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诠书艺综述

傅德锋

于明诠书艺综述

傅 德 锋

　　我先前对于山东于明诠先生的了解，仅仅限于对他那天真稚拙意趣盎然、碑帖兼融而又带有浓郁的民间书法情调的作品的直观感受和认识。而且十数年以来，一直关注他在国字号展览上的获奖入选情况，影响最为深刻的，显然非他在全国第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当中连续三次荣获一等奖的突出表现莫可当之。
从展览文化的特殊角度而言，明诠先生在国展上的这种辉煌业绩，显然为他日后的书法研究和艺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青年书展”是中国书协为中青年设立的具有探索性和包容性的权威大展,明诠先生能够在这样的展览上三次获得一等奖，靠的是什么？单纯的答案显然是“靠其出色的作品”，但他这种书法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学书历程又是怎样?他的学书理念和审美观点又与他人有什么不同？这对于不熟悉不了解于明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又一个难以揣测明白的谜。

　　其实，每一位成功者背后都有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每一位书法家的成功，也必然是书内功与书外功双重历炼并互相叠加的结果。而对于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于明诠来说，则显然要经受比现在的30岁上下的人多得多的生活磨难与人生风雨。

　　于明诠诗书画印皆能，尤以诗和书法为长。但他笔下的诗却不是传统文人写的那种古体诗，而是更为贴近时代的现代诗。他的诗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感人，意象诡奇。在舒缓的阅读中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启迪人的心灵。诗人那炽热奔放的激情,那丰富细腻的语言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共同构成一种奇妙而幽幻的意境,令人不忍释卷,读他的诗如《水水是一棵树》和《小宴》等，这种感觉便愈发强烈。他的诗虽以现代诗的形式来表现，在形象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的人生情感和心理旅程的同时，其中并不乏优秀古典诗歌的意韵和品格，古今之间，“新”“旧”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上的联系，在不动声色的言说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于明诠先生的书法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面对他的很多作品，一种如他的现代诗歌般的时代气息便扑面而来，随着欣赏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又从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古人面孔，其中尚不乏至今已无法考证作者名姓的民间书法的随意与自然，那种如庄周梦蝶般的逍遥之境，令人叹羡和神往。

　　由此可见，于明诠先生的诗和书法是相互辉映，一脉相承的。周星莲《临池管见》云：“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静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灵心焕发，下笔作诗、作文，有头头是道，汩汩其来势，亦足以恢扩才情，酝酿学问也。”诗以言志传情，书以遣兴散怀，唯有诗书高度结合，互为生发，方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于明诠诗书兼具奇丽变幻的现代情结和大朴不雕的古典情怀，在思接千载，神游万古的对话中抒写和表达着自己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本源的不断追问。

　　说句大实话，以前我对于明诠先生的了解和认识，仅仅限于他在国展上的获奖和书界对他作品的或褒或贬这些表层的东西。而且那时候看他的获奖作品，似乎也看不出如评委们所说的那诸多妙处，留在脑海中的只是他那夸张变形的字形结构和不计工拙的点画线条，如此而已。后来随着见识的提高，再看于先生的作品，感受便大大不同了。

　　那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起初看于明诠作品，感觉这些作品太不“传统”,用笔结构似乎都太过随意,像小学生写的作业一般。那时就觉得让这种“没传统功底”的作品屡屡在全国大展上获得头奖是否评委的眼光有问题或是有意“作秀”？但是此后，我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我开始从他的作品中品出了感觉，品出了味道。再后来，看了白谦慎先生的论著《娟娟发屋》和于明诠先生自己撰写的一些有关传统经典与民间书法的文章，深受启发，在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上大为改观。他的书法筑基于经典，却又融魏碑、鼎铭、帖牍、魏晋残纸、地契、砖瓦刻石文字于一体，食古能化，机心独运。他力求以最简炼的笔墨去表达最丰富的意象，以最朴实的语言去揭示最深刻的内容。他在一种平常的心境下，在不经意的挥运当中，让自己的书法理想得到了充满激情和富有诗意的表达。

