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 ————马一浮

一棵松

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当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诸子学、佛学、道学、考据学、医学、西学等莫不细究深研，兼擅诗词、书法；中年回归儒学，专研六艺，成为一代儒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国学大师。同时代大儒梁漱溟盛赞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推崇马一浮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周恩来总理则称誉马先生是“当代理学大师”……我们从这些称誉可以看到，马一浮先生在现代中国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国学大师。

　　 　　一、少年才俊，读书立志 　　 　　

马一浮（1883－1967），原籍浙江会稽长塘乡（今属绍兴上虞市），1883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西府街。自取《庄子》“其生若浮”之义，改名浮，字一浮，号湛翁，别号太渊、一佛、宛委山民、圣湖野老等。中年以后，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之义，自号蠲叟或蠲戏老人。学者称马一浮先生。父亲马廷培，光绪间曾任四川仁寿县令，母亲何定珠，出身于陕西沔县的名门望族，擅长诗文。马一浮六岁随父返浙，居住长塘乡后庄村读书识字。他聪颖好学，9岁就能诵读《楚辞》、《文选》，过目不忘，乡里誉为神童。11岁那年，母亲卧病不起，临终当日，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一首，限用麻字韵。马一浮立时草就，诗云：“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了既喜且忧，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夜半，母亲疾发去世。自此，年幼的马一浮失去了母爱，依靠父亲的教育和姑母的照管而成长。

　　马一浮家是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他任意涉猎，日夜苦读。父亲颇感欣慰，于是请了本乡一位有名望的举人郑先生来家教读。但不久，郑先生突然辞馆，马一浮的父亲误以为孩子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经再三盘问，才知道是孩子聪慧过人，老师自感不能胜任，所以请辞。父亲只好亲自教读。

　　1898年，不满16岁的马一浮奉父命赴府城绍兴参加县试。这次应试的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为知名人士，如鲁迅兄弟俩（周树人、周作人）等。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然而少年马一浮，却成绩优异，得了第一。

　　马一浮自从县试独占鳌头后，名声大震。当时绍兴有一位社会贤达汤寿潜（字蛰先，后为民国浙江都督、交通总长）在闱卷流传中看到了马一浮的文章，大加赞赏，认为绍兴府出了一个神童，这是为家乡增光。于是请人做媒，将其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当时马一浮才17岁。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在这悲痛的时刻里，他写下了一篇题名《哀亡妻汤孝愍辞》的充满真情的祭文。

　　1903年，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督公署需聘一位中文基础好又懂英文、拉丁文的秘书，经过多方面物色挑选，聘用了马一浮。于是，他只身来到异域他乡的美国圣路易斯城。但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政府派出的留学生也大多甘当朝廷奴才，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这使马一浮满怀悲愤。在这种心态之下，马一浮不想久居美国，而向往求学日本。马一浮留美时间，从1903年6月至1904年5月，前后不足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为驻美使馆与博览会代表团作些文牍工作外，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读书、译书上。他几乎每天到圣路易斯的“约翰书店”找书读。在那里，他读到不少当时国内没有的书籍。他的求知欲特别旺盛，如饥似渴，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哲学著作，几乎无书不读。他在出国前曾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看到，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那家“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买到了渴望已久的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狂喜心情：“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盅之饭，都不觉好恶。……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后来，为了使这部著作能在国内传播，他又买了一部德文版《资本论》带回国内。他将英文版《资本论》送给了挚友谢无量，而将德文版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建议他们翻译出版。但后来由于扶轮社的负责人因投靠袁世凯而垮台，其书也失散街头。说也凑巧，马一浮的好友马君武在上海旧书摊上发现了这部大著，因书上有马一浮所写“柏梁台体题赞语”一篇短跋，马君武赎回此书交给马一浮珍藏。迨至抗战军兴，马一浮应竺可桢之聘讲学于浙江大学，又将此书赠送给浙大图书馆收藏。据考证，这部德文版《资本论》，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

