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法收藏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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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书法收藏与贡献

　　中国古代书法作品大多是对“知名书家”极力提携，并进行整理研究，而对“微观的”“非知名书家”往往轻描淡写，清末民初这段书法作品史也是如此。客观上讲，在清末民初的书法作品史上他并没有留下显赫的声名。遍检诸多版本的书法作品史著作，往往只是将梁置于康之后略加论述，或者一笔带过，有的干脆连梁的名字也不提及。但笔者认为，正是书法作品史对梁启超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忽视，使我们失去了对清末民初书法作品状况进行真实探究的一个宝贵切入点。梁启超的字虽然没有像吴昌硕、沈曾植、曾熙、康有为等书家那样具有表现力，但是“他写下的汉字形态，笔墨趣味，确有自家的格调和自觉的变化、追求”。与其业师康有为张扬的书风相比，梁启超“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梁启超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收藏碑刻拓本，粗略算来，跨度从商代到民国共有一千三百多件，而且多数为嘉庆、道光时期以及清中期以至民初时新出土碑志造像的初拓，也不乏明代和乾隆时期的上乘拓本，后由梁氏家人无私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这些珍贵的拓本上，有梁启超题跋的就达一百二十余件，这些题跋不仅可以直观展现梁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写风格，也能从中阅读他对于不同时期文字发展的深刻认识。尤其在品评书法作品方面，往往能以史家的眼光和立场来审度书体。即使同一时代的书风，他仍能够分不同时期来认识其不同的审美价值。如1917 年在《秦琅琊台刻石》拓本的跋语中说：“秦皇刻石六，唐宋以还所传者，峄山泰山琅琊而已”。《裴岑纪功碑》跋语中记：“东京中叶书势，为篆隶蜕嬗之期，延光残碑，祀三公山碑，及嵩山三石阙，历历可按，景君碑立汉安二年，始见波磔，然字体犹作长方，用笔犹取圆劲，建和以后诸刻，则姿态胜矣。”《汉景君碑》拓本中跋：“隶书作始于东京，而极盛于桓灵，建宁熹平以降，万态备矣。”可惜这些远见卓识只是散落在题跋的片段中，没有形成其业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那样的系统性论著，有待后人整理研究。

　　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他对后世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及其贡献。首先，在梁启超的书法作品思想方面，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作品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他对于书法作品史的断代、对历代碑刻的品评、对南北书派论的认识等问题都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其次，梁启超在书法作品实践方面，他既继承了其业师康有为以碑派书法作品为主流的创作风格，还善于吸纳魏晋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书法作品风格。这些书法作品思想及其实践经验都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价值和贡献。（来自：论梁启超及其书法作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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