　　通常情况下，人们看一件书法作品有没有传统，大多都会拿眼前的作品去和传统的经典之作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比照，而这种比照又多囿于技术层面，对精神内涵则往往关注不够。这可能也就是很多人对于明诠先生的书法作品误读与曲解的原因吧。但有时反过来一想，很多人一生钟情于一碑一帖，朝斯夕斯，竭精神糜日月，描描画画，力求一点一画酷似古人，自始至终从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终了，像则像矣，但却徒为古人之翻版，哪一笔属于自己？故项穆《书法雅言》曰：“书之为善，散也，舒也，意也，如也。学者，心也。字虽有象，妙出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初学条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学习书法，开始借助于外在物象去求得书法内在的意义，最终又不执着、不拘泥于具体物象，而真正获得书法艺术的精髓。继承与创新是任何艺术都必须重视的两极，前者是手段是过程，后者是目的是归宿。古人有关论述继承与创新的言论频多，我们细加研读，将会对进一步正确理解学与创的关系大有帮助，精彩者如：“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重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释亚栖《论书》）“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轼《东坡集》）“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米芾《海岳名言》）“自书学不讲，流习成弊。聪达者病于新巧,笃古者泥于规模。……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按张融自谓‘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已无法，’则古人固以规模为耻矣。”（文征明《甫田集》）。上述诸家之论，都本着“守其常而知其变”的根本思想，颇能启迪人的思维。而于明诠先生对传统与创新的理解似乎更大胆、更富有创见。

　　他说：“谈到书法创作，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书法立场也就是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十几年前就争论不休，说了很多年似乎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原因是保守者往往把‘传统’当成盾牌，而激进者又往往把‘传统’当成靶子。细究起来，‘传统’可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书法的传统’，另一是‘传统的书法’。两者显然是两码事。大家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都与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把两种意思混在一起有关。”“先说‘书法的传统’，我理解这句话是指一种精神的东西，是指存在于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而且也是仍在延续发展着的一种精神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东西，是发展着的、是活的。它与整个汉文化的发展有关，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人传统、文人精神有关。它不仅反映在具体的作品中，而且也反过来决定着作品的文化品位，支撑着作品的历史高度。再说‘传统的书法’，我理解这句话指的是‘已有的’、‘过去的’、‘古代的’书法，是书法史上各种流派风格书家作品共同构成的种种‘范式’的东西，或称‘经典范式’。我们说到书法传统时，多数是采用这个意思。接下来，于先生进一步阐述道：“既然如此，就有一个问题，这种传统并不是指古代书法中的某一种，更不是指某一派某一家。这里也不好分‘正宗’、‘不正宗’，不能划‘阶级成份’，因此，说二王是传统，没错，但说二王之外没有传统则错了；说平平正正是传统，没错，但说狂放恣肆不是传统就错了……”

　　仅此一段，我们就能从中读出于明诠先生迥出时流，不随世碌碌的独特见解。我们从他这种平实浅显的述说中却可以窥察到隐含于其中的深刻的哲理。这种富有思想性的解说，与那些要么狠扎故纸堆，一幅学究面孔，大掉书袋子式的论述与要么满口西哲言语，一幅假洋鬼子作派而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的开示截然不同。

　　近年以来，笔者断断续续读到了一些于明诠先生谈书法的文章，思想屡利、大胆，语言通俗易懂，从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总是能够以一些形象生动的例子让读者一望而知他在表白什么，让曾经晦涩艰深的“玄奥”之道在他如话家常般的平实述说下悄然而解。

　　而时下有诸多论家，一旦论及书法，必作正襟危坐、如对至尊状，一番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满口古圣西哲，通篇都是“专业得不能再专业的术语”，让人看了前面，无心再看后面。即使出于研究的需要，耐着性子一气读完，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看这样的书论大作，除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外，别无所获。目前书论界这种“文风”似乎还很盛行，很多论者唯恐读者不知自己博学多才，总是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般，即使是面对酒店里的伙计，也要大讲一番“茴香豆”的“茴”字的四样写法，考据倒是严谨了，文章倒是“规范”了，但可惜的是读者却越来越看不懂了。笔者今年托人买了一本《九届国展论坛文集》，除了孟会祥等几人的文章能“好好说话”，让人一看即心领神会之外，其它都属于“故作高深”者，尤其是里面的几篇获奖论文，晦涩艰深如天书一般，诚心不让读者看懂，真不知道这样的文章究竟好在哪里？更不晓得评委们让这样的文章荣登获奖之列，是否有意于日后大力倡导这样的文风？笔者虽不才，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也读过一些，它们并没有给人留下那种“为高深而高深”的印象。如果今后有关书法的理论批评文章都整得让大批的读者因莫名其妙敬而远之，恐怕也不算是什么好事吧？