　　1904年5月，马一浮自美回国途经日本，这时他的好友马君武、谢无量都在日本学习。于是，他也留在日本自费留学，次年回国。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革命诗篇。这是一首详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过程的长篇史诗。诗中写道：“痛绝黄门狱，冤沉北市囚。岂知谗士口，竟断美人头。”这两句是写烈士轩亭遇害时的壮烈情景，为其鸣冤，紧接着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遒。隐雾来玄豹，神飚动赤虬。”前一句告诉人们：秋瑾遇害时，连老天爷也在哭，大自然都变色了。后一句告诉人们：烈士们倒下了，但这不是革命就此停止，而是有更多的“玄豹”、“赤虬”涌现出来，有更多的革命者站起来与反动派斗争。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这对马一浮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大事。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坚持儒学，主持书院
　
　　马一浮周游欧、美、日，学贯中、西、印，回国以后，颇为士林推重。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聘请正当而立之年的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蔡两家地属同郡，谊属世交，故马一浮勉强赴任。但二人在学术观念上分歧很大，蔡主张废经，马认为经不可废。因此，马到职不到半个月，就以“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理由辞官回乡。这一年，马一浮曾自费到新加坡考察。看到那里的侨胞创办了一所道南学堂，不废经学，这更坚定了马一浮推崇国学的信念。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当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诸子学、佛学、道学、考据学、医学、西学等莫不细究深研，兼擅诗词、书法；中年回归儒学，专研六艺，成为一代儒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国学大师。同时代大儒梁漱溟盛赞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推崇马一浮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周恩来总理则称誉马先生是“当代理学大师”……我们从这些称誉可以看到，马一浮先生在现代中国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国学大师。

　　 　　一、少年才俊，读书立志 　　

　　马一浮（1883－1967），原籍浙江会稽长塘乡（今属绍兴上虞市），1883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西府街。自取《庄子》“其生若浮”之义，改名浮，字一浮，号湛翁，别号太渊、一佛、宛委山民、圣湖野老等。中年以后，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之义，自号蠲叟或蠲戏老人。学者称马一浮先生。父亲马廷培，光绪间曾任四川仁寿县令，母亲何定珠，出身于陕西沔县的名门望族，擅长诗文。马一浮六岁随父返浙，居住长塘乡后庄村读书识字。他聪颖好学，9岁就能诵读《楚辞》、《文选》，过目不忘，乡里誉为神童。11岁那年，母亲卧病不起，临终当日，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一首，限用麻字韵。马一浮立时草就，诗云：“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了既喜且忧，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夜半，母亲疾发去世。自此，年幼的马一浮失去了母爱，依靠父亲的教育和姑母的照管而成长。 　　马一浮家是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他任意涉猎，日夜苦读。父亲颇感欣慰，于是请了本乡一位有名望的举人郑先生来家教读。但不久，郑先生突然辞馆，马一浮的父亲误以为孩子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经再三盘问，才知道是孩子聪慧过人，老师自感不能胜任，所以请辞。父亲只好亲自教读。

　　1898年，不满16岁的马一浮奉父命赴府城绍兴参加县试。这次应试的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为知名人士，如鲁迅兄弟俩（周树人、周作人）等。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然而少年马一浮，却成绩优异，得了第一。

　　马一浮自从县试独占鳌头后，名声大震。当时绍兴有一位社会贤达汤寿潜（字蛰先，后为民国浙江都督、交通总长）在闱卷流传中看到了马一浮的文章，大加赞赏，认为绍兴府出了一个神童，这是为家乡增光。于是请人做媒，将其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当时马一浮才17岁。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在这悲痛的时刻里，他写下了一篇题名《哀亡妻汤孝愍辞》的充满真情的祭文。

　　1903年，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督公署需聘一位中文基础好又懂英文、拉丁文的秘书，经过多方面物色挑选，聘用了马一浮。于是，他只身来到异域他乡的美国圣路易斯城。但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政府派出的留学生也大多甘当朝廷奴才，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这使马一浮满怀悲愤。在这种心态之下，马一浮不想久居美国，而向往求学日本。马一浮留美时间，从1903年6月至1904年5月，前后不足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为驻美使馆与博览会代表团作些文牍工作外，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读书、译书上。他几乎每天到圣路易斯的“约翰书店”找书读。在那里，他读到不少当时国内没有的书籍。他的求知欲特别旺盛，如饥似渴，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哲学著作，几乎无书不读。他在出国前曾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看到，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那家“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买到了渴望已久的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狂喜心情：“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盅之饭，都不觉好恶。……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后来，为了使这部著作能在国内传播，他又买了一部德文版《资本论》带回国内。他将英文版《资本论》送给了挚友谢无量，而将德文版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建议他们翻译出版。但后来由于扶轮社的负责人因投靠袁世凯而垮台，其书也失散街头。说也凑巧，马一浮的好友马君武在上海旧书摊上发现了这部大著，因书上有马一浮所写“柏梁台体题赞语”一篇短跋，马君武赎回此书交给马一浮珍藏。迨至抗战军兴，马一浮应竺可桢之聘讲学于浙江大学，又将此书赠送给浙大图书馆收藏。据考证，这部德文版《资本论》，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

