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与淮阳军考辩

张利书法

米芾与淮阳军考辩

北宋的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太原，迁居湖北襄阳，故有“米襄阳”之称，后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其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他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关于米芾出生年月，已在历史上多有考据，然而关于米芾去世的确切年月，却始终众说纷纭，而且对于淮阳军这一关系他最后生命的地方以及在此地留下墨迹、碑刻很少的原因，一直以来无人论述。淮阳军乃笔者家乡，现仅就其去世年月以及生前最后在淮阳军的有关情况考辩如下：
    一、米芾死亡年月考
米芾出生于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全宋词》），二十岁时改临桂尉，之后历任临桂尉、含光尉、长沙椽、杭州从事、知雍丘县、监中岳祠、涟水军使、蔡河拨发、发运司属官、太常博士、书学博士、无为军、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在他五十七岁，知淮阳军。
《全宋诗》卷1075《米芾》：“大观元年，出知淮阳军，卒，年五十七。”《宋史》本传云：‘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其误明矣。又厉鹗《宋史纪事》云‘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亦误也。又宋程俱《北山小集•题米元章墓》文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庚寅’，此亦不及张丑《清河书画舫》言之为详。张丑云‘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又引蔡肇所撰《米公墓志》谓‘葬于三年六月’，此与方信孺记云‘大观三年葬于丹徒长山下’正合也。且黄长睿《东观余论序》云：‘元章今已物’。此序作于大观二年戊子六月，则米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大观元年（1107年）——笔者注）。清吴炎振《宋诗钞》：“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徐松《宋会要辑稿》：“特恩加赐者，……知淮阳军米芾（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宋蔡肇《米元章墓志》：“以大观三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长山下”。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据《宋史•奸臣传》，蔡京封楚国公在大观三年。米芾‘被旨预观’亦当在本年。蔡京所跋即《大观帖》，其标题皆蔡京手书。每卷末刻有‘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字样。因此，芾本年当尚在人世。薛绍彭有《秘阁观书》长诗一首，惜未署作年”。《全宋词》云：“芾字元章，……生于皇佑三年（1051），……大观三年（1109）卒，年五十九。或云元年卒，年五十七。”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大观元年丁亥，米公卒，时年五十七。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卒年，史载不一，米芾生前好友蔡肇所撰《米元章墓志铭》称“享年五十有七”，南宋人撰写的《京口耆旧传》也说“卒年五十七”。自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一出，所定大观元年（1107）几为定论。
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米芾年表》考证米芾逝于大观二年三月（1108年），即：大观二年，戊子，“米芾在淮阳军任。开春上章谢事，不允。三月某日卒于军廨。先是，疡生于首，卒前一月，作书别亲友，尽焚所好书画奇物……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沐浴，临死作偈，合掌而逝。” ……朝廷特恩赙赠百缣。曹宝麟先生认为：米芾卒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取张丑之说，系于大观元年。自此即为定论，二百年来，无人献疑。然《宋会要辑稿－礼四四－赙赠》有“[特恩加赐者]知淮阳军米芾（下双行小字：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 一条，初疑此年月为赙赠之期，但验诸大人先生，乃知不然。如《会要》“太师、魏国公赵普（淳化三年七月。赠其家绢布各五百疋，米面各五百石）”，与《宋史－太宗纪二》“（淳化三年）秋七月己酉，太师、魏国公赵普薨，追封真定王”之载相同。又《会要》“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赙赠有加）”，与《宋史－徽宗纪上》“（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癸酉，范纯仁薨”无爽。遂识《会要》记事之体例焉。略须辩解者唯杨老令公。《会要》：“云州观察使杨业（雍熙三年八月，北征阵殁。赐绢布各百疋，粟一十石）”。而《宋史－太宗纪二》：“（雍熙三年五月）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竭，为所擒，守节而死。”但此恐是“所擒”之时，“（八月辛亥）降潘美为检校太保，赐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盖可见八月乃“守节而死”之期也。
