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家林散之——周俊杰

大朴

文人书家林散之

周俊杰

  “文人书家”是个规格很高的称谓，历代绝大部分书法大家均可冠之而无愧，这是因为，他们书好，诗文亦好，且往往均冠绝其时代。而现当代书法史上能担当起此称谓者了了，民国期间尚有几人，当代则几乎很难寻出二三。君不见，书坛许多有着高职位身份和种种头衔者，文采既欠，诗词亦多不合律，甚至书法基本功还不过关，这是一个书法热闹而欠缺大家的时代。“大家者”，须既为书家，亦乃文人者；是书法既有创造性的贡献，而诗文亦甚佳者。翻开20世纪后半页书法史,细细检索、回顾,去寻找书法大家,一个名字则显赫地跳出——林散之——通览其书作，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人震撼；阅其诗作，则深为诗之功力、纯真性情及元浑之境界所征服；其文虽少，则篇篇珠玑，由此，将先生列入“文人书家”之列是当之无愧的。

    论人论书，须将其置于历史和时代的时空中，作纵与横的比较，然后方可定位。散之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草书，且是大草，而在此之前的近三百年中，具体说从明末清初后，草书则极度式微。整个有清一代的政治高压及碑学的复兴是其社会及书法本体的原因，民国期间简书的出现及章草的盛行为此后草书的发展作了坚实的铺垫。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是民国一大成果，但草书“标准化”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其强烈的抒情达意功能被弱化。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书法跌至最低谷，但这个转折期却使民族的阳刚之气获得了一次迅猛的释放，表现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大草书能与这一时代的节律相协调：毛泽东于60年代草书的高度成熟及70年代林散之的大草被时代认可，为当代书法耸立起了两座高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书坛的骄傲。散老已仙近十多年，而至今众多习草者竟无出其右者，先生真可谓纵横于古今之草书大家也。

    散老草书之所以能达到新的高度，其原因，除本人的悟性外，在其60岁学草书前已打下丰厚的碑与帖的基础：由汉魏诸刻石，到唐人之楷、行，再到宋之米、元之赵、清之觉斯，均能得其形、摄其神。而学草，则首先入魏晋，宗师大王，后以“释环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这是一个始终站在学书制高点上的最佳选择。然而将其推向更高一步者则是其恩师黄宾虹。黄示其五种用笔之法及七种用墨之道，并以哲学思维的高度对其教导：“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并指出其书“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之弊病，先生听后，“悚然大骇”，“恍然有悟”，此后数十年间按此教诲孜孜以求，终将之熔为一炉而得大成。我有幸藏散老一件并不大的毛泽东《咏梅》词草书精品，多年来一直悬挂于书房，日日观摹、体察，所获甚多；且于江浦、马鞍山两处先生纪念馆拜读过数百件原作，我从散老草书作品中，感受到了无论粗细而似钢筋一般富有弹性的线条，如同绘画一样极富变化的墨色，整体上黑与白巧妙而自然的处理以及畅达的气息和高古、典雅而又富强烈时代感的格调，应该说，草书如果从大王、旭、素、黄、祝、觉斯排列，散老可直接与诸大师并列，被排为中国书法史上草书第七人，而第八人至今尚未见其苗头也。

    在散老诗书画三绝中，先生对其诗最为看重。先生生前即嘱后人，走后将其墓建在采石矶的李白墓旁，并自书“诗人林散之”墓碑文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诗人，一生的最高成就非书非画，而是诗歌。散老说他于诗“下的功夫最深，字次之，画又次之”，这是否一如齐白石将自己的诗排在书画印之前称为第一的重演呢？在我看来，散老之书与诗可并列，无所谓哪个第一，哪个次之。通览先生数千首诗，应该说与其书一样，均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宝库中的上上品。散老诗初宗盛唐，后改中唐，尤得少陵之厚；后沉于“百代之宗”昌黎；又继深研苏黄变唐之体，加之远举之才气，深厚之学养，故颇得诗之情、景、意、事四要。整体上看，散老诗意味深厚、元气浑成、风规自远，当代恐亦无出其右者。通读散老四十余卷诗集，则可知此说之不虚妄也。

    散老存文不多，除了一部分笔记外，最主要的是书与诗两篇《自序》。二文虽为自述，而所涉书史、诗史之宏阔，论述书、诗艺术特征之准确，揭橥书、诗规律之精到，加之简约、优美的文笔，无疑可将视之为书论、诗论的经典之作。
    当代能达到书、诗、文俱为上乘者难矣；而能如散老如此名副其实的文人书家者则鲜矣！

                               2010年5月2日急就于中州挥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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