　　1904年5月，马一浮自美回国途经日本，这时他的好友马君武、谢无量都在日本学习。于是，他也留在日本自费留学，次年回国。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革命诗篇。这是一首详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过程的长篇史诗。诗中写道：“痛绝黄门狱，冤沉北市囚。岂知谗士口，竟断美人头。”这两句是写烈士轩亭遇害时的壮烈情景，为其鸣冤，紧接着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遒。隐雾来玄豹，神飚动赤虬。”前一句告诉人们：秋瑾遇害时，连老天爷也在哭，大自然都变色了。后一句告诉人们：烈士们倒下了，但这不是革命就此停止，而是有更多的“玄豹”、“赤虬”涌现出来，有更多的革命者站起来与反动派斗争。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这对马一浮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大事。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坚持儒学，主持书院 　　

　　马一浮周游欧、美、日，学贯中、西、印，回国以后，颇为士林推重。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聘请正当而立之年的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蔡两家地属同郡，谊属世交，故马一浮勉强赴任。但二人在学术观念上分歧很大，蔡主张废经，马认为经不可废。因此，马到职不到半个月，就以“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理由辞官回乡。这一年，马一浮曾自费到新加坡考察。看到那里的侨胞创办了一所道南学堂，不废经学，这更坚定了马一浮推崇国学的信念。 　　 　

　 　　1916年，民国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于次年一月就职，又函邀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马由于对当时部议“废经”主张不能苟同，并对新学制持有异议，于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的理由谢绝了蔡的邀请。 　　其实，马一浮立志儒学，不事新学，其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对蔡元培如此，在以后北大校长陈百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几次相邀时，他都持志不渝。

　　马一浮倡导研究型的书院教育，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后来，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时，就实践了他的书院教育思想，申明“本院精神以自由讲习与实践为主”。而在教育的内容上，马一浮强调的是儒家传统的“六艺之学”。他这种重视经典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思想，对当代的教育改革也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但马一浮并非一味讲究“来学”而不愿“往教”的，他所坚持的无非是实质性的教学内容，而非形式上的来往之别。这从抗战时期马一浮在四川、江西、浙江从事讲学的事实可以证明。

　　抗战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书避寇南迁，一退桐庐，曾以诗作《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分寄友朋。次年1月，再迁开化。春节后再迁江西泰和。这时浙江大学也辗转迁来泰和城西上田村，于2月21日开学上课。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设“特约讲座”，以大师名义对浙大学生讲授国学。马一浮在泰和前后讲了十一讲，并为浙大作校歌歌词。8月30日起，浙大师生分批乘卡车西行，经衡阳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则南行，过大庚岭，入广东，走水路到广西柳江(古称柳州)。柳江西去不远便是宜山，但因暑假尚未结束，马一浮便又乘车北上，到桂林与旧友马君武(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以及弟子丰子恺、吴敬生等相聚。马君武等在城东租一间临江的屋子给他暂住。到10月25日，马一浮离开桂林到宜山去。马一浮在宜山南郊燕山村借了一间茅屋住下，与浙大教授张其昀、郭斌成了对门邻居。此时浙大借宜山文庙、工读学校及东郊标营为临时校舍，于11月1日开学。马一浮继续担任特约国学讲座，前后共九讲。马一浮在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时期的讲学，首标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作为讲学目的。

　　马一浮在对浙大毕业生的演讲词中，也鼓舞学生坚信抗战必胜，正义必申，充分体现了一位儒者的爱国情怀。 　　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其讲学宗旨，倡导“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蠲戏斋杂著》等。

　　 马一浮在杭州读书治学时，曾计划写一部《六艺论》，但因战乱而未能完成。在浙大西迁泰和时，他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开设“国学讲座”，后由其弟子将讲义编定为《泰和会语》一书，分十二篇，其中五篇是阐论“六艺大旨”的，其篇名分别是《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我们从这些篇名，当可推知马一浮《六艺论》的宗旨与梗概。