米芾去世后，蔡肇撰写《米元章墓志铭》（载于清《京口山水志》），铭称其“以大观三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长山下”， 蔡肇（ ？－1119年）为米芾生前的同辈好友，与米芾交谊近三十年之久，晚于米芾十余年去世。此铭文应是在米芾辞世后而未下葬前由蔡肇应其家人托请而撰写的。故其安葬年月为大观三年六月，当为确切，不会有误。
因此，笔者比较认同曹宝麟先生的考证，那就是米芾于徽宗大观二年在“知淮阳军”时，不幸染疾离世，越年六月安葬于丹徒西南长山下。
二、米芾死亡原因
史载，米芾大观二年戊子在淮阳军任，“开春上章谢事，不允”，于三月某日因疡生于首而卒于军廨。那么，仅“因疡生于首而卒”，似乎其身体抵抗力未免太差了，不能不让人生疑。但是，如果我们从其生前癖好考证，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米芾的癖好，史料记载和传说都很多。《宣和书谱》中也说：“文臣米芾，……博闻尚古，不喜科举，性好洁，世号‘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韵语阳秋》载：“米元章书画奇绝，从人借古本自临莪，临竟，并与临本真本还其家，令自择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书画甚多。”东坡屡有诗讥之，二王书跋尾则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拟圣智。”又云：’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宋人《张氏可书》中有则记载：“米元章有洁癖，屋宇器具时涤之。以银为斗置长柄，俾奴仆执以灌手，呼为水斗。居常巾帽少有尘，则浣之乃加於项。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洗手不用巾擦，相拍甩干;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弄得破损不可穿， 平时要求对房舍擦拭器皿洗涤；头巾帽子不容纤尘，稍微有灰尘必洗;客人坐过的凳子一定要用水冲洗。甚至在选女婿竟然首先考虑的因素也是清洁，因为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去尘，他一看就欢喜，爽快答应了婚事。洁癖――大概是应该算作癖且疵的，名士有洁癖，好像历来为人所乐道。也许就是因为从这个洁癖中，往往可以见人物的深情与真气，所以古人也并不忌讳，至今仍被时人所津津乐道。米芾的颠狂固然对他的仕途有所阻碍，但于他的艺术创作却大有好处。从他的性格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一个艺术家率真耿直的本性、游戏风尘的态度，更能体会出一种强烈要求摆脱羁束的叛逆精神。作为艺术家，当他志有所凝时，性便有所偏，形便有所乖，这是很自然的事。米芾的颠狂其实是他强烈个性的表露，也是他力求惊世骇俗、出人意表的意愿的结果。正是这种颠狂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米芾，而不是一个平庸的米芾。
张宗子在《陶庵梦忆》里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有时候，这个癖与疵很难区分开来。从某种角度看,“完人”确是是令人无法接近的，甚至往往有些可怕的成分在。因为过度的完美，体现了高度的矫作与虚伪，令人心生恐惧。张岱将癖疵与深情真气联系在一起，应是经惯世情之人的灼见高论。但是，任何癖好都要有个度，超出了度就会出问题，甚至是命丧黄泉。因此，如果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米芾“因疡生于首而卒”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现代医学认为：“细菌是人类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经常保护人体免受疾病的侵扰。因为它能够与有害微生物抗衡，限制其繁殖。在不论青红皂白消灭所有细菌的同时，我们却将整个人类的健康推向了危险深渊。” 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细菌中，绝大多数是有益的，可谓是机体的“保护伞”。如果不加选择地消灭有害的和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细菌，就会为有害病菌大开绿灯，破坏了周围的微生物平衡，无法正常发挥其调节作用，并在炎症发生过程中防止人体免疫反应过度而引起大范围发炎，免疫系统也就无法发挥作用。笔者认为，按照今天的医学分析，米芾的死因与其嗜洁成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讲究卫生固然是好事，但过分的卫生却导致其自身免疫能力的下降，以致在淮阳军“因疡生于首”后不治而亡，令人叹惋。