　　但于明诠先生却绝不是这样。他尽管在大学里带着书法理论与批评的课，又出了很多书法专论，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学术文章，在我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专家、学者。他的文风很平实，一如他的外貌，敦厚、质朴，也如他的为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我们读他的文章，没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也不必像读有些“学术文章”那样，读一句正文，然后翻到文后再去对照一大串的注释。好多看似不易弄懂的疑难问题，让于明诠在轻松自如的谈话中就解于无形，让听者（或读者）豁然开朗，会心而笑。

　　前些日子，蒙于先生厚爱，给我寄来了他的理论专著《是与不是之间——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当代述说》及 两本书法作品集，让我狠狠过了一把“于明诠瘾”。欣赏着他拙朴天真迥异时流的书法，品读着他“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的既富有激情而又不乏理性的言说，让人在轻松与快意中美美地渡过，但对于书法的理解与认识，却在这种“轻松”与“快意”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这本书里，于明诠先生并未像某些理论家那样，板起面孔说话，他也没有刻意提出什么“流派”和“主义”的口号。他只是以独特的思维、新颖的视角、形象的例子、鲜明的立场、理性的态度，借助于平实的语言，阐明自己对书法的特有认识，让读者从盲目的“偶像崇拜”的误区当中找到一条通向自我的幽径。

　　其实，我并不认识于明诠先生，也从未和他见过面。我虽然对于先生闻名已久，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正面交往，况自己先前乃一普通书法篆刻爱好者，名不见经传，交流也就无从谈起。近年来，通过刻苦学习，写了一些理论批评文章，虽文字尚很浅显稚嫩，但发表得多了，关注的人便多了起来。去年，张掖书友张振虎到成都参加学习，在刘新德老师面前提起我写文章的事，说一年多发表了一百多篇书法文章，刘老师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就点名让我给他写一篇评论，说是要拿到《中国书法》上去发表。其间与新德老师通了好多次电话，两人就算“认识了”。今年因笔者有写“当代中青年书法二十人系列评论”的计划，首位就是于明诠先生，为了了解和沟通，就从刘新德先生处询得于先生手机号码，然后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当我说明原因，于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并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向于先生提出给我提供一些资料的要求，于先生极为痛快地答应，并以最快的方式寄给了我。

　　平心而论，这件事情令我深受感动。论艺术资历和社会影响，明诠先生和新德先生都是当代书坛的中坚人物，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但他们却能与我坦诚相待，并鼎力支持,这与那些动辄以名家自居,高高在上、令人敬而远之者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越是有真识见真学问的人，越不会刻意摆出一幅不可一世的架子，而自命不凡者往往都是徒有虚名罢了。

　　我始终将人品修养作为评价任何一位书法家的重要标准,古人“人品即书品”的论断虽未必十分恰当,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不言而喻的。

　　于明诠先生的为人为艺是互为表里的。他的文风、书风、印风都在激进昂扬中不乏稳重干练之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刃恢恢而迥出时流,自成家数,让人观之赏之如品佳茗，如饮好酒，愈品愈觉其味之醇厚。

　　读他的专著《是与不是之间》，给我最大最深的感受，就是——于明诠先生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书法思想家”，他能疑人之所未曾疑，问人之所未敢问，用自已极富思辩能力的文笔，将一些几百年来众口一词的旧说重新以独特的视角加以阐述，使人在他幽默风趣的解说中恍然醒悟。对于古人,于明诠先生有着很精辟很独特的见解,他从不育目崇拜,也不会毫无来由地随意加以贬低，他总是能够以理性而客观的态度,从现实的角度作出一番完全有别于他人的评价。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往往有一种积习，即我们很少去怀疑曾经给予古代优秀书法家的历史定位，这种惯性思维使得我们对历史上的书法家只是一味地顶礼膜拜，而大大妨碍了我们的创造性思维的进一步开发。

　　于明诠先生是一位敏言慎行的人，在他的专论当中，他能透过历史的尘封，让书法上那些玄奥艰深的话题在他的笔下一下子变得简洁而又轻松。但他又不是那种信口开河，只会神侃海聊，坐而论道的人，他一直是虔诚地付诸于实践。他从“战略”上藐视一切，睥睨古今；从“战术”上他又重视一切，上下求索。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会使一位本来有着扎实的笔墨功底而又很勤奋的书家站得更高，因为他能看清过去，把握现在，估测未来。