　　马一浮在《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中指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而所谓“六艺”就是指儒家的《六经》。他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源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马一浮所谓“六艺可以该摄诸学”，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一是“统诸子”，二是“统四部”，即统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就世界学术而言，既统摄中学，又统摄西学。他建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特色是：思想宗旨的一贯性，学说内容的兼容性，治学目的的社会性，精神境界的超越性。或许可以说，马一浮的新儒学，既是“殊途百虑”之学，又是“会众合一”之学。 　　马一浮的“六艺”论实际上包含两大涵义，一是讲“六艺”可以涵盖、统率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二是讲“六艺”统摄于一心，即六艺之学不在心外，而在一心之中。在马一浮看来，学问的目的乃在于穷理尽性，变化气质，克除积习，从而恢复人们的本然善性，最终成就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

　　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讲学，在学界反响很大。著名学者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马一浮的《六艺论》给予了极高评价。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在其《哲学概论》一书中也举马一浮的《六艺论》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

　　这些评论，对马一浮《六艺论》的学术特质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

　　马一浮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学术活动，除讲学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外，便是主持复性书院的讲学、刻书活动。

　　复性书院创办于1939年。书院本来不合当时学制，而是经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长的蒋介石特准设立，由教育部聘定屈映光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在3月间开始了筹备工作。不久筹备委员会改组为董事会，聘请马一浮为主讲(马不愿自任院长)，总持讲学事宜。

　　马一浮创设书院，以“复性”立名，其宗旨乃在发扬光大儒家六艺之学，兼融佛老之学。 　　书院开办后，先后邀请过熊十力、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一浮对学生讲授“六经大义”。

　　1939年9月15日，复性书院正式开讲，马一浮举“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目为学规，详加阐释，并印发《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马一浮向学生提出了“四目”、“八字”（即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八字）学规后，先讲“读书法”，选必读书若干种供学生参阅，使他们从先儒语言体会义理，验之身心，见诸躬行。然后依次讲《群经大义总说》、《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洪范约义》、《易象卮言》等。《春秋大义》未及讲论，因马一浮不满当权者所为，所以罢讲。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学时间不长，自1939年9月至1941年5月，共计一年零八个月。虽然未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但马一浮百折不挠地创办书院、推广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值得继承与弘扬的。

　　1941年5月起，马一浮辍讲，专事刻书。为了筹措经费，他还作了一首《神助篇》的诗，向四方友朋宣布“鬻字刻书”的心愿。从1942年3月起，马一浮以筹集所得和平日积蓄二万多元，全部充作刻书资金。由他主持编刻的丛书有两种：一是《儒林典要》，收录宋儒周敦颐以来至明清诸儒“发明性道之书”，可说是一部理学丛书。二是《群经统类》，包括《春秋胡氏传》，《系辞精义》、《苏氏诗集传》，《严氏诗辑》、《大学纂疏》，《中庸纂疏》、《论语纂疏》，《孟子纂疏》、《易学滥觞》、《春秋师说》、《毛诗经筵讲义》等十一种。可见马一浮在整理儒家典籍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难怪其弟子戴君仁要尊他为“现代朱子”了。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20日，时年64岁的马一浮自重庆乘飞机到上海，然后回杭州，借用里西湖的葛荫山庄为复性书院临时院舍，继续刻书。马一浮仍以卖字所得来维持残局。1947年9月1日，他还刊登了《蠲戏斋鬻字启事》以筹措刻书经费。直到1948年秋，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新发行的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正式结束复性书院，也结束了他十年半讲学与刻书的生涯。

　　马一浮一生安贫乐道。常说：“吾德业至薄，其托于斯世，恒比迹方外，无术以茈其身。”所以在复性书院结束后，他因没有自已的住宅，只能寄居于亲戚家里，多次移居。复性书院结束后，为了庋藏旧有书籍、板片并士友捐赠诸书，书院改设为智林图书馆。这个馆也先后从葛荫山庄迁到外西湖朱文公祠，后又随马一浮迁到花港蒋庄，直至1949年解放。1950年，熊十力曾写一长信呈送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府，提出“恢复浙江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之”等多项文化建设的建议，毛主席曾复信“谨致谢意”。这对马一浮后来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也许有一定的推荐之功。 　