其次，米芾知淮阳军后，一方面可能是水土不服，导致其“疡生于首”；另一方面，由于其洁癖的心理，“疡生于首”使其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恶疡之脏，又久而不愈，其心理负担极重，最终酿至死亡。
    三、米芾与淮阳军
关于淮阳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邳州。此地为宋代所置，治下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邳州――南直隶邳州府（邳州直隶州），“古徐州地。夏为邳国，春秋时为薛国地，战国为齐地，秦属薛郡，汉属东海郡。东汉永平中，改临淮郡为下邳国，治于此。晋因之，宋、齐俱为下邳郡，后魏因之。孝昌初，置东徐州梁中大通五年得之，改为武州。后周曰邳州；隋初，废下邳郡。大业初，废州，复为下邳郡移治宿豫县。唐初，仍曰邳州仍治下邳。贞观初，州废，改属泗州。元和中，改属徐州。宋太平兴国七年，置淮阳军。金复曰邳州。元因之，属归德府。明初，改今属，以州治下邳县省入编户四十七里，领县二。”
米芾在大观元年六月后，“迁礼部员外郎，未入拜而弹章其言,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遂出知淮阳军。” 其间，米芾流于后世的仅有《崇国公墓志铭》、《广帅帖》、《腊月帖》、《公衮帖》等少许墨迹和碑刻。然而，在淮阳军这块土地上，却未见其任何墨迹和碑刻。原因何在？据笔者考证，原因有二：
其一，《语林》云：“元章晚年学禅有得，卒于淮阳军。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友别书，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预置一棺，坐卧饮食其间。前七日不入荤，更衣沐浴，焚香清坐。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拂合掌而逝。”又，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卒前作《临化偈》云：‘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法（路）’”。由此可知，死前一月，米芾将其所好书画奇物全部付之一炬，这其中当然要包括他在淮阳军近期的墨迹了――从他独立癫狂的个性、从他的参禅悟道、从他豪迈不羁的作风，我们都可以想象和猜测的到他那不近于常人的所作所为了。
其二，由于淮阳军水患不断导致米芾书迹的泯灭。米芾在淮阳军任职后，虽然时间跨度在6－9个月左右，但作为“宋四家”之一的他不可能止笔不书，也不可能不去应对地方之所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淮阳军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是水患不断，以至于淹没了他的历史痕迹，这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据史料记载，处沂沭泗流域下游，素有“邳苍洼地，洪水走廊”之称，上游有南四湖，下游有骆马湖，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沂河、中运河、邳苍分洪道三条流域性河道纵贯南北。传说黄帝之孙禺号乃奚仲的先祖，而奚仲是辅夏禹治水的重要人物，后受封于邳地，率部族东迁海渚一带定居，建立邳国。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仅自1368年到1948年的580年间，邳州历史上共发生水灾340次，其中以1730年8月(清雍正八年六月)为最，经推算沂河临沂洪峰流量达30000～33000立方米/秒，重现期为248—500年一遇。1912年和1914年沂河也曾两次发生洪水，临沂洪峰分别为18900立方米/秒和17800立方米/秒，仅次于1730年，居第二、三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出现了1957年、1963年和1974年大洪水。 大水来临，逃命惟恐不及，哪里还顾及到书画；洪水滔滔，无情的席卷和湮没了一切，即使是碑刻恐怕也难逃劫难了。
    “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几番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是? 春风秋月两茫然。”米芾的这首《望海楼》让我们不时的在仰望其高，依稀看见他一边喝酒、一边画画、一边吟诗，长江夹着三峡的涛声从笔底流过，杯中六朝的帆影连同酒一起喝下。细细品位，我们不禁追想他那不平凡的一生，感叹他在淮阳军最后的时光。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她不时地留下许多遗憾和缺失。但正是这历史的伟大和美艳，才让后人不断的去揣度、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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