　　于明诠是学碑的，但他也从来没有忽略或放弃过对帖的研究。真正成熟的书家是绝不会跟在他人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的。要用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去揣摩辨析前人或他人讲过的话。时下书坛有一大批人，将古人说过的话统统奉为金科玉律，生吞活剥，食而不化。傅山的一句具有特定指向的“四宁四勿”，他们就依此简单地认为写字是“越拙越好，愈丑愈妙”，康、包提出了个“尊魏卑唐”的口号，便也一窝蜂式地跟着叫嚷，似乎从此就可将晋唐风流统统扫地出门了。事实上，单纯地学碑是不现实的，就连康有为等一些清代碑派书家自已也认为路子越走越窄。

　　于明诠先生写过二王、颜真卿的帖子，我们从他的一些临作当中，分明可看出他对二王一路经典帖学从技法技巧到精神气格上的准确的把握能力。但这些只是他学习书法的一段过程。其实，于明诠对魏晋书风的取法，更多地关注的是那些写经、残纸之类，他所着意捕捉的是这一类书法的原创气息，如他对汉简的取法亦系如此。但他没有将自已的主攻方向定位在“二王”方面，而是筑基于六朝墓志碑刻，因为相对于个人的审美追求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更适合于他取精用宏、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于明诠自始至终都能将书法当作一种学问来看待，这是他有别于一般书家之处。他也从未将在国展上入选获奖和加入××协会当作自已的终极目标。他把从事书法研究作为一生当中的赏心乐事，晋韵唐法宋意虽未必尽能统摄于自已的笔下，但他对古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却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与把握。他在继承前人书法的过程当中始终带着自已的思考，他从来不以一点一画酷似古人引为能事。他对传统的理解相对于那些既定的说教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反叛”意味。他反对将历史上的书法大家“神化”的做法。他认为——“二王”的优秀固然不容置疑，我们给予他多高的赞誉都是不过份的，但借一位帝王之口，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圣王神坛”，从审美价值与取法标准上实施“君临天下”，讲“主流”，讲“正统”，其实骨子里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同时，他主张——我们应该看到，“圣王”作为一种体制策略，必然会钳制人们对书法审美多元化的自我追求，其实会抑制艺术发展过程中科学民主精神的生长。真是一针见血 ！于明诠先生对当代书法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表现出的种种忧虑与深度思考由此可见一斑。他这种既不盲目尊古又不随意排古的主张恰恰是书坛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

　　于明诠先生对当代的书坛格局及流派分类也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认识，他将传统书法阵营，从现象上划分为五种书风类型或流派：即1、经典技法派，代表书家如曹宝麟、刘小晴、孙晓云等；2、新古典派或新民间派，代表书家如王镛、孙伯翔、何应辉、王澄、周俊杰等，3、新文人派，代表书家如刘正成、华人德、吴振立、黄惇、刘一闻、郭子绪、陈振濂、周永健、刘云泉、徐本一、储云等；4、形式构成派，代表人物如沃兴华、白砥、张小弟等；5、俗书派。关于“俗书派”，于先生认为，严格说来，此流派与前四者无论从艺术水准还是品位档次上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它的确又是我们当今书坛一个十分庞大驳杂的存在，他们对书法的理解只限于写毛笔字。其中成就高者几近前面所述的经典技法派，区别在于其一味机械临仿古代某碑某帖，亦即通常所说的“写字匠”。然而其他绝大部分却十分复杂，“江湖派”、“杂耍派”、“老干部体”等等，均在此列。他认为，此派的存在的确不容忽视。其一，他们常常搭乘经典技法派的战车，而被世俗观点误认为是“传统派”，混淆人们的视听。其二，对当今远未健全完善的书法市场冲击最大，他们若借助某种“名人”（如演员、歌星等）和协会领导者身份出现，必然令宣传媒体错乱，令真正的书法艺术尴尬。其三，这一流派虽然泛滥于书坛基层和书法艺术外围，但在层层书协组织直至中国书协似乎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若参予书协的业务工作，则无疑是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最大滑稽与悲哀。于先生这一段精彩而深刻的论述，对当代书坛无疑具有着一定的警示作用。这种敢于直言书坛时弊的作风令人钦佩！我无意对于先生列举的其他四种派别作详细的描述，但却以较长篇幅摘录他对俗书派的阐释，意在说明于先生对当代书坛流派划分方面的细致与周全。作为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将理论与创作及教育集于一身的艺术家，于明诠先生显然是合格的。