　 　　在这段时间里，马一浮的主要活动，是寄迹西湖，整理旧作。

　　 　　三、沤灭归海，花开满枝 　　 　

　1950年4月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马一浮正在寓所——杭州西湖蒋庄西楼“香岩阁”休息，忽报有客来访。马一浮心想，雨天来客，或有要事？这时，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的弟子吴敬生陪着两位客人来了。其中有一位身穿长衫、面戴口罩、身材魁梧的同志，经介绍，原来就是赫赫有名的陈毅将军，另一位是浙江省教育厅长刘丹。陈毅当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乐与海内耆宿结交。他来杭州之前，曾向马一浮的北京挚友谢无量请教诗词，谢建言陈毅可向马一浮学旧体诗，但须以师礼事之。于是，陈毅专程驱车来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他们谈古论今，说儒说佛。经过这次倾心交谈，马一浮深为这位儒将的知识、口才、风度所折服，而引为知音，而陈毅也非常敬重马一浮的学识为人。自此，马一浮接受了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公职，于当年出任华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3月应聘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同年11月，马一浮应陈毅之邀到上海作客，陈毅在虹桥宾馆盛宴款待，并派员陪马一浮畅游苏州、无锡太湖等地。1954年起，马一浮被任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6年冬，陈毅视察西藏归来在广东岭南温泉休息，马一浮被邀去游览观光。

　　马一浮与陈毅的关系经过多次交往而倍感亲切。平时，他们还常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和。马一浮曾几次作诗表露对陈毅的感激之情。兹录二首： 　　《赠陈毅同志》诗曰：“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与诵验民欢。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能一枝安。”该诗作于1953年。当时他与陈毅还是初交，在用词上不免有些客套。十年以后的1963年，马一浮又写了一首《赠陈仲弘》的七言律诗。诗云：“ 谟群仰济时才，上国嘉猷式九垓。要使斯民安衽席，每闻谈笑挟风雷。鸣鸾佩玉遐方至，鼓瑟吹笙阆苑开。我亦讴歌偕野老，杖藜翘首望春台。”这首诗就视陈毅为知己朋友而赞誉有加了。马一浮与陈毅，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个是鼎鼎大名的儒将，他们交谈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玄学谈到义学、禅学和理学，又从诗词谈到文学、书法。马一浮的书法，造诣极深，钟鼎、篆、隶、章草、分书、真书，行、草各体，无不精通。他的书法始称于三十年代，在抗战前，有人品评一时名家，各为月旦，著名画家丰子恺称马一浮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他的字，俊拔雅丽，结体凝炼，精神蕴涵，澹泊而愈显纯青，恬静而趋于飘逸，不仅章法有致，气韵生动，且以学问深湛，胸襟旷达，而令识者叹为观止。陈毅也很喜欢马一浮的书法。马一浮一生作书，除不得已公开鬻字外，在晚年自留作品尚有数百件。这些精品，他曾想用缩版影印出来，以贻后学，后因经费无着，无法进行。直至1963年马一浮81岁高龄时，他致信向陈毅副总理表露了多年积郁之心事。

　　陈毅很尊重马一浮，对他提出的要求积极支持。于是，在陈毅的动议和积极筹划下，全国政协在会议期间假政协礼堂举行了“马一浮书法作品展览”，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以及会议代表委员，都观看了展出，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摄了短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令人敬佩的是，马一浮将自己创作的357幅书法精品捐赠给全国政协，后由全国政协转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马一浮生于清代末期，在他年青的时候，中国正被列强瓜分，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实现他救国拯民的抱负，他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考察过美国、日本、德意志、新加坡诸国，钻研过中西方哲学、宗教，研究过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也翻译过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因此在解放前，他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有过比较，思想上同情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他对共产党的宗旨与治国安民政策并不“陌生”。他原来已懂五种外文，为了研究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俄文。他还创作了不少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诗篇。马一浮曾说“后人欲知吾者，求之吾诗足矣”。

