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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3 1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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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辨伪:知真才能识假
伪作地域特征明显
除了作伪的方法、手段之外,人们还总结了作伪的地域性特点,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意义。从历史上作伪最盛的明代开始,由远及近,依 二、“断人”辨伪
“断人”辨伪与“断代”辨伪有所不同,“断代”辨伪是依据许多历史阶段的共性特征来判断作品时代,它适用于同一时代的所有书画作品。而“断人”辨伪则要根据某人的个性特征来判断个人,只适用于特指的书画家。要在众多同时代艺术作品中分辨真伪,它的主要依据只能是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又突出表现在作品的笔性和墨法上。清人吴熙载在《书概》中说得很深刻:“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又说:“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观之,高下存焉矣。”书画家由于出身、经历、学识、修养不同,在书画技艺方面师从和所下功夫不同,也由于执笔、运笔方法不同,即使同一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情趣、意境都会有很大差异。就用笔来说,中锋、侧锋、藏锋、露锋、逆锋、顺锋等等,笔势上方圆、疾缓、刚柔、健媚等等,每人各擅其长。对于墨彩,深浅、浓淡、干湿、枯润也各有所好。甚至有些书画家专用某种墨色,如李可染画山水就喜用乾隆御制墨,以追求黑中透紫、紫中闪亮的特殊效果。作伪者即使功力高深,若使用普通墨汁作山水,恐怕也易被行家一眼看穿。
有些近当代书画名家为了防伪,也曾在纸张、印章上想办法。如齐白石就曾刻过防伪钢印,范曾等也专用特制带有隐记的画纸。但对于作伪技术日益高超的当代,其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具有特定性和惟一性,独特的个性是通过独特的笔墨表现出来的,别人无论怎样临仿,要完全一致很难,子女高徒概莫能外。有许多书画赝品只能形似而不能神似,就是个人风格难以复制的例证。当然,要完全掌握一位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也确非易事,因为个人风格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而且有一定形成发展过程,是动态的和丰富的。每位书画家的早年、中年、晚年笔性、墨法、思想感情都会有所变化,就连署款也会前后不同。比如张大千的款,30岁、40岁、50岁、60岁都有明显的相异之处。齐白石的山水创作主要在早期,传世数量很少,其工笔草虫只作于40至60岁之间,晚年绝大部分是大写意花鸟。这些复杂情况告诉我们,掌握书画家个人风格,必须了解全过程。除了学习、研究,最关键的还在于对书画家个人风格的熟知程度,就如我们交往的一些朋友,由容貌身材、脾气习性、特殊喜好到思想情感,了解得越深刻,把握就越大,直至有些人闻其声而知之,听其步而知之。“断人”辨伪情同此理。
三、考证辨伪
当书画作品情况复杂,仅凭个人掌握的时代特征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不足以对作品做出准确判断时,则需要向其他专家广泛求教,通过历史考订、文化考察等做更深入的分析。从作品提供的各种线索出发,再通过寻经查典,结合史学、文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各科成果资料进行专题考证。这除了要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外,还要求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精深的专门知识。比如国内博物馆现存的一些历代书画作品,就是经过启功、徐邦达等当代著名鉴定专家繁杂细微地考证,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争议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一般说,考证都需要一个过程,但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围绕的核心还是作品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这个鉴定辨伪的主要依据。作为“三希”之一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就是考证中检验出书写材料用的是竹纸,而竹纸最早出现于北宋,并且书法用笔又属于米芾的一路风格,因而最后被判定为宋人临本。
总之,书画辨伪中作为主要依据的时代特征、个人风格以及纸绢、印款、装裱形制等辅助依据是相辅相成的。需要我们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哲学中的辩证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在辨伪实践中应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书画收藏最讲究“鉴赏”二字。“鉴”是辨真伪,“赏”是评高下。二者虽是不同概念,但却密不可分,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本文所论,是仅就“鉴”而言,应该说很不全面。从“赏”的角度,从品评高下的角度讲,真迹并不等于精品,仿品也并非都是糟粕。乾隆“三希堂”中的“三希”,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真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均系后人仿本,但它们依然价值连城,是人类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出于各种原因,历史上一些大家都曾有过代笔和仿作的经历。因此对仿品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那些粗制滥造、欺世谋利之作,理应无情扬弃;而对那些虽不真,但却饱含特殊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的作品,尤其是“下真迹一等”的精品,更需另眼相看,这也是书画收藏者在解决辨伪的同时,必须要加以注意的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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