　　于明诠先生是当代流行书风中的一名闯将，他对“流行书风”的认识和理解是完全有别于一般的“流行书风”作者和某些理论家的。他在自已的论著《是与不是之间——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当代述说》当中对“流行书风”的概念、特征及文化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理性的界定、梳理和诠释，里面没有那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式的自圆其说，而是以科学的方法，审慎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和全新的理念引导读者去正确看待“流行书风”。他说，在我看来，“流行书风”是二十多年来书法艺术发展的“传统正果”，因此，在伪传统伪贵族充斥书坛的当下，“流行书风”的提法是近二十年来伪传统书家与伪贵族学者对这一传统正果谩骂而来的。“流行”一词切不可作字面理解，正如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不能被理解为一堆土豆、马蒂斯的“野兽派”不能理解为一群狮子老虎一样，“流行书风”的确如批评谩骂者所言太不名副其实，因为她远未“流行”。近年的书坛流行什么呢？我们到大大小小的展厅去看看，大流其行的是那些平平庸庸的伪传统伪古典式的“老干部体”，传统经典播下的龙种收获了如此跳蚤，这不仅是书家的悲哀，说到底——是书法的传统在当下的尴尬和悲哀。我个人认为于明诠先生是很有艺术主见和个性的人，他能不为各种表现所迷惑，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书法问题，不人云亦云，这的确是至为难得的。于先生最值得让人钦佩的是，他始终将自已的艺术理解和行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够让自已的作品说话。

　　除了书法篆刻、诗歌和书法理论研究之外，于明诠先生在书法篆刻批评方面亦有较深造诣。赏读他的批评文章，给人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从不泛泛而谈，也没有那种无原则的胡吹乱捧或无来由地随意加以贬低的迹象。就事论事，话能说到点子上，优势和缺点，让被批评者一看就明白。撰写书法篆刻方面的评论文章，对作者的要求很高，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审美眼光，其次还须有相当的实践经验，最后就是批评的视角与尺度把握问题。从事书法评论是一件很严肃的问题，能否公允客观、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关系到评论对象的书品与人品的基本定位问题，既要对被批评者负责，又要对自已负责，因此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于明诠先生在这些方面，我个人认为他做得还是比较得体到位的。这充分说明于先生的确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书法理论与批评工作者。

　　于明诠先生经过在书坛上的数十年艰苦打拼，已经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特立独行的创作实践，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他的书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已在“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着新生一代书法人。他是靠作品说话的书法家，也是有思想深度的理论家。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板起面孔说话，也没有以教条式的僵化的说教去误导后来者，他只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后来者明白怎样去正确对待书法。

　　于明诠在书法上尊重传统，但他又绝不迷信“权威”，因为真正的艺术必然是多元化的，不会是“一花独放”式的。那种非此即彼，各种风格与流派之间互相排挤，甚至进行无情的诋毁与打击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各种流派风格应该是相依相存、彼此影响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我们所应该抵制的不是除自己流派或风格以外的其它流派和风格，而是那种打着繁荣艺术的旗号而败坏和损害艺术的卑鄙丑陋现象，是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下流勾当。我想，明诠先生在对“流行书风”的态度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维护的鲜明立场，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如果有人片面地理解为他是有意为“流行书风”张目（抑或是自圆其说），我只能认为这是对于明诠的误解。

　　其实，对于“流行书风”的态度问题，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流行书风”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贬义的东西，这其实也与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有关。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流行书风”以一种包容的心境来看待。“流行书风”阵营当中尽管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实实在在对书法艺术充满着热情和真诚。他们目前的艺术成果也许没有达到人们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高度，但他们的探索精神和那些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者相比起来，却又强似百倍。我们可以对“流行书风”当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和现象加以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帮他们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而不是将他们无情地“剿杀”在探索的半道上。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天我们评论于明诠和他的书法理论与创作，应该也必须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来重新审识和度量。我们不赞同那种动不动将自己的巴掌拍肿的庸俗的作法，但我们却需要对一位真正的艺术探索者给予必要的理解与支持。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往往“千古难觅一知音”，但尽管如此，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在世间的留存。显然，于明诠先生还远没有“偏激”和“超前”到“知音难觅”的程度，因为我们从他的诗歌、书法篆刻作品以及他的书论文章和教学思想当中不断地捕捉到了令我们心动的东西。

　　最后，我以一位普通读者或是爱好者的身份，对于明诠先生的艺术探索致以真诚的祝福，并热切期盼他继续为人们谱写富有生命活力的书法乐章。

2008年5月18日夜于古风堂西窗     

当代书法论坛

王炳学

傅先生妙文，恢弘大气。