　　1963年，党与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马一浮为雷锋的共产主义言行所折服。他所信奉的“儒家学说”与做人的“人格标准”，感到有不少与雷锋精神是相通的。因此，他满怀激情歌颂雷锋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言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立见虚空碎，能消倏忽谋。神工同铸鼎，小智失藏舟。一勺沧溟竭，须弥芥子收。机轮随处转，早晚灭蚩尤。 　　弧矢威天下，风雷动百蛮。令如流水速，国似泰山安。掷杖为龙去，乘槎贯月还。两阶干羽在，万众正胪欢。 　　销兵猛志压群雄，奇器阴谋势已穷。从此波旬齐俯首，象王行处绝狐踪。

　　这些诗，充分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和平、蔑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高尚气节。

　　马一浮的盛德清誉，还可以从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敬重中窥见一二。1957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周总理陪同参观访问到了杭州。总理特意安排“伏老与马老”见面，并向“伏老”介绍说：“马先生是当代中国的理学大师。”这种特别安排，在我国外交礼遇中是罕见的。这也说明，总理“尊老敬贤”，很重视老一辈知识分子。但他对马一浮所以特别敬重，还有特别因缘。那是在1953年9月，政协全国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而梁在会上顶撞毛主席后，坚持己见，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总理见事急迫，即致电上海找沈尹默先生，托他赶赴杭州邀马先生到北京婉劝梁先生检讨，以保护梁先生过关。但马先生却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通过这一事件，总理也深知马先生为人，证实过去所传马先生的骨气与人品名副其实，而更为敬重。所以，才有1957年陪伏老访马先生于西湖蒋庄寓所的历史性会见。总理对马先生的关怀，可以说无微不至。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1962年，是马一浮八十寿诞，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马一浮为感谢党与政府的关怀，将家藏唯一的一张宋画献给国家。总理非常敬重马先生的道德文章，视为“国宝”。为了使这位著名学者能安度晚年，曾指示浙江领导一定要把老人生活安排好。浙江有关领导部门因之对老人的生活关怀，可以说无微不至。马一浮在1964年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时，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宴会时被安排在第一桌，与毛主席坐在一起。马一浮曾恭书自撰诗联赠给毛主席与周总理。赠毛主席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总理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也表达了马一浮先生对共和国领袖与开国元勋的爱戴之情。 　

　 　　从1966年5月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政治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扫地出门。他眼睁睁地看着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84岁高龄的马一浮先生在被限期搬出蒋庄的那天晚上，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当有人告诉他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抑郁成疾，一病不起。及至1967年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马一浮在病重住院期间，自知卧床不起，遂在病榻以欹斜的笔迹，费力地写下一首绝笔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诗的大意是说：我死后顺其自然，空寂的宇宙就是归宿，可以自由驰骋。人的形体精神随其生死聚散而已，就像道家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泯灭无迹的“希夷”境界。又如同破灭的水泡，最后总要流归大海，而盛开的鲜花正压满枝头。走到人生的尽头向亲友挥手告别，就像看太阳下山那样平常。这首诗，正是马一浮悟透人生真谛、超越生死境界的写照，也是其思想兼融儒佛道特色的反映。诗中的“乘化”、“虚空”、“聚散”、“希夷”是道家境界，“形神”、“沤灭”、“花开”、“落日”、“临崖挥手”等则是佛家常用词语，而“全归海”、“正满枝”、“下崦嵫”等词语则蕴涵着儒家“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前仆后继”、“日新日日新”的积极精神。马一浮曾对家人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这就是马一浮的人生观、生死观。

　　马一浮的一生，是一个国学大师和儒家思想家的不平凡的一生。他对祖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基本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马一浮一生著述弘富，其内容广博，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如文、史、哲、政、经、医等均有所作，儒、佛、道、耶、回都有论述。其遗著大多已汇编成集，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分别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台湾广文书局等出版，还出版了《马一浮书法作品选》。但也还有上百万字日记、笔记、诗词和有关地方文献的札记、钞稿等未经整理，学术界对于马一浮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则属起步而未达盛境。如今，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正在协调各方，计划在近期举办“马一浮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并组织专家学者编校汇集和出版《马一浮全集》。马先生泉下有知，当亦为“花开正满枝”的情景感到欣慰了。


　　 　　作者附注：本文写作主要参考了马一浮侄子、杭州师范学院马一浮研究所原副所长马镜泉先生撰著的《马一浮传略》、《马一浮评传》和马一浮的外孙女丁敬涵先生编撰的《马一浮先生年谱》，并在写作中得到刘梦溪、马镜泉、丁敬涵等先生的指教。特致谢忱！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 吴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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