台诗案”一贬再贬而书成《黄州寒食诗》，真情浇铸，空前绝后；王铎、张瑞图书法一任情感流淌，随意涂抹，一意横撑；徐渭命运坎坷，几多磨难，“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愤世嫉俗的郁结情感激荡不已，其书法以可惊可愕的意象，急促、跌宕的的韵律，满纸飞扬的神采，抒写出自己的感情；八大山人晚年思想摆脱了命运多舛的重压和狭隘思想的束缚，克服了扭曲、怪异的心态，通过趋于平和的书风，最终实现了自我的超越。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确实如此。元朝书论家陈绎在《翰林要诀》中说“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情感高潮来临，物我两忘，以致“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书法到今天，其艺术功能在不断加强，其本质仍在于书家通过笔墨语言表达内心情感，把它视作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是切实存在的，它是每个人心中圣洁的殿堂，或静穆或浮嚣，或美丽或苍茫。从这殿堂里透出的气息，昭示了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与修养，同时也决定了他生命的价值。

　　　　　　　　　　　七　功夫在诗外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中国书法除重传统、技法字内功夫外，还重字外功夫，即重视书家的品格学识、道德修养。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除了给人以审美的愉悦，更多的体现在书法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的自然流露。
　　经典的书法作品，从外部形式到内容、思想、精神等，都是有价值的，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得到感悟。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第二行书、第三行书的《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之所以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佳作。正是因为王羲之对人生价值观的哲理感悟、颜真卿让人震撼的爱国热情和悲愤之情的交织相融、苏东坡凄美意境的艺术创造，加上他们高尚的人品，才成就这些书法艺术经典。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家，必须加强多方面的修养。除掌握书法传统中的笔墨技法外，还应加强“字外功夫”的修炼。杨守敬在其《学书迩言》中谈到：“谓学书者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福，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论者也。”
　　加强文学知识修养，是成为一个书法家必不可少的重要一个环节。历史上优秀的书法家，无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蔡邕、王羲之都兼工文学和绘画；欧阳询不仅富有文才而且博通经史；张旭以长于七绝而名震当时诗坛；柳公权不仅善辞赋，而且通音律；苏轼更是诗文、绘画、音乐无一不能；郑板桥诗、书、画，号称“三绝”。这些书家，无不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为基础，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名传后世的经典之作。人们常评价某些作品洋溢着“书卷气”，这正是由于作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苏轼认为：“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他告诫后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进一步强调了读书对学习书法的重要性。一个书家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学底蕴，作品才能脱俗，黄庭坚评苏轼书法时称：“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可以说，没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字里行间是不可能有“书卷气”的。
　　书家更应注重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提高自己的人格品位，追求高尚的审美趣味。黄庭坚提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八　　熊任望先生《诗书畅想曲》
  
　　古代大多学者，既研究前人的创作，又自己进行创作。近代也有不少书家，既是学者，又是诗人，能够很好地将研究和创作结合起来。
　　我的老师、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熊任望先生认为：文艺方面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创作，一种是研究他人的创作。先生戏称前者为第一等学问，后者为第二等学问。先生不甘仅仅作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而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写诗，并用书法表现出来。
　　综合性的艺术修养，决定了熊任望先生艺术的综合型特征。在欣赏先生书法的同时，能领略到他作品中的诗意和诗心，找到他不同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读到了先生的艺术思维方式。

　　附：熊任望先生《诗书畅想曲》

[　　诗书本无法，从心所欲即玑珠。兴来如临洛水，惊鸿游龙宓氏姝。兴去烟消云散，见狂且不见子都。乌鸦凤凰同是鸟，何必问高飞低翔入霄无。墨翟爱我为摩顶，袖手旁观有杨朱。千幅写罢骑牛云游去，收拾残局温良恭敬一腐儒。五岳归来知全性，忽觉天生德于吾。雕虫小道也，经国大业乎。

　　　　　　　　　　　九　　我们书写什么内容

　　书法家们平时搞创作，总不能一味抄写唐诗宋词，要有自己的容才行。你看古代书法大家，多是记录自己的诗文。若不是这样，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书法断不能被评为天下第一、二、三行书。
　　熊任望先生曾说，书法创作的文字内容也应该是自己的，创作的乐趣为其他任何乐趣所无法比拟，它使作者感到有存在天地间的价值，感到自尊和自豪。
　　但这样的创作也常常给先生带来苦恼：“诗虽不好，总还有些真情实感，书法却不能像自己所想的那样表达诗中的思想感情。因为诗歌创作的双翅可以任意翱翔，不受时空限制，其内容和意境每篇不同，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书法创作的手段，对个人来说，却不是无限的。要求书法不断随着诗的内容和风格的变化而变化，达到完全契合，非常人所能企及。”
　　因此，先生感慨：“写诗难，写字更难。‘我书我诗，诗书相契’，是一个更高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说起写自己的内容，想起多年前一位先生给我讲的故事。说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扬州参观，当众人来到隋炀帝建造的行宫“迷楼”的故址“鉴楼”时，当地要求代表团留幅“墨宝”。一位“文化人”沉思片刻，挥笔写下四个大字：“鉴楼遗风”。旁边有人窃语：“这各地方能遗什么风呢？遗个妓女啊！”
　　抄写别人的内容，注意别出错；写自己的内容，更要注意不能出错。这是最基本的。

　　　　　　　　　　　　　　　　　　　　　　　　　　　　　二００九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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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西柏坡
　　西柏坡，原本是河北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